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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智琛：媒体人不应丢失在场能力！
导读
过去十余年间，媒体人逐渐从公共议题的中心，退向舞台的边缘。
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怎么办？
从中心到边缘
媒体人边缘化的一重根由，系于时代潮水的转向。那道曾经托举过我们的浪潮，如今正以另一种力道冲刷岸线；另一重根由，则内生于媒体人自身的困顿，认知的滞后、方法的疲软、意志的犹疑，让应对之姿显得局促而苍白。
这两重困境彼此缠绕，相互倾轧。外部的逼仄加剧了内部的慌张，内部的乏力又放大了外部的压迫。它们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催迫，最终塑成了今日之格局，一种我们身处其中、却未必甘愿认领的情势。
昔日，媒体人的权威源于对稀缺通道的独占。一间会议室里的选题会，就能框定一座城市次日清晨的公共话题。而今，技术碾平了那道话语高墙，人人手握麦克风，处处都是发布席。变化之彻底，已然触达本质。当发声这件事本身已平权化，“媒体人”这个称谓，就从一种天然的职业勋章，退化为一个需要反复自证的模糊身影。
术之狂奔和道的迷失
媒体的每一次版图收缩，譬如停刊、转型、裁撤，都引来一轮又一轮充满悲情的集体追怀。
但令人动容的是，在这片不断溃退的阵地上，依然有身影选择留下。他们清醒地感知着行业的寒意，也热切地试图开出药方。他们以为想出了解决办法：做新媒体，做视频，做直播，做矩阵，做MCN，做知识付费……
这些办法，都是在术的层面打转，没有触碰到道的危机。或者说，我们一直在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却从未真正回答“为什么做”的问题。一个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的人，给再好的工具也无济于事；一个忘记了自己根本价值所在的行业，给再多的流量也只是延缓衰亡。
那么，真正的症结在哪里？我认为，媒体人边缘化的症结，不只是技术的冲击，而是根植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媒体人正在失去在场的生态和能力。
这话需要解释。什么是在场？在场不是签到，不是到场，不是去了现场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在场是一个存在论概念，它意味着媒体人把自己交出去，站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带着全部感官、判断和责任，承受那里的真实，然后忠实地把它讲述给不在场的人。
在场的反面不是缺席，而是旁观。缺席是身体不在，旁观是身体在但心灵不在。但我们现在的媒体充斥着旁观，坐在办公室里编稿子、刷热搜、做整合，把别人的二手信息搬来搬去，这哪里是在场？这是旁观，而且是远距离的旁观。
但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更为残酷且现实的追问：如果连生存都无法维系，所谓的“道”又将附着于何种实体之上？过去十余年，我们痛斥资本的裹挟和平台的冲击，却鲜少有人真正躬身入局，去重构媒体的商业逻辑。
我们必须承认，公共性并不必然和商业性为敌，伟大的内容理应具备匹配其价值的定价权。我们之所以感到被边缘化，是因为我们一边怀念着广告黄金时代的喂养，一边却对用户付费、知识契约和服务型新闻感到陌生。
真正的道，不是对术的鄙夷，而是对术的重塑，让深度报道成为高价值的信息基建，让分析报告成为行业的决策刚需。当媒体人敢于为自己的在场明码标价，并且市场愿意为这份在场买单时，公共性才不再是脆弱的理想，而是坚固的常态。
媒体人因何而存在
在场为什么重要？这就需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媒体人为什么存在？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对此时还在忙忙碌碌的庞大人群中的某些人来说，他们需要一个理由：为什么还需要媒体人？为什么不能让算法和自媒体取代一切？现在，我就试着给出理由。
第一个理由：我们需要媒体人，是因为真相从不主动浮出水面。
真相需要被追问、被交叉验证、被置于坐标系中审视，而这些，恰恰是算法不会做的事，是散落的个体无力完成的事。媒体人的价值，在于把碎片拼成图景，把孤证连成证据链，让真相曝光不再是个人化的偶然，而成为一种公共性的确信。
这听起来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但这个道理正在被遗忘。在我们这个时代，信息如洪水般泛滥，但真相被看见反而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无数的事，但绝大多数事发生了就消失了，像一滴水落进大海，没有任何回响。不是因为没有记录，记录太多了，而是因为少有人在场。少有具体的人，带着判断、情感和责任，站在事件发生的现场，然后告诉另外一些人：这件事值得公众注意。
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史官传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他们站在君王身边，记录一切。这个传统的核心不是记录本身，而是在场。史官的价值在于他是见证者，他亲眼看见了，他有责任让后来的人知道。
司马迁在《史记》的末尾写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被引用了无数次，但很少有人注意其中的“究”字。究是什么？究是追问，是深挖，是一个人面对纷繁世象时不肯轻易放手的执着。这种执着的前提是什么？是在场。你必须先在那里，然后才能究。
