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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篇 Q 论述：2016年初，“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刷新了人们对于“网络民族主义”的认识，请谈谈2016年网络民族主义实践的主要案例和新的特征，以及你的看法。 2016年《国际新闻界》第11期话题：帝吧出征与网络民族主义（敲黑板） 杨国斌(2016).英雄的民族主义粉丝.《国际新闻界》,38(11),6-13.
作为一次新型的网络民族主义行动，“帝吧出征”具有自我表演的特征，其目标消费群体与其说是海峡对岸的台湾民众和媒体，不如说是出征参与者本人以及大陆的媒体和网民。在一个祛魅的商业化和个人主义时代，“帝吧出征”为青年网民提供了集体英雄主义的想象。同时，作为新媒体事件的“帝吧出征”，与国家政治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并隐隐透露出一种令人担忧的帝国心态。
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 .《国际新闻界》,38(11),14-34. “帝吧出征”事件在媒介舆论场中引起的震惊体验,刷新了文化精英和学界对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网络亚文化人群的认识,也带出了过往中国互联网和民族主义研究的理论和认知盲点。本研究从这一盲点出发,通过历史梳理,以及针对这一人群的在线多址民族志与生活史访谈为主要研究工具,尝试发展出一套“中层解释”——后现代商业文化语境下知情的民族主义者,用以描述在新媒体和流行文化工业环境下,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文化与集体身份生产机制,同时,结合宏观的结构和历史化要素,讨论其未来可能的流变、潜能及限定。
郭小安,杨绍婷(2016).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米姆式传播与共意动员.《国际新闻界》,38(11),35-55. 民族主义运动基于共同的情感记忆和价值诉求,容易获得大众认同和官方支持,是共意性社会运动的典型,然而,现实中网络民族主义运动却常以冲突性方式出现,有时还与“民粹主义”相结合,导致攻击目标的转移与泛化。“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它通过组织分工的方式完成米姆符号(表情包)的大规模生产,将情感表达隐藏在戏谑化的符号中,利用“强势米姆”等手段实现“注意力占领”,达到视觉上的示威效应,同时还使用了“交际导向型米姆”实现情感沟通和共意动员。但是，此事件也难以克服米姆式传播的缺陷:万人刷屏的人海战术对人力、物力、组织动员方面构成巨大挑战;对图像的选择性记忆和对文字的选择性过滤容易使参与者陷入图像狂欢；分属于不同的数字米姆亚文化背景阻碍了双方的深度交流和政治沟通。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方式,网络米姆具有较强的传播力和感染力,为网络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一种新的动员模式,是视觉传播时代青年群体集体行动的新逻辑。
王喆(2016).今晚我们都是帝吧人”:作为情感化游戏的网络民族主义.《国际新闻界》,38(11),56-71. 本研究以“帝吧出征”参与者在蔡英文Facebook页面上的留言为主要的分析材料,对模板及非模板留言进行描述和诠释,以探究行动主体在“出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特色,并进一步分析这一行动背后的脉络。研究发现:与以往“敌意、霸权和父权”的网络攻击不同,当下的网络民族主义易于与网络亚文化结合起来,以情感化游戏的实践方式落实在“帝吧出征”之中。一方面,行动主体所选择的主要留言模板充满着以正向情感为主的诉求,突显出愉悦的“爱”,掩盖了其他活跃在零散话语中的复杂民族主义情感。另一方面,行动主体采用游戏化的行动策略,利用社交网络的数字逻辑和兼具理性-感性的游戏规则,有效地组织起一群在集体化与个体化之间寻求满足的网民。可见,网络民族主义行动需置于国家机构和科技公司合力形塑的情感结构化脉络之中,网络民族主义勾连着网民的成长背景及日常的互联网使用,才得以激化出大规模的“帝吧出征”。
李红梅(2016).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帝吧出征事件分析.《国际新闻界》,38(11),72-94. 本文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根植于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并探讨了官方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消费民族主义的相通和区别之处。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希望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理解民族主义。接着,文章研究了与民族主义所应对的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并指出现代中国通常在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之间摇摆。接下来,本文以帝吧出征为例分析网络民族主义的表现。从很大的意义上说,帝吧出征不仅仅是一种网络民族主义的宣泄,更是一种在消费文化和全球地缘政治大环境下有关身份政治的表演。这种表演不仅根植于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而且也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对中国文化、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的一种主张;是对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挫折(如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身份认同等)的一种应对,是国内和国际力量,政治和经济文化以及官方和民间因素的一种结合体。
