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湘韩：新闻理想点燃青春激情

刘海明

编者按：值此第20个记者节，《中国记者》杂志2019年第11期推出“特别策划：我的记者岁月”，邀请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记者群体中的新闻人讲述他们的“记者故事”。今天推送的是中国青年报社编委、全媒体协调中心主任吴湘韩的文章。

新闻理想点燃青春激情

文/吴湘韩

“生命由时间组成。一篇新闻作品、一个版面、一张报纸的生命是有始终的，甚至是短暂的，但如果倾注足够的时间、情感、思想，虽然不能使其不朽，但也是能延长其生命周期的。”9年前的深秋，我为《开掘真相》第二辑的《后记》写下了这段文字。

又是一年深秋。回想自己记者生涯的点点滴滴，感叹那真是一段新闻理想点燃青春，激情熊熊燃烧的岁月。

一、一篇报道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又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

那一天，谭里和手里拿着一份发黄的剪报，上面是我13年前写的头版头条报道《残疾考生为何难圆大学梦》。他拄着拐杖，嘴里不停地说：“如果没有你的报道，就没有我的今天。”

记得那是2001年8月22日下午，他拄着拐杖辗转找到中国青年报驻湖南记者站，向我诉说自己的高考成绩理科513分，超过湖南中医学院投档线7分，但很可能被拒之门外。他2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导致右腿瘫痪，左腿严重畸形。那一年他是第三次参加高考。对残疾考生打折扣、降格录取当时是普遍现象。

缴费报到入学后，一位老师说：“录取你是一个不小心的误会。”学校要求他转到历史系去，或者去别的学校读自考。谭里和感到非常不平和伤心。加上系里一个多月独独不给他发书，他毅然选择了退学开始了流浪式的自学之路，湘潭、株洲、长沙等地的高校都留下过他自学的足迹。

我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就开始深入调查。

采访湖南省残联和省教委，发现残疾青年上大学的合法权益受侵害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湖南省教委一份资料表明，2000年该省残疾考生报考人数213人，上线考生135人，录取128人，录取率94.7%，比1999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录取的学校都不是很理想，大部分残疾考生都被降格录取。省残联有关负责人说：“高考录取应该体现公平原则，不录取或降格录取就是在歧视残疾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二十二条明文规定：高等院校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残疾生入学，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生。

一采访高校，高校也有自己的苦衷。

这篇报道《残疾考生为何难圆大学梦》在中国青年报2001年8月25日头版头条见报了。

据悉，2001年湖南全省本科线以上的残疾考生，经过省招生办的努力，绝大部分被录取了，但仍有谭里和、梁勇、贺琳等7名残疾考生被有关高校拒之门外。时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傅学俭心急如焚，连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关于确保我省“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入学的建议信》加急送交给湖南省政府时任代省长张云川。张云川在出差途中接到此件，十分重视，当即批示要求省教育厅予以落实，并向社会承诺：本省高校保证“符合国家规定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全部入学。

谭里和看到了新闻的力量，读大学时就开始学习新闻采访，立志当一名记者。毕业后，他用拐杖撑起新闻理想，从小患肌无力的双胞胎龚前文龚后武兄弟，在他的报道下获资助读完大学；湖南轮椅女孩龚莹和广西轮椅女孩王丹，因为他的报道有了属于她们的新书发布会；精准扶贫对象——重度残疾妇女谢旭芳，在他的关注下，如愿来到省城长沙就医并得到救助……

他家的阳台上放了一堆被他用坏的拐杖，一共42根。他说：“别人的新闻是跑出来的，我的新闻是爬出来的！”

他先后获评“湖南十佳记者”“中国好人”“全国助残先进个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2001年11月，中国青年报社为我举办过个人作品研讨会，这是报社第一次为记者个人专门召开新闻作品研讨会。在维护青年合法权益方面，研讨会上报社领导列举了以下报道：湖南株洲二中持续多年的乱收费事件得到查处；因录取通知书被延误而痛失大学梦的黄芳圆了大学梦；谭里和等6名被高校拒录的残疾考生最终被有关大学录取；湖南衡山县部分被剥夺参加高考权利的考生得以参加高考。

