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惜别金台西路2号院

刘海明

原文作者：祝华新  

原文来源：融媒天下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5v6_NY-g4RbGycGzdDt5A

祝华新，百度上这样介绍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人民网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副主任 、《网络舆情》杂志执行主编。高级记者，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最高人民法院特聘司法信息传播专家。

1986年-2000年人民日报记者，曾撰写长篇述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改革阵痛中的觉悟》（合作），该述评被视为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的代表性新闻作品。从2006年期撰写《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系列报史札记，另有研究党史的一些单篇作品。近年来致力于网络舆情研究，主持撰写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2014年度《社会蓝皮书》中的互联网舆情年度报告，并应邀多次到各地进行政府和企业网络舆情应对演讲和培训。主持编写2014中国网络舆论场共识度报告，受到高层重视和肯定。参与201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与效果评估信息平台建设研究》 ，主持其中的舆情案例库子课题。                                                                                                                                                   

                                                                                                      

北京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院，1980年人民日报社从王府井大街迁来。“十年浩劫”过后，人民日报忠实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倡言思想解放，推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这座大院最让人留恋的，是体制外人不太了解的浓浓的人情味。

1983年我刚进入这座大院九号楼读研究生时，发现无论是记者，还是车队司机、保洁员，见到社长、总编辑，但呼“老胡”“老秦”，不称官阶。为表示尊重，顶多称“秦川同志”。直到今天，80年代的老同事见面，如果没有新人、外人在场，彼此还是叫“老杨”“小张”，官爵高者不以为忤，平头记者也不觉得高攀。

2012年4月，人民日报走进我的母校复旦大学。飞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后，时任社长在廊桥拐角处坚持等到最后一名同行者出来，才走下廊桥，为的是大家可以坐同一辆车出机场去复旦。让领导等候了大约十分钟的是我，那天我恰好坐在最后一排靠窗座位，是最后一名走出飞机的乘客。

我的研究生导师保育钧闲聊时，说起党报人的风格：在“文化大革命”中，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访都要组织北京居民上街欢迎，就数人民日报的队伍松松垮垮，但一旦外宾车队临近，队伍立刻变得整齐有序，精神面貌高昂。自由而有战斗力，关键时刻担当得起。

我在人民日报做夜班编辑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老编辑桌上的茶杯，深深的茶垢。我明白这意味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夜班打熬。有人说：编辑改稿好比医生给病人输血，但医生为病人输入的是别人的鲜血，而编辑为稿件注入的是自己的心血。比如总编室值长夜班的李济国，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角色。1994年李济国到甘肃采访，从兰州东行定西，南行临夏，西行敦煌，经武威、永昌、张掖、嘉峪关等地。在永昌途中某处路口，约一位长期给人民日报投稿的部队通讯员见面，神交已久的编辑和作者在风沙口短暂会晤。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见面，退休多年的老李今天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但这位通讯员恐怕会永久地感激党报老编辑的知遇。

（李济国老师参观人民系新媒体）

这座大院与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息息相关荣辱与共。人民日报原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学者李银河的母亲），1938年投奔延安，多年来保持着农村生活习惯：“我这个人不爱吃肉，偶尔有碗羊肉汤，我打回来去换老乡的白粥喝。我就爱吃些野菜、杂粮的，吃的上头一辈子不讲究。”晚年李克林去人民日报附近小庄商场购物，指着柜台后墙上的招贴说了些什么。营业员带着几分惊奇地说：“老太太不简单，还识字呢？”李克林一听乐了：“识不多，斗大的字认得几箩筐。”在售货员看来，这位人民日报离休干部俨然一个文盲老太。中央党报记者做到这个份儿上，身在魏阙，与草根阶层外形相似、气质相通，也是一种境界。

（李克林年轻时）

人民日报老记者何燕凌，在全国最早报道过大寨和陈永贵艰苦奋斗的事迹。1956年4月29日，以“何成”的笔名发表短文《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何燕凌敏锐地提出了合作化以来一个普遍的现象：越是公有制，越像无人所有制。“庄稼收多收少不管”，队长“成了一条光杆”，“社员的生产责任心”缺失。何燕凌的文章直接启发了年轻的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李副书记在温州大胆实施了著名的“包产到户”实验。但是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开始，“包产到户”成为农村“右倾”路线错误的代表。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我的研究生同学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写道，1986年夏天，李云河终于在电话中找到了住在这座大院里的何燕凌，用颤抖的声音谈起这篇文章：“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人民日报记者刘衡，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22载。“改正”复出后第一次到家乡采访，“中国鄂州网”这样描述：“一位衣着朴素、行走不十分方便的五六十岁的老太太，竟然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每个接待的人都会投以怀疑的目光。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刘衡留给家乡人的最初印象。跟当地老百姓没完没了地拉家常，没有床，晚上就在一张桌子上将就着睡，刘衡留给家乡人的永远是亲切的回忆和由衷的敬佩。”

沉冤得雪而青春不再，但刘衡的爆发力让年轻人也为之惊叹。她马不停蹄地跑基层，口述体新闻《妈妈教我放鸭子》，直白清新又耐咀嚼，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

