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与“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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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牧首湖畔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同时也非常简单：两个囚徒被分别关押在不同囚室，若二人皆不招供，则警方便无从得到证据，只能无罪释放，但警方告知两个囚徒，先招供者可减刑，后者则罪加一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囚徒们多会选择主动招供以换取减刑，因为招供者知道，自己的同伴很有可能比自己更先招供，进而导致自己受到伤害。

    囚徒困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两个囚徒都不是傻子，他们所做出的判断似乎是理性的，但是恰恰是这个理性判断，反而没有保证其利益的最大化（即二人均无罪出狱），在他们看来，抢得先机背叛对方，才是利益最大化的体现。

    讲了这些关于囚徒困境的问题，读者诸君可能不明白，这和俺们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中国的草民们，大都是奉公守法的模范，在日本人时期多半都能领到良民证，在现在呢，也都能领到身份证、暂住证，这些人里，除了新闻里经常提到的那“一小撮”外，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成为囚徒的。

    但是不然，窃以为，每个中国人都在同步程度地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

    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闯红灯大概已成为了民族传统，只要没有警察，车也不是很多（当然，后一条并不是必要条件），便总是会有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人民群众闯过去。但是，要知道，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起码不是世界上最强的，现在也不是那个“只争朝夕”的年代，闯红灯者应该不是为了一单几百万的合同或者61个阶级弟兄的生命去争分夺秒，但是他们所付出的，则是自己生命的危险，难道他们并不重视生命吗？当然不是，国人也许是一个最珍惜生命的族群——毕竟张悟本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那么又是什么使中国人放弃了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即共同遵守交通秩序），而宁愿舍本逐末呢？

    我曾经在与一名出租车司机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该司机首先大骂城管，说“这帮孙子”的所有日用品无一是自己购买的，都是搜刮民脂民膏所得，实乃一群败类蛀虫，云云。但是说着说着，司机话锋一转，提到自己就认识某一城管队长，此人在片区里下馆子从不花钱，某一次，这个司机就和该队长外出豪饮，至结账时，老板满脸堆笑，宣布免单。

    “嘿嘿，你可不知道我们多有面子。”

    此时此刻，这名司机竟然开始面露自豪的神情了。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已经能够看出问题所在，中国有规则，也制定了一些秩序，但是这种所谓的秩序并不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人，相反，它似乎是某种标准，它告诉大家：达到某种地位的人，就可以违反之。凡是能够不遵守秩序的，不是有权者，就是聪明人，当这些人破坏秩序或法律的时候，人们一开始痛恨其损害了自己的合法利益，但是久而久之，则演变成羡慕妒忌，所有人都认为，守法与否，只能证明能力与否，这与道德无关，一个人是否有权力，取决于其是否滥用权力，也就是说，权力不滥用，在中国就不能称之为权力，他必须要背叛某种法则，方可显出与众不同。

    在囚徒困境之中，囚徒们是否获罪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犯罪，而在于他们是否选择（首先）背叛狱友，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是否值得尊敬，不在于我们的道德和情操，而也在于我们是否背叛某种规则，虽然囚徒可以选择共同进退，并最终皆大欢喜，但他们不会如此；我们也可以老老实实地遵守一切规则，构建一个“河蟹社会”，但只有傻子才会真的相信——因为，我不去背叛，别人也会，而且会先于我背叛，并以此胜出。

    据说，“囚徒困境”有一个相反的例子，那就是在新西兰，报亭多半是无人看守的，阅报者自觉投入硬币，并自行取报，从未有失窃之虞，看到这里，我们一定会慨叹新西兰人素质之高，看为楷模，但是这并不是解决囚徒困境的关键所在。

    囚徒困境之所以成为困境，关键是由于囚徒本身就置于一种不公平的环境之下，因为他们真正犯罪有否已经毫不重要，法律在这里并不起效，而是认罪减刑（plea bargain）的做法，而认罪减刑，即不合法，也不合乎于道德，更不公正。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同样存在于不公正之中，在这里，权力不受监督而导致滥觞，因此滥用权力已经从真正的当权者传播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是无权者也跃跃欲试，以违反各种规则作为彰显自己的手段，因为他们（或者说，我们）认为：

    1、遵守规则是在助纣为虐；

    2、不遵守规则说明了我的权力与机智。

    以上两个因素大概都是理性判断，似乎都能够最大化地体现出个人利益，因此，难怪人人都去闯红灯呢？难怪马路上的车辆都在千方百计地占取微不足道的便宜；难怪执法者也会去钓鱼执法（因为法律甚至都不被执法者自己所尊重）；难怪人们只尊重权力，而不是法律（因为法律被权力所控制，而非相反）；也难怪从买火车票到子女就学都要去托关系，而这种行为本身，从来都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道德上的负担。

