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孙中山为何将成功归功于报纸？

刘海明

导  读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10月9日上午，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满清缘何崩亡，百余年来史家有不同的回答。

民国缔造者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时曾这样说，“此次中国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馆鼓吹之功，各报之所以能收效果者，由于言论一致”。

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成功全赖武力与人心，辛亥革命胜利人心似更胜于武力，因此孙中山尤重视报馆宣传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然而遗憾的是，百余年间知识界并未对报刊之功给予足够的重视。

近代中国的大众化报刊起始于19世纪初期。受甲午以降一系列政治运动影响，中文报刊得以在全国迅速普及。至19世纪末，中文报刊已然从东至西遍布全国，并逐步向基层渗透，呈现出明显的“民间化”特征，成为联系晚清士林、影响社会舆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

大众报刊的涌现使传统偏重地理维度的人际交往得以超越空间束缚，出现马克思所谓交往的“精神转向”，进而深刻改变了晚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态。随着大众报刊、现代图书出版等机器印刷物在生产、流通、传播、存储环节的加速，知识交往逐步在交往体系中出现爆发性增长，因报刊而不断聚合的民意或公众舆论，也逐渐成为挑战晚清封建统治不容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

就辛亥革命而言，大众化报刊成为革命成功的重要助力。

一方面，报刊是清末“革命”流行的载体，报刊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渠道，也为革命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辛亥革命主要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开展了广泛的舆论活动，革命派把出版报刊作为革命思想宣传的主要方式。

革命思想的传播最初主要在中国香港、日本等地（1905年前国内的革命派报刊仅占极小比例，1905年后各类革命报刊才在上海、武汉等地形成高潮），因革命思想被清廷视为洪水猛兽，革命报刊屡遭查禁，早期革命报刊在国内的出版发行并不算顺利。

然而即便如此，从各种渠道得以秘密在国内传播的革命书报仍潜移默化地传播了革命思想，这从知识界当时争先恐后、一睹为快的追捧热潮中可见一斑。

清末革命书报的传播形成了一个越禁止、越流行的怪圈。譬如1904年，清廷军机处开列了《革命军》等20种书报，通令禁止。然而事与愿违，清廷禁令越严，革命书报流传越广。《湖北学生界》刚刊发时并不怎么引人注意，待张之洞禁令一下，数千部立即售尽，且“各处投函购阅者纷纷不绝”，于是再印数千部，还准备三版四版。

革命报刊广受欢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士人关注的重心转移。作为革命派领袖的孙中山就敏锐察觉庚子前后中国的人心“与前有别”。此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庚子以后则鲜闻一般人恶声相加，“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从“诅咒谩骂”到“扼腕叹惜”，晚清舆论的对革命党的态度转变，以及1905年后革命报刊在国内的爆发性增长等一系列的变化，都指示着时代风向的潜在转向，革命报刊的鼓动与宣传对革命的影响厥功至伟。

另一方面，晚清立宪报刊长期占据国内舆论主流，围绕西方政体的持续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较之于革命报刊多在海外创办，立宪报刊则在较长时期占据了国内舆论主流。

甲午战争以后，报刊一直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梁启超在维新时期就明确提出开会必先办报，认为办报是舆论得以“浸渍人心”，改良风气的最佳途径。严复也观察到其时报馆言论的鼓动是导致舆论分化、士人“分党”的重要动因。

维新失败后，清朝廷厉行党禁，结社与办报随之陷入低谷。然而不过几年，清末复行新政，针对维新运动的诸多禁令大多不宣而废，立宪政治风气大炽。晚清立宪政治在1905年以后猛然加速，与之相因应，晚清政党办报随之大幅增长。作为政治动员最便捷的工具，晚清政治团体极为重视对报刊的利用，报刊渐次演变成为结社组党的基础、平台和纽带。

对于晚清立宪，朱执信评述“其倡者一二无赖，而和者乃遍中国；相与鼓吹张皇之，使深入于士民之心”。之所以由“一二无赖”到“和者遍国”，最终深入“士民之心”，晚清报刊所发挥的政治动员不可等闲视之。

在晚清“政治出版”的驱动下，通过报刊发表公论、参与政治进而实现政治关怀俨然成为清末立宪士人的不二之选。

晚清各种政治报刊的涌现，虽然各党彼此存在盲目攀比，所办各报也参差不齐，但这些政治报刊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播却有推动意义。对此，清政府的官员最有体会。

1907年，孙宝瑄（曾先后在清廷的工部、邮传部、大理院等任职）就感慨：“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而在数年前，这还是“所梦想不及”之事。孙氏之议透露出清末政治报刊对士林风气的转移之力。然而更要命的是，这种风气转移所引发的“公然不讳，昌言无忌”，也意味着舆论对传统皇权秩序的挑衅和践踏。就此而言，新式报刊显然有着罗杰·夏蒂埃（Chartier, Roger）所说“建立或加强某种秩序”的功能。

晚清报刊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激烈讨论、对清政府封建专制“肆无忌惮”的攻击，公然对清政府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和挑战。正是在此种铺天盖地的报刊舆论影响之下，革命发生前夕，清政府内部已然分崩离析、摇摇欲坠，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多已不再效忠清政府，各省咨议局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许多人甚至还成为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随着清政府假立宪的面目不断暴露，立宪派对清王朝完全失望，立宪派渐与革命派思想合流，最终完成对清政府的最后一击。观察清政府覆灭之前的报刊舆论，立宪报刊的言论与革命派论调几无差别。

例如《大公报》所刊《说妖孽》，就不客气地将清政府比喻为“黑暗政府，妖孽之首领”，倾向革命之意已昭然若揭。报人戈公振后来评价辛亥时期舆论的变化即一针见血地指出“庚戌辛亥时，即立宪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此为“清廷存亡绝续之大关键”。

由此也不难看到，孙中山所说辛亥革命的成功的“人心一致”，既有革命报刊长期对革命的倡导与宣传，其实也包括立宪派报刊的倒戈一击。革命从来就不仅仅是一派战胜另一派，也是社会群体人心一致合力运动的结果。

葛兰西曾指出，“当一个阶级试图获得政治霸权前，它必须先获得文化领导权”。辛亥革命的胜利，清王朝的内部崩溃，率先在于革命思想深入人心。

晚清报刊所激发的革命舆论对辛亥鼎新的意义之大，恐怕远超我们今日的认识。革命党人邹鲁就感慨，“其时不特各地本党报纸极力为革命宣传，即非本党之报纸亦助之，遂使清廷草木皆兵，不百日而民国告成”。

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不同场合多次对报馆的宣传之力加以肯定。孙中山甚至将革命成功完全归功于报纸，“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

孙中山对报刊宣传之力的反复陈说和高度肯定难免有夸大之疑，但革命缘何此前屡起屡仆而最终能“卒成于今日”，似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报刊、人心与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

来源： 传媒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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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皖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