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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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灵魂押给了魔鬼，兜售就会很痛苦，因为最不缺的，便是灵魂。人生中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对益中和我，都是如此。

    零四年想给他辩护，没来得及上手，没几天他出来了，回到了丰衣足食的猪圈；随后给喻华峰申诉，与志永联手也下了手，但判八年坐四年人家也出来了。我们这份差事，至今还没回音。

   江艺平高人，程益中高人，喻华峰高人，庄慎之们更高。南方团队了不起，在于她前仆后继打理一份小报，把她发扬光大。不乐意舔屁沟的，让一篇偶尔舔了屁沟的烂稿，能因编校“事故”而为报纸赢得赞誉。

    大报没有了风骨——除中国青年报偶而脱靶，凸显了这份小报的风骨，他们十年如一日，风雨中磕绊踉踉跄跄，为时代做了起居注，他们也让中国报人不至百年之后，荒凉寥落依旧，因为还有南方都市报。

    感谢搜狐气象台，感激南方都市报，感谢她的新京报和云南信息报——先不说她的杂志。

    浦志强 2010年5月30日 新疆 焉耆


    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
  
    人物周刊：一年前，您设定的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中国体育传媒和中国传媒的角色是什么？一年来体育画报中文版的发展是否如您所愿？在何种情况下，您会踏实地认为，这本杂志已经成功了？

    程益中：一年半以前我准备接手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时候，感觉压力挺大。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做的杂志项目，有许多杂志项目比体育类杂志赚钱容易。但接手之后，我就不敢再想困难了，一门心思只往做成的方向想——说实在的我那时尤其害怕失败，迫切需要一场新的胜利来安慰自己。

    我给体育画报中文版设定的一周年目标是：寻求投资理念、制度设计和团队组建的最佳解决方案，建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准，树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杆，跻身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在杂志的内容和设计质量上获得读者高度认可，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上赢得良好口碑，探索出一条与巨额投资相匹配的营收之道。我对体育画报中文版一年来的发展感到满意，因为我看到了曙光。

    至于说怎样才算已经成功，我向来标准极高，无论做什么项目都想成为第一，因为第二是毫无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来享受不了成功的乐趣。说做体育新闻杂志的第一，这只是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最低目标；体育画报中文版至少要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做中国杂志TOP10；我坚定地认为，体育画报中文版必须做权威体育新闻供应商，优质生活方式倡导者，中国体育意见领袖。

    人物周刊：对您而言，体育画报中文版是否太小了？服务平台的大小，是否影响了您的成就感？如何说服自己“归零”？

    程益中：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事情做总比没事情做好，在当时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跌幅相对较小的一次倒下。再说我也需要养家糊口。

    无论大事小事，凡事都想做到完美极致，我的成就感通常都是这样建立的。在目前形势下，服务平台的大小，可能影响我对社会的贡献，但不太影响我的成就感。我觉得现在不去利用媒体建设性地编织谎言和创造性地愚弄大众就已经功德无量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很侥幸，不在媒体权力中心而在边缘，不必再备受煎熬苦苦抗争。这对我个人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并且我现在也没有把自己看的那么重要，感觉为自己为家人活着也是件很高尚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心态能够及时调整复原的人，激烈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没有隔夜的苦恼和困扰。我只有绝顶的痛苦和绝望，因为绝顶所以并不构成实质上的伤害，所以剩下的反倒都是些有滋有味的快乐和希望，所以我说悲观至极便是达观。

    我提倡归零，并不是因为我现在遇到了挫折，我对个人的遭际并不看得太重，我不感世伤怀。我从前在别人看起来很风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既不背失败的包袱也不背成功的包袱，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是谁，都有一颗返璞归真的心。

    人物周刊：您如何描述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体育画报中文版分别在您心目中的情感位置？

    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是我过去的沧海，而体育画报中文版是我现在的桑田，沧海也好桑田也罢，那都是我耕耘收获之所，它们共同导演我的未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怎么讲？用情太深，情何以堪。刻骨铭心过，撕心裂肺过，轰轰烈烈过。现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依然是我的灯塔，在照耀我的远航。我不想诗化自己的过去。

