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洪磊等：跨境灾害报道中的舆论应对与国际传播启示——以中尼边境“8·26”泥石流...

刘海明

摘要

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相关灾情因跨境属性进入国际舆论场。中尼媒体围绕救援、灾因等提供事实参照，部分西方媒体则将救灾动员曲解为政治动机，把专业资料纳入信息操控叙事。主流媒体应针对失实表述和无据推断开展有据回应，在舆论斗争中维护事实、关切生命。

8月26日，中尼边境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亲人失联、家园被毁的伤痛牵动两国民众。灾害当前，两国的相互救助寄托着彼此对共渡难关的殷切期盼，但仍有部分西方媒体妄借此次天灾对涉华议题加作政治文章。出于对灾害中个体与生命纪实的珍视，本文以中尼媒体提供的灾区实况为参照，重点辨析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中转移焦点的恶劣行径，继而讨论我国主流媒体对重大跨境灾害报道的国际传播启示与舆论应对。

跨境灾害报道中的新闻流动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新闻发布首先面对的是灾情本身。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生活损失亟须尽快确认，救援进展要求持续更新，灾因和后续风险也需要在调查中逐渐排查厘清。对于广大关注灾情的公众而言，险情发生时唯有倚赖可靠信源才能了解正在发生的灾难。自然灾害报道中的情感表达虽然会随事件进展发生变化，但始终依托受灾者、救援行动和灾情事实展开。新闻媒体在预警、救灾与恢复阶段各有不同的报道任务，规律的信息供给能够减少灾情发展中的信息空白。所谓报道的“聚焦”就是把灾难和受灾者设为议题中心，将救援部署、灾因研判和民众处境串联并举。

灾害越过国界，灾因、人员伤亡、水文地理和救援行动等信息分散于不同地区，只有经历跨境的信息交换，原本零散的事实才可能彼此印证。国际新闻流动受到国家主体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媒体生产能力与事件功能属性的影响。由于跨境灾害的特殊背景，新闻流动旨在促进不同地方的事实相互补足，让世界对灾难的认识更为真实准确。

9月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

跨国信息进入另一国媒体后，往往经历筛选和重组，转载媒体的立场会影响信息获得的篇幅与重心。西方媒体惯会借助本国受众熟悉的政治文化与历史经验阐释远方事件，从而实现本土新闻驯化。所谓“焦点转移”，即媒体在驯化过程中利用标题设置、材料组合和信源取舍，服务于特殊政治目的。当政治博弈和地缘叙事占据上风，灾情事实、救援进展与灾民处境退居次位，便形成了报道的“失焦”。

就西方媒体对涉华报道事实的新闻处理过程，本文提炼出“虚报”、“选报”和“不报”三种主要驯化手段。其中，“虚报”指报道中的事实表述与同期可靠资料不符；“选报”指突出支持某特定判断的真实信息，淡化其他相关事实，或在转述时割裂上下文；“不报”指遗漏发稿前已经公开的重要事实，而这些事实足以影响读者对事件的理解或对报道结论的判断。这三种驯化手段可以在同一篇报道中交织出现。

据此，本文选取自灾害发生以后中尼头部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China Daily（中国日报）、The Kathmandu Post（《加德满都邮报》）与The Rising Nepal（《新兴尼泊尔报》），以及西方主流媒体BBC（英国广播公司）、The Guardian（《卫报》）、Deutsche Welle（德国之声）与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等播发的引用率较高的报道，围绕标题、导语、引语、信源及材料排序展开比较文本分析。

中尼媒体报道中的事实聚焦

灾情救援为主的报道主线。新华社8月26日的报道第一时间将灾情与救援收入标题，交代中央调拨帐篷、取暖炉等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用于“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把救灾部署落到栖身、御寒的切实需要上，使国家救灾动员同群众的安危冷暖联结。

《新兴尼泊尔报》在8月30日的现场报道记下了一位75岁幸存者的描述：“I left the cooked rice and moved away（我丢下煮好的米饭就离开了）。”据救援人员回忆，提前几分钟的预警为数百名居民争取了逃生时间。一顿来不及吃完的饭保留了灾害骤然打断生活的瞬间。文中也如实报道了救援人员缺少安全装备的困难，肯定救援与审视不足都在围绕灾害的现场需要展开，只有生命安全才是评价公共行动的唯一依据。

中国日报在“Rescue continues after deadly floods in Nepal（《尼泊尔致命洪灾后救援仍在继续》）”写下商户的感叹：“No one here has a house left（这里谁的房子都没有了）”。伴随着使馆派遣工作组赴尼协调救援的消息，作出中方“China stands firmly with Nepal at this difficult time（在这一艰难时刻，中国坚定地与尼泊尔站在一起）”的表态。从失去的居所到亟待恢复的生活联系，中尼新闻报道都在聚焦灾民当下的需求，为受灾区域带来新生的希望。

中尼跨境信源的相互印证。《加德满都邮报》作为尼泊尔首份私营管理的英文日报，于8月27日的报道中专设中国灾情的侧栏，采纳中国水利部及媒体消息，指出堰塞湖与跨境水系的风险。该报还转载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调查进展及其对中方影像的初步判读，表示现有证据指向灾因是由尼泊尔侧发生的冰崩。中国日报同样在报道中援引了尼泊尔警方和《加德满都邮报》的灾情报告。邻国灾情与本国安全休戚相关，分散于国界两侧的讯息因同一流域风险而勾连，两国媒体的信息共享为识别二次灾害预警提供信息支持。

