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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简述沈同衡（1914-2002）在1957年之前的经历。 1957年盛夏6月之前，是进入了新中国后漫画家沈同衡的创作盛期，画风也有变化。他的创作仍以讽刺题材为主，也有歌颂性画作。 不幸者，他是“反击风暴”中人民日报社内最早落入“阳谋”的编辑之一。 1956年沈同衡和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多位画家合作的漫画作品《前进——中国的农村》。那时，他对新中国充满向往 1957年大风暴中沈同衡的主要“错画” “反右”开始后，沈同衡遭遇一系列批判，批判材料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1957年5月29日和6月12日，在报社文艺部美术组组织的“整风座谈会”上，沈同衡两次发言，二是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3篇关于漫画创作的文章。均属因言获罪。三是他在这个春天发表在本报和其他刊物的若干张漫画，归入“因画获罪”范畴。 沈同衡于1957年5月1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8版“想到就写就画”专栏的漫画《限于制度》（包括杂文）是他的“罪状”之一。 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第8版上的沈同衡漫画和短文《限于制度》 短文如下： 到百货公司去买一斤四两丝绵。售货员说：“我们的丝绵是每半斤一包的，四两不好卖。”我说：“那么买一斤半吧。”“也不行，必须一斤一斤就是两包两包买。你要末买一斤，要末买两斤。一斤半，我们不好卖！”“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上级规定的制度！” 到售票所去买张火车票。售票员说：“我们是电话售票，请你打电话来买。”我就问明电话号码，在他旁边借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他。他问我买什么票、到哪里去，以及住址等等，我都在电话里说了。然后挂上电话，又走过去，准备交款取票。但是他说：“不行，明天会有人把车票送到你家里去，同时收款。不过，得稍收一点手续费。”“为什么现在当面不能买呢？”“这是我们上级规定的制度！” 制度，制度！这些同志倒真正可算是严格遵守制度的模范了。可是，制度是为什么而规定的？为什么人规定的？制度既是人规定的，制度不合理的时候，人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它，而硬要让死制度跟活人开玩笑呢？ （完） 《限于制度》，画与文字都是“罪”，对之的批判文字并不多，发言亦寥寥，都没有解析道理，重点在于说它是“罪”，要把作者推为“右派”——人民公敌。目前所见数十页批判沈同衡的打印材料中，印象深刻的是，只见到当年9月一份44人联署的针对《限于制度》批判词，文字如下： 在这里，我們可以看出沈同衡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恶意地抓住个别事例，加以歪曲（如电話售票的地方不直接售票是一种合理的分工），提出普遍结论，以达到否定我們一切社会制度的反动目的。 告訴你，沈同衡，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們坚决击退你的猖狂进攻！ 诽谤，必须消亡。 这段文字总共不到130字，没有分析，只有结论，逻辑谬误倒是显而易见，即“滑坡谬误”，不加分析地将漫画作者对具体事情的讽刺上线上纲，将普通诉求推论为极端结论，推导为“否定一切社会制度”。这也是逻辑学所称典型的“稻草人谬误”，具体问题不见了，批判者树立了一个虚假的“稻草人”加以斥骂，却不能证明《限于制度》的创作动机是错的，效果不良于社会。 沈同衡漫画《一枝花的遭遇》，发表于上海《漫画》杂志1957年第5期。 对上面这幅漫画，有批判者认为，说“花朵”难以“入园”，是讽刺“百花齐放”政策。“公开污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具诚意。” （1957年人民日报整风办公室编《整风》简报第41-42号） 2.沈同衡的“错话”有哪些 沈同衡是漫画家，当年对他的批判却主要针对他的“言论”，也包括行动——他和北京日报“右派”漫画作者杨凡（刘波泳）打算筹办漫画同仁刊物。看来“错画”者，主要是事关“影射”，批判起来，也就捕风捉影了。 其实，沈同衡不仅会画，而且善写。幽默，是他的文章特点，如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小杂文《立场不同》： 没有挤上公共汽车的乘客，明知车里挤得满满的了，也往往要在车门外抱不平似地嚷：“往里走！往里走啊！里面空得很哩！” 已经上了公共汽车的乘客，自己坐稳在座位上了，明知车里并不太挤，也往往要装出公正有礼的样子，说：“别上啦，里面挤得满满的了，等后面的车吧！” 即使是同一个乘客，没有挤上车的时候，他就往往要像前一种人那样，而当他上了车的时候，却也就往往会变成后一种人的样子。由于不同立场和不同处境的不同需要，人们会片面强调、甚至故意违背事实，说出各各不同或是完全相反的话来，而像煞各有道理。