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写大百科全书新闻卷的评论条目

张译允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新闻卷的修订已进入一些条目的“试写”阶段。其中“新闻评论”、“社论”、“评论员文章”等条目由我试写。这几天，我就在寒假里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对照出版社编辑最近发来的“编写要求”，在我去年暑假里已经写好的条目基础上修改和补充。
第三版新闻卷中属于新闻评论领域的条目，去年我确定了30个报上去。我已将其中广播评论、电视评论和网络评论领域的条目分别邀请在这些领域更有研究的同行老师撰写。这也符合《中国大百科全书》“让最合适的人写最合适的条目”的原则。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新闻卷》的修订工作是从去年年初启动的。我意外地接到主编唐绪军老师的短信，邀请我负责撰写新闻评论方面的条目。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我和这么高大上的书会有什么关系。我当时犹豫了一下，事后也曾经后悔。但现在已经下不了船了。
    我之所以犹豫，一方面因为自己是一个新闻实务的教员，对于“定义”、“词条”这种静态的东西一直不太感兴趣，我自己的讲义和教材也尽可能回避“定义”。我一直觉得静态、固化的定义往往难以概括丰富的、变化之中的事物及其规律。在我看来，探索新闻作品具体的表达和传播效果，才是实务教学的正道。
    我之所以矛盾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对于“大百科全书”这一类很独特的“书”本身有敬而远之的心理：我不知道什么人会去读“大百科全书”；我也不知道“大百科全书”这样一类试图“囊括”人类全部知识的鸿篇巨制是否已经过时；我只知道，这种写作本身不是科学研究。人们在这种写作的成文中，也难以看到研究本身才会有的探讨和争议气息。而写作者却要试图超越探讨和争议，站到“定于一尊”的位置上。这是很难的——很难堪的。而随着知识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这种集聚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浩大的写作工程，终将成为思想的“遗迹”，而被人弃置。
    我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个工作，是因为：它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使自己的学术见解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如果不断更新修订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所凝结的思想认识是一个时代的“遗迹”的话，我愿意这个“遗迹”中涉及新闻评论的部分，包含着我的思考——它们并非不会过时，但总应该反映了一个时期对新闻评论观察、研究和教学的认识水平。
    事实上，在撰写“新闻评论”这个条目中，虽然定稿只有2400字，但我把自己十多年来对新闻评论的研究论文和教学案例都融进去了，其中包含着对中国近代新闻评论演进的研究（如“时评的起源”问题），以及梁启超对评论文体创新贡献的研究。
    自从接受在《大百科全书•新闻卷》相关条目的写作任务，我就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关系、新闻传播观念的变化，新闻评论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条目的新撰和修订应当反映事物变化，反映认识进步。
    在“新闻评论”和其他条目的撰写和修订中，我也尽可能去除掉过去那些封闭和隔绝条件下的体制因素在相关概念上的思想印记；尽可能在当代开放条件下揭示一个新闻评论条目所包含的普遍的新闻传播规律。
    而在普遍、开放、几乎全民写作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我也尽可能使“新闻评论”这个条目不再局限于职业写作，尤其是党报评论工作者的职业写作——后者正是以往高校新闻评论教学的局限和大百科全书相关条目的认识局限。
    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些的话，我就庆幸自己接受了这份工作，而不是后悔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新闻出版卷》是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新闻与出版两个领域合出一卷，新闻实务方面的条目本来就少；新闻评论的条目就更少。其中“社论”这个条目的撰写者是范荣康老师，他是《人民日报》评论员，评论部主任，最后在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任上逝世。
我自己二十多年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当时新闻系是由社科院和人民日报合办的，范荣康老师给我们上过评论课。那时，我还没有想过把评论写作和评论教学当作一生的职业。而当我后来刚刚走上新闻评论教学岗位的时候，最早接触到的前辈教材之一，就是范荣康老师的《新闻评论学》。

    我一直认为，虽然范老师早逝，他的著作中没有能够反映上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报刊言论版的繁荣、“时评的复兴”，尤其是在广阔的互联网空间普遍的公民写作，但是，就新闻评论的职业写作而言，他的评论教材有着一位老评论员的实践经验和深沉思考。在这一点上，是高校评论教员写作的教材所不及的。
    范老师是2001年4月去世的。我刚好在那一年末尾进入高校教评论。2005年，我自己出版第一本新闻评论教材的时候，就想要托《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朋友送给他一本，那时才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禁喟然一叹！
    我在编辑发来的表格中注意到：第二版“社论”条目出自范荣康老师之手，也注意到编辑的提示：“能在一二版基础上修订的请尽量修订”。因此，我决定“社论”这一条目按“修订”处理。我愿意与范荣康老师一起署名，并且把姓名附于他的姓名后面。这是我的荣幸。
    下面就是范荣康老师写的第二版“社论”条目和我修订的第三版“社论”条目。我写的不正确、不周到之处，也希望同行师友提出意见。