    人物周刊：您的职业最吸引您的特质是什么？您理想中的下一站是？

    程益中：这个职业与大众的权利和福祉息息相关，并且有可能让从业者赖以生存并获得生命价值，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再说我好像也没有别的专长。我理想的下一站？干嘛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是随缘吧，我从来都没有规划过自己的未来，也扼不住命运的咽喉。人生不确定性和戏剧性太多了，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一边生活一边播出，由不得你规划不规划；又好比一张不规则的大网，这张网的起点是生，终点是死，而从起点到终点，有无数路径，每到拐点便是歧路，我们就兜兜转转忙忙碌碌去吧；但起点和终点不变。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偶然性组成的，而偶然性的总和便是必然性；所以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必然性中包含着偶然性。我的下一站，还是由偶然性决定吧。

    人物周刊：北京生活和广州生活的区别是什么？北京是异乡还是归宿？

    程益中：除了皇帝、理想主义者、革命家和政客，在广州生活多年的人实在没有理由喜欢北京生活。我现在明白了，皇帝为什么喜欢下江南，为什么要修建颐和园和圆明园，为什么要挖那么大的海子。但我并不像有些朋友那样对北京深恶痛绝，我觉得广州是母亲，北京像父亲，你对母亲依恋，对父亲反叛，这是可以理解的。广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间，是市民社会，是契约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少受权力的伤害，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最可恨的地方是权力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公平交易，无法建立平等互信。来北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

    我才40来岁，感觉人生刚刚开始，现在谈归宿有点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不是我的归宿。古人说心安之处即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籍贯地、户籍地和流放地，都不可能是故乡。在何处安妥心灵，这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身边不少同事说，既尊敬您过去的锋芒，也尊敬您现在的隐忍和妥协。您是否更隐忍和更妥协了？这两者是您一直以来的方法论吗？

    程益中：过去的锋芒也好，现在的隐忍和妥协也罢，我认为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刻意而为。我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极其敏感，对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平与不公感同身受，嫉恶如仇，我的锋芒因而被砥砺而成，如果没有世间的不平和不公，我又何来锋芒可言？世间的不平和不公，便是我的磨刀石。而所谓的隐忍和妥协，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锋芒被折断，另一种是你不合时宜，你已经失去了亮剑的机会。

    人物周刊：您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如何权衡过去两三年的得失？

    程益中：我是满意的。我常常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别抱怨，要知足，世上还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还抱怨什么呢。如果非得权衡，我觉得过去两三年里得大于失。经历那件事之后，个人得与失对我于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任何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得远远大于失。我这里要交代的是，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境遇的关系不大，并不会随着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我从前在别人看来很风光的时候，对现实的看法也大致如此。

    人物周刊：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您鄙夷的，坚决不愿意过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说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说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与自己的良心搏斗，或者为了生活干脆抛弃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不这样做他也有日子过。

    比较幸运的是，我现在能自主选择不屈辱的生活方式，尽管代价很大，但我觉得很值。

    人物周刊：是否有心生厌倦之时？您应该不是无条件乐观的人。

    程益中：要说厌倦，其实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辞职了，作为报纸总编辑，作为报人，我受到的压迫和侮辱太多了。只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仓皇逃离。

    我怎么能是一个乐观的人呢？我是一个达观的人，因为我悲观至极。

    人物周刊：您字里行间的情怀、气概、力量因何而来？在您的心里，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 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在民主国家，这些意识其实不重要，但在中国就弥足珍贵。

    人物周刊：您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程益中：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平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人物周刊：对您的最大侮辱，和您可能的辩解。

    程益中：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数年前所言“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对制度和人性之间关系的新认知。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人物周刊：是否苟且？在现在中国如何生活得更平心静气？

    程益中：我现在不愤怒，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两大秘技，荒诞和戏虐。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不妥协、不苟且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礼崩乐坏，江河日下，积重难返。倘若没有一点戏虐和荒诞精神，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以自处；所以我现在不再容易出离愤怒了。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人物周刊：面对鲜花掌声、明枪暗箭时的心态，以及孤独感的缘由。

    程益中：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折时并不觉得无助，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

    人物周刊：您在媒体职业里的自我定位？是否是天生的带队者？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优秀的媒体环境、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我认为我与下属相处相对容易，与上级相处相对不易。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和侮辱。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主要不是这个问题，再说即使有问题也比那些喉舌和工具好。我认为，所谓代言弱势也好，苟合强势也罢，都是一种道德主张，并没有是非和高下之分。需要搞清楚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我觉得当然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也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问题是，面对所向披靡的政治压力，报纸自取其辱地选择妥协的方式生存。我们应该抨击施压者，而不是被压者。是不是？