但现在，这种在场正在消失。或者说，在场变成了一种幻觉。我们坐在屏幕后面，以为通过刷信息流就能了解世界，以为通过转发和评论就参与了公共生活。但这不是在场，这是旁观。
在场需要什么？需要把自己交出去，需要肉身出现在那里，需要承受现场的混乱、矛盾和不舒适，需要冒着判断错误的风险做出判断。在场是一种存在方式，不是一种信息获取方式。
杜甫写“三吏三别”的时候，是真正走在路上的。他亲眼看见了新安的吏、潼关的吏、石壕的吏，他听见了新婚妻子的哭声、垂老之人的告别、无家可归者的哀号。这不是坐在长安的书斋里想象出来的，这是用脚走出来的。
杜甫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文采，文采好的人多了，更在于他始终在场。安史之乱中，别人都在逃命，他也在逃命，但他在逃命的路上没有闭上眼睛。他看见了，他记下了，一千二百年后我们读来依然震颤。这就是在场的力量。
媒体人的危机，首先是在场的危机。当媒体人不再奔赴现场，而是守着屏幕整合二手信息，就已经放弃了见证者的身份，自甘成为一名信息搬运工。而搬运这个工种，算法做得更好、更快、更不知疲倦。
但算法永远无法成为见证者，因为它没有身体，没有嗅觉，没有心跳。它捕捉不到一场对话中突然的沉默，读不懂一个眼神里藏着的犹疑，分辨不出一句“我很好”背后的哽咽。这些正是媒体人不可让渡的领地：用人的全部感官，去面对人的全部复杂。
当然，我们不能陷入唯肉身论的偏执。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物理空间的限制正在被技术的触角打破。在场有更广阔的形态。当记者无法穿越炮火封锁线时，利用卫星图像分析战损、通过开源情报验证轰炸坐标，这是一种技术的在场；当深度调查触及复杂的金融暗网时，用数据爬虫勾勒资金流向，用数学模型揭示利益输送，这是一种算法的在场。
肉身无法抵达之处，逻辑必须抵达；感官无法触及之地，数据必须发声。拒绝新工具的媒体人，不是在捍卫在场的纯洁性，而是在自缚手脚。真正的在场，不在于脚踩哪一块土地，而在于信息是否比任何人都更接近那个本质的真相。
整合二手信息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只有整合而没有判断；待在办公室也不全是无奈，如果能在海量噪声中筛出那条决定性的暗线，媒体人依然身处风暴的中心。
第二个理由：我们需要媒体人，是因为公共记忆需要有人守护。
本雅明讲过一个故事。他引述尼古拉·列斯科夫的记述，说从前的水手、农夫和工匠，是经验的天然载体，他们远行归来，围炉而坐，把所见所闻讲给同村的人听。本雅明用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经验在讲述中传递，记忆在讲述中存活。当讲述消失，经验也就枯萎了。他忧虑的是，在信息时代——他那个时代的信息时代指的是报纸和广播——故事正在消亡，经验正在被信息取代。
信息是什么？信息是即时的、碎片化的、用过即弃的。今天的热搜明天就没人记得，今天的头条后天就成了旧闻。信息的特点是速朽，而故事的特点是记忆。
我们今天的信息比他那个时代的报纸更加速朽。一条短视频的半衰期大概只有几个小时，一个热点话题的生命周期不超过三天。我们每天浸泡在海量的信息中，但这些信息没有沉淀为记忆，而是像流水一样从我们身上淌过，不留痕迹。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其实只是经过了很多。“知道”和“经过”是两回事。
这时候，媒体人的角色就变得至关重要。媒体人不只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公共记忆的守护者。什么意思？意思是，媒体人需要在信息的洪流中做出判断：这件事值得被记住，那件事可以忽略；这个人的故事需要被讲述，那个现象需要被追踪。这种判断力，不是算法能提供的，算法更多是告诉我们什么最受欢迎，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最重要。受欢迎和重要，不是一回事。
中国的史官传统里有一个词叫“直笔”。《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大夫崔杼弑其君庄公。太史伯如实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其弟太史仲继续如实记录，又被杀；其弟太史叔再记，又被杀；其弟太史季又记，崔杼终于放手。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尽死，执简以往，准备继续记录，走到半路听说已经记下了，才返回。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在场、我看见了、我就要记下来的精神。这个故事或许有所加工，但它传达的道理是真实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守护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抵抗、一种面对当下同类的责任。抵抗什么？抵抗权力对真相的篡改，抵抗遗忘，抵抗时间对谬误的冲刷。
我们的注意力被切割成无数碎片，每一片都太短，短到无法形成任何深度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判断、共同的感受，也就是公共记忆正在瓦解。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经历着自己的今日头条，但少有人知道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
