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点更正，前两篇推文中写到蒋元椿写的《圣旨口》，应为《论圣旨口》 蒋元椿写了《论圣旨口》，多篇稿纸论排开，占了墙报的好大一块。接下来，又一口气为墙报写了3篇文章。第二篇讨论“官多兵少”，刊登于第三期“呼风唤雨”墙报。第三篇文章讨论驻国外记者站设置，用于墙报第四期——可能是最后一期“呼风唤雨”。至于第四篇，未知道标题，写出来已经没有可用之地，不知所终。 1， “江南”才子浙东来 蒋元椿，1920年10月8日生于浙江绍兴。蒋家原住绍兴城里洗马池头陆家台门中一个小侧院，蒋元椿回忆，小时候家里生活很苦，我每个月要上几次当铺。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蒋元椿，可能还在学生年代
蒋元椿的祖父是个地主，晚年家境破落。蒋元椿的父亲早年在汉口一家银行当小职员，薪酬仅够糊口。后来，父亲当上了家乡一家商店的经理，又与人合作经营一家绸布店，家境好了起来，但供不起3个儿子同时上中学。在3个孩子中，老三蒋元椿学习成绩最好，于是两个哥哥小学毕业后都去当学徒，让蒋元椿进了中学。 进入中学后，蒋元椿各门功课都是优秀，数学尤其出色。 学期结束时他得到了学校奖励的几元钱书券，蒋元椿用来买下的第一本书就是同乡人鲁迅的《彷徨》。 也许是通过读鲁迅的书，蒋元椿喜欢上了文学。1937年，他来到上海上高中，接触到救亡运动。这时，抗战爆发了。他撤向浙江山区，曾来到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打算参军。但那时他对国民党还寄予“正统”希望，观望了一段后又回到浙江。 蒋元椿最终选择了共产党。1940年2月，他在浙江丽水加入中共地下党。没有想到这时皖南事变已经爆发，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卷来，中共浙江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牺牲，丽水的中共党组织也受到打击。蒋元椿在当年10月去福建，就读于福建省立农学院，在这时失去组织联系。为寻找组织，他从农学院肄业，辗转来到广西，当了两年中学数学教师，于1943年在桂林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 。 1945年夏天，蒋元椿北上，正在渡长江的时候听到消息：日本投降了。他继续北上，于1945年10月来到中原的新四军李先念部，投笔从戎。有一位名叫孙卉的女青年和他同时参加新四军，一起当了部队的文化教员。 1946年6月，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原军区部队鏖战突围。蒋元椿编入战将皮定均旅，向东突围。皮定均的指挥非常成功，全旅官兵建制完整地进入了华中解放区。但是已经向蒋元椿流露恋情的孙卉编入另一方向的突围部队，在激战中被打散，在坚持游击战中她牺牲在山野之中了。在晚年，蒋元椿写有怀念孙卉的文章。 蒋元椿随着“皮旅”来到了华东战场，走进了新闻记者队列，曾任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编辑。解放战争中，蒋元椿曾到前线采访，最初的战场采访是1947年秋天随华东野战军十纵队在山东郓城阻击国民党的新五军。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他曾在双堆集战场采访。 1952年，蒋元椿从新华社三野总分社调到北京的新华社总社国内部军事组，编辑来自朝鲜战场的稿件。当年夏天调到新华社国际部东方组，专门从事朝鲜战争报道。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他越来越多地撰写国际评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1956年6月，赏识蒋元椿文笔的吴冷西要他专用一个评论员笔名。恰好蒋元椿正用着一支“江南”牌钢笔，就取了“江南”这个笔名，集中发表关于战俘问题、政治会议和美国对华政策等重大事务的述评。 他的新闻述评在当年影响广泛，蒋元椿因此获得“江南才子”美誉。
20世纪50年代初的胡乔木
2.蒋元椿检查说，确实批评了胡乔木 蒋元椿的文章上墙报之初，周围一片赞许之声。但是，半个多月后风云突变，“反击”开始了。《论圣旨口》被看做“向党攻击”的代表作，遭受猛烈批判。作者陷入了追查思想根源和检讨错误的大会小会之中，层层加码的批判和斗争，一步步将作者推向绝境。 蒋元椿声辩自己毫无反党之心，他是响应领袖号召才落笔的。他承认措辞或有不当，但本意是希望党更加完善。报社领导人，包括6月间刚刚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他原先和蒋元椿一起在新华社工作，对他非常熟悉），还有副总编辑杨刚、黄操良，都极力为蒋元椿说话，说墙报文章的语言有些尖刻，但用意是好的，是希望加强和改善报纸领导的。 事态发展却越来越恶化，反右运动的矛头逐渐指向党内，对蒋元椿的批判很快集中到“反对党的领导”的层面，众口一词，众口铄金，阵势越来越大。 1957年11月22日的一份《简报》记录，在此前5个多月时间里，国际部领导小组和东方部人员，先后召开19次大小会议，“批判蒋元椿的右派言论”。 蒋元椿承受不住，要写检查了。 有一份长篇检查保留了下来，从内文判断，约写在1957年10月之前。 