回顾这些报道，我深深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和新闻工作的价值，也感受到了职业荣誉和成就感。

二、在积累中迸发，国家领导人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

“湖广熟，天下足。”两湖是一块富饶美丽的土地，却是一块水灾频发的地方。我先后担任中国青年报社驻湖北、湖南的记者，与洪水结下了难解之缘，几乎年年要参与抗洪报道。

在与洪水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总是抑制不住反思的冲动。

1995年夏，长江中下游地区暴雨频降，江河水位猛涨。湖北武汉关水位7月6日到8日连续3天与1954年同期处于同一水位线上。

我当时驻湖北记者站，站在江堤上，看着“惊涛拍岸”的险景，一个问题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为什么水越来越大，堤越修越高？

我带着这个疑问走访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专家介绍，由于长江上游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淤积，使河床抬高，并且使起着调节蓄洪能力的湖泊、水库日趋萎缩，同样流量的水位却比1954年以前大约提高了0.6—1米。

我从防洪标准、水利投入、水利设施等方面对长江防洪问题进行了反思，得出“上游山区的水土流失是长江流域水患问题的症结所在，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江洪水的威胁，必须在堤防、拦蓄水库等工程设施的基础上，搞好上游山区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综合治理”，“仅靠抢险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结论。

1996年湖南遭遇的洪水虽没1998年的大，但造成的损失却比1998年大得多。我赶到了抗洪前线，注意收集一些反思的素材，并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采访了部分地方领导和水利专家。10月，我发表了《居安须思危》《几分人祸》《呼唤科学》《9·15决策》等4篇“湖南灾后反思”系列。

这一系列报道从水土流失、围湖造田、任意侵占洪道等方面分析了江湖行洪能力降低的原因，而这些方面都是“人祸”，并多次提出了漫溃的巴垸要退田还湖等观点。

1998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性大洪水，《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调兵遣将”，在长江沿线布下了“重兵”。11月，报社给我布置了一道任务：到省、市有关部门了解退田还湖的情况。

我觉得到上面采访只能了解到一些枯燥乏味的统计数字，还是应该到现场去。也许是巧合，我在汉寿县大南湖乡武竺山村采访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叫郭幸初，当时拄着一根拐杖站在田埂上。我要他回忆当时围湖造田的情景，并问他：“如今又要他退田还湖，有何想法？”

故土难离，但饱经水患的他说：“想得通。”

站在一旁的青年农民瞿长新接过话头感叹地说：“原来是水还好一些！低湖田稻谷产量低，又卖不起价钱，辛辛苦苦一年，还要贴钱进去。一旦遇到大水，颗粒无收。”

在现实面前，湖区农民也感到种粮食不划算，开始认同退田还湖或退田养鱼。

郭幸初，既是“围湖造田”的历史见证人，又是“退田还湖”的现场感受者。通过这位老人，现实与历史有了沟通的桥梁。自然而然过渡到“围湖造田”的历史，用活历史资料，并通过一位老水利专家之口分析当时为什么要“围湖造田”。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总是随着人们的实践而发展。文章发表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原计委副主任、总工程师翁长溥来信说：“我担心半个世纪的问题，已见到了转机，甚感欣慰。”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报纸上当即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好。朴实无华，但思路清晰，数据说话，令人信服。”随后，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等机关报纷纷予以全文刊载。这篇报道还荣获中国新闻奖，被收入粤教版语文选修教材。

我曾在在湖北、湖南驻站10年，深入乡村和城镇社区，了解底层民众的呼声和疾苦。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2001年参加研讨会时说：“我们看小吴的作品不用大话套话，他用的都是被采访老百姓的语言，他的素材都是从生活最基层的现实生活中来的。”

