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杭州日报首席评论员徐迅雷的文章，前不久还看到他写知网的评论《文化数字化需要利益公平化》（《杭州日报》2022年1月17日），在众多评论知网的文章中，徐迅雷的视角和观点比较独特。 前几天，无意中看到介绍徐迅雷经历的一篇文章《徐迅雷：一个实现人生理想的新闻人》（腾讯网2021年11月8日，作者：陈琦、蔡珏芸），对徐迅雷才算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 他的经历和选择挺有意思。很多时候，如何选择总是让人痛苦。 今年56岁的徐迅雷早年毕业于丽水师专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校长办公室工作了6年，再到政协任职又是6年。再后来，作为优秀正科级干部，徐迅雷31岁时被下派到青田县海口镇任党委书记。下基层锻炼满3年，本可以提任副县级领导，徐迅雷意识到：再不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一辈子可能要毁掉了。当时，他看到《钱江晚报》上刊登的广告——《浙江青年报》（后来更名为《青年时报》）向全国招聘编辑，就辞职去了杭州。 2002年伊始，他从《青年时报》跳槽到《都市快报》，做了两年的部主任后，他辞去了这个职务，专任首席评论员。2015年他到《杭州日报》工作，担任评论部主任不到一年，又辞去主任职务，继续做首席评论员，专写新闻评论。他觉得一定要“写”，“写”才是他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所在，这才有了后来他出版的二十多本书。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为之不懈努力。 不从政，看到媒体的招聘广告去应聘，这是徐迅雷的选择，因为“再不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一辈子可能要毁掉了”；在媒体工作之后，从《都市快报》到《杭州日报》，先后担任部门主任的徐迅雷，最后又都辞去了部门主任职务专任首席评论员，因为“写”才是他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所在，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为之不懈努力”。 媒体人中，能像徐迅雷如此做出这样选择的人，恐怕不多。 媒体的一个部门，通常人不多，少的五六人，多的十多人，但作为一个独立部门，部门主任要负责的事还真不少，通常是“一岗双责”，新闻业务和行政党务一肩挑，从策划选题到看稿改稿发稿再到关心帮助记者（评论员）的发展成长，对内与其他部门搞好关系，对外做好传播推广，还要落实各种指令和要求，一年到头会不少，要交的各种材料总结反馈也不少，总之部门的大事小事部门主任都要负责，不深处其中可能还真无法理解。不知道徐迅雷不做部门主任安心做首席评论员是不是有这种考虑？ 在第十八届（2007年度）中国新闻奖评选中，徐迅雷的网络评论《大桥坍塌的中美调查之别》（刊发在金羊网）获评三等奖。 评论对比分析中国和美国各有一座大桥垮塌而调查 处理方式之不同，从制度环境、法律和文化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获奖之前曾被《南方周末》评选为2007年度中 国十大评论之一，后来被收高校教材《网络新闻评析》一书中。 徐迅雷后来撰文介绍：自己一直来形成了“一气 呵成”的写作习惯，网络评论《大桥坍塌的中美 调查之别》两个小时写就。 有人撰文评价：徐迅雷写时评，总是站在老百姓立场 上，“只为苍生说人话”。他的时评选题严 谨，角度新颖，风格清丽，既通俗易懂，又深刻犀利，充满真知灼见，常常给人带来新的 启迪。纵观徐迅雷的作品，体现出他独特的审察社会的视角和写作风格。 附：大桥坍塌的中美调查之别 徐迅雷 中国塌桥，美国也塌桥；中国要调查原因，美国也调查原因；中国用的是火箭速度，美国用的是蜗牛速度。所以，中国想要“胜过”美国，看来是轻而易举的。 8月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河桥梁发生结构性坍塌，可谓坍塌得一塌糊涂。除了布什视察塌桥现场、国会拨2.5亿美元重建桥梁之外，美国有 关方面立刻进入调查。“调查人员警告说，调查坍塌原因的工作费时费力，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的时间。”（8月7日新华网） 长达18个月，还是在高科技帮助下的时间估计。