他检查说：自己写墙报文章，是因为当时许多人认为报社编委会对“整风”迟迟不动有意见。后来他参加了编委扩大会议，了解到编委会部署，知道几位副总编辑都忙于应付报社的紧张日常工作， 未能腾出手来搞社内整风。 当黄操良副总编辑决定国际部先行一步出大字报（实际上是墙报小字报），蒋元椿就决心响应，为此写了《论圣旨口》。他检查说，这篇文章的中心目的是，“要领导重视下面意见，强调听取下面意见的重要性。” 蒋元椿写道，写这篇文章前一天，黑板报上写出国际部编辑高集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提意见说，乔木同志管的过多、过死。这个意见给了蒋元椿启发。他希望新闻宣传领导人管大事、管方向。 蒋元椿写的“圣旨口”，即便在半个多世纪后看来，也是尖锐的大胆的。其言锋如此，和当年37岁的作者经历也有关联。他正当盛年，意气风发。他在1945年夏秋之间汇入中原部队，还只是排级文化教员。其后经历了艰苦的中原突围，来到华东野战军后，他担任了纵队宣传干事、新华总分社编辑，职级迅速提升。到1952年，他以“江南”笔名纵论朝鲜停战谈判，解析中苏美日朝鲜国际大事，布局笔阵，吞吐云䨘。 他到人民日报后担任国际部东方部副主任、主任，已经是行政11级干部。这十余年经历可谓一帆风顺。由于战争，由于朝鲜战争期间繁重的笔政，一系列“运动”在身边划过，他缺乏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他畅论国际风云，在出言国内政治的时候，反倒于把握深浅之间推敲不足，谨慎不足。 晚年的蒋元椿对本文作者说，他在青年时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汇入革命队伍，他认为这里的一切都应该是完美的，有缺点、如有不足都在尽快扫除之列。党的领袖也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事不可出于对理想的忠诚坦率提出。这才是付出奋斗和努力要去实现的理想。 大约此前一年，蒋元椿在新华社华东野战军总分社的老战友、这时的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季音到北京，他和蒋元椿说起，你到人民日报来要少说话，多做事，否则，要被“浇开水”的。 即便有言在先，季音和蒋元椿在都在1957年的大风暴中一起“划右”了。是不是命运使然呢？
3. 论“圣旨口”“错”在哪里，批判者怎么说 蒋元椿在检查中写道：“我把‘圣旨口’分为两种。一种“是指乔木同志，然而还不止乔木同志。” 蒋元椿检查对胡乔木的意见说：“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好的，觉得他有学者和长者之风，特别是他过去提过‘江南’的方向，是记者工作的方向。因为同我的个人愿望相符合，我是很欣赏的。”这句话的意思包含，因为感到胡乔木”有学者和长者之风”，所以他敢于提出意见。 蒋元椿写道：“另一种‘圣旨口’，我指的是编委会的某些同志。”是指他们的独立思考和负责精神。 这篇文稿“错”在哪里呢，蒋元椿认为：“是把个别事情扩大为一般。” 蒋元椿写道：“这种情形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尽管我对某些领导同志是敬佩的或有好感的，但我把他们只看作是个人；对我有意见的某些领导同志也是看作是个人，而没有把他们看作是代表领导、代表组织和党的。这样，我并没有想到攻击这些个别领导同志，就是攻击党。” 蒋元椿总结写道：“我现在承认我做了反党的事。到现在为止，党对我的宽处理是十分宽大的，是对我的最后挽救。”为此“请求党给我严格的处分。” 他请求不要被开除出党，留在党内是他最后的要求。 蒋元椿一定是写下了很多份检查的，但本文作者看到的只是一份打印件。这时，是否把蒋元椿“划右”，仍然存在争议。就蒋元椿本人而言，他还参加“鸣放”，发言对国际部编辑李右的“右派”言论作过批判。 报社编委负责人中，吴冷西总编辑，杨刚、黄操良副总编辑，都对蒋元椿有所保护，不想把他归入“右派”行列。 黄操良对蒋元椿的保护更为直接。他是1957年6月20日组成的报社领整风领导小组成员，负责“领导整风学习，研究报纸工作”，是“呼风唤雨”墙报发刊词的作者。他主张将蒋元楼“放过关去”。认为“蒋元椿的基本立场没有问题”，蒋元春快要扣上“右派”帽子了，黄朝良还让他改写人民日报社论。 1957年9月14日，编委会领导小组讨论“第二次右派名单排队”，初步拟出10人为“右派”，10人为“疑右”（有“右派”之嫌疑），蒋元椿名列第三级“未定”名单的第二位。 10天之后，9月25日进行了“第三次排队”，将9 人初定为“右派”。蒋元椿上升一步，成为“疑右”。
北京八宝山墓地的杨刚墓。1987年，人民日报、外交部为杨刚新立墓碑。墓碑上端刻着邓颖超于1983年9月写的一段话：“《杨刚文集》出版，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杨刚同志的最好的纪念。” 随后的局面更严重了。10月6日晚，点名将蒋元椿调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杨刚自杀，蒋元椿命运的一道屏障倒下了。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 
发表于 
QQ好友和群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