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散人:重庆卫视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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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卫视全面停掉了商业广告，而改用城市宣传片、公益广告片代替广告的位置，据说是要打造一个“主流媒体、公益频道”。然后各种节目的定位基本上是为了教育人民，包括《天天红歌会》等栏目都重装上阵，致力于让有幸收看其节目的人民受到最好的宣传教育。然后，其他地方的人民就会觉得自己很幸运，毕竟中国的电视节目里还有其他选择，甚至我们可以选择不看电视而去上网，再不行就违法装个小卫星天线啥的。

倒不是说我们不想在《书香》里得到文化知识，也不是不想从《重庆好人》当中了解重庆的凡人大事儿，更不是不想从《民生·鱼水情》看到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和感人事迹，就是觉得在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有这么一个电视台是件挺可怕的事儿。

一个现代社会里，最起码的推动力就是经济的力量，一个电视台想要把节目做好、能够活下去，就必须要在节目质量上下点儿功夫，然后老百姓才喜欢看，广告商才能投钱给他们。如果一家媒体不用担心广告的问题，只是仰赖这种财政拨款的圈养，做节目肯定是没有什么动力，哪怕是这种如此“主流”的节目，也不会有真正用心的时候。

而媒体的天然属性就是进行监督与信息传播，监督这件事您能指望仰仗着您的拨款来运营的媒体做么？咱就别说现在这种栏目设计基本都是歌功颂德的形态了，就是有几个栏目是真的事关民生而不是那种“鱼水情”的表彰，估计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作为媒体，他们已经不再为老百姓服务，而是为了财政拨款服务了。

那么，这样的一家媒体，在媒体属性上的生命可以说就已经结束了，其基本功能相当于当年放送最高指示的村口大喇叭，那东西算是媒体么？

这可以说是一种媒体的异化与退化。异化的地方在于，这等于是另外一种广告，但广告的主体只有一个，在这种状态下，重庆台说是没有了商业广告，但实际上它所有的时段都成为了一种广告，基本相当于全天的购物台，只不过贩卖的东西不太一样罢了。但这种异化的形式，是媒体本身最大的退化。

遥想刚刚过去没有几十年的时间里，曾经有过没有商业广告的日子，那段日子占了1949年至今的一半时间，其中还有10年最为严重、国民经济到了几乎崩溃边缘。那时候的传播除了在形式上与这种玩意儿有所差异之外，其内核并无差异，无论怎么一种表现形态，都是某种宣传工具，要说教育人民那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当然，这种让人惊艳的做法，本身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

而更为悲剧的是，在现在这样一个能够有其他选择的社会当中，这种东西要不是强制收看的话，能够有收视率么？在空寂的太空当中卫星发送着信号，而地面上没有多少打算接受这个信号的人。要说商业广告是诱惑你购买、然后再拿钱出来做广告、这个广告等于还是你买单的话，这种纳税人出钱、让后想给纳税人教育而纳税人根本不看的玩意儿，连最基本的效果都是没有。就目前的反馈来看，基本没人打算把这个电视台列为可看的电视台。

所以，这个悲剧的喜剧一面在于，时代真的是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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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定一同志1946年1月11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其中就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文章还指出，“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其）记者，是专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这就是当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我们揭露他的虚假新闻、造谣诬蔑，进而质疑他的媒体是谣言制造机器，进而质疑媒体背后的虚伪、腐朽的政权。我们就是这样号召人民不相信他，不需要他，最后人民抛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