刘国强.作为互动仪式的网络空间集体行动.《国际新闻界》,38(11),95-109.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因台海政治问题引发的“帝吧出征”,是一场集体的互动仪式表演。文章认为,集体行动的直接自我身份意识主要是帝吧吧民,但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则转换为国族身份意识,继而被从90后群体与爱国青年两个方面进行社会身份建构。在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方面,网络空间聚集与群体兴奋、群体团结的生产、行动参与者的道德想像和情感能量交换等是集体行动产生的主要动因。而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其话语主要包括征伐、教训、交流三种相互交织的模式,并呈现矛盾性表述。文章认为,网络空间与现实中的身体聚集在互动仪式中具有同样的过程特征,国家的神圣物建构与现实主流政治观念具有同构性,而在这样的集体行动中,群体团结的仪式性大于国族想象的观念内容,它在宏观社会学层面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周逵,苗伟山(2016).竞争性的图像行动主义: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一种视觉传播视角.《国际新闻界》,38(11),110-124. 视觉文本和民族认同、民族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传统的学术路径关注国家、政府和精英的角色,体现为国家民族主义的控制;互联网赋予了民众以自我表达和诉求的空间,由此产生了大众民族主义的抗争。网络视觉话语建构过程本身成为网络民族主义的重要话语资源,区别于传统的国家神话叙事架构,在包括权力结构、民间、不同地域人群的多元主体架构下,结合了视觉混搭、网络亚文化、网络迷因等全新的传播特征。
本文以视觉传播的独特视角,试图理清如今网络民族主义中的多元主体围绕着视觉资源进行竞争性叙事的动态机制。受启发于邱林川提出的“图像驱动的民族主义”(image-driven nationalism),本研究认为,进入Web2.0时代后,图像文本不仅仅是网络民族主义的“唤起机制”,多视像文本的生产和叙事在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动态过程中,形成了“图像竞争的民族主义”(image-contesting nationalism)的新模式,凸显了多元主体对象征性符号资源的竞争性表达。 Q 论述：试从传播学视角结合案例谈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新媒体的关系。 赵永华,王硕(2016).全球治理视阈下“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理论、框架与路径.《国际新闻界》, 38(9): 86-103. 共建“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本文尝试将有关“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的思考置于全球治理的框架之下,解决全球治理下如何进行“一带一路”媒体合作的核心问题。通过对全球治理理论的综述以及全球媒介治理理论的论述,进而运用全球治理理论从主体、合作方式、实施与绩效评估等方面搭建“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框架与路径。本文在全球治理视阈下对“一带一路”媒体合作的探讨将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相结合,不仅可以用于对现状的分析与批判,同时也可以用于对未来媒体合作的规划以及合作效果的评估。 Q 论述：围绕信息全球化、跨文化交流、世界主义、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谈谈建立全球媒介伦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牛静(2015).建构全球媒体伦理:可实现的愿景抑或乌托邦? 《国际新闻界》.37(7),134-146. 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信息可以到达全球各处,从而被处于不同文化、不同区域的个人所获得。在此背景之下,传统的区域性媒体伦理需要转变为全球媒体伦理,从而使新闻从业者承担世界公民的责任。这是研究者提出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背景。建构全球媒体伦理的理论基础是世界主义伦理,其研究路径主要有本体论伦理、契约伦理、美德伦理三种。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并在跨文化的探讨中建构出全球媒体伦理原则是一个可实现的愿景。但该设想受到了文化相对主义者与后殖民主义理论者的质疑,这些质疑反映了一个现实,即要求全球新闻从业者都认可、遵循的全球媒体伦理原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努力。 Q 论述：17世纪以来西方新闻观念的发展以及影响因素。 涂凌波(2015). “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及其新闻观念:关于19世纪报纸的一种叙述.《国际新闻界》, 37(6): 89-109. 从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看,“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至少发生了两点变化:其一,西方世界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察现代报纸的“视角”。其二,他们在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语境下获取了关于新闻的知识,并将之建构为一种“社会现实”,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观念,并成为了19世纪中国新闻观念的一部分。正是这些“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将一种新的关于报刊的知识与观念,通过各种途径(著述、上书、办报、通信、对话等)输入到中国社会的肌理中,并“构建”了一种关于报纸的新叙述,成为了中国现代性历程中早期的新闻观念的重要一部分。 Q 简答：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理论。 2016年《国际新闻界》第12期话题：数字资本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再敲黑板） 丹·席勒主讲，翟秀凤等编译(2016).信息传播业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国际新闻界》,38(12),17-35.