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有一点却总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不顾事实，只顾自己方便，不为别人设想。 事实总是事实，它是客观的最公正的证人，只要双方肯尊重它，并在顾到自己方便之外，也能稍稍为对方设想设想，这样，一切人民内部的矛盾大概就容易解决得多了。（完） 杂文总是作议论的。沈同衡的杂文是否有不恰当、不准确，或者是有错误，可以指出，也可以批评。但是，蛮不讲理，一棍子将人家打成“右派”，则肯定是违反社会通则的大错，与法与人伦相左。 相比而言，虽然是漫画家，沈同衡的“错话”似乎比“错画”更多。他的文章：《对内讽刺的漫画可以夸张吗》，发表于1957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另一篇《漫画界的矛盾何在》，内容与他在中国美协漫画界座谈会上的发言基本一致，也刊登在《文汇报》上，刊期是1957年5月25日。《讽刺，不能消亡》则刊登在1957年5月28日的《北京日报》上。 沈同衡在不同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定罪”重点：1957年5月29日，和6月12日，在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座谈会上，沈同衡两次发言留下了记录。他还在美术家协会的会上有一次发言。 第一次座谈会上沈同衡的发言，被视为“错误”来批判的主要有如下两段： 我覚得报社问题很严重，漫画用不出只是个现象，它的根源最严重的問题是教条主义，整个办报方法全学真理报，方方正正呆呆板板。《人道报》有时漫画大得很，我們是决不会吸收这方面经验的。还有就是官僚主义，用行政服从来办报，而不注意业务，层层批写上报，是衙门作風。还有就是宗派，强调老区的经验，当时老区的做法是对的，但是不能适应今天的情况。同时不重視办报的传统，强调党报是对的，但是又不能完全做到党报，民主党派的文章还要登。我們的机构、版面安排，上下关系，党群关系都因之而有问题。我們报纸改了很多次，但是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除非根本从机构上改变。好像只要是苏联的、党的、老区的就是好的。老报人会议过去就从来没有召开过。 195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上沈同衡的讽刺漫画 他发言中关于报社事务的批评主要是： 我們的部主任太多，这不是从业务出发，而是考虑党龄多少，参加革命年限，等等。有人说希望让部主任們办个报看看，意思就是说他們沒有什么能力，只是待遇比別人高一些。要么就全体由党员来做，非党员去办非党的报紙。统战方面虽然拉些民主人士写写稿子，但是对他們是否真的尊重呢，我看不一定。我們报上发中苏公报题目很平稳，《文汇报》則标毛主席将应邀赴苏，就比较活。编辑们不敢发挥创造性，因为头头的束缚很多，万一改动还是自己麻煩。不研究业务的情况很普遍。来信部处理来信，多是采取推的态度。如果有控诉某单位的意見，主观上总是相信单位的党和領导。 他还说：“有些十三級的干部实际上沒有什么能力，只是因为是党员而已。…… 我认为报社最大的问题是宗派主义，其次才是官僚主义。凡是党员非党员有些争吵，总是党员占便宜，标准就是党员想必是对的，非党员总是落后的。” “我们这里把乔木当仙人、邓拓是圣人，把个领导看得高得不得了。” 1956年10月19日沈同衡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鲁迅的画 6月12日第二次座谈会时，“反击”已经开始，沈同衡还是发言了，言及工作和生活待遇等几个方面，包括一些历史纠葛。后来受批判的有这样几句话，一是：“我一方面很自卑，一方面也有进步包袱。我不愿把自己看成为民主人士。我还是要准备入党的。” “知识分子有自尊心，如果每个运动都要来整他，这对他的积极性就有损害。在那种空气里他只能讲是，不能讲非。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后遭遇也有各种各样的，有的很好，也有的就遭遇不好。” “报社的人很多而效率不高”，“层次太多，形成衙门化”。 沈同衡讲这些话，是迎着“阴谋”而去，去撞枪口了。 报社文艺部同事，著名“小人物”蓝翎（杨建中）回忆沈同衡说： 他有一幅反官僚主义的漫画，画中的人事干部戴着乌纱帽。不管画家的主观动机如何，也不管什么讽刺艺术的表现手法，仅这一点就犯忌，碰上了禁区，被认为是攻击、丑化党的人事制度，特别引起了人事干部的激愤。而掌握着报社反右运动部分大权的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对此则给予特别关注，揪住不放，是非常自然的。我回来时(1957年7月)，他已停职反省，每天按时到办公室，思考自己的问题。（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08页） 接下来，沈同衡将度过20余年的潦倒“右派”生活。 来源：观潮钱公众号 编辑：梅镕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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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27 10: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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