一个没有公共记忆的社会，就像一个失忆的人。人可能还活着，但不知道自己是谁。媒体人能做的，就是做那个守护记忆的人。不是靠怀旧、靠感伤，而是靠持续地、有判断力地记录，记录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和事，让它们不至于在信息的洪流中沉没。
第三个理由：我们需要媒体人，是因为我们需要理解他人的真理。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有一个核心观点：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复数性的存在。人不是孤立的原子，人总是和他人共在于这个世界。而公共领域，那个我们共同分享的空间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生命经验得以呈现。没有这个公共领域，人虽然活着，但活得不完整；人虽然说话，但说给镜子听。
一份扎实的报道，做的不是简单地让读者和观众看见一个人，算法也能做到这一点，短视频每天都在让我们看见无数个从未见过的人。媒体的不可替代之处在于，它不止于相遇，而在于相遇之后的持续凝视。它不会让人刷过即忘，而是把一帧画面扩展为一个有前因后果、有喜怒哀惧、有尊严和挣扎的完整的人。
当算法把一百万人拉进同一个热搜时，媒体人应该站出来，给这一百万人提供一个经得起推敲的认知框架。算法给人的是碎片化的惊鸿一瞥，而好媒体给人的是结构化的认知，它让人停下来，而不是滑过去；让人在相遇之后，不得不重新打量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这才是媒体应有的力量。
但现在的媒体正在丧失这种能力。为什么？因为媒体也在被算法裹挟。算法的逻辑是什么？是投其所好。我们喜欢什么就给我们看什么，我们认同什么就强化什么。结果是公共空间的碎片化。大家看似都在上网，都在热火朝天地交流，但实际上每个人活在自己的回音壁里，听到的都是自己的声音。
我们越来越难以理解他人的真理，我们只想确认自己的正确。网上有那么多道德审判、那么多立场先行、那么多廉价的义愤，但真正愿意俯下身去理解一个具体人的耐心，正在消失。
一个真正的媒体人，底色不是同情，不是仰慕，也不是戒备，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公正。这种公正，体现在将每一个受访者都视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存在，不因身份高低而增减焦距，不因立场远近而调整色温。
真正的媒体人会好奇，但不好奇于猎奇。他们的问题永远朴素而锋利：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你的生活是如何变成今天的模样的？你的每一次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种好奇，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论谦卑，承认自己对他人的生活一无所知，因而愿意倾听。这种公正，是一种根本的存在论尊重，承认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可化约的小宇宙，每一种生活都有其不可篡改的内在逻辑与不可剥夺的尊严。
媒体人尤其在意这一个元问题——在人的尺度上，众生平等。而在这种平等面前，媒体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全部的耐心和敬畏，坐下来，听。
范长江当年走西北，写《中国的西北角》。那不只是采访，“采访”这个词在这里显得太轻巧，太职业化，轻巧到仿佛只需一支笔、一张嘴、几天工夫。范先生做的是另一件事，他把自己整个掷进那片土地，用双脚走过戈壁和黄土，用皮肤承受风沙和烈日，用全部感官去承接那片土地上所有人的沉默和呐喊。他看见了贫困、荒凉和压迫，也看见了挣扎、韧性以及微暗的火光。然后他用朴素的中文，一笔一笔地写。那不是信息的搬运，而是生命对生命的细腻感受和坚实确认。
八十多年过去，这本书至今不垮，因为它里面没有所谓的“素材”，只有活生生的“人”：饿到浮肿的农妇，被地租压弯脊背的佃户，在绝望中仍抬头望一眼天的少年。这些名字背后，都涵容着无法被任何理论收编的复杂人性。
在场是媒体人最后的尊严
再看当下的媒体生态。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报道里，人退隐了，观点浮了上来。理解让位于立场，在场的质感被引用的密度所取代。专家意见、统计数据、政策条文被妥善地编排进稿子，唯独写作者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反而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当然，这并非全部。我们依然能读到一些令人尊敬的报道，它们还在坚守着见人见物见真相的传统。但不得不承认，在庞大的内容洪流中，这一类作品正变得越来越醒目，恰好因为它们越来越稀少。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只是信息的合规搬运和立场的安全表态，它们或许准确，却难以打开人的世界。
所以，问题回到了媒体人自身。边缘化是结果，不是原因。原因是媒体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根本价值——在场的能力、守护记忆的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这些能力来自哪里？来自媒体人对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的回答。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有一个极要紧的提醒：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以此观照媒体行业，道理是相通的。懂得了媒体应当记录真相，却和现场保持距离，那种“懂得”就只是悬在半空的观念；明白了媒体应当守护公共记忆，却只在热点来临时匆匆表态、热点过后迅速撤离，那种“明白”就经不起追问；理解了媒体应当理解他人，却止于立场的表态而不肯走进他人的世界去倾听，那种“理解”就始终隔着一层。