二战之后,随着美国的商业化通讯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统治地位,同时数百个新兴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信息的地缘政治变得引人瞩目。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运动的式微不同,真正引发全球信息地缘政治剧变的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世界政治经济上的结构性转变: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接下来的演讲将从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开始,分析美国的主导地位以及日益增长的挑战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最终,围绕信息领域的较量将愈演愈烈,因为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并不能超越其内在深处的危机趋势。 Q 简答：今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和对新闻工作的意义。 陈力丹(2016).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工作导向.《国际新闻界》，38(7),6-10.
习近平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是继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之后,关于新闻、宣传、舆论工作又一次重要讲话。这次讲话的要点,在于新闻导语中强调的习近平的这样一段话:“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Q 简答：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主要观点及其对分析中国传播现状的借鉴意义。 张志华(2016).“新地球村”的想像——赵月枝谈传播研究新实践.《国际新闻界》,38(10),54-67.
我(赵月枝)首先在西方接受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我认为,在西方两者都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往往头重脚轻,缺乏对社会肌理的深度分析。我和印度裔同事查克拉瓦蒂一起提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是一个开放、动态、超越线性历史观和东西方二元论、同时结合了政治经济分析和文化研究分析路径的学术框架。
翟秀凤(2016).冷战以来的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专访美国批判传播学者丹·席勒.《国际新闻界》,38(12),6-16. 冷战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加的合法化,不过还是相对有限。在后现代时期,确实更有可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但这是因为时代的不同……很多人可能会说,既然社会主义已经消亡,那还要政治经济学干嘛?我们不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因为社会主义已经消亡。这就给我们探索新方向带来了压力。实际上,政治经济学领域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领域,而新的领域正带来不同的研究问题。
陈世华(2016).博采众长: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取向.《国际新闻界》,38(8), 18-35. 跨学科的取向一直植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因之中。作为政治经济学和传播研究的交叉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在诞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受到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影响, 也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各种跨学科取向。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种族研究的结合注重分析种族和传播的互相建构;女性主义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看到了传媒背后的男权政治和金钱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的结合注重解释不同族群的传播现象和行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也在争论和对话中走向融合,在不断的反省和自我批评中完善自身理论体系,与时俱进。 Q 名词解释：吉尔·德勒兹。 黄月琴(2016). 象征资源“褶皱”与“游牧”的新闻专业主义:一种德勒兹主义的进路.《国际新闻界》,38(7): 53-71. 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之一,其影响力与福柯、德里达并驾齐驱。德勒兹的著作《差异与重复》、《褶子——莱布尼茨与巴罗克风格》,以及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合写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等是后结构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在政治、经济、管理、美学、建筑、艺术、心理学等各个学科影响广泛而深刻。在媒介研究领域,德勒兹思想主要用于影像哲学、赛博空间和数字媒介的研究。 Q 名词解释：话语分析。 李艳红,陈鹏(2016). “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 38(9): 135-153.
所谓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则指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或工作,与其他社会实践类型一样,它也是拥有特定知识、经验和欲望的主体在特定时空和物质资源下所采取的行动或工作,它往往内在于社会实践之中。另一层含义则是,话语具有生成性的权力,它对社会实践具有构成和建构性的效果。正如费尔克拉夫对于话语分析之研究任务的界定:“话语不仅反映或表征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他们也建构或构成它们......话语分析正是要分析这些话语的社会效果”。 Q 名词解释：健康传播。 秦汉(2016).媒介体制：一个亟待梳理的研究领域——专访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学院教授丹尼尔•哈林.《国际新闻界》, 38(2): 73-83. 健康传播研究是多种不同类型知识的交界领域。当你研究健康时,其实也是在研究科学,也是在研究经济和商业,因为健康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同时也是在研究政治,因为政府在健康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传染病爆发期间的安保到医保体系资金再到资源分配,这些公共政策议题都与政府有关。健康领域还包含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即包括普通人以及他们的生老病死等等。对于健康领域中信息的流动,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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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4 23: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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