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添：若不报道邓小平南巡会遗憾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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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1年8月30日

      地点：深圳特区报陈锡添办公室

      被采访人：陈锡添，1941年2月生，广东新会人。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7年起历任《湖北日报》记者，二汽设备修造分厂办公室副主任、《二汽建设报》记者组组长，广州外语学院教师，《深圳特区报》记者、部主任、副总编、总编辑，兼任香港商报总编辑，高级记者。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是深圳市委安排的唯一一位贴身记者，其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成为新闻史上的名篇。

赵  泓：请您先介绍一下您刚进特区报时的一些情形。

陈锡添：特区报是82年5月24日试刊的，当时我在广州，知道深圳要办一张新报纸。报社当时最缺的是人才。它是83年12月1号改成日报的。改日报前在全国招聘一大批人，招有新闻工作经验的。我正是报社集中进人的时候被招进来的。

当时我是广外的老师，10月份来深圳旅游听说了招聘信息，所以我毛遂自荐，找的是副总编谢建琼。另一个副总编丘盘连是我师弟，但我为了避嫌没找他。谢总说你回去把发表过的作品寄来。寄给他后，还不到12月份调令就来了，真的是特区速度啊。以前都是要先发商调函，同意了再发调令。我急了，跟学校说想调走，结果学校不放，于是就不断去磨。当时广外的院长是何军，他原是羊城晚报副总编辑，我给他写了很长一封信，表达自己学的新闻专业，有新闻情结，希望重新回到新闻岗位的强烈愿望。12月16号学校答应放我了，我赶忙办手续。我本来是学新闻的，以前不能如愿，到工厂学校漂了好多年，这次终于有机会重新回到报社。20号就报到了。当时感觉深圳特区报是张新报纸，竖排的，跟内地不一样，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后来发展到12个版。

     赵  泓：您当时一定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吧。

     陈锡添：来了特区报感觉发稿很容易，差不多写一篇发一篇。以前在湖北日报哪这么容易，5篇能发两篇就不错了。这里一个是人少，另一个是新闻多，所以上版率高。深圳发展蓬勃，日新月异，新闻层出不穷。因为深圳是试验田嘛，中央给深圳特殊政策，等于给了尚方宝剑。只要对发展有利，什么都敢试、敢干。所以当年拍卖土地是敢为天下先，甚至可以说是违犯宪法的。当时我意识到很重要，跟采写的记者说，这篇稿一定要拿大奖。结果他们得了好新闻一等奖，这个奖后来改成中国新闻奖。还有工程招标，也是深圳顶住省里的压力搞的。都是破天荒的事。我曾经见过湖南一位地级市领导，他说每天都读深圳特区报。他说如果《深圳特区报》上的新闻发表后没有事，我们就照办。《深圳特区报》成为了一个风向标。它虽然是一份地区报纸，但对周边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的。现在听起来很普通的口号，当时都不得了，如“时间就是金钱”。

    赵  泓：《深圳特区报》最初的用人机制是很灵活的。

    陈锡添：在我的印象中，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进了一批人才，要么从名校毕业，要么是别的新闻单位的骨干。像辜晓进、吕延涛、刘琦伟等，这样的有不少。当时《深圳特区报》兵强马壮，可以匹敌任何一家报社。我们也非常重视人才。记得有位名校来的实习生，本来我们有个记者写一篇大稿，弄了一个星期没写好，我便交给这个实习生写，3天就弄好了。我让他毕业后来特区报干。后来学校不放，让他留校了。我回信说我们虚位以待。过了两年他还是来了我们报社。那时候进来的人确实不错。干得好的，很快就提拔了。但这也是报社一个不好的地方，看中哪个笔杆子，就提拔，实际上等于把这个人废了。很多报社就这样浪费人才的。我有个同学在一家中央级大报提拔得太早了，结果一辈子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后来遗憾得不得了。

    赵  泓：深圳特区报90年代末以后就很少进人了吧？

陈锡添：90年代中后期以后没有大规模进人，尤其是很少从应届生当中进。我们进人很严格，要有人推荐，再经过面试，来的都是很优秀的名牌高校毕业生，或者是业务骨干。90年代中后期报纸办得很辉煌，待遇也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92年之后，深圳经济特蓬勃发展，报社发展也很迅速，知名度大大提高了，很多人想到报社来，所以我们挑选很严格。

赵  泓：《深圳特区报》作为一份党报办得这么红火不容易。

陈锡添：我们报纸在党报里是很出色的，经常受到中宣部表扬。我当负责采编的副总编时，很多报道策划都落实得很好，大家做起来得心应手。有次在广州开总编辑会议，我在会上谈了自己的观点，说我们这张报纸做到了三个统一：领导满意与群众满意相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分管外宣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邹启宇表扬了我。我们的头版一个星期起码有3天是中央的。作为一张地方报纸，能够积极传达中央的声音，所以中央表扬我们有全局意识。地方新闻方面我们有很多版面，各种版面分工很细。我能做到领导满意和群众满意。

