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大、北大当老师

刘海明 · 发表于 2024-1-27 20:51:29

【案例】

我在人大、北大当老师

老詹小注：

这是转载的一篇文章。

作者姜波，老詹好友。

曾担任经济日报驻日记者，亦曾担任部门主任。

他的部门，正好由老詹我分管。

我俩性格相近，都挺真诚直爽，

所以，一见如故，一拍即合。

留下很多美好回忆。

姜波很聪明，也很能干，为人又挺随和，

所以，人缘很好，曾被人大北大请去当老师。

很受学生们敬重和欢迎。

我曾建议他将这一经历写出来，一定非常有趣。

诺，果然，写出来了。

各位看看吧，确实很有意思。

媒体人丨姜波：我在人大、北大当老师

作者简历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

原题

我在人大、北大当老师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选载）

作者：姜波

（上）

可能有人会质疑：北大是响当当的中国第一，你怎么把人大摆在前面？

我是2011年开始为人大的研究生授课；2018年起在北大给本科生上课。这里有个时间顺序。

而且，就新闻教育而言，无论是官方评价，还是民间打分，人大在几十年里一直雄居全国第一。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啦，好像是2009年秋。张征教授给我电话：“姜波，回学校开一门课吧。请业界精英到学校正式开课，是我提议的，学院在积极推进。”

这太好啦！到高校当老师是我的一个夙愿，我甚至曾一度萌发过转行高校的想法。而且，我已经为此准备好几年了。

“你就讲新闻采访写作，这是你的强项，因为你有30多年的新闻实践。讲一个学期，每周讲一次，每次3个学时，是专业基础课。注意，是3个学分的课程！”

张征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她曾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荣获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名师奖”、“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良师奖”等称号。

学生要拿3个学分？！这使我感受到不小的压力。千万不能误人子弟呀！而且是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学院”！

其实，对高校的新闻教育，我相对还算熟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结束常驻日本回到国内工作起，我每年都会给几个、甚至十几个新闻学院的硕士博士当毕业论文的答辩评委，也会到高校搞几次讲座，后来又担任业界导师。这也可能是张征老师向我发出邀请的原因之一。

但是，开一门学生拿学分的课程，就是另一回事儿啦。

3个学分，一个学期是51个学时。除了期末考试，一个学期需要讲十五六次！而且每周3个学时。

这个工作量不小呀！（这只是对我这个新闻教育的新手而言的，对我这个兼职教师而言的。其实，高校的很多老师，每学期要开两三门课程。范敬宜先生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院长后，每学期还要开3门课。）

其实，对于请业界人士到高校任教，有的老师是有疑虑的。

我就当面听到一位在中央媒体担任策划顾问的高校老师说过：请业界精英去学校搞一两次讲座，那真是精彩绝伦，学生们也非常踊跃地听讲。因为那是把他半生或一生的经历和经验，都浓缩在那几个小时里，都是满满的干货。但正式开一门课程，那就另当别论啦。

我也知道，全国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随着传播业和传播学的急速发展，国内各大学的新闻院系纷纷改名为新闻传播院系；唯有人民大学舍不得“人大新闻”这个金字招牌）聘请了许多新闻界精英任业界导师、客座教授、讲席教授，甚至是院长。不过，他们基本上就是搞几次讲座，正式开课的并不多。

我还听说过，有的高校满怀期待地邀请传媒界大咖正式开课，要么被婉拒，要么讲了几次就讲不下去啦。

当然，新华社的熊蕾前辈在人大、凤凰卫视的曹景行前辈在清华、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博士在北大，他们长年开课，颇受好评。

如何使这50多个学时内容丰富而又生动活泼呢？

如果选一本比较畅销的新闻采访写作教科书，按其范式与逻辑展开，加上我本人所经历的典型案例，应该说是不必花费太大功夫的。

但是，这不是我的风格！而且，人大请我开课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我要自己编写讲义！

尽管三十多年新闻生涯是我的长项，但如果都是新闻案例的堆积，那不就成了流水账？尤其是给研究生开课，是需要上升到一定理论层次的。

好在这些年里，我还是浮光掠影地跟踪着学界前沿，对新闻传播理论还一知半解。不过，我知道，一个长年搞新闻实践的人，在人大新闻学院深究新闻传播理论，那是班门弄斧，那是在找死。

