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为何缺乏原创理论

张译允

    作为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一员,新闻传播学自1997年被国务院学位办列为一级学科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这个年轻的学科在发展中却始终面临一个问题，即目前基本尚无能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的、在国际学界有较大影响力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曾指出的“总体上还停留在引进、介绍的层次，缺乏原创性，发表的文章和申报的课题，内容重复率较高”(注1）的现象，正是这一问题的真实写照。
    众所周知，自新闻传播学引进到我国以来，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即在整个学科理论话语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观点自由市场、媒介事件、拟态环境、议程设置等各种外来术语频频见诸本学科的各大学术刊物，但凡稍具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难免不会借助西方新闻传播理论进行支撑或阐释，许多研究甚至摆脱不了为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作注脚的尴尬地位。诚然，国内一些学者也在为提出原创理论而努力，但却收效甚微。也有学者认为理论创新需要时间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注2）不可否认，此种看法有其道理，但前提是必须要有正确的努力方向。因此，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从结构上看，这一问题应当包括两个要点，即“理论”和“原创”。早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就有不少学者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发展进行了回顾和评价，（注3）其中不乏对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性的相关论述，但未见专论，更未对新闻传播理论的本土原创问题进行专门探讨。这是谈“理论”而未谈“原创”。而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黄山会议）就已明确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学科发展目标，1995年在成都举行的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更是着重讨论了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注4）21世纪初，学界对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未来的关注程度日趋提高，许多学者也纷纷撰文论及相关问题，（注5）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论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本文拟论及的“原创理论”问题显然是“本土化”论题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但之前的各类论著在论述“本土化”问题之时几乎均未落脚于理论研究，而只是强调学科建设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实际）的结合。这是谈“原创”而未谈“理论”。随着国内新闻传播学的迅速发展，与国际学界进行交流和对话已成必然之势，这就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原创理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从而使得将“理论”和“原创”两个问题的侧面结合在一起加以思考成了当务之急。
    笔者认为，形成前述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研究方法的缺失、学术积累的缺失以及体制引导的缺失3个方面。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以便为发展既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理论性的自成体系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乃至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原因一
研究方法的缺失

    纵览我国新闻传播学期刊或专著，许多研究并没有把研究方法放到一个较为重视的位置。曾有学者使用文献计量法对1995－2007年间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4种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进行了统计，结果他发现这些研究中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仅占5.6%，其中抽样调查4.2%、控制实验0.1%、内容分析0.9%、实地考察0.4%，而传统的思辩论证方法就占了全部论文的65.4%之多，再加上21.8%使用二手资料法的研究，有接近90％都是间接研究得到的成果。（注6）这一结果还仅仅是针对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较为优秀的学术刊物进行调查统计而得出的。可以推断，其他刊物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研究方法上的薄弱导致研究的展开通常不从作为研究对象的事实和现象出发并借助方法而导出理论，而是从现有理论出发，用理论去解释或阐释现象，这样的研究很容易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而不是原创理论的源泉。而如果能够通过一些规范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去获得和分析第一手的资料，再从中总结和归纳相关规律，何愁没有自己的原创理论？
在笔者看来，对研究方法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够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强调实体的重要性而轻视程序，这就在学术研究中导致了一种“重结论轻过程”的倾向。因此，一篇论文往往更重视其所得到的结论，只要结论有价值，就无须考察其结论产生的过程。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研究方法自然便成为学术研究中可有可无的部分了。
    不仅如此，尽管近年来我国学者已经开始逐渐重视对各类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研究，并产生了为数不少的优秀研究成果，但在认识和实践中仍然有一些误区未能予以足够的注意。
    第一个误区是量化方法至上，似乎一提到研究方法就是指量化方法，甚至认为只有量化方法才是科学方法。随着国内一些高校开始引进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对量化方法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奉量化方法为唯一科学方法的认识论倾向。尽管在表述上通常称之为“实证研究方法”或“经验研究方法”，但稍加考察不难发现，这里的所谓“实证研究方法”或“经验研究方法”是没有将田野考察、焦点小组访谈等质性方法涵盖在内的。实际上，正如一些学者曾经指出的，量化方法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绝对不能将其神话。（注7）在重视方法的基本理念下，新闻传播学研究需要更为均衡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第二个误区是完全抛弃思辨，认为逻辑思辨不是一种科学方法。逻辑思辨作为传统人文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其历史非常之悠久，远远超过现有的其他任何一种方法。诚然，最老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其历经千年而不亡，存在价值却已毋庸置疑。它甚至贯穿所有学术研究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始终，而且往往是重要思想火花的来源，现代实证（经验）研究方法之一的量化研究中的理论假设，更是直接由研究者思辨产生和形成。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纯粹思辨的学术论著中完全不乏经典之作，许多大思想家的重要思想都是逻辑思辨的成果。所以，思辨作为研究方法体系中最为朴素和成熟的一种，是不应当被丢弃的。我们在鼓励运用各种实证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当鼓励研究者作大胆的思辨性思考，既能为思想性提供动力和源泉，也能为实证研究提出新的突破方向。
    第三个误区是为方法而方法，似乎方法正确就必然保证结论的正确和理论的产生。学术实践证明，许多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其研究结果仍然流于肤浅，不仅描述多于解释，而且少有的解释性研究还仅仅是证明了生活常识。这说明，方法的运用还必须结合正确和深刻的理论背景，如果没有较好的理论铺垫，方法运用得再好也无法提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除此之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郑也夫教授还提到过一种情况，即用了很扎实的研究方法做了调研和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但最后却没有自己从数据、资料中去归纳出理论，而是直接借用了一个现成理论来作出解释。（注8）不难发现，这种现象并非社会学所独有，新闻传播研究中也时有可见。这其实也是一种为方法而方法的表现，认为只有通过方法收集数据、资料的过程才是重要的，而从数据、资料到理论的过程却被忽视了，最终导致“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要想提升原创理论的生产效率，不但要重视以研究方法为基础的数据、资料收集过程，而且必须重视量化研究的理论假设形成以及质性研究的理论归纳等各类研究的理论构造过程；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方法只是达到“构建理论”这一目的的手段，而绝不是目的本身。