8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对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的专访，阐明本次自然灾害是由冰崩卷入沿途岩土与冰碛物后演变为泥石流而造成。郭兆成强调“不能仅凭现有信息简单归因于某一个因素”。《加德满都邮报》讨论同期地震对冰崩的影响时，也保留了“we do not yet know（我们尚不清楚）”的客观意见。中尼媒体在灾害发生后已提供较丰富的一手信息，其中既包括灾情与现场资料，还有基于现有证据的专业判断和对在查疑虑的审慎保留，为下文辨析西方媒体的驯化报道提供了重要参照。

8月28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发《高位冰崩如何演变为泥石流——专访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阐明灾害成因。

西方媒体视角的焦点转移

报道重心的议题迁移。灾害进入国际舆论场时，标题与篇章设计就是塑造远方公众对灾区认识的直接路径。与聚焦灾情和救助的中尼报道相比，部分西方媒体在开篇就着墨于中国的“信息审查”与地区影响，再就政治议题组织材料。

比如，BBC对救灾动员的污名解读，甚至出现报道发出后修改标题的行为。BBC在8月28日的首发标题中称洪灾影像“isn’t being shown in China（未在中国播出）”。又在8月31日的更正说明中承认部分影像已在中国播出，并将标题改为“is being heavily censored in China（在中国受到严格审查）”。原题中影像未获播出的失实断言便是西方媒体焦点转移手段中的虚报。

跨境援助的成效也演变成衡量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依据。《华尔街日报》以“Tests China’s Clout（考验中国影响力）”为标题定调，开篇先谈中尼关系与中国的地区地位，随后铺陈“一带一路”的“地缘争议”与中印竞争，最后才落笔于具体伤亡数字和多国联合搜救情况。利用对素材内容的重组选报，再度推进西方舆论场对涉华议题的议程设置。虽然灾区的援助信息得以走向世界，但拆装再组装后对报道援助的着眼点却早已改变。

事实取舍的政治偏向。查明灾因、讨论预警责任，需要倚赖现场资料与专业评判。对尼泊尔媒体而言，中方影像为他们追溯冰崩经过提供了线索，而中国专家的解释也帮助更多读者认识泥石流的形成过程。西方媒体同样关注到了这些影像分析，但他们却故意在播报中加重对官方信息发布背后的政治揣测。

“德国之声”将冰崩地图、灾前灾后对比图和无人机航拍等素材归于“saturated information（饱和信息）”，指称是大量的官方统一报道压制了个体的发声渠道，只凸显影像资料的官方来源与数量统计，对图像所展露的灾害状况却分析寥寥。专业图像在此处被单一化地用于污名中国的公共信息管理。

西方媒体对中国官方通报的不信任也藏在对通报措辞与数字的质疑中。《卫报》以“just five（仅五人）”形容当时中方公布的死亡人数，随后又对比性地提到周边村庄实住有数千居民。一个“仅”字，加之与村庄人口众多的对照，暗示通报中的死亡人数过低。然而，现实情况中，村庄总人口、实际受灾人口与已确认死亡人数分属于不同统计对象。报道没有交代这些村庄的受灾范围、撤离情况和伤亡核实进度，仅凭人口规模质疑官方死亡通报，证据并不充分。灾情尚待查明，报道已提早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对中国通报可信度的怀疑。

《卫报》与《纽约时报》都在借局部事实强化对中国官方通报可信度的怀疑，是为对涉华报道焦点转移中的选报处理。公共监督的说服力来自能够查证的事实。西方学界常将政府与社会预设为容易使报道过分强调批判与对抗的对立双方。任由政治偏见支配事实评析，公共监督便可能滑向攻击与诱导。

此次灾害的报道并不乏批评之声，比如《新兴尼泊尔报》记录救援人员缺少安全装备，为施救增加困难，把批评落实到救助中的具体问题，有明确的对象与现场事实作为支撑，才更能引起大众的关心。相比之下，部分西方报道对救灾动机和官方通报作出政治化编排，却没有交代与之相称的核验背景。

以上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看似在描写灾害，取舍材料和解释事件的着眼点却早已改变。救灾动员被解释为遏制不满；专业资料被用于讨论信息操控；跨境援助又被用来评估中国的地区地位。这些西方传统媒体运用惯用的虚报、选报和不报伎俩强化幕后资本的歪曲价值输出，让缺乏充足证据的政治化研判占据报章的主要篇幅，推动报道焦点发生偏移，影响国际舆论场对自然灾害的共情关注。

重大跨境灾害报道的国际传播启示

跨境灾害牵动两国民众，救援信息成为重要焦点。面对借灾害转移焦点的报道，我国媒体更要稳定地提供便于核查和转述的现场信息。灾情通报宜明确标注统计时间、地域范围及待确认情况，为遥感图像和专家解释附上文件来源与适用范围，形成可供国际媒体直接查阅的多语种资料。中尼两国媒体可在已有跨境转引的基础上推进共同采访与资讯共享，让受灾国的专业报告与民众反馈成为国际讨论的一部分。援助物资的去向、通信恢复的进展，都应落实到可追踪的报道中，成为外媒评价中国救灾行动的事实支柱。

掌握现场事实，还须争取解释事实的主动权。面对部分西方媒体居高临下的笔法，可分门别类查明虚报、选报、不报问题，澄清失实之处，补充被忽略的背景。西方舆论场对华议题的政治转向绝非朝夕。相关回应宜更多面向国际公众，借力多语种报道和国际社交平台矩阵，展示报道背后的来龙去脉，为受众的自主判断提供可供查证的依据。争取国际舆论的共鸣也需以人为本，以生命安全为支点，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谈起，保持平实与真诚的表达，让更多人愿意阅读中国媒体的报道，听取中国对灾害的解释。信任与好感要在日常传播中逐步积累，这也是未来我国拓展国际舆论阵地必下的功夫。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新闻流动失衡的话语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23CXW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陆洪磊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舒洋系该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新闻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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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邓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