讲新闻采访写作，讲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语境下的新闻采访写作，讲飞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正碾压传统新闻业背景下的新闻采访写作，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尤其是我相对熟悉的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来融会贯通，可以扬长避短，可能会独辟蹊径。

我一直认为，如果仅仅掌握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知识，哪怕是研究生、甚至是博士毕业，走向新闻采编岗位以后，也很难胜任日新月异的新闻实践。新闻学院的学生应该主修或专修一两门其他学科。从功利的角度讲，最实用的是经济学和法学。但遗憾的是，我对法学完全是门外汉。

我跟张征老师说，我需要准备相当一段时间。

张征简单地回复我3个字，“等着你。”

说句也许伤人的话，现在的新闻传播学教科书是鱼龙混杂。有人明明在那里“为赋新诗强说愁”。

有本《通俗新闻标题学》，把新闻标题归纳为突出最重要内容型标题、概括型标题、诸侧面并列型标题、新作诗句型标题，等等。好家伙，竟然总结出99种类型标题！

概括式、综合式、摘要式、结果式、人物描写式、事务描写式、现场描写式，等等，有人把新闻导语写法归纳为24种！

外貌描写式开头、性格特征式开头、开门见山式开头、环境描写式开头、巧设问题式开头、心理描写式开头，等等，有人把文章开篇笔法总结出20种！

……

如果是学术归纳，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我无权评判；如果让学生们以此作为未来新闻实践的指导，则谬之千里啦。

新闻采访写作的教学，怎么能这么“内卷”呢？

我要把自己的、同事的、同行的、前辈的，在新闻实践中感受最深的、最得心应手的、最有操作价值的心得、体会、手法、惯例、规则，甚至逻辑、规律等，归纳综合，辩证思维，理性升华。

在博的基础上求专，在广的基础上求深。

历史与未来的演进，理论与实践的交汇，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国与世界的融通。

当然，这是我的努力方向。但效果如何，则由学生们评判啦。

潜心读书，梳理思路，整理案例。

新闻与道德、新闻与激情、新闻与理性、新闻与历史、新闻与宏观、新闻与数字、新闻与时间、新闻与市场、新闻与效益、新闻与责任、新闻与自由、新闻与发现、新闻与采访、新闻与写作，等等。

我整理出彼此独立又联系紧密十几个专题的讲义，并做了课件，每个专题足有三四万字……

2011年春，我带着自编的讲义去见张征老师。张征仔细看了后说：“太好啦！你下个学期就开讲吧。这些内容，学生们是太需要啦。”

（中）

按着学校的规定，每个学期末结课时，学生们要给老师打分。

我每年的平均得分都在九十七八分。尽管我并不在学院考核范围内。

接替张征老师担任人大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的许向东老师，有次看到学生给我打的分数后连声说道：“高分呀，高分！”

2011年的秋学期即将开始，我要开课啦。

首先是授课时间问题。我曾对张征老师提出过一个请求，能不能把我的课程安排在周一或者周五。

因为我在岗在位，需要满负荷工作，经常会到外地采访。把课程安排在周一或周五，可以保证连续4个工作日，基本可以完成一次常规的采访，尤其是对体制内单位的采访（当然，也有些省市领导和国企老总把采访时间安排在周末）。张征老师让我尽管放心。

开学前，新闻学院负责课程安排的教学秘书征求我意见：“姜老师，您方便上课的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或是晚上？”

可以晚上上课？是晚上6点开课？这太好啦！

从报社到人大，我坐地铁也好骑自行车也好（我常年坚持骑车上下班），大约需要50分钟。这样的话，报社下午5点下班时，我踩点出发完全来得及，就不需要专门请假啦（其实，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一个优点就是时间支配比较自由。早走一会儿，不请假也没关系的）。

所以，每周一晚上6点到9点，是我固定的授课时间。当然，我没有时间吃晚饭，只能吃两块点心、喝几口咖啡啦。

开课后，张征老师听过我的一堂课，给了我充分的鼓励和肯定。

真应该感谢人大新闻学院对我的高度信任和充分“放手”。

上课讲什么，怎么讲，怎么进行课堂讨论，怎么布置作业，怎么安排考试，怎么给学生判定分数，一切都由我自主决定。学院从来没有任何干预，哪怕一点儿也没有。

我呢，也就是每学期开课那天到学院办公室，取一下选课学生名单（请课代表或助教代取也可以），了解一下新学期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再就是结课后把学生成绩签名后提交一下。

