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风琴，出生于安徽安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供职新华社，曾任新华社驻中东记者。
你知道吗？——中国除了国家元首等极少数人出行有专机，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出行出访，是与我们大家一样，坐民航班机的。 但多年前并非如此—— 副总理，甚至解放军三总部的副总长，出行都是有专机的。一趟专机飞个来回，油费、停机费、人工费，各种花销至少几十万美元。 是新华社一名普通女记者，写了稿子“捅了天”：中央由此开会决定：严格控制专机的使用人数，取消副总理级的专机。一名副总理为此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在人大常委会上做了检讨。
丁永宁1983年秋在罗马尼亚。
这名记者叫丁永宁。 丁永宁今年已90岁了，但思维依然敏捷，思路依然清晰，用电脑，爱微信，追韩剧。 她虽是上海出生的江南女子，一生却都有英武朗阔的男儿气、壮士气，而她的正直与敞亮，又为她的豪侠性格平添人格魅力。 上海解放时，丁永宁肄业于教会学校震旦大学医学院，懂法语、英语，后在工作中学习了罗马尼亚语。进入外交部工作后，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翻译。年轻的丁永宁完全可以凭着天时地利，如鱼得水，顺利成长为高级外交官。 丁永宁国庆五周年在天安门城楼。 丁永宁为周总理当翻译。
但是丁永宁更喜欢做记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于是不顾外交部的挽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调到新华社国际部做了一名编辑、记者，按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话说：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 但遗憾的是，丁永宁那段风华正茂的青春好时光，很大一部分是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大批判中度过的。 当时中国在国际上四面出击、四面受敌，丁永宁和同事们则加班加点，千方百计地寻找“反修炮弹”加强火力。她参加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外交部和中联部联合组成的写作班子，不分昼夜地撰写大批判文章，既批苏修，又反美帝，上纲上线，断章取义，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家庭、孩子，什么周末休息、休闲，统统让位于革命需要！ 丁永宁在工作中。
对这段往事，丁永宁不堪回首，回想起来，如同噩梦：“我们就像盲人骑瞎马，被死死捆绑在打倒一切反动派的战车上，何曾有过自己的脑子？”中苏交恶，尽管苏联确有自己的问题，而中国未必就是完全正确的。多年岁月，就这么蹉跎了。 痛定思痛，这段经历，让丁永宁在后来的事业生涯中牢记：作为记者，作为知识分子，独立思考最重要！不唯上，不唯书，脑袋要长在自己肩膀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丁永宁两度被派往罗马尼亚担任首席记者。那时，新华社的女性担任首席记者，少而又少，丁永宁赴任时，小女儿才一岁半，五年后回国时，已不认识妈妈这个“陌生人”。 在罗马尼亚，她广交外国朋友，非常活跃，知名度很高，也“胆大包天”干了不少惊心动魄的大事。 丁永宁在罗马尼亚友人家做客。
最轰动的一件事，是她顶着压力，秉笔署名写下内参：《中国女篮是怎么被撵下专机的？》，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批示，导致当事人（副总理陈慕华）在人大常委会上公开做检讨，中央并立规严格限制坐专机的领导人级别。 文革结束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国际上还是死要面子、讲排场，各级领导人出访，动不动就是专机出行，而民航班机却是少得可怜，机票紧张。 由于闭关锁国，中国通向全球的转机航线只有三条：北京至莫斯科，北京至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北京至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与“苏修”闹翻后，与“小修”捷克斯洛伐克当然也要翻，中国通向全球各地的航线只剩下北京至布加勒斯特这条线了。而这条线一周只有两趟，一票难求，旅客滞留就成了常态。 那一年（1978年），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一行二十余人从拉美打完比赛，从罗马尼亚转机回国，机票很紧张，长期滞留住宿也是要花国家外汇的。怎么办？ 而中国这位女副总理正率代表团乘专机访问罗马尼亚，准备启程回国。使馆、中国民航驻罗办事处以及代表团三方商量出一个好办法：这一架专机能坐150人，而副总理的代表团也就十四五个人，空闲大量座位，何不让女篮队员搭这顺风机回国？国家队员政治上可靠，又是个团体，便于管理，领导人无安全之忧，又给国家节约了一大笔外汇，真是一举多得、皆大欢喜！ 大家都很高兴，分头安排：先让女篮队员们办好罗马尼亚边防的出境手续（对罗方善意撒谎说：女篮急着要回国参加比赛），再把他们的行李提前托运到国内，最后让他们提早坐进专机里，万事俱备，只等副总理结束与罗方的告别宴会登机，就起飞啦！ 就要起飞之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突然匆匆上了飞机，要求女篮队员全体立即下飞机！ 大家都惊呆了！任凭使馆和民航代表处人员怎么解释，但对方就是坚持：“首长不同意这些人坐飞机，让他们下去！” 这边说：那我们怎么向罗马尼亚方面解释？言下之意是：这让人家看咱们中国的笑话了！