    以上这些误区的存在说明，研究者不仅需要知道某一种研究方法的操作程序，更需要知道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原理，如此才能扬长避短，合理地选择方法来进行研究。从本质上说，任何学术研究都是认识问题，必然以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而最能体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支则是科学哲学。一种研究方法其基本理念是什么？有何所长，有何所短？这些问题都只能依靠科学哲学来予以回答。故社会科学哲学一类的方法论是正确运用各类研究方法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一直以来极力倡导“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台湾大学教授黄光国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方，从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各门学科的发展和科学哲学的发展之间，便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各种不同科学的发展，成为科学哲学家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可以回过头来，指引各门科学发展的方向。”（注9）毋庸讳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今天的社会科学，无一不是西方的产品，若不了解西方产品的生产背景，只是照搬西方的现成产品，不仅很难超越西方，还有可能陷入水土不服的泥沼，更无法创立自己的特色研究范式了。
    总之，方法是产生理论的路径，充分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利用方法从现象中去寻找理论，才有可能产生有力度、有深度的原创理论。

原因二
学术积累的薄弱

    另一方面，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于学术积累也未体现出应有的重视。应当说，这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比较明显的一个缺陷，早已有学者对此做出专门的探讨。（注10）然而，现有的讨论基本上把学术积累问题视为一个违反职业伦理道德的学术规范问题，而不是产生原创理论和提升整体研究水平的要素。
    在新闻传播研究发展相对成熟的欧美学界，通常一个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孤立的，某一位学者在提出某个理论之后，马上有一批学者跟进，展开更为深入和细致的延伸式研究。最典型的范例莫过于著名的议程设置理论。自1972年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a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提出以来，经过近40年的发展，大量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跟踪和扩展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媒介环境论也是如此，从最初的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到现在纽约学派的诸多学者，都围绕着一个理论核心在进行持续的构建。还有在说服传播中颇具影响力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提出这一理论模型的论文之中使用了多达200余个引注，(注11)这些引注所涉及到的参考文献均是众多学者对这个模型进行扩展和完善所做的研究，足以可见国外学者的学术积累深度。
    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则几乎见不到这样的情景。就学术参与者而言，研究者更多是各自为政，互相之间很少进行“跟进”研究，似乎不愿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于是，很多学者其实只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无法形成某个论题或进路的“学术共同体”。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出现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即便是某个学者本人自己的研究也相对较为缺乏延续性和体系性，学术生涯中的“转向”频频发生，有的学者更是同时兼攻多个研究方向，这样就很难形成有深度、有体系的原创理论。
  就学术参与平台而言，如将国内新闻传播学刊物与国际学界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刊物加以比较，往往会发现国际期刊几乎所有论文都不惜花费好几个版面来呈现出一个论题的相关文献回顾或综述。此种做法实际上就起到了引导学者重视研究继承性的作用，不仅间接强调了学术积累的必要性，同时也为阅读论文的学者提供了进行学术积累的方便；而纵观如今国内的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在篇幅极度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论文的相对“完整性”，许多都是没有文献综述的“裸文”，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学术积累的空缺。

原因三
科研制度引导的偏向

    如果对近5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立项项目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统计，不难发现我国新闻传播学各类科研项目总体比较倾向于应用研究。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特征，主要跟我国新闻传播学科早期起源于传媒业务研究的发展历史有关。具体而言，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始于当时所称的“报学”和“新闻学”，均以业务为研究对象，（注12）而后来从国外引进的传播学又最早是由新闻学者倡导的，而不像西方传播学研究，其早期研究者主要是社会学者和心理学者，因而带有浓厚的基础理论研究色彩。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鼓励国内新闻传播学者从事原创性理论研究，就需要在科研项目的设置中体现出明显的导向。目前包括新闻传播研究在内的我国人文社会研究拥有的最高级别纵向科研项目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主要注重解决国家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从2010年起启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第二批），以“资助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化、对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基础理论和文化研究课题”（注13）为宗旨，是值得提倡并进一步加以发展的科研项目设置方案。但就目前实施的情况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立项过分偏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而对于社会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重视不够。形成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国历来习惯上把人文社会学科均看作是一个学科大类，即“文科”；即便是后来使用“人文社会学科”的说法，也一般将“人文”“社会”连在一起而不加以区分。与此相适应的是，在观念上通常便将文、史、哲视为文科中的基础学科，而认为社会学、法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属于文科中的应用学科。但实际上，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差异已经到了不能忽视的地步。既认识到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同属人文社会学科的共性，又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搞好所谓“应用性文科”原创理论研究的关键。换言之，除了文、史、哲三大人文学科之外，新闻传播学等社会学科也有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基础理论体系。因此，在当前着力构建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体制引导的情况下，应当更新观念，充分注意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差异，既要推动人文学科基础研究的发展，也要推动社会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而不能以人文学科的基础研究来替代社会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
   
    以上是笔者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为何缺乏原创理论的一些思考，当然仅为一家之言。然而加大对新闻传播学基础性研究的重视力度，的确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只有抓好基础理论研究，做出更多原创性研究成果，才能打好应用研究的基础，才能扩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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