刘衡由于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文革”期间“干校”的“造反派”扬言再不认罪就将她活埋，深夜把她绑到村边的荒地上，拿起铁锹，以死恐吓，刘衡还是决不松口。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曾想追查此事，刘衡轻描淡写地说道：“那几个人也不过吓吓我而已。他们不敢活埋的。”竟一口原谅了当初要置自己于死地的人。

刘衡老来学艺，打理个人网站“直立行走的水”。什么是“直立行走的水”？瀑布也。刘衡有诗明志：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

    又不愿一天天干枯，

    我生命的长河要流，

    一泻而成瀑布。

（年轻时的刘衡）

刘衡老师看到我写的报史札记，曾托人嘱咐我去看她。我带着鲜花走进报社北区宿舍，发现刘衡老师在家养了数只鸟，每天在鸟儿欢叫中醒来，晚年的心境一片澄澈通透。一周后，刘衡病逝。一天内，我敲开了报社数位老同志的家门。原工商部主任林晰赶写出回忆文章，老大哥何燕凌做文字编辑把关；其他老同志也各为刘衡说一段话。感谢南方周末文史版编辑刘小磊，用一整版刊出悼念刘衡专题。除林晰文章单独支付稿酬外，众人留言得稿费1144元。退休副总编辑余焕椿数得共163行文字，折每行7元。按每人行数分摊，让儿子分送。分配如下：

何燕凌夫妇（晋冀鲁豫解放区老记者）63元

陆超祺（原副总编辑）105元

李仁臣（原副总编辑）35元

林钢（原记者部主任）238元

季音（原干部部主任）84元

罗荣兴（原教科文部主任）14元

余焕椿21元

张宝林（原《市场报》总编辑）126元

杨良化（原《新闻战线》）总编辑42元

舒展（老记者）259元

陈泊微（原驻日本记者）91元

冯媛（原国内政治部记者）63元

加余款4元。

    不愧为老共产党人，如此一丝不苟，公正无私。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余焕椿）

1986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前夕，我申请进入人民日报科教部。这是抓捕“四人帮”第二天接管人民日报的迟浩田提议成立的部门，专门对接邓小平“文革”后复出主抓的科教和知识分子工作。我怯怯地问科教部负责人罗荣兴：我的工作没问题吧？还想回老家过最后一个暑假……老罗说：放心回去吧。结果，8月中旬接到报社的报到通知。我这个基层供销社家庭的孩子，没有任何特殊背景，没给领导送过礼、请吃饭，甚至没给领导倒过一杯茶（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很傲娇的），顺利地成为党报记者。

1983年秋天，在改革乍暖还寒的时候，有人看不惯年轻人追求时尚的生活方式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试图剪长发、剪喇叭裤，没收印有美女图的杂志。198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特写《欢声笑语向着明天——首都街头元旦见闻》，写道：

清晨，记者搭乘９路汽车进城，一群青年热烈地议论着：他们单位除夕举办了集体舞会！集体舞，已成为青年们喜爱的文娱活动。

    尽管有些地方，清除精神污染走了点样，但“丰富生活，美化生活”，显然仍是广大北京人民新的追求。

读到这里，明白人会心一笑。党报向全党发出了意味深长的信息。这是开明包容的80年代，政府体察民意，欢乐祥和过日子。

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从这座大院出发，坐大飞机飞往乌鲁木齐，再坐小飞机飞越天山到了阿克苏，然后坐吉普车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只有几座土屋、满目荒凉的阿拉尔小镇，见到了满脸黝黑多皱、双手粗粝的钱宗仁，难以想象他只有39岁，还是一个知识分子。1984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孟晓云的长篇通讯《胡杨泪》，记述了这个湖南湘乡的“富农”子弟几十年间颠沛流离的经历，因为“出身不好”，考上大学又被辞退。做过林场小工、保管员、木匠、筑路工，频频遭受批斗、吊打、酷刑、反省、进“学习班”……他坐牢时默诵古文和诗词，推演数学公式，用业余时间学完8门大学课程，还发明了“汉字笔顺号码排字法”。

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钱宗仁的平反安置在新疆地方政府遭遇重重阻力。经时任中组部副部长过问，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安排，钱宗仁从新疆来到人民日报做了实习记者。进入这座大院后，钱宗仁查出晚期癌症，很快病逝，年仅41岁。党报不仅为他的坎坷遭遇鼓与呼，而且敞开胸怀，为他提供了最后的温暖归宿。这是上世纪80年代党内理想主义的感人乐章!