他们动用直升机，配备高分辨率摄像器材，到现场展开仔细调查；用激光导引探测设备，绘制出大桥残骸的全方位图像；水下复原小组则使用水下摄像机来观测废墟的情况；利用计算机成像技术，在电脑上重构呈现灾难全过程的软件，当前的分析已经纳入了一整套数据，包括天气、经过汽车的数量和速度以及坍塌时桥梁上的建筑设备的重量……要是在无高科技的过去，“他们差不多得把坍塌桥梁的残骸拼装起来”。 美国塌桥一个半月前的6月15日凌晨，广东佛山九江大桥被一艘装载河沙的船撞了23号桥墩，大桥第23号、24号、25号三个桥墩倒塌，约有200米桥面坍塌，桥上4辆汽车（共有司乘人员7人）及2名大桥施工人员坠江。6月19日，九江大桥坍塌事故技术安全鉴定专家组成立，由10位“国内知名桥梁专家”组成，他们从全国奔到广东佛山，对塌桥事故进行鉴定。6月20日，也就是次日，他们召开了九江大桥技术评估通报会，正式公布了鉴定结果：九江大桥的设计和质量均没有问题！ 弄“鉴定”的专家，通常擅长对“成果”的鉴定，比如这座桥梁竣工了，鉴定验收的专家组这么来个一天半天，看一看，瞧一瞧，说几句赞美的好话，拿一笔不菲的酬金，签字画押，愉快走人，邀请方与被邀请方都很高兴，这就是“双赢”。看来，这些专家们把“坍塌鉴定”和“竣工鉴定”当成同一码事了。九江大桥事故鉴定如此迅速如此神奇，评论家时寒冰对此有一句妙语：“我们的专家用肉眼——这种天然的低成本、无污染的绿色工具，完成了鉴定的全过程。”鉴定有意无意玩“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事。美国经济学家贝克认为造假有三大成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处罚成本。那么，如果专家“造假”呢？或则不算造假但“认认真真走过场”，给出一个与常识背离的“结论”，其付出的仅仅是那三大“成本”吗？ 这背后，主要还不是专家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环境问题。官员能够方便操控专家，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问题。公共安全事故，涉及地方政府官员的形象，所以通常情况下当地官员对于“出事”的第一反应是“瞒住”。如今信息发布渠道越来越多，实在瞒不住，那也努力缩小坏影响，将“坏事”变成“好事”。官员利用专家、借专家之口为自己开脱责任，就是把“坏事”变成“好事”的重要管道。有了专家鉴定做挡箭牌，官员自己就能够关起门来“沾沾自喜”了。技术层面的专家与责任层面的官员如果结成“亚腐败共同体”，那么，各种事故就不可能真正找到原因，悲惨经历就不可能真正成为教训，今后类似的事故就可能一再出现。 从深层次看，我们无论在法律还是在道义上，都存在很大缺失。我国对建筑尤其是公共建筑的质量安全事故如何鉴定、处理，没有一部成熟的专门法律作出规定；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并不陈旧，是从1998年3月1日起施行的，但这个“建筑法”应该称为“建筑施工法”，讲的是建筑工程的发包、承包、监理、管理之类的事，有关“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部分十分“原则”，对建筑工程使用期间“出事”后该怎么办没有什么规定。既然“无法”，那么，各地“无天”就成为现实了。 而在道义上，我们更没有形成强大的“耻感文化”，许多可耻的事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上世纪６０年代，加拿大曾发生一座在建桥梁突然坍塌事故，直接原因是加拿大工学院设计错误所致。为铭记这一“耻辱”，该工学院买下断桥的全部废弃钢材，加工成戒指，每年学生毕业时，校方都要向毕业生赠送“耻辱戒指”。这样的行为，在我们这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习惯不是记住“耻辱”，而是忙于找到“替罪羊”，以尽快“扫”掉“耻辱”。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只有“官员”与“专家”，而没有真正的“调查人员”。美国这次塌桥后，调查人员计划“把坍塌桥梁的录像放大后逐帧观看”，既然我们没有“调查人员”，你能指望那些高地位的官员与高身份的专家去干“把坍塌桥梁的录像放大后逐帧观看”这样的繁琐之事吗？
来源：长江朱建华（公众号） 编辑：王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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