    都市类报纸生存的政治环境非常不易，我们不能再雪上加霜了。

    人物周刊：你对“精神教父”角色的理解？领袖气质、感染力是否也是危险？

    程益中： 我觉得这说法让我很难堪，我无意也无力担当这样的角色，我是一个偶像的破坏者，我拒绝成为偶像。首先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必须说，我对精神教父、领袖气质之类的东西，一向还是很警惕的。领袖气质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气质，无非是以一种更大的暴力，成功性地压到了另外一种相对较小的暴力。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的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我的主张能得到认同和支持，并且符合情理；我的规划能很有效率地变成现实。

    当然我也承认，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领袖气质。

    人物周刊：你对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总体描述是？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添加到这一序列中？添加到这一序列中的荣和辱是什么？

    程益中：第一个问题有点大有点泛，我只能说，过去100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总体上没变——不对，应该是每况愈下。虽然物质条件有变化，但知识分子近60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尊重和尊严，人格上越来越不独立，学术上越来越不自由，被豢养和包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依附和依赖权势。这很可悲！更可悲的是，现在连“公共知识分子”都竟然成了一个不准提及的词语，多么卑鄙！不容许“公共知识分子”，只容许“私有知识分子”，何其荒唐！

    虽然命运和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待遇和俸禄可以改变。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也乐得被豢养和包养；极少数有良心、有情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观念上磕磕碰碰，生活上踉踉跄跄。

    我不知道您把我划为哪一部分？大多数，还是极少数？做大多数，我不愿意；做极少数，我不够格。所以还是不要把我划在什么序列中。我对自己现在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不失良心、情怀和道义，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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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期间有厂家发国难财，常规药品借恐慌之机大卖特卖，南都记者调查得了真相，编辑做三大版益中签了稿。省委宣传部张东明及时来电力逼撤稿，程益中拉屎撒尿洗澡更衣磨蹭得人神共愤，直到撤稿必开天窗的节骨眼上，才称此时换稿现编延误了印刷，万一令一百六十万份报纸上不了报摊，得报业集团社委会讨论决定，并反问你堂堂处长对一篇稿子这么上心究竟为什么，结果两人不欢而散程益中摔坏自家一部手机。后来东明先生屈尊做南方周末总编辑，守土有责他很累很累，但他可能也是好人，因为南方周末并未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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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贪官人性论的随感之一：平庸的恶
文／俗士

    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善恶不分，自己也有同感，但却很难用具体的事例做一个论证，对很多事的感觉很快就从记忆中流逝。最近，发生的事，以及网上的辩论促使我下决心就这个话题写一些感想。尤其，每有贪官落马，就会引来人们对他们的人性的称赞和同情，比如：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某某其实是个好干部；一个×××倒下去，千万个×××站起来；根子在制度，换了你我在他们的位子上也会和他们一样……甚至创造出“好贪官”的滑稽词汇。

    这种言论其实是把贪官们个人的品行、气度、外貌，及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他的恶行，混为一谈——其根本的目的是想说：贪官是有人性的、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是因为制度使然，所以他们是值得同情的。我想，这种混淆是极具煽动性的，尤其在当下腐败泛滥的时代，也是极具危害的。

    如何看待贪官的人性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也没必要，再邪恶的人也会有温情的时候。因此，所谓的贪官的人性是个伪问题。人们知道，希特勒也有显示出他人性一面的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是个人品行很优秀的。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希特勒不是一个恶魔，那，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在人们普遍的认识中，恶人都应该是粗野的、猥琐的、丑陋的，或者是长着一脸横肉的。对于极恶的人，很容易把他们想象成自己心中典型的恶魔形象。然而这只是我们对恶者粗浅、片面的认识，这种认识可能导致了人们，往往被贪官温文尔雅外表所迷惑——致使人们反而忽视了他们恶的本质，及其恶行。比如有人把贪官捞钱说成是“他只不过在工作的时候，在批示文件的时顺手签了一个字”；又比如有人认为，贪官玩女人也没有使用暴力霸王硬上弓，而且有些女人是“自愿”的……荒唐之极。

    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如何评价艾希曼呢？要知道，他把上百万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也只不过是“在批示文件的时顺手签了一个字”。而且，不仅没听说过艾希曼霸王硬上弓的强奸过集中营中的女囚，连他凭借权力让某个女囚“主动送上门”都没听说过。甚至，他还很“人性”的发明毒气室——可以让那些犹太人死得不那么痛苦。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但难道我们能说他不恶吗？

