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我反对的，也有被理解的权利

刘海明

近些天，孙女士投诉绍兴鲁迅纪念馆“鲁迅夹烟墙画”一事，又因她本人的更多堂而皇之公诸于个人主页的“猛料”，而持续引发热议。

如她在个人主页上推荐的是，“最远大目标：烟草电子烟out，只可‘尼古丁袋’”。可想而知，从“控烟志愿者”到“尼古丁袋推广者”的角色反差，使她的投诉显得动机不纯。

回顾当前舆论对孙女士的批评，在众声喧哗中，既有对投诉行为本身的质疑，不乏情绪化的攻击，自然还有对她“满嘴主义，满腹生意”的尖锐批评。

还有论者呼吁我们不该去搭理它，保持沉默就好了，要不然常识上就输了。这些观点，都有它们的合理之处。哪怕有所偏颇，哪怕是我所反对的，也不影响它们的言论价值。

因为批判性思维的常识也告诉我们，若要批评，先要理解，甚至要站在批评对象的角度去思考，以彻底明了所要批评观点的来龙去脉，或者背后的意图。

也就是说，面向此类事件的观点表达，我认为要扔掉不必要的价值观预设，或者不要忽视了评论的本义。这些批评确有道理，但如果仅仅停留在道德谴责或者置之不理的层面，我们可能会错失更深层的反思机会。

当我们屏蔽认知而不去理解某种行为时，往往会陷入简单的道德审判，通过猛烈攻击他人来维持自身的道德优越感，或者直接逼迫他人远离公共辩论，留下一片鸡犬不宁。网络的群体极化越激烈，越无益于理性讨论的回归。

首先，在如何对待被批评的对象上，要多一些“链接思维”，不要孤立化看待单一行为。正如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一样，每个人的言行都有出发点或根源，所以评论这些具体的问题或现象时，应尽量少一些价值观预设。

具体到类似孙女士事件的公共讨论中，我显然无意为孙女士荒诞行径进行“无罪辩护”，哪怕杀人犯也有为自己行为辩驳的权利。在这里，在众说纷纭的网络舆论场上，我更想从评论的本义出发，反思“不要为了批评而批评”，而应当遵循理性的准则，不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

就事论事，无论孙女士的投诉内容是否合理，投诉本身是一项权利，我们不能因投诉内容的不合理，而否定了投诉这一行为本身，尽管孙女士的投诉是别有用心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有些观点批评“孙女士投诉”是胡乱投诉，声称过度的争取积极自由，正在侵蚀现实中的消极自由。这些是值得商榷的，退一万步说，若是没有坏的问题或现象出现，批评又何有存在的意义。

伏尔泰那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之所以流传至今，正因为它揭示了公共讨论的基本伦理：在法律法规框架内，每个人都应拥有表达意见的空间——即使这些意见在多数人看来是错误、偏激甚至荒谬的。

从这个角度审视，孙女士的投诉行为本身不应被谴责。我们的社会需要建立一种共识：保护表达权利不等于认可表达内容。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应当能够容纳那些“不受欢迎的声音”，而不是仅凭主观好恶或主流意见来筛选言论。

评论的价值在于多元观点的表达，多一些“建设性补全”，公共讨论也便多一份理性。只有当各种观点都能得到表达和检验，真理才能在辩论中越辩越明。

问题恰恰在于，我们一开始就把“孙”的行为当成一个现成的、无需解释的浅层“无知之恶”，而没有深入追问：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她真的只是为了禁烟吗？舆论场里那套“不容分说的道德谴责”看似激烈，却用单一的喧嚣代替了剖析，把追问动因的空间堵死了。

因为只要把孙女士定性为“坏人”，就似乎不再需要解释“坏人”是如何炼成的，更不必检视制度缝隙与心理机制。于是，批判的声浪越高，真正的理解越稀薄，问题也就一次次滑向无解的循环。

回到鲁迅先生本人，他一生致力于批判社会弊病，但从未主张禁止他人发言——哪怕是最荒谬的言论。他在一篇杂文《可恶罪》里说：“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就有这样的法子。”面对孙女士违规推销尼古丁袋的评说，在道德的谴责声中，也不妨为法律制度留下更多的进场空间。

批评时，我们不应一开始，就否决所有展开讨论的前提，失去应有的忍耐心。因为哪怕是我反对的，也有被理解的权利。在如今的全媒体时代，谁都可能会卷入一场舆论风波中，我们对基本常识的坚守，决定了理性批判的起点与支点。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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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璇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