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但对方不为所动，坚持说：“首长的安全你们能保证吗？如果女篮要乘专机，首长就只好不坐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没有办法，女篮队员全部下了专机，低着头，默默离开机场。 罗马尼亚的工作人员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不解地问：“我们刚为你们办好了出境手续，怎么又回来了？”·····中方人员尴尬无言以对。 有个女篮队员是全国人大代表，她说：就在当年的三月人大开会时，自己还和这个副总理分在一个组讨论，现在我们也是代表国家出来的，怎么连同乘一架飞机的资格都没有了？ 女篮的旅馆事先已退房，离开机场后，没有住处，只好睡在使馆的会客厅里，过了一周，才买到到民航的机票回了国。 这个事件发生时，作为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的丁永宁并不在现场，当时她回国参加新华社国外分社会议。
丁永宁与新华社驻波恩分社社长丁仰炎在一起。
回到罗马尼亚后，使馆人员气愤地对她说起这事。丁永宁也火了！“如此严重脱离群众！这是犯众怒！” 她决定：报告给中央。 在罗马尼亚，她挨个采访事件的当事人。事件的全过程弄清了，最关键的问题是：把人赶下来，是不是这位国家领导人本人的决定？ 丁永宁认为：既然是临时变卦，极可能是女篮队员上机后、这位领导人本人在与罗方的临行宴会上作出的决定。 这必须找参加宴会的人核实。当时参加宴会的是大使和参赞，大使胆小怕事，参赞是这位主管外经贸的副总理的下属，两人不但不会如实告知丁永宁，反而可能会极力阻挠她写稿发稿。 丁永宁绕开他俩，想到了宴会上还有翻译人员。翻译私下告诉她：宴会上代表团成员确实确实向这位副总理报告了此事，但他没有听到副总理的回复。 丁永宁如实在稿件中写下这些，并写道：“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代表团内部当晚就这件事作了研究，副总理在现场听取了有关汇报。” 稿件中，所有的人都是真名实姓，包括对那位副总理，也是指名点姓。文尾，她署上名：丁永宁！ 丁永宁在罗马尼亚国庆观礼台上。
很多人看来，做新华社记者是件很风光的事，有名又有利，全世界跑，真是风光无限的好差事！但实际上，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搞不到“料”且不说，署名，不是为出名，更是表态：文责自负，我承担一切责任！ 在稿件中，丁永宁还介绍了罗马尼亚的情况：“除了罗共总书记兼总统外，其他领导人出访一般均乘民航班机。” 她写道： 副总理乘专机不是个别现象，现在出国访问，凡是副总理、副委员长，甚至个别副总参谋长均是专机。 大量使用专机是一种讲排场的坏作风，是封建落后思想的表现，党和国家的威望不靠这些来提高。相反，凡了解我国目前经济和劳动人民人民生活状况的人，只会暗中耻笑我们，它有损于我们的社会制度。 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劳动人民的生活还很苦，我们处处都应注意勤俭节约，领导干部更应以身作则。 希望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并迅速改革这个制度，使专机的使用范围尽量缩小到几位主要领导人。 丁永宁写下如此沉痛又尖锐的文字。她将手写的稿件亲自装好，交给外交部信使队带回，由新华社总社参编部手抄两份，报送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 “这个事情，如果是别的记者，可能就不敢写了。毕竟指名批评一位国家领导人，写了也许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既然丁永宁写了，肯定做过深入调查，新华社相信她。”当时编发这稿件的总社编辑后来回忆说。 中央领导看到稿件后，要求这位副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作检讨，副总理很诚恳地进行了检讨和反省。 中央并决定：取消副总理级出行专机，只有党政军等四位国家领导人可以坐专机。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今天。 消息传来，外交系统一片欢呼！大赞这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女记者。到罗马尼亚来访问的中国代表团们，一传十，十传百，都要来见见这个女记者的真身。“你就是丁永宁？你就是新华社那个丁永宁？你胆子好大呀！你写的文章让中央领导做了检讨！啧啧······” 从公开新闻中也可看出来：这位副总理1978年的这一次出访，新华社公开稿写的是：“某某某副总理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1980年，这位副总理又来罗马尼亚访问了，这一次，新华社写的是：“某某某副总理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一字之差，内涵丰富。 这一次，这位副总理坐的是民航班机的头等舱，丁永宁也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副总理下了飞机，一个个地与欢迎的人握手。握到丁永宁的手时，丁永宁自我介绍说：“我叫丁永宁，新华社的丁永宁。” 这位副总理看着她，顿了一下，说：“哦？你就是丁永宁？我以为是个男的。” 丁永宁笑笑。 丁永宁采访二十多个国家，这是在菲律宾。
