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新京报副总编王爱军：我们视频三年千亿流量底气何在

刘海明

10月25日，我们视频主办“长风破浪·2019新闻视频高端论坛”，新京报常务副总编、“我们视频”总经理王爱军发表主题演讲

在“我们视频”团队，王爱军被称为“爱总”，这个称呼在外人看来透着点亲切感。

作为一个评论员出身的报社领导，谈到转型的感受，王爱军说：“最大变化的还是学会怎样和年轻人打交道”。而聊起“我们视频”团队，他时不时要夸一下手下的年轻人——“努力，有创造力，很辛苦”。

2016年上线至今，“我们视频”来到了自己的三周年节点，从初期的20来人，到现在的150多人；从开始的日产10条视频，到如今的日产100条以上；从报社的转型尝试，到成为各大平台的头部号，“我们视频”完成飞跃的时间并不长。到今年9月底，他们已经超过了2018年的全年播放量：530亿。

今天，在新京报京举办的“2019新闻视频高端论坛”给出了数据，“我们视频”三年内已经拿下了千亿流量。

在这位新京报常务副总编、“我们视频”总经理看来，变的是生产方式的迭代，不变的是对新闻的硬核追求。
在今天的演讲中，王爱军还提到，传统媒体尤其是区域媒体纷纷加入，新闻短视频的竞争将加剧，中国的新闻报道质量将有一个大的提升。
专注做新闻视频视频的“我们视频”这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记者站公号与“爱总”做了一次深度的对话。

转型、成长、用人：传统媒体，不要去等模式

记者站：首先还是恭喜“我们视频”3周年，这3年“我们视频”有哪些变化？ 王爱军：成长，成熟。 记者站：具体是哪些方面？ 王爱军：成长，首先是人员上，“我们”团队开始就是20多个人，其中有7个是文字记者，还有报社转过来的摄影记者。现在发展到130多个人，加上实习生，有150多个人的团队。这在传统媒体里边作为转型产品来说，应该是很少见的。 成熟，是指大家的工作流程、工作质量越来越成熟了。一方面，我们对一些新闻事件价值的判断、导向的把握、细节的完美等，这些比过去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还有一些大的专题报道、直播等，和三年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发起一个直播心里还有点忐忑，现在比较放心了。

记者站：您之前说过，好多传统媒体做短视频是因为“日子不好过了”，新京报当时日子过得应该还可以吧？
王爱军：新京报一直有忧患意识和自立更生的传统。在已经发现某种危机苗头的时候就开始转型了。 其实一开始“我们视频”是想做直播的。因为当时是2016年，号称“直播元年”，直播很火。但之后我们发现直播对做新闻来讲很难，之后到了2017年，短视频红火起来，我们顺势就又转到短视频上来了。 记者站：反而都赶上点儿了。 王爱军：对，所以这是一个经验——对传统媒体来讲，不要去等一种模式。你等一个模式成熟了，别人都试好了我搬过来用，可能就迟了。我们一开始做直播，转向短视频，很自然就转过来了。我认为，作为媒体转型，大家一定要去试，这样你先从思维的变化开始，然后到人员的招聘，再到产品的形态，都能跟上。 记者站：“我们”团队里有大量的年轻人，选人标准是怎样的？ 王爱军：首先，要具有新闻的基本素养，对新闻有兴趣，热爱新闻，强调新闻敏感性、判断力和采访突破能力；同时，也要兼具视频的基本技能，有直播、短视频、剪辑视频的基础。

我们的团队来自方方面面，有的是广电编导、播音主持，比如之前是地方电视台的制片人、栏目的主编；也有文字记者转型的，比如地方都市报首席文字记者转型来做视频，从业时间较长新闻经验丰富；也有一些是从资深摄影记者转过来的，还有就是吸收了很多有互联网经验的，包括有腾讯等互联网平台从业经历的人。我们的队伍里面，甚至还有表现突出的拍者，当年有一个独家采访到省会城市市长的拍者，最后经过培训拿了记者证入职了我们，到现在还工作很出色。
总之，我们用人，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标准。高校目前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太符合对现在短视频生产的需求，所以都需要再培训再学习。看你对新闻的理解和你的视频制作的基本技能，对你的大学和专业，没什么特别苛刻的要求。

生产与流程：9个月突破530亿播放量

记者站：腾讯对“我们视频”这个产品有哪些影响？ 王爱军：我们的内容是独立完成的，腾讯没有任何的干预。但他们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首先它通过类似版权这样的一种合作，提供我们相对充足的运行费用，第二就是在前期对热点线索的建议，以及后期的内容分发方面有很大的支持。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还包括帮助我们提升对视频新闻的理解、流程、数据意识和运营意识等。腾讯平台拥有大量的数据，他们每天会出热点资讯的数据供我们参考，有利于我们作出新闻判断。