    当一个社会成为这样的权力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或法治社会的时候，不仅规则失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将陷入恶性循环：囚徒选择背叛，是因为利益模式告诉他，自己与另一囚徒处于“敌我”关系；我们选择背叛，是因为社会利益模式是利用与被利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之间毫无尊重，只有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别人收益，在某种程度上，本人便已经吃亏，因此必须抢先之，而所谓抢先，便只能恶性竞争，只能背叛社会、道德规则。

    是的，我们都是囚徒，因为我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去选择背叛，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社会的权力架构本身就置我们于这一尴尬境地，如果你的身边都是谎言、阴谋和骗局，谁也不会成为清白的幸存者——“囚徒困境”乃是由于其处境而非囚徒本人所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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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告诉我们：当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相违背、不法个体利益大于整体利益时，逆向淘汰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应当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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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一句话：贪污是一种能力，有本事你也去贪污。
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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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田忌赛马”之贻害

文／俗士

    一个不知出处的说法竟是从我小时候就被植入大脑深层的，即：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对于这个观点我不仅深信不疑，而且一直伴随我，直到前几年才隐约感到有些不靠谱。英克•罗布德森在《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一书的序言中说：“假如有人亲口说，我是最强壮、最勇敢、最伟大的人，那么每一个闻听此言的人都会尴尬的闪开：吹牛者没有市场。可是，假如有人把主语‘我’换成‘我们’——我们是最强最棒的，是‘人中之王’，是上帝精选出来统治万民的人——那么一定有很多人喜欢听。”所以将“我”用“中国人（中华民族）”代替，再拉上“犹太人”作陪绑，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就显得很真实了，大家也就会觉得作为中国人很自豪了。

    另一个曾令我倍感骄傲的观点——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也是这几年才发现：其实每一个民族都可以这么说。例如，在介绍少数民族的书籍和节目中也常见这类话，即使那个民族是刚刚脱离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照样会说“智慧的XX民族在艰苦的环境下创造了XX灿烂的文明”云云。推而广之，此类话也适合全世界每一个民族。然而，每个民族都可用的套话，怎么就成了中华民族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呢？而且，既然是“最聪明的”和“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为什么至今这么落后呢？我们的聪明、智慧表现在哪里呢？

    要是反思我们的文化，就不难发现，我们不但不聪明，而且常常表现得很弱智和无耻。其实，早就想说这个话题了，只是没下定决心，因为这样说是很伤害国人感情的，尤其是那种不知从哪里来的虚妄的优越感。我想，在一元信息来源环境下，国人有这种自恋的认识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当然这样泛泛地说是很难服众的，我藉此浅谈“田忌赛马”这个中国一个古老的智慧来剖析、解释一下。

    也许，只要是中国人，哪怕没什么文化，也能说出很多代表中国智慧的故事、传说，“田忌赛马”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极重要的——从给不识字小孩子的图画书，到教小学生识字的智慧故事，再到中学生课本学习古文的课文，都在对孩子们灌输这一“五千年文明”的智慧。我们常说，中国人喜欢撒谎，做事不讲规则，没有契约精神。虽然我无法知道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毛病，但能成为一个民族共性的现象，一定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有一点我敢断言，“田忌赛马”的智慧对我们民族的这些国民性的影响是极大的，贻害也是深远的。

    齐国使者到大梁来，孙膑以刑徒的身份秘密拜见，用言辞打动齐国使者。齐国使者觉得此人不同凡响，就偷偷地用车把他载回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他，并且待如上宾。田忌经常与齐国诸公子赛马，设重金赌注。孙膑发现他们的马脚力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膑对田忌说：“您只管下大赌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相信并答应了他，与齐王和诸公子用千金来赌胜。比赛即将开始，孙膑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对付他们的上等马，拿您的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拿您的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等马。”三场比赛完后，田忌一场不胜而两场胜，最终赢得齐威王的千金赌注。于是田忌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威王向他请教兵法后，就请他当作老师。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译文