我的研究生导师保育钧，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一生的荣辱大多与这座大院有关。

保育钧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即出任人民日报科教部主任，是当时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如果明哲保身，他们本可以仕途得意，一帆风顺。

   （1982年10月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考察人民日报，与编委会领导座谈，最年轻的编委委员保育钧与胡乔木交谈，许林摄影）

1977年9月保育钧编发记者采写的《情况汇编》（特刊第628期）报送中央，彻底否定了“四人帮”炮制的对教师和教育界的“两个估计”，为知识分子正名，成为恢复高考的重要前提。邓小平手持保育钧编发的这期内参，质问时任教育部长：“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教育部要争取主动。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1977年岁末，高考得以顺利恢复，全民欢呼“邓大人”。

保育钧还根据胡耀邦在中组部会议讲话精神，写出7000多字的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79年1月4日），把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概括为：“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这就废弃了解放初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以这篇文章为拐点，平反了知识分子中的大量冤假错案，全党上下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蔚然成风，不少人的命运得以改变。

造化弄人。保育钧的职业生涯被硬生生地撕成两半：1967年到1996年在人民日报工作，1996年-2016年转入全国工商联。

“围绕我的被交流到全国工商联这一事实，就有不少议论，风言风语中刮进我耳朵里的也有一些。这次，曾经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在正常的交流程序掩盖下的不正常的交流动因，有如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时常缠绕着我，有时甚至窒息着我……”（保育钧著《呼唤理解——关于中国民营经济的是非曲折》自序，2002年出版）

报社同事印象中的“大保”是性情中人，爱发议论，直抒胸臆，不避嫌疑。八九十年代之交后，在报社编委会，面对妄议小平改革路线“姓社姓资”的时任一把手，拍案而起：“人民日报不是你的X家庄！”

保育钧刚到工商联时，一位好心的同志点拨道：在两个问题上要小心，要超脱：一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要超脱，既不说好又不说坏，既不说姓社又不说姓资；二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私企业主）要超脱，既不能冷又不能热，既不能亲又不能疏。

1998年和2002年，保育钧两次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推动了私产入宪。保育钧认为：“只有把私企的私有财产正当性写入法律，私营企业主才会有安全感，他们才会安心踏实地发展企业。”

企业家们内心深处一直藏着一个噩梦：会不会再来一次公有化改造？保育钧早在2000年代体制内立言，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在今后50年内，中国不会对个体私营经济再来一次50年代那样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使改造或改革，也将是与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同步进行。因为，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他们拉出来再进行一番社会主义改造，岂不等于宣布改变基本经济制度？至于私营经济，现在已经有一半以上实现了公司制改造，相当一部分已经股份化，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同国有、集体、外资企业实现了混合经济。股份化、混合经济是私营企业的发展方向，既然社会化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经济，那就更没有必要再进行50年代那样的改造了。

一年之后，领导人“七一讲话”提出“三个代表”，第一条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经过多少不为人知的煎熬，保育钧在工商联进入了新的角色，甚至非常地投入。然而，他心里还是割舍不下人民日报大院。《呼唤理解》一书的序言，落款是“2002年5月6日记于金台西路2号院内”。保老师在这里曾批发了无数影响改革进程的报道和评论。

2002年晚些时候，保家搬离大院。我知道，保老师的心还留在这里。

（80年代，人民日报大院里，职工们学练太极剑，许林摄影）

人民日报大院内，老干部有晨练的习惯。80年代在这座大院，迎面走来的可能就是延安时期，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或者华北解放区的老革命。晨光熹微、惠风和畅中，这些级别不低、阅历不浅的老报人兼老党员、老干部，三三两两地走来，从容议论今天报纸上的某篇社论、某件新闻，以及没有见报的高层某人讲话，分析点评，入木三分，插科打诨，痛快淋漓。这是离中国社会政治演进最近的一个媒体平台，在这里工作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担当，是精神上的莫逆之交，是同生一世的温暖皈依。

96岁高龄的老记者季音，对人民系的新媒体很好奇。今年7月26日，借着人民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季音老师应邀走进人民日报新媒体大楼，感叹党报“鸟枪换炮、大开眼界”。1943年，季音等人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回到淮南敌后新四军军部。1981年，时任农村部副主任的季音组织广东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的讨论，突破了雇工不得超过8人的传统观念，为发展私营企业冲破了意识形态禁锢。季音（下图右）给人民网年轻同志讲述“不忘初心”时，引述了范长江当年亲口对他说的话：“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应把最平凡的人格问题，看作是最根本的第一信条，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

想起人民日报另一位已故副总编辑王若水，在“文革”后期曾上书领导人，建议反“左”。病逝前他跟妻子冯媛谈起自己的遗愿：“在人民日报种一棵树。不要雕上我的名字。无名树，知道的人知道，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了。”

可惜，随着历史场景的转换，这些老领导的名字已经没有多少人记起。

走在金台西路2号院，我常常想到，多少正直忠勇的报人，就在一棵棵无名树下注视着后生新人。他们对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一往情深，对功过荣辱的淡然处之，是一种人格的标杆和无声的勉励。

从1983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金台西路2号大院，也许还要更早些，从1979年上大学后在新闻系宿舍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报》，自然而然地，党报就联结了我的学业、事业，还有人生中的诸多甘苦和荣辱。一家媒体能给予一介书生如此丰厚的职业附加值，乃至人生馈赠，这大概是我们这代人得天独厚的历史境遇。

    依稀记得80年代学者金观涛先生的一句小诗：

    “我们是最后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编辑：吴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