记者站：咱们有过做独立的APP的想法吗？  王爱军：短期内不会做，将来也许会做，不好说，但是得想明白了才能去做。我们不想因为这个去背一个很重的包袱，因为做视频平台太花钱了。实际上，随着社会分工的差异化，我自己有一辆好车，我用平台的高速路完全可以直达用户，为什么非要自己去修一条大路？ 记者站：“我们视频”在各平台上的表现如何？ 王爱军：“我们视频”的内容主要发布在新京报旗下平台和腾讯的全渠道。腾讯企鹅号上，主要是“新京报”、“我们视频”、“我们直播”三个号，日均流量三四千万。其他平台我们也在探索矩阵化传播，我们视频微博秒拍mcn有9个账号，日均阅读量在5000万以上，播放量是2个亿。我们在微博秒拍的阅读和互动排行长期排在机构媒体的头部。 我们今年开始探索小视频。此前讲的短视频一般是横屏的、时长一分钟左右，小视频是竖屏的，10秒15秒一般不超过30秒，在微视和快手侧分发，数据反馈都不错，微视侧我们视频在腾讯区域最近几个月都居榜首，在快手我们也长期在机构媒体头部。今年6月份，我们视频快手侧播放量一个月超过14亿。2018年我们视频全网播放量是530亿，初步统计看，今年我们用9个月时间，就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据。

记者站：咱们的拍者队伍有多少人？是怎么建立的？ 王爱军：我们的UGC拍者队伍现在有三四千人，这是在“我们视频”成立的同时就在积累的。本身新京报就有很大一批粉丝在全国各地。这其中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是同行，是媒体的记者，还有无人机的飞手，甚至有婚纱摄影店的人。
拍者的功能大概是两块，一块是传统的爆料，另外是提供新闻素材，而不是一般的搞笑和娱乐。
我们提出“精英拍者”的概念，他也要懂点新闻，至少要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还要有快速反应。我们今年年初提出目标要在全国的3000个县区市建立拍者队伍。今年我们还有“万人拍者培训计划”，在国际上我们也在努力去布局和探索，像比较大的国家，我们希望每个首都都有一到两个拍者。 当然除了拍者，我们跟公安、武警、消防、海事、边检这些单位都建立了很好的联系，这些领域出了很多很好的内容。这次国家移民局做“寻找最美国门名片”的策划，移动端的团队选的就是“我们视频”。  记者站：“我们”每天能生产多少视频？ 王爱军：工作日每天有120-130条，日均也在100条左右。初创的时候“我们视频”的目标是一天争取生产10条，这还花了挺长时间，现在稳定在日均100条，这是一个飞跃，在纯新闻行业里面这个体量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视频的产量已经达到了新京报内容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新京报由此实现了从图文内容生产平台向视频和图文融合的内容生产平台的转型。 记者站：生产流程和报纸有区别吗？ 王爱军：真实和导向是传统媒体的基本原则。我们视频的每一条内容都按照新闻流程来操作。我算过，每条视频大概要经过六七道关——从记者采访，到编导编辑，然后组长、部门副主编、主编初审，再到我这里终审，重要稿件还要经过总编辑、社长审，这中间还有校对环节，还有运营等，可以基本保证内容不出现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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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打法与商业化尝试

记者站：短视频还是有一些独特的打法吧？ 王爱军：总有人问我短视频成功的秘诀，我说第一条就是辛苦，当新闻发生的时候，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图文时代我们甚至可以打电话连线采访，但视频时代你得有画面，你的镜头必须到现场去。还包括生产方式。移动端的内容生产，和过去的“名编辑+名记者”的模式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强调单兵作战能力，但是作战方式是团队协作，以项目制来生产。最早期的时候，有个明星在北京东四环出了车祸，凌晨2点半，我们拉了14个人的项目群，有文字记者、摄影记者、视频记者、视频编辑、新媒体编辑、微博编辑、公号编辑、运营编辑，我觉得这就是新京报视频融合的雏形。

新京报记者李婷婷在泰国普吉岛沉船事件现场

再到去年的普吉岛沉船事件，拉群就有85个人，无锡高架桥侧翻是60多人，长宁地震项目群里面有100多人。

这是我们的生产方式不断地进化不断演进的过程，已经成了我们的传统。另外就是时效，现在我们的直播努力在实现30分钟发起，在突发重大事件上面可以有非常快的反应速度。

记者站：咱们自己有没有商业化的尝试？ 王爱军：4月份我们组建了一个商业团队，刚刚起步几个月，效果还不错。我们期待这个团队能发展到几十个人，每年有还算不错的收益，实现公司的良性发展。越来越多的客户会用短视频来推自己的品牌和产品，这是一个市场趋势。

