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春宫——法国大革命的另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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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春宫

——法国大革命的另类解读

(本文刊于《随笔》2010年第6期)

施京吾

A   法国大革命的另类解读

所谓另类，就是不一般，不是普通的不一般，是特别的不一般。比方在我面前站着一位模特，便立刻显得与我这样劳苦大众的不一般来，但这不够另类，如果这位模特还能在大街上动辄蹿出几个左摇右晃的猫步，再摆出几个搔首弄姿的造型，这就比较另类了。

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如此，不论是英国的柏克还是法国的托克维尔、傅勒，他们都对这场革命提出了不一般的认识，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既无必要也很危险;而托克维尔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必然结果;傅勒则提出了大革命“侧滑论”的主张，说革命爆发以后逐渐偏离自己的方向。这些认识几乎成为现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基础观念，确实不一般。但是，如果说另类，这些观念就得让位于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林·亨特的“大革命家庭秩序图像说”。

说到图像，能够将其描摹下来就是图画，那么法国大革命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春宫画。

中国读者对春宫画从来就不陌生，比较著名的是仇十洲的春宫画，而他所师承的则是唐寅——就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而流传甚广的则是《金瓶梅》里的春宫插图，现在对上了岁数的我已经习以为常，但年轻的时候似乎确实耳热了几天。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高罗佩的荷兰人，他在《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对中国春宫画都有介绍。

但我说，中国古代的春宫画是一种比较“干净”的绘画，绘画的目的和内容就是教授、展示如何做爱的，除了唯色情、唯性欲外，似乎不容易找到其它寓意。但中国人对待春宫画的意识似乎又极不“干净”，《红楼梦》里的傻丫头捡到一个香囊，上面就绣着一幅春宫图，结果，贾府上下大惊失色，他们是把这个当做秽物看待的，然而，他们在对一幅小小绣像大做文章的同时却管不好自己的性器官，因为焦大说，贾府只有门口石狮子是干净的。确实，谁能保证那些说你“低俗”的人就一定长着一副高尚的生殖器?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春宫画可就大不一样了，在情色之外，还有一场震天动地的法国大革命相伴左右，以这样的方式来解读、诠释法国大革命，你说不另类恐怕都不行。

林·亨特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一书中，主要展现的是国家—家庭—性之间的关系。说到政治与性的关系，历来就是个屡绝不断的话题，在哪一国、哪一个时代里的政治和性没有联系过呢?夏桀商纣，几乎就是因为性而导致王朝的覆灭，按照《封神演义》中的说法，那妲己还是个九尾狐狸精转世，就是直奔商的覆灭而来;到了唐代的杨贵妃，尽管已经祛媚，不再是妖精投胎，但唐代安史之乱的罪过却算到了她的头上，所谓“红颜祸水”就是这个意思，安史之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大转折，从那以后，汉民族的战争本领每况愈下，在战场上军人们举起的似乎不再是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也不是张翼德的丈八蛇矛枪，而是一块只能唱“晓风残月”的云牙板，尤其在与外族战争中，几乎是战一场败一场，屡战屡败，宋先输给辽、后输给金，变成了南宋;南宋输给了成吉思汗变成了元;明好不容易赶走了元却又输给了努尔哈赤变成了清。这些只算外族还不算异邦，总还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到了晚清则输给了全世界。

在当代，更能说明政治与性有关的最典型现代文本则是多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风流韵事，据说他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却差点因为自己的拉链没拉好被弹劾下台。可见，政治与性的关系密切到怎样的地步。

不过，如此这般解读历史，还是算不上另类，按照托克维尔的观念，这些都是“必然性”中的因素之一，林·亨特的另类在于，他把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过程给予了家庭化，通过“家国互喻”方式，来揭示传统政治是如何解体的，而他更另类的一个地方，他所依持的理论来自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人，这家伙才是思想史中的巨大另类分子。

还在弗洛伊德刚刚进入中国视野不久，就拜读过他的《梦的解析》和《精神分析引论》，说实话，至今我都无法理解他的释梦理论，尽管他的三个意识划分，我还颇觉有理，可是按照他的释梦方式，我找遍浑身上下，都没有找到他老人家说的“力比多”，就是那个叫做“原欲”的东西，性欲就性欲吧，何必“力比多”呢?在思想家虚张声势的深奥面前，我只好怪自己太笨了。

按照亨特所引弗洛伊德的观念，也就是把国家依照家庭的比例缩小，国王就是家庭里的爸爸，妈妈自然就是王后，而臣民则是家庭中的子女。不过，这个理论在我看来，并不觉得如何新鲜，因为在中国古时候那些官员就把自己当做百姓的爹妈看待了，我们对官员历来不是都有“父母官”的尊称么?而且不论是赃官还是贪官，不论是腐化还是堕落，都要恬不知耻地表达一下自己“爱民如子”的高风亮节。但是不新鲜归不新鲜，能够被当做理论普遍引用的却是弗洛伊德的洞见，我们也只好望弗兴叹了。