    其实，只要一点破，再读这个故事就很容易发现，田忌（孙膑）就是胜在作假、破坏规则和契约上——用下等马假充上等马、上等马假充中等马、中等马假充下等马于齐威王比赛，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或许古文过于简练，会有人说，文中的规则并不太明确（其实很明白，既然分上、中、下辈，就是要按此规则比赛）。那么，作为民间传说的“田忌赛马”的故事，说得就非常明确了：“齐国的大将田忌，很喜欢赛马，有一回，他和齐威王约定，要进行一场比赛。他们商量好，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赛的时候，要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由于齐威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马强得多，所以比赛了几次，田忌都失败了。……”其中所述的非常明确——约定了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进行比赛的规则，因此，田忌（孙膑）违规、违约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故事就这样传颂千古，大家都很以为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说：这个故事表现了“孙膑细致的观察能力和运筹能力”，揭示了“如何善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手的短处，从而在竞技中获胜”……这说明国人普遍缺乏规则和契约意识以及对作假行为的认同，也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整体是不知善恶和无耻的。也许，这也是我们民族始终无法走出蒙昧，走进文明的原因。或许，严复所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不是危言耸听。

    我认为，田忌（孙膑）的胜利是以葬送诚信、守则、公平等人类最基本的善行为代价的，其行为应该说是极恶劣的。而把孙膑此计作为一个民族的最高智慧，弘扬、传承了上千年直至今天，硬生生地把这种意识植入国人灵魂深处，这实在是令人悲哀的。就在这样教育下，撒谎、做事不讲规则已然是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会把作假、不诚信、无视规则和契约作为伟大智慧来传承的。

    也许有人会说，虽然有些无耻，但你不能否认其聪明，说弱智有些不靠谱。这样说，只能证明我们民族确是弱智的，因为我们只能看到破坏规则和契约带来的好处，无法理解遵守规则和契约的意义。“田忌赛马”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遵守规则和契约将会失败，破坏规则可以出奇制胜。于是，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遵守规则和契约的危害，这样，大家就都不愿意遵守规则和契约。

    由于大家都不遵守规则和契约，就会让人对所面对的事情感到没有底，会产生焦虑感，甚至恐惧，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破坏规则，以求占得先机。

    就像现在，有孩子在上学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不给老师送礼，就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受歧视、被老师骂，于是大家都送礼（一点说明：我至今未给老师送过礼，老师对小女也还不错，甚至比一些家长送礼的孩子还要好，当然这是因为她成绩好）。其实，大家都送礼，结果和大家都不送礼一样，而且可能更糟，因为，这样不但不能消除自己的顾虑，而且还花了冤枉钱。当然，有人认为，我多送就会有用，但这样一来二去只能造成礼越送越重，最终，能花得起大价钱占得先机的只能是有权、有钱的人。大部分普通人家反而失去了规则的庇护，从而致使权力更加张狂。

    事实上破坏规则对于少数人是高效的，对于整体是低效的，甚至是代价高昂的。但是，就像人们都会对维修技术高超的技师竖起大拇指赞扬，却无视平常认真保养、维护良好令机器不出故障的操作工；能看到救火的英勇，却不以为为不发生火灾所做的工作是一种伟业一样，我们只能看到事物的直观的现象，不会、也不愿意做进一步地分析，找出事情的根本。“田忌赛马”让我们把表象智慧的邪恶当作了高深的智慧，并对其尊崇有加，所以，只能说我们是弱智的。

    比如说，十字路口、红绿灯下的情况是我们熟知的，在一些管理得好的十字路口，大家可以顺畅、安全地通行，而没人管理的十字路口是混乱和危险的。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规则，那么所有的十字路口都应该是顺畅、安全的。但是，这在中国这却是不可能的，如果十字路口没有警察，则红绿灯就形同虚设（要是有电子警察，那对汽车还是有效的，对行人和非机动车则无效）。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是代表着权力的。从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骨子里是屈服于权力而无视规则的。我们宁肯在警察的监控下战战兢兢，也不愿在遵章守则中堂而皇之。不仅如此，国人对遵守规则还常常嗤之以鼻。比如：前几天，我骑自行车，到一个没有警察的十字路口，看到绿灯闪烁，红灯亮起就刹车停了下来，但其他人却照样前行。由于我停车，挡了后面一个人，他很是不满，在很快绕过去后，骂了一句：“还有这种背时鬼！”。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小事，不值一提，那么我想说：观人于微。同样，观察一个民族的共性也可以从小处着眼。当然，放到大的事件中，同样如此。比如，前两年的“大头奶粉”事件和去年的三鹿奶粉事件。要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害死人，那是不客观的。而且造成三鹿事件的责任者也包括从奶农、饲料、运输、收购、政府监管、媒体、销售等诸方面。而一般而言，每个环节，都不可能是以害人为目的的，他们害人的动因或许仅仅是希望在竞争中占得先机。凭我在做生意的经历中，对假冒伪劣产品产生的过程和动因的观察和思考，可以这么说：开始，违规害人的行为并不会产生这样直接的恶果。但当所有业者都以破坏规则为竞争手段时，要想占得先机就只能是更大的违规，如此累进，最终出现类似“大头奶粉”和“三聚氰胺奶”的事件。我想，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这样说并不是为造假者、作恶者开脱责任，而是要说明大恶往往是小恶积累的结果，防微杜渐，警惕小恶可以有效地防止大恶。事实上，我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在纵容小恶，甚至自己的一些行为就是小恶，而我们却习以为常。好了，这个话题再说就离题远了，就此打住，也许以后有机会再说。

