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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评论不再止步于报端言说,而是带着问题意识走向田野;当观点不再悬浮于抽象争论,而是沉淀为可操作的县域发展模型——评论的“智库化”正在成为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股静默而深刻的力量。 日前,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评论部原总监高明勇先生应邀为中共醴陵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2025年第十次集体学习授课,题目是《始于地理,成于治理:中国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源动力观察》,议题很有张力,涉及知识的跨度非常大。王小杨、秦月阳围绕评论智库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高明勇以其从资深评论人到智库实践者的路径,为我们呈现了评论如何从“坐而论道”转向“起而行之”的蜕变历程。
问:您曾提出“外练筋骨皮(案头功夫、现场查验、深度交谈),内练一口气(洞察力、判断力、预测力)”的调研心法。在服务地方的具体项目中,如何将传统的评论思维系统性地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的智库工作方法? 答:评论和智库在我过往的经历中是交叉融合的。从时序上说,是先从事新闻评论工作,后从事智库咨询工作;从表达上说,是显性层面在做评论,隐性层面在做智库;从状态上说,是左手写新闻评论,右手写调研报告,并行不悖。我在政邦智库内部常说一句话:“以评论精神做智库,以智库思维做评论”。就二者的互动关系来说,我理解的“评论精神”,主要是问题意识和话语体系,“智库思维”主要是有效思考和调查研究。您提到的“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的调研心法,是我关于如何有效调研的思考。 如何将传统的评论思维系统性地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的智库工作方法?这是个好问题,但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它并非一个可以完全量化、细化的问题。我一直提倡“把评论作为方法”,评论写作和智库研究具有很强的联系,我所知道不少的智库研究人员,同时也都是评论高手,而一些评论写作者,其作品也很贴近智库的思维。在观点表达上,二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趋同性,都是通过论证手法来传播观点。很多时候,没法用清晰的标准来界定到底是评论写作还是智库写作,就新闻史上的经典《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说,文本是先刊发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后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如果看前者,这是典型的智库写作,如果看后者,又被作为评论写作或媒体写作。总之,无论是评论思维还是智库方法,从写作者出发,关键看“产出”,而非过于突出到底是智库内容生产,还是传统新闻评论写作。 问:能否以您“醴陵城市观察员”的实践为例,分享一些关键步骤? 答:今年5月份,我应邀到醴陵参加城市软实力沙龙,在渌江书院演讲,期间被聘为“醴陵城市观察员”,实际上,早在春节的时候,咱们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事情。按照我的理解,其实也是一个“评论与城市的关系”的命题。在我个人多年的文章写作中,也总结出一些“个人化”的写作思维模型方法,在一些公开讲座中也分享过,如果说关键步骤的话,我想可以简单分为四步。 首先是“找魂”。从核心观念的定位上,要明确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一座城市需要什么样的评论?评论如何传递对一座城市的准确观察?具体到某一篇文章,核心价值与信息增量是什么?读者为什么要读这个文章?请注意,我用的是“文章”,并没有用常说的“评论”或“智库写作”,在读者眼里,这就是一篇文章,他不会去深度思考这到底是评论还是其他的文体。找到了“魂”,文章就容易立得住,站得稳。 其次是“建模”。我写作醴陵城市观察的时候,沿袭了之前智库研究的思维方法,用“建模”的方式去观察、去思考、去表达。什么是“建模”?这本来是数学研究上的一种方法,后来经济学领域也经常使用,在机械领域也有类似的说法,当然主要是指“构建模具”。简单说,“建模”就是用简化的、抽象化的结构,来模拟复杂事物的底层逻辑,让问题从“模糊”走向“清晰”。文章无论长短,都不能让读者读完如在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而“建模”恰恰能弥补上这一环。像知名智库麦肯锡的“金字塔写作法”也是这个思路。归根到底,是用什么框架来支撑核心价值?信息增量如何层层推进?如何才能自圆其说? 再次是“挖料”。我们观察一座城市,大致有三种方法去“挖料”,就是我所说的“筋骨皮”,分别对应不同的渠道和方法,第一种是案头功夫,就是大量占有有效的资料;第二种是现场查验,也是田野调查,一定要到现场去;第三种是深度交谈,“观察”一定会和各种人打交道。