    犹太著名女学者汉娜•阿伦特1961年在耶路撒冷，观察对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的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时，对艾希曼的第一印象是“他一点也不粗野（nicht einmal unheimlich），也不是非人类的，也不是难以理解的。” 之后，她还做过一些描述，“艾希曼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而且也不是像查理三世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总而言之，艾希曼是一个谦逊的人”然而，阿伦特并没有因此就混淆了艾希曼个人品行与他所犯的罪，反而引发了她重新审视纳粹这种罪恶的思考，并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的论述。要知道，阿伦特有关“平庸的恶”的论述是“抛弃了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纳粹主义有不可理解的本质——‘根本恶’这个概念”。她这种超越自我的勇气和自信，令人钦佩。由于，阿伦特与众不同的观点，颠覆了人们普遍的对恶人的形象，所以，她遭到抨击和批判是显而易见的。据说，相关论战长达三年之久。

    当然，也不仅阿伦特一个人对艾希曼有这样的印象，雅斯贝尔斯在巴塞尔电视台与彼得•魏斯谈话时，魏斯说：“我的印象纯粹是一种个人的东西。我每天也花许多时间在电视中看被特写了的艾希曼的形象。我的印象是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感到他是一个乏味的、非常缺乏想象力的、甚至是不可靠的男子。……这种场合引起我注意是他在回答问题时绝不忘记用对方的头衔来称呼对方。比如：一直小心翼翼地答道：‘是，大尉。’‘但是，检察官先生’，几乎是条件反射似地不加思考却非常讲究客套的对应。……总之，可以看出艾希曼对权威是绝对服从的。……他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一一陈述出来，这是让人注目的一面，但是另一面也让人失望的是大家没有看到一个理智地为自己作狡辩的所谓恶魔般罪犯的典型形象。”

    我理解，所谓的“平庸的恶”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人们，尤其是在一个恶的制度下的人们，作恶的动机本身往往不是为了作恶，仅仅是一些其他原因，诸如：为了好的工作、为了一笔生意、为了晋升或者领导赏识、为了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等等，就如阿伦特所说：“（艾希曼）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他反复强调自己只升到中校军衔而没有能出人头地，并不是自己的原因……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又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另一个是说：由于恶的这种没有思想的特征，所以恶是平庸的。阿伦特认为，恶的平庸“是可怕的，是指拒绝言语和思考”。她还说：“事实上我今天认为，恶一向是激进的，但它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由于它像一棵毒菌，在表面繁生。只有善才总是深刻然而极端的。”

    与我们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往往是通过贪官们人性的一面为他们寻找制度的借口，而阿伦特却是通过艾希曼人性的一面思考“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恰恰是靠艾希曼这样粗鄙而肤浅的人物来支撑？”当然，我们没有阿伦特这样的智慧，如果要我们向她那样思考是不现实的，但如果我们在读过她的论述后，还秉持错误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愚蠢或者邪恶了。

    我们总是容易对极恶的事件和行为表现出愤慨，却又总是宽纵那些小恶。然而，单纯的极端的恶是极不寻常的，或许是不存在的。我想一个人如果纯心为恶，是需要克服心里的许多底线的，如：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甚至本能的——可以说，每个人对作恶都有一种天然的障碍和胆怯，我们常说做贼心虚就是这个道理。那些看似极端的恶，也无非是为了工作、事业、生存等等，很平庸。然而，它却使得“平时绝不会伤害弱小的家庭主人准备好了成为罪犯或者杀人犯”。

    我曾经说过：“虽然大家都在骂贪官污吏、反腐败，但对贪官污吏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憎恨，实际上更多的是：嫉恨。‘反腐败’反的不过是：自己没腐败！”这也是一种恶。这种恶的特点同样是拒绝思考的结果，是对恶的认同，即：平庸的恶。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就生活在这种恶的环境之中，我们的良知、正义、真诚、爱情、友谊……被它侵蚀，并且正在腐烂。如果不战胜这种平庸的恶，我们会丧失了反抗专制的能力和改良的可能，从而走向崩溃。


20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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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
  

人物周刊：一年前，您设定的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中国体育传媒和中国传媒的角色是什么？一年来体育画报中文版的发展是否如您所愿？在何种情况下，您会踏实地认为，这本杂志已经成功了？