    言归正传。由于，上千年形成的以破坏规则、无视契约为智慧的文化，所以，国人是没有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的。我认为，不敬畏规则也就失去了规则的庇护，就必然要屈服于权力。其实，齐威王们是深谙此道的（齐威王后来请孙膑当老师，而未因被戏弄杀了孙膑，或许就说明真正聪明的是齐威王。当我们陶醉在“不弱智都当不了领导”的亢奋之中时，一切就已经有了答案），他们是不会让规则有效地运行的，即使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因为，有效地规则体系必然导致权力的弱化，而权力却会在规则被破坏中得以强化。

    就这样，我们始终生活在对生存环境毫不知底的恐惧和焦虑之中，而这种恐惧感又驱使我们去破坏规则、去作假……继而权力、暴力自然就成了我们的主宰。于是，我们不再勇敢，不再忠于职守，丧失了坚守规则的勇气，因为坚守规则就意味着对权力的挑战、就意味着可能付出高昂地代价……于是，正义也就不能形成有效的力量，良知自然被泯灭，邪恶则成为社会主流。而暴力或者依附权力成为当权者压迫人民的工具，或者取代旧的权力成为新的当权者。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朝代更迭。可悲的是：人们破坏规则是因为想摆脱恐惧和焦虑，占得先机，但结果却陷入更大的恐惧和焦虑之中。在一个全民族都无视规则、崇尚权力的社会，逆淘汰是必然的结果。

    讽刺的是，当权者也陷于其中不能自拔。没有了规则的庇护，他们也处于恐惧和焦虑之中，他们担心被取代，怕被暴力吞噬。他们知道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一方面强化暴力，一方面用谎言将自己装扮得非常强大，当然还要借助权谋。这就是，谎言和暴力成为专制国家两大法宝的原因，在中国历史则表现为“儒表法里”的特征。我想，或许这也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制度看似强大、稳定，但始终摆脱不了改朝换代的命运的原因。

    一般来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是中国专制文化的根源，我觉得有很大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我想，如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真的是中国专制的根源的话，那么中国的历史上的朝代更迭至少不会这么频繁，宫廷内乱不会这么多。其实，中国人是不敬畏皇权的，骨子里更多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稍有机会就会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这点与我们的邻居——日本不同，他们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等级社会。而且，中国人骨子里也是藐视父权的，这一点，从传统家庭的兄弟分家中就能察觉到。当然，这只是我不成熟的一个思考，在此也不多讨论了。

    我认为，“田忌赛马”的本质是机会主义①。我们现在的所谓“狼文化”与之是一脉相承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宣扬“田忌赛马”式的智慧，其目的是为了强化权力，是专制独裁者的驭民之术。

    有一点说明，所谓的“潜规则”不是规则，其实是破坏规则的借口和方法。过于强化“潜规则”意识，只会有助于当权者奴役人民，这是必须警惕的。

2009.11.24.～2009.11.25.

注①：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也称投机主义( Opportunism )，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突出的表现是不按规则办事，视规则为腐儒之论，其最高追求是实现自己的目标，以结果来衡量一切，而不重视过程，如果它有原则的话，那么它的最高原则就是成者王、败者寇这一条。（摘自百度百科《机会主义》http://baike.baidu.com/view/284735.htm?func=retitle）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liverE.williamson）也指出：机会主义是指人们一种狡诈的自私自利的行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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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看了更明白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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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鄄城二岩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问题分析得很好，也很到位，但对于怎样解决却是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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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后一段被好心的编辑删去，原文为：

“在此，我只能冥想：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报亭也能够无人售卖，并无人偷窃，不过，它并不取决于卖报者或买报者，因为只要报纸上还有谎言，这一天就很难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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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是好文，问题分析的很透彻。但是很遗憾，没有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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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神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们.
又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出神律法中的奇妙.
在神的公义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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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含金量就在于可以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