渌江书院。 以“案头功夫”为例,我又分为八类:第一类,历史脉络。像地方史,如《醴陵县志》;像专门史,如《湖湘陶瓷》等。第二类,地理布局。如《元丰九域志》《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第三类,人物全貌。像“醴陵人”的作品,如《傅熊湘集》《宁调元集》等;像寓居醴陵者的作品,如《熊希龄集》;像关注醴陵者的作品,如城市观察员的系列作品。第四类,基本研究。如城市/都市圈等研究著作,《乡土中国》《城乡中国》《经济引擎:中国城市群》等。第五类,相关专著。如《渌江书院志》《南社中的醴陵人》《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中部城市崛起》《现代化长株潭大都市圈》等。第六类,年鉴公报。如《醴陵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第七类,理论方法。如“质性研究”“扎根理论”等,包括我自己总结的“有效调研”等。第八类,当下研究。如“醴陵发布”推出的系列深度文章,包括一些自媒体或研究者的文章,如《长株潭一体化:顶层设计的再思考》(罗晴秋)、《中部崛起二十年,谁是最大的赢家?》(笔名“幻城樱花”)等。还要学会分辨,哪些是第一手材料?如何打造一座材料的金字塔?资料是否经得起筛选? 最后是“润色”。每写完一篇文章,焖一焖、放一放、冷一冷,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认真推敲,这是我多年写作的习惯,当然,前提是时间充裕,就要多改几遍。我写这些文章,平均每篇的修改次数在十遍左右,多的能到二十遍。这个过程,是不断向自己发问的过程,也是文章形态重塑的过程,甚至是颠覆性的思考过程:这篇文章自己是否愿意看?能否让别人愿意看?是否符合美学意义? 这些步骤并非一定要这么一二三四地写下来,而是可能完全打乱顺序,可能先“挖料”后“找魂”,也可能先“挖料”后“建模”,不能经验主义,也不能本本主义。像我写这个系列的《拐点之城》《融媒之道》《人才之问》,都能看到这些写作的“关键步骤”。
航拍下的醴陵。 问:您在《融媒之道》中指出县级融媒之道关键在“活”。在评论智库化的过程中,如何利用融媒体实现从事件评论到过程服务的跨越,如何做到从发现问题到研判方案,最终形成可落实的方案? 答: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名”与“实”的问题,名义上叫“融媒体”,实际上在现实的具体操作中很多事情是无法与“融媒体”一一对应的,相对而言,“融媒体”就承担了很多可能超出自身范围或能力的事情,这其实也为“融媒体”这样的平台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逐渐从智库化转向“媒体型智库”或“智库型媒体”。换句话说,可能“融媒体”的业务五花八门,但核心竞争力却是相对明确的。我的思考是,评论智库/媒体智库的核心竞争力,短时段看是资源与营销,中时段看是产品和管理,长时段看是品牌和价值。将来的出路,也是如何平衡好这三个时段的能力,这样才能更清晰地来思考核心竞争力的问题。更直接一点,“评论智库化”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解决本地化政务和社会服务问题的能力,能否做到与众不同,能否做到不可替代。 问:智库报告需要与政策语言同频共振。评论工作者在服务地方时,应如何完成从大众话语到政策话语的转换,如何既保持思想的锐度,又能融入地方的决策语境? 答: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几年不少媒体机构和媒体人在“转型”,方向之一就是“智库化”,往往会遭遇类似的困惑。我之前专门写过一篇学术论文《建设性新闻的四个基本问题》,其中我也提到“建设性新闻”的价值贡献与潜在隐患。一方面,建设性新闻具有广阔的可塑空间与论述的延展性。“建设性新闻”升温,与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复杂与多变,与中国媒介格局的变迁与困惑,与当下新闻业学界研究的困境与尝试都有莫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容易因汉语的多义性而被误用乃至滥用。特别是,从更为宏大的公共领域来看,忽视对规则设计的深层追问,忽视对公权任性的问责拷问,与新闻专业精神所提倡的公共性有较大差距,至少是不完整的,这既非真正意义的维护新闻的核心功能,也偏离了建设性新闻所追求的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的初衷。 同样道理,“评论智库化”一样适用。从传播学角度看,不管是政策话语还是大众话语,关键看“思想的高度”,一般来说,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言人所未言,靠专业主义赢得注意,靠专注精神赢得尊重,“接受端”是能够认可的。至于“融入地方的决策语境”,要看是否真的理解“决策机制”,就过往经验看,决策就是选择,很多时候选择的并非是“最优解”,可能是“合适解”。而这正是“过程咨询”等研究主张所倡导的。 问:您从评论与调研中提炼出了“政邦‘城市软实力’金字塔模型”等原创分析框架。这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性的思想产品,是如何在服务具体县域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核心的生成逻辑是什么? 答:这是个好问题。换个说法,就是“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创意”是如何发生的,“模型”是如何形成的。要说“评论智库化”的“核心的生成逻辑”,也很好解释,“问题比答案更重要”。一方面,“坐在办公室里全是问题,走到基层去全是办法”,好的思想一定想方设法到达现场,一定千方百计还原场景,认真观察问题,仔细研究问题,只要真心想解决问题,总会发现“经验”,找到“办法”,另一方面,让问题做向导,步步深入,从“这一个问题”上升到“这一类问题”,超越“答案”,超越“方案”,灵感、创意、想法、思路等都会源源不断,“模型”是将这些“想法”抽象化、系统化、学理化的产物,从问题中来,从现实中来,从大量的案例中来,从大量的调研中来。相比“媒体化的评论”,“智库化的评论”多了几分智库的思维工具在里面,比如说模型思维等。 问:您高度重视“乡邦文献”,提出“重研究、谋转化、善赋能”。在您看来,评论智库应如何扮演好相应角色,将一地的人文历史资源,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品牌战略与产业规划? 答:谈论“智库研究”,可以引入两个“参照系”,一个是政策研究,一个是学术研究。