赵  泓：《深圳特区报》是唯一送进中南海的地方报纸。

陈锡添：是的。国务院办公厅曾经寄给我们一封感谢信，上面有份50份深圳特区报的分派名单，给了总理李鹏，然后是副总理秘书长副秘书长，接着是下面的各个处室，信上勉励我们把深圳特区报办得更好。

赵  泓：您写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时发表这篇通讯是要冒风险的。市委宣传部跟报社这时候达成空前一致，很难得。

陈锡添：自从92年以来，各地媒体就没停止过对我的采访，关于这个已经有很多报道了。我写这篇通讯是基于对中国当时形势的判断和理解，认为这个太重要了，不报道出来会终身遗憾。加上市委对我们的重托。最初不是说不让报道嘛，所以先写八评，效法上海皇甫平评论。厉有为等市领导来报社拜年，也鼓励我们用评论方式写出来。任务交给我，我拟了题目，本来打算写九篇的，由我一个人写。任务很急，春节期间赶写了其中两篇，就是《要搞快一点》、《要敢闯》那两篇，拿给市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审。杨广慧说，老陈你这两篇先不看，我想跟你研究这个评论如何生产。如果让你一个人写是小工作坊，如果我们搞一个写作组，群策群力，就是大生产。他想用大生产方式写这个评论。我听了如释重负，这样就太好了。他就把区汇文、吴松营等几个人喊来，决定组成一个写作小组。我一个，王初文（特区报副总编辑）、钱汉江（要闻部副主任），加上市委宣传部和政策研究室的刘明如、丁星，共5人，王初文当组长。丁星经常给领导写大稿，刘明儒人大研究生毕业的。下午就住进了宾馆。市委要求我们原汁原味地在评论中把小平的讲话精神发表出去。我们一共研究了八个题目，跟我原先的构想大同小异。我先写两篇。杨广慧对写作要求很严格，写完之后集体讨论，做到三点——理论有新意，思想有深度，行文有文采。每篇1200字左右，要非常精练，要原汁原味。发表频率按两天一篇两天一篇地发。杨广慧说最后由他自己亲自把关，改定之后一个字都不能动。我一生写过不少社论，从来没见过这么严格的。杨广慧还是有水平的。

赵  泓：上面有没有人暗示您写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

陈锡添：完全没有暗示。但从整个氛围看，报社知道这个很重要，一直在等发表时机。曾经请示过省里，省里说尊重老人家的意见吧（注：市委书记李灏先前就报道一事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不要破例，意即不要发表）。所以，报社弄了一个整版的图片报道，我写了5百字说明，送审后，文字删掉了，只保留了一句话。我正着手写那篇通讯稿时，突然被叫去写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解说词。因为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是与广东电视台合作的，没有深圳电视台的份。据说是因为深圳电视台要求央视播出时打上它的台标，央视才不干呢，结果不要它了。深圳电视台因此挨了批，于是赶快拍了一个《邓小平同志在深圳》，大概半小时吧。解说词让我写，约8千字。3月18至21号把解说词写好了。22号星期天，我去报社看报纸，一看南方日报有篇通讯《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千把字的样子。我一看很震惊。它是回头采访，而且有个别地方文字失实。我慌了，南日带了头，再有几家报纸把邓小平走的路线重新采访一遍，报道都发出来，那我这个不就成马后炮了么。现在省委机关报带头“破例”了，说明报道也有所松绑了。22号中午我便钻进书房，因为早构思好了，材料烂熟于心，所以写起来很顺畅。当时真的是文思泉涌，心情那个激动啊，写起来手都发颤。一边写一边发排。划版的那个美编看到文章是写小平的内容，又看到边写边发排这么紧张，猜想文章肯定大有来头，就在稿件发排时信手写下“机密”。所以我们今天在历史档案馆里可以看到他写上去的这两个字。23号写了一整天，24号睡了一觉。中午、晚上继续写，写完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气呵成。25号上午跟区汇文一起找宣传部杨广慧部长，杨广慧就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要把邓小平写成人，不要写成神。”恰好这篇稿子跟他的意见不谋而合。小平伟大的一面我写得很少，这个大家都知道。除了他原汁原味的讲话，着重描写他平易近人的一面。有人说领导人的报道居然可以这样写的啊。这篇通讯立体反映了小平形象，有现场感。下午回来再看了一遍文章，晚上就上版了。25号一晚上没睡着，知道1万1千字的长文明天就要见报了，后果如何心里没底，担心不知哪里有疏忽，哪里有差池，写了那么多话，哪怕一句话写错了，影响都会很大。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副总编，个人得失不算什么，影响到政治方面的大问题就不好了。从来没这样紧张过。以前写过报道李鹏总理视察的文章，一千多字，他的秘书看过修改了一遍说，我们先走了，你再给李灏书记看。晚上给李灏看，跟我聊了一个钟头。