程益中：一年半以前我准备接手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时候，感觉压力挺大。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做的杂志项目，有许多杂志项目比体育类杂志赚钱容易。但接手之后，我就不敢再想困难了，一门心思只往做成的方向想——说实在的我那时尤其害怕失败，迫切需要一场新的胜利来安慰自己。

我给体育画报中文版设定的一周年目标是：寻求投资理念、制度设计和团队组建的最佳解决方案，建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准，树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杆，跻身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在杂志的内容和设计质量上获得读者高度认可，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上赢得良好口碑，探索出一条与巨额投资相匹配的营收之道。我对体育画报中文版一年来的发展感到满意，因为我看到了曙光。

至于说怎样才算已经成功，我向来标准极高，无论做什么项目都想成为第一，因为第二是毫无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来享受不了成功的乐趣。说做体育新闻杂志的第一，这只是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最低目标；体育画报中文版至少要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做中国杂志TOP10；我坚定地认为，体育画报中文版必须做权威体育新闻供应商，优质生活方式倡导者，中国体育意见领袖。


人物周刊：对您而言，体育画报中文版是否太小了？服务平台的大小，是否影响了您的成就感？如何说服自己“归零”？

程益中：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事情做总比没事情做好，在当时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跌幅相对较小的一次倒下。再说我也需要养家糊口。

无论大事小事，凡事都想做到完美极致，我的成就感通常都是这样建立的。在目前形势下，服务平台的大小，可能影响我对社会的贡献，但不太影响我的成就感。我觉得现在不去利用媒体建设性地编织谎言和创造性地愚弄大众就已经功德无量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很侥幸，不在媒体权力中心而在边缘，不必再备受煎熬苦苦抗争。这对我个人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并且我现在也没有把自己看的那么重要，感觉为自己为家人活着也是件很高尚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心态能够及时调整复原的人，激烈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没有隔夜的苦恼和困扰。我只有绝顶的痛苦和绝望，因为绝顶所以并不构成实质上的伤害，所以剩下的反倒都是些有滋有味的快乐和希望，所以我说悲观至极便是达观。

我提倡归零，并不是因为我现在遇到了挫折，我对个人的遭际并不看得太重，我不感世伤怀。我从前在别人看起来很风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既不背失败的包袱也不背成功的包袱，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是谁，都有一颗返璞归真的心。

  

人物周刊：您如何描述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体育画报中文版分别在您心目中的情感位置？

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是我过去的沧海，而体育画报中文版是我现在的桑田，沧海也好桑田也罢，那都是我耕耘收获之所，它们共同导演我的未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怎么讲？用情太深，情何以堪。刻骨铭心过，撕心裂肺过，轰轰烈烈过。现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依然是我的灯塔，在照耀我的远航。我不想诗化自己的过去。

  

人物周刊：您的职业最吸引您的特质是什么？您理想中的下一站是？

程益中：这个职业与大众的权利和福祉息息相关，并且有可能让从业者赖以生存并获得生命价值，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再说我好像也没有别的专长。我理想的下一站？干嘛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是随缘吧，我从来都没有规划过自己的未来，也扼不住命运的咽喉。人生不确定性和戏剧性太多了，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一边生活一边播出，由不得你规划不规划；又好比一张不规则的大网，这张网的起点是生，终点是死，而从起点到终点，有无数路径，每到拐点便是歧路，我们就兜兜转转忙忙碌碌去吧；但起点和终点不变。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偶然性组成的，而偶然性的总和便是必然性；所以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必然性中包含着偶然性。我的下一站，还是由偶然性决定吧。

  

人物周刊：北京生活和广州生活的区别是什么？北京是异乡还是归宿？

程益中：除了皇帝、理想主义者、革命家和政客，在广州生活多年的人实在没有理由喜欢北京生活。我现在明白了，皇帝为什么喜欢下江南，为什么要修建颐和园和圆明园，为什么要挖那么大的海子。但我并不像有些朋友那样对北京深恶痛绝，我觉得广州是母亲，北京像父亲，你对母亲依恋，对父亲反叛，这是可以理解的。广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间，是市民社会，是契约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少受权力的伤害，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最可恨的地方是权力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公平交易，无法建立平等互信。来北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

我才40来岁，感觉人生刚刚开始，现在谈归宿有点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不是我的归宿。古人说心安之处即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籍贯地、户籍地和流放地，都不可能是故乡。在何处安妥心灵，这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身边不少同事说，既尊敬您过去的锋芒，也尊敬您现在的隐忍和妥协。您是否更隐忍和更妥协了？这两者是您一直以来的方法论吗？