我是上课来，下课走。如果不是每年几次硕士博士毕业答辩，我甚至都见不到学院的其他老师。当然，我会就教学情况随时与相关老师沟通。

人大新闻学院的几任院长——倪宁老师、郭庆光老师、胡百精老师、周勇老师——都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并感谢对学院的支持。

【所以，2019年11月，我获得了第七届范敬宜教育基金的“良友奖”（也就是社会贡献奖）。在答谢致辞中，我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对我的信任与支持。而且，我这次获奖也是人大新闻学院提名并申报的。】

尽管我不事张扬，但我在人大授课的事儿，还是在报社慢慢传开了，我也没太在意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对自己、对报社、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可是，我没想到，一年后的一次全报社大会上，社长不点名地批评道：“有人在大学讲课，还有人在电视台做嘉宾主持，这是不务正业。”顿时，不少编辑记者都扭头看着我。

你的编辑记者能站在著名高校的讲台上，是给报社增光添彩的事情！怎么竟成了“不务正业”？

散会后，我马上去找社长。

“社长，您批评有人在高校讲课，我就在人大当兼职老师。不过，我从来没有耽误工作呀！”

社长一笑：“我说的不是你。有人在净在外边晃悠挣钱，不干报社的事。不过，你的讲课费别忘了缴所得税呀。”

我听后，心里苦笑。

不久，我就有了“尚方宝剑”。

2013年6月，教育部、中宣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计划在几年内，从新闻单位选聘50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兼职或挂职任教；从相关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选派50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

其后的一天，中宣部新闻局的一位同志来电：“姜老师，看了你的资料，有3所大学想聘请你做兼职老师，你意向那所学校？”

我的意向是人大和北大。

“呀！这有些难办。因为一位老师只能选一所大学。”

“那就人大吧。”我毕竟与人大新闻学院“前世有缘”。

不久，从10家中央媒体选拔的49名编辑记者，很快就到首都12所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挂职或兼职。

我再去人大上课，不仅理直气壮，甚至有点儿“趾高气扬”啦。

我一直认为，教育部和中宣部这个“卓越计划”是高瞻远瞩的。

随着飞速发展的移动互联技术和革命性的知识加速更迭，我们很多中年壮年编辑记者尽管都是本单位的业务骨干，但其知识结构已经老化，做深度报道时常常力不从心，策划选题时捉襟见肘。即使是出身于新闻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毕业十年二十年后，即使是面对新闻传播领域的新事物、新动向、新理论，也往往感到陌生。因此，都亟需“充电”。

我曾向有关部门提交过报告，请求脱产一两年，在高校新闻传播院系边授课边研修，但没收到回复。

【2006年，我曾脱产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真是获益满满。】

到高校长期任教，还有一种倒逼作用。

为了把最新的知识传递给学生，也为了自己不“露怯”，逼着你始终关注传媒业的发展和新闻传播理论的最新动向，逼着你了解国内外与新闻传播有关的大事小事，逼着你精读新闻大咖们的经典名作和采访写作心得；逼着你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讲义。

我的编辑记者朋友中，有人也期望能到高校讲课。我总是给予热情鼓励，并启发他们认真准备讲义。因为如果只是按教科书照本宣科，加上一些自己的经历，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啦。

你要有“不可替代性”！

结识过几位到新闻媒体挂职的高校老师，我建议他们如果条件允许，完全摆脱学校的教学及行政事务，专心在中央新闻媒体工作两年，白天黑夜都跟编辑记者一起摸爬滚打。

半年总编室夜班，半年总编室白班；然后，再用一年时间，在一两个关键的专业采编部门磨练。

尤其是参加一切可能参加的社（台、网）内外会议。因为会议不仅是新闻的富矿，而且通过会议可以了解太多太多的信息，从而深度地了解这个社会。

这样的话，你对中国媒体运行的规律、规则（包括潜规则，这里没有贬义）、惯例、技术、趋势等，将会有深刻透彻的了解和理解，再进行理论上的剖析和综合，就能够克服目前的新闻传播领域学术与实践“两层皮”的弊端。