B   国王成白痴

既然可以把国家按照家庭模式进行转换，那么在大革命时期，法国大家庭中的父亲自然就是路易十六，而法国的母亲则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家庭中的孩子则是纷纷起来闹革命、造自己爹娘老子反的阶级弟兄——说实话，这类结构我还是相当熟悉的，虽然“文革”期间我尚在襁褓之中，但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意识却余韵不断，延续至今仍旧动辄担心被演变，动辄就担忧子女们纷纷走到邪路上去。中国家庭和政治的可悲之处在于，家长们不仅是血缘上的父母，也是思想上的父母，家长永远是自命不凡的伟大，他们对子女的统治永远是正确而且不可动摇的。

父慈母爱，孩儿乖乖，是一个家庭幸福、和谐的标志，这样的家庭是很少会发生动荡的，当孩子们结成兄弟帮，向父母发难，自然是家长们出了问题。首先向父亲发难的是类似洛克、普芬道夫这些在思想上绝不安分守己的人，他们认为“当孩子不再需要父亲帮助之际，就是父亲权力的行使应当终止之时，而且此后父子之间应假定处于平等关系”。而卢梭则大大赞同这些主张，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他那句极具煽动性语录:“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些不安分思想引起了法国阶级弟兄的共鸣，当他们发现自己居然还具有独立的思想和意识，立即对家长们操纵自己的头脑感到了厌烦。自由的小岛在向孩子们发出迷人的召唤，摆脱父母的统治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他们伸手向家长索要自己的“权力”了。

革命之前的启蒙思想家们并不那么咄咄逼人，连孟德斯鸠都说“父权虽然不代表任何意义，但是对于道德伦理的维护，还是有它的作用”。他们对国王提出的要求是“更像一名父亲，而非主子”，父亲固然重要，但权力要被缩小，此时父亲的位置就显得有些暧昧，这种暧昧的情绪持续到1789年大革命的前夕，在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绘画作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不论是《贺拉斯兄弟之誓》还是《扈从们归还布鲁图他儿子的尸体》中，这些绘画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色彩，并不包含色情意味，尽管父亲的形象依然庄重威严，但与子女的冲突已经得到充分流露。

在思想独立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来自父亲，就是国王。可是，“好爸爸到底是该向子女要求独立的呼声让步呢，还是认为这些要求会损及幸福家庭与政治关系，因此坚决拒绝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这确实是个问题，一旦父亲尊严遭到剥夺，那就国不成国、家不成家了。既然国王仍然是父亲，那么就要显示自己的权威、维护自己的尊严，尤其当权威不受约束的时候，必然导致“父子”冲突加剧，他可能作出一些非原则让步，比如，可以实行君主立宪，但不能剥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实行民主，但君权仍要高高在上;甚至，还允许臣民的自由，不过，一切还得这个爸爸说了算。但是，臣民却不这样认为，在制约与反制约中走到了大革命临近，“在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家庭氛围里，有一件事却是百分之百的肯定，那就是专横压制的父权绝对不被容许，不被接受”。终于，在冲突的交织中迎来了法国大革命。

不过，“在那革命最初的几年里，他们也无意把国王的权力全部废除。他们希望法王也革面洗心，从此答应做个好爸爸”。他们寄希望“好父亲们以贤治家治国，不必诉诸专制”。于是，国王的形象和臣民平等起来，在一幅《国王在练兵场帮忙准备联邦纪念日》的版画中，国王已经平民化，自然就缺少了那份庄重和威严，他挥舞镐头和大伙儿一起干活，王后和小王子则站在边上做起了帮手和观众。

随着大革命进程，父亲形象越来越遭到损害，路易十六于1791年6月逃往瓦朗纳斯的举动，这被视为对家庭的背叛，从而导致父子关系彻底决裂，从这以后，画面的风格有了根本变化，嘲弄、挖苦、讽刺的画面一股脑儿地涌现了出来，父亲的尊严和威望被消解，他被宣告为白痴。既然是白痴而不是父亲，也不是国王，那就不能再呆在王座上，有一幅画就叫《赶白痴下台》。或许是恐惧父亲曾经有过的威严，或许是一息尚存的脉脉温情，画面中完全没有突出情色，不过是一名国民自卫队、两名士兵、一名老军人、一名老百姓和一个男孩。

到这里，春宫的成分似乎并不突出，原因很简单，因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没有出现，这就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更重要的是，在男权世界里，男性生殖器对于性取向正常的男人不具有观赏性。