至少要打造“新闻高原”
记者站：内容层面上，比如社会、时政这样的题材，咱们更看重哪个？ 王爱军：这个其实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我们的优势还是做硬新闻。我们也在做正能量的“暖新闻”。我觉得“暖新闻”是短视频兴起之后带来的一个新变化，对媒体来讲这是内容边界不断拓展的表现。过去大家会认为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现在它变得有价值，至少有传播价值。这就是短视频带来的变化。

当然，新京报的基因确实还是做硬新闻。遇到一个重大突发事件，我们迅速到现场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的优势。常规内容可以看做是一个平原，我们至少要打造“新闻高原”，而且在高原之上还要有山峰，恰恰是山峰决定了你的影响力，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这个高点一定要站上去，所以每次重大新闻如果我们拿不到，我们就会非常内疚。我们现在提出要“覆盖国内外所有的重大新闻现场”，是希望逐渐给大家一种印象，就是重大新闻看新京报这么说，看我们视频怎么报的。

记者站：您之前也说过公共价值这个概念，您觉得公共价值体现在哪几方面？

王爱军：我们希望做出来的内容，第一是有更多的受众来接受；第二希望与受众的切身利益相关，喜怒哀乐都能去呈现；第三，希望从事件的表象发现本质，推动社会进步。我觉得一个公共媒体，如果说陷入对流量、猎奇的追逐，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坐在屋子里面想所谓的“爆款”，离新闻现场反而越来越远了，从长远来说，这对媒体转型并没有好处，对媒体人自己的发展也没好处。最近一直在提倡新闻的“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我觉得很有针对性，应该鼓励新闻人到现场去、到民众中去、到生活中去。

三年最大变化，是和年轻人打交道

记者站：从纸媒到短视频，您的转型也比较大，您觉得自己这三年有哪些变化？

王爱军：变化最大的还是学会怎样和年轻人打交道。这是个很大的挑战。你会发现年轻人想的和你想的不太一样，怎样去倾听、去讨论、去决定，这个可能更重要。毕竟像我们过去那些做新闻的理念放在短视频时代、网络时代，它发生了很多变化。有时候对一个选题的判断，我觉得这有意义吗，我说那你们去试一下，结果经常证明他们对了。这三年我还是非常有收获，我能在知天命的年纪，跟年轻人在一起，确实年轻了很多，他们能激发你很多热情。年轻人有创造性，尤其是在转型期间面对新生事物，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还有一个变化，这几年整天看视频，对眼睛损耗太大了，以前是近视，版样要凑近了看，现在是老花了，手机要拿远了看（笑）。 但是以我的从业经历，觉得不变的东西也挺多，比如说对新闻的价值判断，对风险的把控。我是做新闻评论出身的，评论要求厚积薄发，要有思考和判断，我觉得这点对做内容很有帮助，希望我能很理性地去带领团队，对他们的问题及时指出纠正。总之，要守正，要创新。 记者站：有一个细节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您要求视频使用大字幕。 王爱军：我归纳过短视频的8个特点：短时长、快节奏、强现场、素材的原生态、大字幕、背景音乐、UGC、社交化，字幕算是其中一个。对字幕我们要求比较细，字体要统一成黑体字或者粗黑体，不要超过三行，横屏一屏的字数在15个，一行7到8个字，甚至包括字下面叠的阴影。你讲这个细节特别好，它对短视频来讲是一个应该规范化的操作，包括我们的logo位置时长也有要求，它是一套标准化生产，目的是要符合人性的需求，能够让用户的手机小屏在移动状态下轻松地看清楚。

记者站：新京报未来对视频这块有怎样的规划？ 王爱军：今年报社的很多部门都在尝试做视频，也小有成效。接下来报社将加大视频产量，希望视频产量占到一半，那时新媒体的转型效果会更好。团队这几年确实是很拼，也很疲劳，但是现在还不到高枕无忧的时候，我们也将再继续加把劲。一个品牌的树立，五年以上的积累是必须的。
记者站：所以您不光得跟年轻人交流，还得推着年轻人往前走。 王爱军：我特别看好年轻人，也特别幸运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不用谁来推，不需扬鞭自奋蹄。有时候我都说你们休息休息吧，但是我们的团队真的很努力，所以一定要写的话，要夸夸他们。“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就是为新闻而生的人。

原创：磊子zl

来源：记者站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nZgB4o5gE0fu2TsOjCEgQ

编辑：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