三者都要“研究”,相互交叉,但出发点和侧重点都有所不同,就以“乡邦文献”为例,政策研究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服务,侧重点是文献与现实的互动;学术研究主要是为理论创新服务,侧重点是文献与理论的互证;而智库研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服务,侧重点是文献与问题的互通,我所提出的“重研究、谋转化、善赋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文史社科领域长期以来的痛点问题就是“转化难”,“乡邦文献”的研究与转化,其最终目的是为地方发展赋能,促进文化传承与社会进步。 问:您提出“人才是最重要的风水、风景与风口”。“评论智库化”服务地方时,应如何构建一套超越简单引才的评估与建言体系,从根本上助力地方优化人才生态? 答:记得小时候曾听到一句话,人才有用不好用,奴才好用没有用。真正的人才,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一般意义的“规训式管理”,和人才的这种特点有许多不匹配的地方。因此人们常说,人才需要伯乐,其实就是需要包容,需要点化,虽不乏“毛遂自荐”的佳话,毕竟凤毛麟角。 在《人才之问》一文中,我也坦言,“人才”是受到重视的,“求贤若渴”的期待贯穿于历朝历代,“人才”又是被漠视的,“怀才不遇”的慨叹充斥着字里行间,所以关于“人才”的疑问又是最难讲清的。难在哪,就是人才的标准问题。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思考,基本都在这篇文章里。回应“人才之问”,主要是在“经济规律”与“人才规律”之间寻找平衡点,对于城市而言,破解“人才之问”,简单说,其实就八个字,问需于人,问计于才。问需于人,问需哪些“人”?作为人间烟火的人,作为承载未来的人,作为创业创新的人。问计于才,问计什么“才”?提升城市品牌的“才”,催化城市资源的“才”,辅助城市治理的“才”。 “评估与建言体系”,可以借用王阳明先生的观点,“事上练”,多提供机会,形成“赛马”机制,千里马都是“赛”出来的。
醴陵“捡瓷”。 问:您曾深度观察“淄博烧烤”“醴陵捡瓷器”等网红现象。基于这些经验,评论智库应如何帮助地方构建“始于流量、终于留量”的长效品牌机制,避免昙花一现? 答:所谓的“网红变长红”“流量变留量”,其实更多是一种美好的期待,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都是难以实现的。这不是泼冷水,而是需要认清的现实与规律。这一点,看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就能明白。在这个前提下,谈论智库的作用,才更有价值,否则,正如大家时常调侃的“臣妾做不到啊”。至于“长效品牌机制”,需要结合具体的城市,一城一策,一事一策,量身定制,动态关注,及时反馈,关键是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久久为功,功不唐捐。智库能做的,就是参与并辅助优化决策,警惕潜在的风险,适时总结复盘个中的得失。 问:结合您从资深评论员到智库运营者的转型之路,您认为未来的评论工作者要胜任“智库化”角色,必须在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和合作方式上完成哪些关键转变? 答:严格来说,智库和媒体是两个不同的赛道,虽有很多接近性,相似性,但真正深入进去,能明显感觉差异还是非常大,切换赛道非常富有挑战性。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为,面对未来的趋势,智库型评论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或者说,智库研究员该如何“自我修炼”?我的建议是,不要当作“转型”,而是看作“转身”,将智库型人才的定位与原有工作轨迹(比如评论写作)深度结合,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因为智库本身是包容性很强的一个领域,能将原有的社会资源、职业经历、知识储备融入新赛道,当然是事半功倍。 如果说需要做哪些转变,关键是突出有效性、专业度、国际化。以“有效性”为导引,强化“因果关系”而非仅仅“相关关系”的确认,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辅以“专业度”“国际化”,最终提升自身的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您对“评论智库化”这一趋势有怎样的预判? 答:如果从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媒体评论化”与“评论智库化”的趋势一直都存在。十年前,我曾专门写过一篇学术论文《言论史上的“智库”》,关注过“平社”的“中国问题研究日程单”,香港《明报》的“明报社评委员会”,《大公报》的“研究部”,都可以说是媒体评论与智库的合体。历史上,《明报》《大公报》的评论影响力,都有目共睹。后来一些市场化媒体也尝试成立“社评委员会”的机制,都可视作是“评论智库化”的创新。 但趋势归趋势,主要还是要看个体机构的生存能力,如何抓住“风口”,乘势而上。现实来看,评论智库/媒体智库的命运和所依托媒体的命运密切相关,这取决于其所依托的媒体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支持,比如资金、人才、客户资源、创新空间等关键要素的支持。 这个角度看,“评论智库化”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也有很多的可能性,尤其是与城市结合,能带来前所未有的灵感,“智库”生产“评论”,也注定带来更多的新鲜感和思想性。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编辑:梅镕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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