真正的知，必在“行”中完成自身；真正的行，也必以“知”为其内在的指引。二者一旦分离，知识就沦为谈资，职业就沦为姿态。
所以，如何面对边缘化的危机，不是“转型”，不是“融合”，不是“矩阵化布局”。这些当然要做，但它们是末，不是本。本是什么？本是媒体人的“在场”。
前面说到南史氏“执简以往”的故事。每次读到这四个字，我都觉得它触及了在场最深的含义。太史兄弟一个个赴死，不是因为勇敢，或者说不仅仅是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有些事必须有人看见，必须有人记下来。而南史氏听说太史尽死，拿着竹简就去了。他不知道崔杼已经放手，他去的路上心里想的恐怕就是死。但他还是要去。
为什么？因为在场是一种存在方式：我在那里，我看见了，我记下了。这不是职业要求，这是存在的要求。
去不去现场，做不做深度报道，愿不愿意花三个月追踪一个被所有人遗忘的故事。这些选择定义了一个媒体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定义了媒体在这个时代的价值。
不要试图回到中心
媒体人的边缘化危机，归根结底是一个存在论的危机。
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个问题问到最后，不是媒体怎么活下去，而是媒体人作为个体为什么存在。我们的存在和一头牛的存在有什么区别？牛吃草，我们吃饭；牛终将屠宰，我们终将老死。如果仅此而已，那确实没有区别。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
我们可以选择像牛一样活着，吃、睡、劳作、死去，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活法：去看见，去记录，去理解，去连接。后一种活法，就是在场的活法，是媒体人本应有的活法。
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东西比潮流更重要，比流量更重要，比合时宜更重要。媒体人的根本价值就是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传统媒体衰落而失去意义，正如正义不会因为坏人当道而失去意义，正如诗不会因为没人读诗而失去意义。
问题只在于，媒体人自己是否还相信这些东西？是否还愿意为这些东西付出代价？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边缘化就未必是终点，它或许恰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转机。因为一个真正在场的人，无论身处多么偏僻的角落，都是不可替代的。眼睛见过现场的光影，判断经受过复杂性的考验，记录里沉淀着无法被二手信息取代的质地。在这个信息充盈而真相稀缺的时代，这些东西恰恰是最难被批量生产的。反观一个不在场的人，即便站在流量的中心，本质上仍是可替换的。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媒体人如何面对边缘化的危机？
去现场、去看见、去记录、去理解、去连接。把自己的存在变成一种行动，让每一次报道都成为一次在场的实践。这不是拯救媒体的方法，媒体也许根本不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拯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方式。当足够多的媒体人选择这样存在的时候，媒体就活在了每一个在场的人身上，而不再依赖某一个机构、某一个平台、某一种技术形态。
未知生，焉知死。但反过来也一样，不知死，焉知生。媒体人要知道自己的“死”，那些正在消亡的东西，那些不可挽回的失去，然后才能知道自己的“生”——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位置，以这种方式活着，到底意味着什么。
答案不在别处，不在趋势里，不在方法论里，不在任何人的经验总结里。它只在媒体人是否愿意拿起笔、手机、录音笔或者相机，跨出那道门，站在真实的土地上，面对真实的人，然后不闪躲、不美化、不简化地，把看见的一切写下来。
但请别误会，这种在场不是一种孤芳自赏的行为艺术。如果在场，却没有任何人知道在场，那这种在场就只是个人体验，而非公共记忆。
面对边缘化，我们需要的不是悲壮的自我感动，而是最小化且可持续的行动。
哪怕今天无法做长达数月的卧底调查，也可以先从身边被忽视的一平米开始。记录小区门口即将消失的报摊，追踪一件快递从下单到送达经历的波折。把宏大的公共性拆解为可见的附近性，用我们擅长的任何一种媒介把它们呈现出来。
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在场变成可以被转发、被讨论、被置顶的产品。不要羞于谈流量，没有流量的在场，无法形成舆论的合力；也不要耻于谈变现，能够自我供养的在场，才是有尊严的在场。
当我们不再祈求回归旧时代的中心，而是用一次次有产出、有影响、有回响的在场，在荒原上建立起无数个微小的绿洲时，边缘就不再是边缘，而是新的大陆。
来源：传媒茶话会 编辑：马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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