C   王后变荡妇

王后出场，露骨的事儿来了。

我们常说，在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好女人。那么，在一个失败的国王背后也一定有个坏王后。历史从来无情，对女人更加无情。当时有一本政治小册子《法兰西历代王后之罪》，对王后进行了如此评价，说她是“所有阴谋、诡计、恐怖背后的主脑、中心、来源”、一只不折不扣的“政治毒蜘蛛”、“肮脏淫秽的贱虫，在黑暗中密织下它的罗网，没有经验的蚊蚋遂陷身成为它的诱饵”，父亲是前台的统治者，在幕后指使的则是母亲。玛丽·安托瓦内特“利用她的‘性身'，或与有罪的政客‘私通'、‘勾搭'，或透过对国王、群臣、将士行使性魅力的能力腐化了国家的‘政身'”。既然有了这样的罪过，用什么样的图画来描绘王后的淫乱就再也不会让人觉得过分了。

先让我们看看对王后起诉状的内容。对王后起诉状是这样写的:“在她为后的年月里，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带给全法国人民遭难的祸水，剥削全法国人民的吸血鬼。”政治上的罪行略过不谈，道德上的罪行足以让人目瞪口呆，起诉状在恶毒攻击之后继续写道，王后“甚至连自己亲生的儿子路易-查理·卡佩也不放过——由后者的亲口承认为证——行为乖戾发指，令人毛骨悚然”。证词来源于著名的《杜歇老爹报》主办人埃贝尔（这个埃贝尔在大革命中上蹿下跳，对恐怖政策的实施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却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的道听途说:8岁的小王子手淫被人发现，而教授他的是妈妈和姑姑（路易十六的妹妹），接着这个埃贝尔为自己的“证词”披上一件大义凛然的政治外衣，他在作证时指出，王后教唆儿子手淫“还有一种政治动机，想要把这个孩子的精力掏空。因为她们相信，他日后一定会继承王位，经过这种摆布，保证以后可以继续左右他的道德操守”。如此诛心，王后岂不是死有余辜?王后死于断头台，这是众所周知的，众所不知的，是这个小王子在他大约10岁的时候不明不白死于西班牙。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对国王的审判是政治审判，对王后则是道德审判，她才是春宫画中的真正主角。王后大量出现在各种春宫画中。

在一幅叫《路易十六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性无能》版画中，画面中王后半躺着，一条腿半拖在床下，以便暴露其性器官，从而满足市民阶层对王室女性的偷窥欲，而国王则半跪在王后面前，双目注视着王后，而他的“那话儿”则有气无力地半垂着。“画面下方的说明文字，虽然责怪路易本人欲振无力，同时却也归咎于玛丽·安托瓦内特淫荡无度。”女人真是悲哀，丈夫被扫地出门，责任却落到了女人的身体上。看来，妇女闹革命、大肆实行女权主义有根有据。

色情图画以及各种色情出版物自1790年开始泛滥，偶尔执政当局也对此作些禁止或取缔，不过表现得并不卫道，大革命的首脑罗伯斯庇尔虽然实行过严厉的恐怖政策，但对是否立即禁止猥亵图片却网开一面，认为“所谓猥亵，并没有明确定义，在采取任何立法行动以前，应该先设立基本的文字与图片检查原则”。罗伯斯庇尔到底是律师出身，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他还制定过一个所谓《嫌疑犯律》对法国人民的思想进行了毫无根据的审查，把大屠杀做得有声有色。因此，对色情审查的法律意识也就更不在话下，至少比那些信口开河便指责你低俗的人要多一点高明。

事实上，王后还在波旁王朝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就已经“被人用最色情、最下流的字眼极尽挖苦贬辱之能事”，大革命以后不过是总爆发。

既然法律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豁达与宽松，对王后的攻讦就不会停止，她秽乱后宫的故事继续在画面上被展现着，在版画《玛丽·安托瓦内特与盖梅内亲王夫人》上，这两个女人正在忙不迭地进行着性事，直接了表明王后还是个同性恋者。而版画《玛丽·安托内瓦特与一男一女的性爱》则更加淫秽不堪。为了避免本文沾染上“低俗”习气，对画面的文字描述就此打住。

比较而言，文字比图画虽观赏性不足但攻击性更加强烈，还可以大肆造谣、诽谤、中伤，造成的后果也更恶劣。当凌厉的文字与赤裸的春宫画结合，这样的杀伤力才叫巨大——这些春宫画纷纷被用到了书籍的插图中。

