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评论写作的语言洁癖

刘海明

作者：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红网论道训练营导师

在担任红网论道训练营评委时，我常提醒年轻作者：少用大词，慎用套话。

常有作者追问，何为“大词”？我的答案是：慎用乃至不用大词空词、新词怪词、模糊歧义的词，尤其是讲话稿、口号、标语中的套话。

为什么？究其根本，过度依赖现成概念性大词，会直接侵蚀评论写作者的独立思考力——很多评论删去那些空洞大词后，真正属于作者自身的思考与追问，往往所剩无几。

古人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一语天然万古新”。好文字第一感，就是准确、妥帖、有质感。此前为作家曾颖新书写推荐语，我用了一个词——瓷实，就是选词精准、表意饱满、不飘不虚。

无论评论写作，还是其他文体的写作，简单说就两个问题：写什么，如何写。写什么，表面看是题材，深层是作者认知；如何写，表面看是语言，深层是文本结构。

“语言”有多重要？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原文英译是“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这句话常被转述为“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虽非原译，却道出了语言与思想关系的共识。

对于写作者而言，在评论文本中所透露的“语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看得见的高频词”，即写作者通过“高频词”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以个人为例，可以参看一位成熟作者的作品集，以机构为例，可以参看《南方的立场》（《南方都市报》评论合集）、《新评论》（新京报）评论合集，简单做一个高频词云图，即可一目了然。一类是“看不见的禁用词”，即写作者有意无意通过自己的语言洁癖构建的筛网，对“不属于自己”的词汇保持高度敏感，或排除在写作之外的词汇。

这些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地方，都是写作者的语言洁癖，至少表现在几个主要方面：

语言洁癖之一：锤炼标题

传统意义上说，题好一半文。当很多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来自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时，“标题”往往成为阅读的“桥头堡”。那么，标题语言的锤炼，将成为评论写作的关键一环。

评改评论习作时，我也有意突出标题的重要性。

比如，原标题为《房屋“体检”制度：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修改为《定期“体检”，让“好房子”来保护“家”》；

原标题为《从“护栏之困”到“安心之路”，翻新老龄化社会的道路》，修改为《护栏之困：“老龄化”亟需“适老化”》；

原标题为《从“政府包办”到“大户主角”：湘乡“投贷联动”激活农田建设新动能》，修改为《“种田”改“建田”，就是要激发土地的生产力》。

随手列举的例子，就是想用更具个人思考色彩的语言，让标题更接地气、更具可读性。评论史上那些名篇，标题几乎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重庆，念中原》《我们在割麦子》《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

语言洁癖之二：咬文嚼字

如果说标题是语言的窗口，那么用词便是语言的基石。毋庸置疑，同样的观点，采用不同的词语，即便意思相近，依然体现出不同的倾向。在基础词语的选择上，少用诘屈晦涩之语，多用通俗明白之语；少用文件套话之语，多用生活实话之语；少用空泛形容之语，多用具体动名之语；少用宏大叙事之语，多用鲜活细节之语；少用立场偏见之语，多用中立客观之语。

同时，在关键字眼上的词语选择，尤为重要。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江小涓在学术自传中讲到一个经历，就是专家们表达观点时更加谨慎和隐晦，或者用“两方面”来平衡。她说记得有一个重要问题，几位专家都有精确意见，但公开时都讲“两方面”，问他们的意见是“既要……，也要……”，还是“既要……，还要……”，或者是“既要……，更要……”，他们想了想说是“既要……，更要……”，由此表达了他们的倾向性。

2012年，在《微博问政的30堂课》一书中，我提出“改造我们的话语”的说法，随着微博等互联网平台的兴起，话语的选择也日益重要。如“民众”这个概念，在官方话语体系多叫“人民”或“人民群众”，在学术话语体系中多叫“公民”或“市民”，在媒体话题体系中多叫“公众”或“民众”，民间场景多叫“老百姓”，网络场景也常调侃为“草民”。对于评论写作者来说，选择哪个概念作为书写的习惯，也在无形中奠定了写作风格。

语言洁癖之三：人话考量

2015年，筹划政论品牌“政能亮”时，我将认识论确定为“好政策，亮中国”，方法论确定为“公共视角解读国务会议，专业操作透析时局变幻，朴实话语重构政治形象”，就是试图通过“翻译”，解读政策、分析事件时，将政策术语转化为生活场景语言。

过去十数年间，涌现出不少的政务新媒体，在话语表述上都做了积极的尝试，如“深圳卫健委”，其理念是“懂人心、说人话、做潮人”，如“浙江宣传”，理念是“说人话，切热点，有态度”，一个在大湾区，一个在长三角，都备受关注，前者更注重“网感”，后者更倾向“政论”，不约而同将“说人话”作为重要标识，也说明表达时人话考量的重要性。

“人话”，体现出让公共生活的话语体系“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心态。

语言洁癖之四：调性自觉

历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在语言上都自成风格，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都有鲜明的辨识度。

汪曾祺之所以耐读，正在于他的调性自觉。学者孙郁在《汪曾祺的语言之风》中写得透彻：思想的有效性，其实是语言的有效性决定的。在汪曾祺那里，语言是精神的存在之所，是生命的血脉。他不用空洞观念绑架世道人心，只把复杂体味结晶于文字，语言有温度，文字才有人性。

王梦奎在《怎样写文章》中提出了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和浅入深出的四种写作境界。其实，所谓的“深”与“浅”，首先就体现在语言体系上，如果动辄高深晦涩的概念术语，想“通俗”也难。

培养自己的语言洁癖，也是在训练自己的语言习惯。当习惯于某种风格的表达，习惯于看见某些词语的调性，自然而然，写作者对那些词语便视而不见了。

作家梁衡则认为《语言是一种“肌肉记忆”》：文章的思想内容靠头脑指挥,而语言的运用则类似肌肉记忆,当你的笔在纸上滑行时,那字句是自动流出来的。如场上的运动员,攻防策略要动脑子,而反应的一刹那则靠肌肉记忆。语言的“肌肉记忆”也要靠长期的多读多背,多听多记,如蜂采蜜,聚沙成塔。

善用“小词”、恪守语言洁癖，本质是守住评论的底色：评论不是概念的堆砌，而是对现实的躬身观察、对问题的深度思考。语言越具体，观察越深入，观点越扎实。

戒掉“大词依赖”，锤炼“小词表达”，既是语言能力的精进，更是洞察现实的修炼。守住“具体、鲜活、可感知”的准则，让每个观点都有抓手，每个表述都有落点。

对于写作者来说，当删去最后一个空洞的“大词”，真正属于自己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1HWJIJuawoeFQaNb0st9Q
编辑：王昕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