驻站期间，每当洪灾、矿难、火灾、爆炸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我大多出现在现场，及时发回报道，体现了一个记者的职业激情、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

三、众人拾柴火焰高，每个人像“打了鸡血”

2004年，中国青年报改扩版，新出“特别报道”版，以加强《中国青年报》作为综合性日报的深度报道，保证有充分的版面对重大新闻事件作多角度多侧面的深入报道。最初定为周一至周五，每日一期，一般刊发在第三版。

我当时在湖南驻站，鬼使神差参加了当年4月的特别报道编辑室负责人竞聘。当年5月初就被召到北京，因为6月1日是特别报道版的“预产期”。最初只有4个人，周珣，头儿，我和罗旭辉协助周珣工作，还有一个美丽机灵的女孩，张凌，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30岁出头。

周珣当时要张凌在报社附近找房子，想租一套房子大家一起住，当时她的设想是至少有3个月时间白班夜班连轴转，一周5天之内是无法回家的。也许是张凌没找到短期出租的房子，也许是我和旭辉觉得没必要，也就没发生“男女生同居的故事”。

除了睡觉、吃饭，就是高强度的工作，大约运转了一个月左右。周珣感到大家都熟悉了情况，也感到这样“打疲劳战”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分白班、中班、晚班“三班倒”。当时旭辉的父亲因患癌症晚期正在北京肿瘤医院住院，仍坚持日夜上班，日见消瘦。

2005年我成为特别报道部主要负责人后，更专注于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报道，提出了“开掘真相，影响今天”的办版理念，并对栏目进行了个性化改造，专门设置了一个“打活老虎”的栏目《今日出击》，推出了一大批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报道，如《一个教育局长的“职务后”突击》发出后，卸任当晚调动数百名教师的河北武安市教育局长立即引起了纪检部门注意，中央领导人批示查处，后被查出权钱交易而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该栏目创刊不到两年即获得中国新闻名专栏称号和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008年10月21日，我在一个民间舆论监督网站上看到山西封口费事件的帖子，文字不多，但从上面的图片看，真实的可能性大，经辗转找到了举报人得以突破。这个系列报道是中国青年报2008年度影响最大的舆论监督报道，也是监督新闻界影响最大的批评报道，推动了中国新闻界重建新闻公信力与记者社会形象的重大进程。报道引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中宣部领导、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高度重视，有关媒体和责任人得到查处。

这组报道采访扎实，文风朴实，证据说话，客观真实，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米博华在中国新闻奖评审会上评价这个系列报道时说“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以扎实的采访作风，使报道极具冲击力，给人以极大震动。”

有一位同行问我：“为何以前有媒体报道封口费类似事件挨批，你们却获奖了？”我回答说，我们有实锤，操作更专业。

我主持特别报道部工作9年时间，部门先后有5个作品获中国新闻奖，2人获长江韬奋奖，主办了5届全国深度报道研讨会，四五十名官员在我们的舆论监督之后被查处。

四、守望社会公平正义，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美国著名报人约瑟夫·普利策的这句名言生动地道出了新闻记者的监督职责。

一名新闻记者要履行新闻监督职责，离不开采写调查性报道。新闻媒介只有进行广泛的建设性调查性报道，才能尽到媒体的职责，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才能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时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主任杨振武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说：“我觉得一个33岁的年轻人，写出这么多有影响力，甚至有震撼力的作品确实是非常可贵的。我觉得吴湘韩敢于发现问题，抓住问题，他从一个具体的事件、一个具体的问题入手，抓住一个点，但是它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从社会和政府部门普遍关注、政府部门正在解决或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入手列出选题清单，用有影响力的报道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集聚推动社会发展的正能量，从而推动社会前行的步伐。

2000年，湖南隆回一中发生震惊全国的高考保送生舞弊事件，14名保送生中竟有13名是假的。这是我和《文汇报》记者周其俊合作率先调查报道的。我至今还记得10多年前采访的情景：为防止被公关，我们一采访完就连夜乘坐长途汽车赶回长沙写稿。

