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成立之初的经费来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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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7月06日 22:55 凤凰网历史综合


陈独秀的报告没有提到工运费开支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在二大至三大期间中共所从事的劳动运动已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没有单独列项提及的必要。事实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月之间，中国的工人运动相当活跃，而北方的工人运动尤其受到中共的影响。像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尽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职工国际提供援助的具体资料，但仅在并非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马林的档案中，也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陈独秀报告中没有提到的俄国人援助的工运费用的记载。这包括：（1）1922年1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越飞为唐山罢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准备进一步筹集的400元。（2）1923年“二*七”大罢工发生后，俄国铁路工人捐赠给中国京汉铁路工人受难者家属3万卢布。（3）1923年3月赤色职工国际为中国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提供了1000金卢布。（4）1923年5月莫斯科经由北京转交中共278英镑，要求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即将召开的劳动大会。（5）1923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交给中共中央2000金卢布用于帮助中国的工会组织。（6）1923年7月莫斯科汇款1840墨西哥元，说明用于抚恤“二*七”大罢工罹难者家属。[16]
综合这一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已知的情况，可以了解的是：（1）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额度、途径和方式都不固定，有时甚至会出现混乱。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确定给中共的预算仅为每月1000金卢布，[17]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拨款经常超过此限额，以致其代表经常会弄不清楚莫斯科寄来的钱是做什么用的，应该给中共多少。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更抱怨说：“国外工作的拨款无论在我以前还是我在（莫斯科）之时都没有完全明确的计划”，而且数额经常变动不定。“例如，朝鲜中央得到的是：9月份6000，11月和12月份4000，1月份2000，3月份1000。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下，这种波动就会造成直接有害的影响”。[18]（2）由于各地党员工作境遇不同，得到生活费的情况不一，因而难免会在党内引发矛盾。如湖南的党组织“大约有一半开支靠当地财源，一直在争取自给”，得到的援款自然很少，结果那里的“一些同志指责其他一些同志，说什么他们从莫斯科那里拿了钱而且生活得不错，但不关心别人，等等。”[19]（3）由于人员增多，办公、交通及生活开支明显增加。根据保存在马林档案中的一项1922年下半年的中共月开支的预算表，即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在总计660元的劳动运动月预算中，人员工资一项已达到370元。在总计1200元的出版宣传费用月预算中，人员工资一项已达到610元，租房一项也达到110元。而在总计不过170元的办公费用中，交通费一项就达到100元。由此不难看出，随着中共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其经费的需求也必然会相应地增长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与共产国际发生矛盾。马林在中共三大结束之后，就表明了他的担忧。他写信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说：“党现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1、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3、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4、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20]
马林的担心一时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尽管马林就此专门在中共三大上提出过批评，并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过谈话，但是现实的状况一时难以改变。出于开展工作的现实需要，陈独秀依旧不能不致信赤色职工国际，要求赤色职工国际提供固定的工作经费。根据他在三大后开列的工人运动每月预算表，中共为帮助京汉铁路工会、汉口湖北联合会、上海和广州的工人俱乐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工人周刊，以及劳动组合书记部等，每月至少需要1630墨西哥元。他在信中写道：“望每月支援我们1000金卢布，其余630元我党自筹。”另外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因故延期，中共虽已得到1000元金卢布用于开会，但所需费用非2000元墨西哥元不可，亦“望支援1000墨西哥元，其余部分拟请国民党予以帮助”。[21]与此同时，陈独秀亦明确要求共产国际每月提供党费1000－1400金卢布。明确不赞成依靠外国经费开展工作的马林，也深知中共中央的要求与现实的需要相比，已经是相当克制了。因此，他也不能不分别致信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前者务必定期为中共中央提供经费，同时增加对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财政支持；要求后者同意中共中央的预算。他写道：“罢工的失败确实使这个小党处境艰难，我想支持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建议你们批准至少从7月到今年年底这个期间每月资助1400卢布。以后再要求估算党可以从中国的财源方面拿出多少钱用于工作。”[22]
但是，自中共三大之后，由于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到达广州，国民党即将改组，整个联共（布）中央注意的重心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移，尽管共产党人因为被要求加入国民党而使自身的工作负担明显加重，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却发生了问题。《工人周刊》因缺钱而拖期，《前锋》干脆无法继续出版。就连共产国际来华的工作人员都注意到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他们特别提醒莫斯科注意：中共中央“从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这种情况给中共造成的巨大财政困难会引起不良后果，共产国际务必“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23]
三、关于1924－1926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1924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数额，陈独秀在1925年4月9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具体的说明。这应该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最详尽的一个年度收入与支出报告。故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924年1月至6月的预算：
（一）收入总额：800美元和10174.93元。A、由维尔德同志经手的有5926.1元和400美元；B、由维经斯基经手的有用于中央扩大全会的400美元，6月至11月的每月生活费补贴2409.5元。C、由鲍罗廷同志经手的有用于铁路工人总工会的500元，用于民族运动的500元（借款）。D、红色工会国际汇来的500元。E、其他289.33元。[24]
（二）支出总额：300美元和9341.366元。A、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3335.026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639.099元；（2）工作人员生活费：364元；（3）印刷、邮寄和电报：337.012元；（4）交通运输：1161元；（5）专项开支及中央全会开支833.415元。B、地方党组织共收入2973.84元。（1）山东：306.84元；（2）湖北：540元；（3）铁路工人总工会：1310元；（4）上海：265元；（5）湖南：240元；（6）北京：100元；（7）秘书处：170元；（8）唐山：42元。C、共产主义青年团借款50美元，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地区委员会和上海委员会向党借款共1833元。D、偿还债款250美元和1200元。收支相抵尚余520美元和833.064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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