程益中：过去的锋芒也好，现在的隐忍和妥协也罢，我认为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刻意而为。我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极其敏感，对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平与不公感同身受，嫉恶如仇，我的锋芒因而被砥砺而成，如果没有世间的不平和不公，我又何来锋芒可言？世间的不平和不公，便是我的磨刀石。而所谓的隐忍和妥协，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锋芒被折断，另一种是你不合时宜，你已经失去了亮剑的机会。

  

人物周刊：您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如何权衡过去两三年的得失？

程益中：我是满意的。我常常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别抱怨，要知足，世上还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还抱怨什么呢。如果非得权衡，我觉得过去两三年里得大于失。经历那件事之后，个人得与失对我于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任何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得远远大于失。我这里要交代的是，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境遇的关系不大，并不会随着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我从前在别人看来很风光的时候，对现实的看法也大致如此。

  

人物周刊：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您鄙夷的，坚决不愿意过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说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说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与自己的良心搏斗，或者为了生活干脆抛弃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不这样做他也有日子过。

比较幸运的是，我现在能自主选择不屈辱的生活方式，尽管代价很大，但我觉得很值。

  

人物周刊：是否有心生厌倦之时？您应该不是无条件乐观的人。

程益中：要说厌倦，其实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辞职了，作为报纸总编辑，作为报人，我受到的压迫和侮辱太多了。只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仓皇逃离。

我怎么能是一个乐观的人呢？我是一个达观的人，因为我悲观至极。

  

人物周刊：您字里行间的情怀、气概、力量因何而来？在您的心里，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 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在民主国家，这些意识其实不重要，但在中国就弥足珍贵。

  

人物周刊：您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程益中：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平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人物周刊：对您的最大侮辱，和您可能的辩解。

程益中：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数年前所言“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对制度和人性之间关系的新认知。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人物周刊：是否苟且？在现在中国如何生活得更平心静气？

程益中：我现在不愤怒，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两大秘技，荒诞和戏虐。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不妥协、不苟且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礼崩乐坏，江河日下，积重难返。倘若没有一点戏虐和荒诞精神，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以自处；所以我现在不再容易出离愤怒了。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人物周刊：面对鲜花掌声、明枪暗箭时的心态，以及孤独感的缘由。

程益中：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折时并不觉得无助，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

  

人物周刊：您在媒体职业里的自我定位？是否是天生的带队者？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优秀的媒体环境、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我认为我与下属相处相对容易，与上级相处相对不易。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和侮辱。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主要不是这个问题，再说即使有问题也比那些喉舌和工具好。我认为，所谓代言弱势也好，苟合强势也罢，都是一种道德主张，并没有是非和高下之分。需要搞清楚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我觉得当然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也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问题是，面对所向披靡的政治压力，报纸自取其辱地选择妥协的方式生存。我们应该抨击施压者，而不是被压者。是不是？

都市类报纸生存的政治环境非常不易，我们不能再雪上加霜了。

  

人物周刊：你对“精神教父”角色的理解？领袖气质、感染力是否也是危险？

程益中： 我觉得这说法让我很难堪，我无意也无力担当这样的角色，我是一个偶像的破坏者，我拒绝成为偶像。首先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必须说，我对精神教父、领袖气质之类的东西，一向还是很警惕的。领袖气质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气质，无非是以一种更大的暴力，成功性地压到了另外一种相对较小的暴力。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的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我的主张能得到认同和支持，并且符合情理；我的规划能很有效率地变成现实。

当然我也承认，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领袖气质。

  

人物周刊：你对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总体描述是？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添加到这一序列中？添加到这一序列中的荣和辱是什么？

程益中：第一个问题有点大有点泛，我只能说，过去100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总体上没变——不对，应该是每况愈下。虽然物质条件有变化，但知识分子近60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尊重和尊严，人格上越来越不独立，学术上越来越不自由，被豢养和包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依附和依赖权势。这很可悲！更可悲的是，现在连“公共知识分子”都竟然成了一个不准提及的词语，多么卑鄙！不容许“公共知识分子”，只容许“私有知识分子”，何其荒唐！

虽然命运和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待遇和俸禄可以改变。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也乐得被豢养和包养；极少数有良心、有情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观念上磕磕碰碰，生活上踉踉跄跄。