这不仅“接地气”，而且可以“上云端”。我甚至认为，这可能比去国外访学的收效还要大。

现在，有人批评一些高校年轻老师过分推崇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其实，未必是这些老师们“崇洋媚外”；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不了解社会现实，不了解中国国情。

到媒体挂职或兼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途径。

人大新闻学院的陈阳老师，非常珍惜在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挂职的难得机遇（陈阳老师这样形容：“完全是天上掉下来一个苹果砸到我怀里”），充分进行“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后在国外访学期间，进行理论上的吸收、沉淀、梳理、升华；几年后写出了沉甸甸的新闻社会学专著《重新出发：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媒体转型研究》。

像陈阳老师这样，能在媒体专心工作的高校老师好像并不多。

按着学校的规定，每个学期末结课时，学生们要给老师打分。其实，这对于我似乎无关紧要，因为我不在学院的考核系列内。

不过，我每年的平均得分都在九十七八分。

接替张征老师担任人大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的许向东老师，有次看到学生给我打的分数后连声说道：“高分呀，高分！”

感谢许老师。他总是支持我，关照我。而且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他把自己带的硕士生博士生配给我做助教。

（下）

我上课从来不点名，来不来听课是你自己的事。

在大学上课是什么感觉？就是一项工作而已。

名校的学生都是个中翘楚吧？的确有一批未来的栋梁之材，也有一些只擅长考试的平庸之辈。

十几年里，我竟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课。

吕艺老师一个学期竟要开5门课程？真令我惊讶不已。“需不需要我‘分忧解难’？”

吕老师真诚地说：“姜老师，正要跟你商量这事呢。你在人大开课好多年了，退休了有时间了，能不能在北大也代一门课程？帮我减轻些压力。”

就这样，我开始在北大上课啦。

吕艺老师是位坦诚厚道的老大哥。

开学前，我与吕老师商讨授课内容。

“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姜老师确定。因为你有常年的新闻实践，又有在人大授课的经历。只是……”

“我明白。学术无禁区，课堂有纪律。请放心好啦。”本人毕竟在中央党报工作了30多年。

吕老师考虑到一切可能出现的细小问题，都替我一一解决，并且每年都为我配备一名助教。

一天，一位背着双肩胯的中年帅哥走进教室，在后排静静地坐了下来听课。这不是陆绍阳老师吗？他时任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他听过我两次课；还邀请我为他的研究生讲财经新闻的采写。

还有一次，一位长者在课堂静静地听了一个半小时。课间休息时，他跟我攀谈并展示了一下胸卡，我没在意去看是什么内容。长者自我介绍说是已经退休的老教授，现在受学校委托，现场听课，评估授课质量。他一再鼓励我：“讲得生动，讲得透彻。”

与人大一样，北大也给予我充分的教学自由。

与发达国家中小学松、大学紧相反，我国的学生们被绑在考试的战车上，尤其是经过“不见天日”的高中三年，考入大学后，普遍都松了一口气，一些学生经常“翘课”。

为了保证课堂出席率，有的老师每堂课都点名。我对此不屑一顾。

我从来不点名。学生愿不愿听课是你自己的事。

第一，如果老师讲得不好，学生有权拒听，不必听任其误人子弟。即使有的老师采取措施保证了出席率，有的学生课堂上还是心不在焉，总是低头在玩手机。

第二，你因睡懒觉、玩游戏、交朋友、串课、实习等原因而不来上课，损失的是你自己。你独自享受这种“自由”好啦。

一般说来，就我的课堂而言，人大的研究生们，有缺课的，但不多；北大的本科生们，缺课的相对多点儿。不过，这些不到课堂听课的学生，也会按时提交作业，参加考试，为的是“刷”到学分。一般情况下，我还是会“成全”他们的。

每年第一堂课，我都会对学生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是课堂积极发言，可以质疑我，批评我，甚至打断我的授课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二是作业也好，考试也好，严禁抄袭。这是一条底线。

遗憾的是，在北大也好，在人大也好，学生们课堂发言都不够踊跃，远远达不到我们读书时那样争先恐后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的程度。尽管我一再启发他们，尽管他们说我的课堂上师生已经互动够多的了。