赵  泓：杨部长不看稿子，是不是觉得看了反倒不方便表态？

陈锡添：这个不好说，只能瞎猜了。应该不是怕担责任，若真的出了问题，整个市委都跑不掉的。

赵  泓：自从您那篇雄文发表之后，《深圳特区报》有影响的报道就越来越少了，是不是跟后来深圳趋于保守有关？

陈锡添：一篇文章出来也要看机遇。这篇文章起这么大的作用，关键是邓小平的讲话重要，不是这篇文章有多好。他的讲话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很多问题。这篇文章能发表出来也要归功于市委。如果杨广慧不说发（他代表了市委，不是他个人的意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篇文章出来是很冒险的。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了这样一件事，在1992年的“两会”上李鹏总理问他，你们这个稿子怎么出来的？李灏回答说，我不知道，家里定的吧。意思是他在北京开会，不知道这个稿子是怎么出来的，是在家的深圳市领导班子定的。李鹏说，你们的胆子好大啊！

赵  泓：有人认为现在特区的闯劲越来越小了，您怎么看？

陈锡添：看你如何看，现在也没那么多机会给你闯。但深圳创新意识还是很强的。特别是我们的高科技搞得很好。为什么高交会在深圳开，不在上海？深圳科技实力没法跟上海比，但是深圳机制好，科技转化成生产力强。当年朱镕基总理听从科技部部长朱丽兰的意见，把高交会放在了深圳。

赵  泓：有学者认为，深圳的经济开放与意识形态相对保守形成了一个反差，影响到了深圳报业的发展。您如何看？

陈锡添：我也听说过这种议论，说《深圳特区报》比《人民日报》还《人民日报》。这个要看中国国情。党报是专指党委机关报，其他是党领导下的报纸，不是党报。领导对深圳特区报很满意，它起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喉舌作用。另外它还注意宣传中央的精神，注意贴近群众。

在突发事件报道上，《深圳特区报》是有教训的。92年股灾，现场乱七八糟，怕插队，互相抱得紧紧的。最糟糕的是重新排队，结果监察队自己走后门，群众火了，烧汽车发泄，堵路，打砸，我们的报纸比较中性一点，子报只是报道秩序有点乱。非常轻度。但内情很多没有写，如何烧汽车堵路都没写。结果市领导批示，这次发售新股抽签表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批完后让全市发通稿。记者编辑骂起来了，是这样子的吗？颠倒黑白嘛。上级指示，不登不行，登，违心。最后还是登了。第二天，读者一百多个电话打过来，什么特区报，特吹报！过几天我去医院，听说我是特区报的，护士劈头盖脑骂了我一通。我们当替罪羊了。后来中央下文了，说深圳特区报这次报道文过饰非。这对报社是一个惨痛教训，威信大大下降。

又来了一次，93年深圳清水河大爆炸，揪心啊，我们四五点钟去看时火光冲天。香港的飞机来救火，盘旋一圈，走了。市委下文不要报道伤亡数字，不要报道两个公安局的副局长牺牲。稿子一到编辑部，是星期天来的稿子，我们不约而同地全集中在社长办公室。总编室主任把稿子一甩：“你们看看这叫什么新闻，丧事当喜事办！”怎么办，一边是市委指示，一边是如何坚守新闻规律。我当时是副总编辑，激动起来了，说老王（王荣山总编辑），你授权给我，我来冒这个险，明天这顶乌纱帽不要了，搞新闻工作这样太憋气。一切责任我来负。他说不行，先前有市委领导打电话给我，说“你们不要再提了，一切听市委的”，还“啪”的一声挂了电话。于是我们就到现场去找领导。我们弄了两部军车，冲过层层封锁线，直到火灾现场。当时副市长林祖基在指挥救火，我跟他说这样报道不行，他说不要找我，找你们主管领导去，我说救火重要，这个也重要。正在嚷的时候，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黄华华走过来，我简单地把经过说了一遍，说别的报纸也会登的，人家会说深圳封锁新闻。黄华华听了，说：报，你就说到目前为止，据初步统计，死5人（注：据报道为15人，或为一时口误），伤逾百人。我跟王荣山坐在一部车上，回来的路上感觉心头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很快新闻通讯稿拿出来，第二天省委书记谢非从北京赶回深圳察看灾情，一下飞机发表讲话，说在飞机上看到了深圳特区报的报道，非常详尽细致，哪怕我不到现场也了解到了。大大表扬了我们。如果领导说了不让报，我们为了不打板子不报道，是不行的。

(原载《一个编辑人的世界》，赵泓/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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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付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