我不知道您把我划为哪一部分？大多数，还是极少数？做大多数，我不愿意；做极少数，我不够格。所以还是不要把我划在什么序列中。我对自己现在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不失良心、情怀和道义，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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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另一个向度
文/李多钰

    碰到过自由的天花板的人，和没有碰到自由的天花板的人，对自由的理解是有本质区别的。没有碰到的人，以为自己在牢笼之外，碰到的人才明白，自己其实早就在牢笼中。
    经常有人问程益中，你在2005年以前，用十年的时间创办了两张中国最好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一度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走，管理两个两千多人的新闻队伍，现在你因言获罪一切归零，管理一份几十人的体育杂志，落差如此巨大，你是不是不甘心，是不是还有新的规划。
    问这些问题的人不明白，一个知道了自己真实的生存处境的人，并不会在意自己坐在多大的地盘里，坐一个小矮凳并不会自由更少，坐一张皮沙发也不会自由更多。
    有一句诗说过，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
    这种状态并不是消沉，而是达观，因为洞察现实的悲剧而明白了自己所处何地所为何来的达观。这种达观来源于挫折，因而显得尤为珍贵。对程益中来说，挫折并不是什么羞辱，挫折唯一能够羞辱你的，便是你在挫折面前自动放弃有尊严的生活，还美其名曰“圆滑世故”。
    应该庆幸，经过了那场起因于孙志刚事件的巨大变故，程益中并没有失去对传媒的热情。这位最有格局也最有制度意识的传媒人，这位优秀的媒体文化制造者，在面临被体制边缘化时，尽管也有内心挣扎，但所幸顺利度过了。现在，他选择在另一个向度，继续他最擅长的传媒事业，对中国传媒业来说，是一种幸运。
程益中现在办体育画报中文版，媒体虽小，格局却大。要建立标准的事情，不管是一张日均80版的日报，还是一份112p的双周刊，都同等重要，也同等困难。体育新闻尤其困难。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一个几乎被丑闻摧毁的体育产业中诞生，试图重建国人对于体育界以及体育媒体的信心，重寻梦想与光荣，这种难度几乎等同于建设一个新体育界。但是在当下，尤其是在2008年之前，这种建设性的努力又是必须的，和建设完美的体育场馆一样必须，并且功德无量。看过体育画报中文版的人，如果感受到了这种努力，就是感受到了他的脉搏，是一个有心的读者。体育代表人性，也代表人类最透明的组织契约精神和个体竞争意识。凡是拥有最健康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国度，都是体育大国，体育媒体大国。体育画报在美国几乎是每个家庭必读的杂志，它的中文版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公民读本。
    在接手体育画报中文版时，程益中堪称幸运——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拥有最奢侈的制作成本的杂志。单从投资上看，程益中被授予了异乎寻常的信任。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财讯传媒的胸襟。一个出品了具有顶级品格的财经杂志的传媒集团，在进军体育传媒上也同样大手笔。这个集团显然比其他杂志集团进行着更广泛的杂志精品化运动。
    尽管体育画报中文版已经开始显露超常规的发展态势，程益中至今仍然谨慎“使用”着投资信任。他的推广预算总是低于投资人的预期，对他来说，基于品质的影响力是有价值的影响力，对待宣传，他态度谨慎、克制。他不是一个到杂志界掘金的人。
    这位出生于陈独秀、海子故乡的人，对于传媒人的光荣依然有无法停息的追求，体育画报中文版也只是他在另一个向度上的第一个尝试。试想中文系出身的他，加入传媒也只是一种偶然吧，种种偶然促成必然，传媒成为他获得生命价值的途径。在创办南方都市报之初，他喜欢向他周围的人推荐一部讲述制度困境与精神救赎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现在，当他从肖申克的宿命中走出，站在这个新的向度上，他对大众的权利和福祉的关切并没有停息。在众声喧哗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想起《日瓦格医生》，“空无一人的乡下，大时代寂静的白夜，俄罗斯广袤的原野，橘黄色灯下，惊魂未定的日瓦格在阅读诗歌，床上酣睡着女人，远方传来阵阵狼嚎”。他无法选择一种避世的生活，一种看似自由的逃亡；在大时代下，他感受更多的是日瓦戈式的悲伤与不息的热望。

  

（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12月21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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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十年的时间创办了两张中国最好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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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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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中国，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宁可相信鬼，莫信精英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