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遗忘的评论传统

刘海明

作者：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红网论道训练营导师

重拾评论历史传统，是当代评论写作的根基。最近，应评论人曹林邀请，我给他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做了场讲座，题目就是《千秋苦旅起笔底：打捞言论史上逝去的评论传统》。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评论生涯里，我一边从事评论编辑与写作工作，一边从事评论史的研究工作，就研究评论史而言，我前十年主要是资料搜集与整理，后十年主要是研究与写作。为什么如此看重“评论史”？进而言之，更关注“言论史”维度的“评论史”，为什么？

何谓“言论”？何谓“评论”？这是谈论“打捞言论史上逝去的评论传统”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我看来，评论是言论的一种，但言论不等于评论，评论是更专业、更有立场、更有分析的言论。为了更准确理解，我对二者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比较：

对于评论写作来说，为什么要懂点“评论史”？评论史，究竟是评论家的历史？评论作品的历史？还是评论思想的历史？抑或三者兼有？为什么要打捞那些逝去的传统？

一、致敬先贤

除了梳理近百年的评论简史，我先后撰写了数十位评论史上的“评论家”：金庸、梁启超、殷海光、雷震、毛泽东、储安平、邵飘萍、徐铸成、王芸生、胡政之、夏道平、张季鸾、胡适、黄远生、徐复观、潘光旦、张君劢、王造时、吕碧城、罗隆基、梁实秋、罗家伦、董时进、陶行知、徐志摩、吴景超、傅斯年、林语堂、邓拓、吴晗、丁文江、任鸿隽、王世杰、钱端升、张奚若、张东荪、邹韬奋、陈宜强、周炳琳、张友渔、于右任、费巩、费青、王韬、燕树棠、陶孟和、杜亚泉、张慰慈、萧公权、蒋廷黻、张佛泉、曾昭抡、陈之迈、陈西滢、戈公振、胡先骕、伍启元、张申府、何廉、陈布雷、陶希圣、汪康年等（排名根据专栏发布时间而定）。

附上这个长长的名单，是因为他们有一些是大家熟悉的，比如梁启超、胡适，而更多可能一般人并不太了解，如夏道平、张佛泉等，这个名单还没有结束，依然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评论家。从事评论工作或新闻工作，这些先贤是值得致敬的，他们是属于自己时代的觅渡者。

二、思想陪练

致敬先贤，我也在潜移默化中将他们视为自己的“思想陪练”。此前，我曾专门撰文谈论“思想陪练”，认为至少有三个标准：价值的认可性，思维的挑战性，方法的对话性。与这些作为评论家的“思想陪练”隔空对话，仿若思维的“磨刀石”，惊喜地发现一个又一个的“思想路标”，进而形成独有的知识谱系，并在现实议题上给予即时性的启思。尤其对评论写作的初学者来说，能通过了解评论史的传统，对标“思想陪练”，可谓如虎添翼。

三、把评论作为方法

不少初学者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是否以评论为志业？事实上，大多数学习者最终很难以评论为职业。那么，学习评论写作有什么用？我的答案就是“把评论作为方法”。毛泽东年轻时，也有过相关的思考，在《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中，他说“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原文如此，今作“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并专门提到学习梁启超的心得，“梁（启超）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先业词章，后治各科”，再结合他后来创办《湘江评论》以及长期撰写评论、政论的经历，其实也是把评论作为方法。

那么，评论史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传统？

中国古人所谓“文以载道”的传统，“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评论史的影响极为深远。就评论史的演进而言，有两个显著的传统，一个是“文人论政”，一个是“学人问政”。

“文人论政”的传统，经常被人津津乐道，这是现实主义的热情参与，主要突出一种基于问题意识的公共参与。相对而言，“学人问政”的传统却往往容易被忽视，或者与“文人论政”混为一谈，这可以视作自由主义的专业表达。这一点，从前述那些评论家的经历可以看到，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评论是他们一段很重要的经历，或者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

“文人论政”的本质特点是铁肩道义，激浊扬清，凸显责任与担当；“学人问政”的重要特点则是依托专业知识与素养参与公共事务的表达和介入。在公共参与的层面，“学人问政”更多了一些基于学理素养的理性思索，以及更为长远的考量。

对于秉持“学人问政”传统的评论家来说，在写作形式上，体现为短评与长论之间的平衡；在写作主题上，体现为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平衡；在精神史层面，又体现为传世与觉世之间的平衡。

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种种平衡，最终体现为“把评论作为方法”，从而实现评论家在情感层面的爱国情怀、在学问层面的专业精进、在理想层面的价值追求。从评论史的视角看，“把评论作为方法”，无疑是“学人问政”的最大特色之一。评论作为方法，“目的”则是以学问为内核，以媒体为渠道，着力探讨和解决“中国问题”。

当然，评论写作的历史传统，很多时候出发点是关于评论的基本问题，探讨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在主动对接这些传统。这一视角，也贯穿在我近年来对评论史的具体研究中。

我先后撰写《言论史上的“评论课”：以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为例（1924—1952年）》（2016年10月下542期《青年记者》）、《言论史上的“讲理课”：政论素养产生机制的一种梳理》（2016年11月下545期《青年记者》）、《言论史上的“智库”》（2016年12月下548期《青年记者》）、《评论之道，建构中国问题解释力》（2019年6月下第638期《青年记者》）、《把评论作为方法：论吴景超如何通过“都市评论”建言“都市中国”》（《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23年）、《广其识则天下大：回归评论教育的传统与逻辑》（2018年8月下608期《青年记者》）、《言论的生意：以储安平的〈观察〉（1946—1948）为例》（2015年8月上498期《青年记者》）等，当把问题意识投射到百年评论史的维度，更容易理解评论工作的价值，并认清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

以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吴景超先生为例，就是“把评论作为方法”的典型学者和评论家。他作为20世纪中国都市社会学研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著作甚丰，同时还主编过《新经济》《新路》等知名刊物，撰写了大量的评论。他以具有鲜明特色的“都市评论”系列作为方法，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作为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在当时的主流公共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政论，以评论的方式参与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论争，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民主与独裁的论争等。

吴景超曾总结过社会学视角下评论写作的三个原则：

第一，对于所谈论的问题，不加道德的批评。它只问事实的有无、因果的关系，并不判断它的好坏。社会学的目的，在求真理。真理的最大仇敌，便是成见。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如果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已经下了善恶的判断，那便是成见了。

第二，研究的第一步，不是空谈，不是臆说，而是搜集事实。应当采科学家的态度，用科学家的方法。科学家的态度，是不空谈、不瞎说，言必有据，立论者必有所本。科学家的方法，第一步是搜集事实。我们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先从搜集事实下手。

第三，以叙述始，以解释终。一个问题来了，他先搜集事实，然后叙述事实，然后解释事实。

显然，如果不把“评论史”放在“言论史”的角度去打量，很难发现类似吴景超先生这样的“评论家”。如果不从“评论史”角度去思索，也难以发掘吴景超先生这类评论家身上所承载的评论精神与历史传统。

唯有回到“言论史”的河道，才能打捞起那些被遗忘的评论传统，让今人的笔底也拥有千秋苦旅的厚度。这是评论写作的根脉，亦是当代学人不可旁贷的使命所在。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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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