我们坚持不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引发了保送生政策的重大调整。从此，我开始关注和研究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此后10多年，我组织策划的高考报道涉及高科技舞弊、体育特长生高考加分舞弊、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造假、冒名顶替、民族成分造假、马拉松比赛作弊丑闻、武术加分造假、“三模三电”加分造假、特殊招生信息公开等许多方面。我参与采写并组织策划主编的《上千“体育竞赛优胜者”是水货》系列报道获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在报道事件的基础上，我又组织力量查阅了31个省（市、区）公开的有关高校招生政策规定和2010年加分考生公示名单，采访有关专家形成研究报告。全面报道了高考加分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2010年11月19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消息，规范高考加分政策，大幅度削减加分项目。

《宋江明验血求职记》等一组反映公考体检作弊事件的系列报道，则推动了公务员考录制度进一步公平、公正、公开。

这组报道源于特别报道部编辑张凌于2011年10月25日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线索——发帖人称自己在2011年长治市公务员考录过程中获得笔试和面试第一，却因体检不合格被拒绝录用。

报道见报后，多位读者向中国青年报反映自己也有和宋江明类似的遭遇。中国青年报记者叶铁桥、白皓随后对部分考生反映的2011年贵州省公务员考录体检“罗生门”展开调查采访。

该组报道也引起了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2011年12月6日，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强调，“公信力是公务员考录制度的生命线”，并表示要严肃处理长治公务员考录体检违规事件的态度，将进一步完善公务员考录体检规范。

2011年，该组系列报道共刊发16篇。2011年12月31日，长治市有关部门通报了对该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10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2013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个久违的电话，一个事后引发“官场地震”的电话。

来电者外号“熊大侠”“包青天”，真名熊国剑。

他报料：2013年3月17日，湖南红网出现一篇题为《江永县一批县官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安排自己的子女》的举报信：6名在任的江永县县级领导干部，为子女伪造在外地工作的档案，之后将其调回江永的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以规避本应参加的统一招考。上级派了调查组下来，但最终也没见结果。

我给报社领导报了选题，但领导权衡说缓一缓。经不住熊国剑的反复催促，1个多月后又找了一个理由给领导报题，终于获批。年轻的特别报道部记者卢义杰受领了这一任务，从广西“潜入”江永，展开调查。

2013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版独家刊发报道《湖南省江永县：一些领导子女“绕道”进行政事业单位》，并配发了写熊国剑的人物稿《我不是举报人，但还是想说真话》。在接受义杰采访的湖南省江永县官员中，熊国剑是唯一一名愿意公开刊出真实姓名的。见报前，我提醒他慎重考虑，并到在长沙工作的儿子那里避避风头，但他义无反顾，坚持实名见报，且留在江永。

中青报“报道发表之后，形势大变。江永县纪委当即成立调查组调查，两天之后即宣布媒体报道属实，7名被违规招进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子女被清退”。

又过了一段时间，捷报再次传来，在中央领导的批示下，15名失职渎职人员被追责，其中永州市委副厅级干部、零陵区委书记（时任江永县委书记）伍军和江永县委书记（时任江永县县长）陈景茂等13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另外两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党内警告处分；江永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唐家和等7名县级领导干部也被给予处理。

不只是江永县存在违规进人现象。2014年6月，中央巡视组通报：江永案只是湖南查办、督办的18起违规进人案中的1起。在因违规进人受追责的湖南126名干部中，共有厅级干部5名，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12名。

影响也不仅止于此，这一典型案例还推动了相关制度的完善，堵住了制度的漏洞。湖南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研究查办违规进人案件的有关政策界定和处理原则，从制度机制上防止违规进人问题发生。

本文刊发于《中国记者》2019年第11期

编辑  吕 星 lvxing-lucky@126.com

来源：京原路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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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