这可能是我的学养不够，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相对弱一些。爱因斯坦说过：“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现在的学生经过十几年流水线般整齐划一、填鸭式灌输，往往满足于已有的现成答案。最近的一项跨国抽样调查令人沮丧：中国的大学生经过4年专业训练，其批判性思维和学术技能竟比入学时出现了退步！】

当然，下课后，不少学生会围着我问这问那；有的学生发长长的邮件与我讨论问题；而且，在“展示”环节——我事先选出一两篇有特色的新闻作品，请一两位学生课堂上进行剖析，每次十分钟左右——也非常积极，有学生甚至私下找我，主动要求下次“展示”；还有的同学把自己课程作业之外的新闻作品，交给我评点。

有朋友问我，在大学讲课是什么感觉？

我平静地告诉他们：就是一项工作而已。

如果说，刚开始时，还有点儿心潮澎湃的话；但时间一长，就是按部就班、波澜不兴啦。

当然，每堂课都看到一双双清澈的眼睛、一张张明媚的面庞时，你不仅会感受到心灵的蔚藉，而且似乎整个时代和整个世界都在变得年轻啦。

有朋友问我，北大、人大都是全国最顶尖的高校，这里的学生是不是个个都是身怀绝技、人中翘楚？

当然，比起一般的大学，这里的“学霸”们的整体素质非常高，令人兴奋，令人惊叹，令人感怀。但时间一长，他们在我的眼里，就是些学生，就是群孩子。

他们中间，有一批有思想、有激情、知识渊博、前途无量的未来栋梁之材，但也有一些中规中矩、只是擅长考试的平庸之辈。

有几个学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011年秋学期，张征老师帮我选了课代表，因为我对学校情况了解得较少。“北京四中的。本科就是咱这儿的。很厉害的。”

在接触中，感觉这个学生思维敏捷、知识面广、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她的作文也写得很好，的确是个学霸。

后来我才听说，岂止是学霸，简直是学霸中的超级学霸！

三年多的时间，这位学生拿到了3个硕士学位，而且都是响当当的名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伦敦政经学院、人大新闻学院。

天之骄子呀，不服行吗？

讲授新闻采访写作，我希望最好是30人以下的小班，这样便于相互交流和讲评作业。

那年，学院开放选课平台，结果从其他社科院系一下子涌入100多人。我讲课就比较累，批改作业压力大。

我没想到的是，最出色的作业竟出自法学院一位大三女生之手。其思想之深刻、逻辑之清晰、叙事之流畅、文笔之清新，令我久久无语。

结课时，我专门找这位学生谈话。“将来你做检察官也好，当律师也好，干其它工作也好，都不要放下你手中的笔。那将是你人生飞翔的翅膀……”

他以国防生的身份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武警新疆总队所属的一个单位。他努力工作，用学校学到的知识，写文章、拍视频、编节目，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但这些都是工作中的“常规动作”。一年后，赶上老兵复员，老兵们对部队的浓浓真情深深地打动了他，采访后就赶写了一篇通讯。这篇报道不仅《人民武警报》全文刊登，而且《解放军报》大篇幅转载。

人才呀！武警新疆总队领导得知后，马上将其调入总队机关。

他特别感怀：凭着这篇文章，自己比同龄人少奋斗了三五年。扎实的文字基本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本领。

领导开明，又放行他读研究生。

一次课堂上，大家就日本为什么失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而争论不休时，他冷冷地冒出一句：“人口老化与萎缩呀。”可谓一语中的。

我会结合学生们的作业，讲授新闻采访写作的方法和技巧。那次，一个学生的作业让我眼前一亮，尽管这个学生很少来上课，但好文章毕竟是好文章，我还是在课堂上将这篇文章展示给学生们。

课间休息时，有两个学生不约而同地举着手机找我，“老师，您看！这文章是抄袭的！”

我的天！那学生的作业大约有2/3是抄袭网上一篇文章。

没办法，挑战底线了。这次作业我不能给成绩。

期末，这位学生打电话给我：“老师，为什么不给我成绩？我作业不是很好吗？不是还在课堂上展示了吗？”

“你难道真的的不明白为什么吗？人在做，天在看……”

我回顾了一下：除了一次因交通故障而迟到几分钟外，十几年里，我竟没有缺过课，也没有因故改时间补课，哪怕一次也没有！

不容易呀！我安慰着自己：起码说明这十几年里身体没有大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