丁永宁不仅大智大勇，更能独立思考。她在东欧工作期间，和同事们独立研判东欧和国际形势，向中央进言：世界大势在缓和，而不是紧张。 而当时的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对罗马尼亚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使馆主要领导思想僵化，认为罗马尼亚把主要精力搞生产建设，就是修正主义，中国不应与修正主义国家友好。在这个问题上，使馆党委内部吵得一塌糊涂，严重影响了中国与罗马尼亚关系的正常发展。 丁永宁列席使馆党委会议，她认为：大使的观点与国际大背景不符，与国内经济建设的方针不符。经过长期慎重思考，她写下两万字长文：《如何正确贯彻中央有关对罗方针政策》，回国开会时当面向新华社社长曾涛详细汇报 ，曾涛立即将报告呈送向当时中央负责外事工作的耿飚。随后这位大使很快调离了罗马尼亚。 人们口口相传：新华社这记者太厉害，竟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给“赶”跑了！但丁永宁心底无私天地宽。为了国家的利益，“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丁永宁与哥哥、北京大学前校长丁石孙在全国“两会”上。
从罗马尼亚卸任回国后，丁永宁1986年被借调至中国记协，任记协国际联络部副主任兼外国记者俱乐部主任。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来华常驻的外国记者越来越多。“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央为对外宣传工作制定了八字方针：积极主动，更加开放，”总书记胡耀邦说：“要多培养一批斯诺式的记者。” 丁永宁开创性地贯彻了这一方针。外国记者俱乐部平均每个月举行四五次记者招待会，甚至一周两三次。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公安部长阮崇武、航天专家钱学森、副总参谋长迟浩田等人，都先后接受了俱乐部的邀请，作为嘉宾参加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一些部长们心有顾虑，担心自己在外国记者面前讲错了，更高的上级会批评，丁永宁就一一做他们的工作：“嘴巴是长在你们自己脑袋上的呀。让外国人为我们宣传，这是最大的广告。给外国记者提供了大道消息，小道消息不就没了腿吗？”部长们点头称是，其中以“敏感部门”公安部部长阮崇武面向中外记者的招待会最为成功。 丁永宁感谢公安部长阮崇武成功会见中外记者。
部长们担心正襟危坐的招待会太正式？没关系，丁永宁很“洋派”，那就办午餐会、茶话会，喝咖啡，不拘形式。这些努力获得了外国记者的认可，到她办公室谈事时，甚至同中国人一样，称她“老丁、老丁”。 在全国记协四年，丁永宁最难忘的，是1987年担任中共十三大新闻中心副主任，参与筹划了十三大选举出的新领导人会见五百余名中外记者的新闻酒会，这是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为中国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改革开放的高大形象”，西方媒体如是说。 十三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党的新任领导人举行酒会，与中外记者见面。
“我所受到的感染、我所获得的启迪，终生难忘，”丁永宁说。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朱穆之后来给丁永宁的一封信里说：“你留给我的是一个女同志非常难得的出色的印象。” 丁永宁与老朋友、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交流。
在全国记协如鱼得水之际，1989年丁永宁因正直敢言，成为重点批判对象。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气之下，她提出：回原单位！ 新华社张开了双臂欢迎这位优秀的员工归来，常务副社长郭超人说：“组织上了解你、信任你、欢迎你！” 至此，丁永宁就再没离开新华社。直到今天，90高龄的她依然每周两次到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上班。 本文作者与丁永宁 。（摄于2017年7月） 丁永宁简历 1928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镇江。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饶漱石女儿做家庭教师。 1950年肄业于上海震旦大学。 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立一等功。 1950年，作为上海大学生代表，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大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0至1953年，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任法语、罗马尼亚语翻译。 1953至1956年，外交部苏欧司翻译。 1956至1975年，新华社国际部编辑。 1975至1980年，新华社（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分社首席记者。 1980至1982年，新华社国际部苏欧组副组长。 1982至1984年，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首席记者。 1984至1986年，新华社国际部机动组特派记者。 1986至1990年，借调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任国际联络部副主任兼外国记者俱乐部主任。 1990至1993年，回新华社国际部，任世界形势研究室研究员。 1993年至今，先后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编辑：王豪 | 
发表于 2019-5-11 22: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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