社论
editorial
代表编辑部观点的言论。政党机关报的社论代表同级党委的意见。“社论”的英语为“editorial”，也可译作“编辑的”或“总编辑的”。按欧美国家新闻界人士的理解，社论是报纸或杂志总主笔或领导人表达意见的文章。这种社论用以解释新闻，补充背景，预测未来，也可以对社会事件作道德判断、价值判断。欧美一些大报辟有社论版，每天三四篇社论。日本报纸通常每天发两篇社论。它们的社论议论面宽，引文也随便。苏联新闻学者认为，社论是对最重要问题的指导性论文，它指出方向，表示报纸的意见。
中国报纸不设社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申报》、《大公报》等每天有社论或时论。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后，起初每天也有社论，1942年4月1日改版以后，改变了做法，只有对重大问题发表议论才用社论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0年3月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人员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1958年1月，毛泽东指出：“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属于社论类型的评论，还有专论、代论、来论和本报编辑部文章等。（范荣康）


社论

    代表媒体观点的评论文章。一般由编辑部或社论委员会讨论确定选题。在媒体发表的评论中，它是规格最高的。
    在中国近代报刊中，社论这个名称最早是为了区别于“来论”，以突出其代表本报本刊的立场。在英美等国际报刊中，社论或称为Leading Article，以示其位于“主导”的地位；或称Editorial，以示最早出于报刊编辑之手。《今日美国》报每天以标明“我们的观点”（Our view）的文章与“反对的观点”（Opposing view）针对同一话题搭配刊出。标明“我们的观点”的文章也就是该报的社论。
    在有社论版的中外报刊中，社论一般与读者来信等栏目一起放在社论版。但中国报纸，尤其是党报，传统上把社论单独置于第一版，以体现其指导工作的重要地位。
    正是因为社论代表媒体而非个人写作，所以社论的议题一般比较重大；社论的语言风格一般比较庄重、稳健；社论虽由个人执笔，但均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
    比如，1926年10月26日《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社论《我们认为》以向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直接陈述的口吻（We Submit），开篇就写道：“在我们看来，尼古拉·萨科和巴托罗缪·范泽蒂不应当根据一个陪审团在1921年7月4日宣布的一项裁决而判处死刑。”然后，通篇充满了“我们”。在我国媒体，2010年9月18日《南方都市报》社论《但愿深大改革能在迂回中走得更远》写到：“我们赞同一种先行先试的积极态度”。2012年11日13日《环球时报》社评《务实、分阶段推动官员财产公开》一文写到：“我们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供党内外以及社会各界参考并探讨。”而《新京报》也曾在2004年以《我们为什么反对“禁乞”》作为社论，明确表达该报针对在北京城区划定“禁讨区”建议的立场。这些现场反映出：随着中国社会在价值、利益和观念上的多元化，媒体通过社论明确表达自己立场观点的现象已经属于常态。
     因媒体的受众不同和社论的议题不同，社论的风格也会呈现多样化，包括抒情的、轻灵的风格。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中专设社论奖，其标准是：“风格鲜明，诉诸道义，说理充分，在正确的方向上对舆论具有影响力”。
    中国近代报刊因为主要承载着思想传播的使命，作为社论发表的往往是长篇政论，议论的是抽象的道理和原则，并不是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比如，1902年《新民丛报》在创刊号的“本报告白”中介绍栏目，第一条就是：“论说：必取政事学问之关于大本大原切于时用者乃著为论。”“论说”，或“本馆论说”，就是当时一些报刊对社论的称呼。后来，随着具有新闻评论品格的“时评”的发展，两者融和，报刊社论逐渐具有新闻评论的性质，一些报刊称为“社评”。徐宝璜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写道：“社论须以当日或昨日本报所登之新闻为材料而讨论之，此理甚明。”我国台湾的新闻学者林大椿在《新闻评论学》中说：“到了新闻本位时期，报纸每天的社论，应根据当天的新闻，有此新闻，才有此社论。比如著名的   《大公报》社评，就是主笔“看完大样写社评”，具有较强的新闻性和时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等每天有社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后，起初每天也有社论，1942年4月1日改版，对于是否每天都要有社论提出了质疑，遂改变了报纸每天都有社论的传统，只有在对重大问题发表议论时才用社论的形式。这实际上反映了党报、机关报对于社论这种言论规格更为审慎的倾向。新中国建国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及各级党委、人民团体和各个政府部门的机关报，都基本上沿袭了这种社论体制，除重大节日、重大事件之外，很少发表社论。这实际上反映了社论中的新闻性与机关报管理机制之间难以协调；也反映了党的机关报的特殊性功能与一般报刊新闻性功能的差异。虽然曾长期主管我国新闻传播工作的胡乔木曾提议恢复报纸每天都有社论的传统，但在中央和地方省一级党委机关报一直没有能够实现。
    随着20世纪末中国都市化报纸的兴起和报纸言论版的发展，一些报纸在每天都刊发的言论版头条位置刊发社论。这些社论的选题一般都是具有新闻性的公共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社论的新闻评论品格。社论的议题也更多地具有地方性因素。
    从传统上看，社论主要是一种报刊言论体制，其他媒体发表社论的不常见。我国党报有时也以“编辑部文章”或署名评论员、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来表达媒体立场观点。通讯社，按其向其他新闻媒介提供新闻服务的功能来说，一般不发表社论；但我国的新华通讯社有时也发表社论。当代一些重视言论的网站也会有类似或暗示为社论的言论栏目，比如凤凰网评论频道的的“凤凰论”栏目，就注明“评论天下，凤凰立场”。（范荣康  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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