有一本叫《路易十六之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子宫热》的书，文字描写手法细腻，完全符合色情小说标准，书中附带彩色插图“显示路易不能完事，由阿图瓦、波利尼亚女公爵代替他的位置”。最为集大成者要数另一部长篇巨著《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之妻——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生;从失去童贞至1791年5月1日》——如此冗长的名字读起来都晕，但这还仅仅是第一卷的书名，第二、三卷合用另外一个名字:《前法国王后——奥地利玛丽·安托瓦内特放纵的私生活及丑闻》，几乎一网打尽了王后淫乱的图片——只是王后的性对象大多是被想象出来的:德国军官、初恋情人、爷爷辈的路易十五、性无能的路易十六、阿图瓦公爵、罗昂主教、拉法耶特、巴纳特……甚至还帮王后配上了十分动听的叫床声:“天也!妙也!哦!我的魂灵儿飘也!无语以言之也!”大革命爆发之后，法国人对王后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仇恨，想来，仇恨的一个原因是王后是奥地利人，虽然与法国国王联姻，法奥两国却有着世仇，早在路易十四时代与法国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正是奥地利;另一个原因大概就是法国青年的身体中洋溢着过多的“力比多”，无以排解，只好作祟。

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在家庭里母亲的地位可能未及父亲重要，但子女对母亲的亲情通常是超过父亲的，如此糟蹋女性为什么在法国会大行其道?真的是女权地位比中国更加低下么?简直叫人不可思议。其实不然。正因为母亲的慈爱才能维系家庭，对于家—国体系也是如此，因此，只有母亲的地位发生根本动摇，才能最终撼动，或者说导致家庭的解体，在对王后的攻讦、诽谤中，正体现了这样的解构性，使传统的国家体系遭到彻底瓦解。正如林·亨特说:“这般政治与色情的奇异交错并列，在我们看来觉得奇怪，事实上却在强调，性行为的错乱失德，与密谋图乱的政治行为很有密切的关系。”法国的传统的家—国结构由此被彻底撕裂。

D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父亲的专制和母亲的荒淫，使他们完全失去作为家长的资格，这样，他们和臣民——也即子女在地位上平等了。压抑一旦被解除，法国陷入一片狂乱之中，现在，该由子女——不，应该是公民来决定国王和王后的命运了。在国民公会讨论如何处理国王时，年轻的圣茹斯特冷冷地表示:“这个人，如果不是国王，就是死。”而后，罗伯斯庇尔说:“国王必须死，因为祖国需要生。”圣茹斯特年轻、英俊、冷酷，被称为“革命的大天使”，可这绝对不是个温柔天使，他在大革命中积极推行残酷恐怖政策，对大屠杀的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后与罗伯斯庇尔在热月政变中一同死于断头台，年仅27岁。

青春一旦狂热，恐怖就会走近。

由一群热血青年主导的革命，不论出自如何的正义和理想，在我看来都会多出一份可疑——狂热不能成为革命的起点。

1793年1月21日上午10时10分和10月16日中午12时15分，路易十六和王后先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家国互喻”体系中，断头台具有了宗教与仪式的意义:“国王，一定要通过仪式解除;国家，才能通过仪式新生，成为共和国。”因此，国王之死所具有更多的是象征作用。

父母的肉体被消灭，该轮到小鬼当家了，我们的法国阶级弟兄一股脑儿地集体奔向了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然而，当希冀成为了现实，心里反而感到了失落，他们并不习惯失去父母的生活，可是路易十六不会死而复活。现在需要兄弟们团结一致，消除失去父母的恐惧感。恐惧的消除，只有制造出一种让他人感到更加恐惧的恐惧——法国迎来了雅各宾专政、迎来了恐怖的大屠杀。处死国王以后，仅巴黎，自1793年3月11日至1794年7月27日短短的502天时间里处决2632人，平均每天处决人数超过5人;从大革命开始到恐怖结束五年的时间里，全法国死于暴政的人数大约为12万。真可谓遍地都是反革命。

在革命的恐怖活动结束以后，1795年法国出版了作家萨德的小说《香闺哲学》，这部小说的正文大约写于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前，本来这是一部典型的放荡文学，却已经“预见组成革命政治想象结构的中心议题”，小说中的女主人翁的性混乱足够影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小说的出版以结语方式将传统生活中神圣、高雅的帷幔撕毁，宣告传统家庭方式的分崩离析，富有意味的是，出版时作者还增加了这样一句话:“法国人，如果你要成为共和人，仍须努力。”使人想起的是孙中山那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警言实际是对法国大革命成果提出的警告。确实，法国大革命没有按照预定的理想实现平等、自由，结果拿破仑专制卷土而来，不能不给人以思考。

以“家国互喻”的方式来诠释专制王权，对于经历过漫长极权

社会的中国显得尤其熟悉与相似，只是我们没有料到在伴随王权瓦解过程中所出现的奇特事儿，虽然在整个大革命中不过小小插曲，却说明传统的、家长式的专制国家体系在现代国家体系的要求下显得十分脆弱。我们身处现代社会，只能按照现代政治方式进行制度性安排，让每个人自己去思考、去选择，也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美］林·亨特著，郑明萱、陈瑛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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