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级硕士王昕越学术日志

刘海明

学术日志

刘海明

11月3日 周一

近期在撰写毕业论文开题报告，阅读了许多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报刊的读报员、通讯员、宣传员相关的文献。

《延安时期读报组的群众性实践考察》 郭小良 张楠

这一时期，既有各级党委自上而下直接指导组建的读报组，也有由工农群众自下而上自发组建的读报组，“少数农村知识分子自发组织了读报活动，被政府发现加以引导，利用了起来”。这种具有自发性、自觉性、自主性的群众读报组是根植于群众中的群众性组织，反映了群众读报意识的觉醒，也是群众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和党的思想的自觉靠拢，实现了读报组群众性的自为转向。延安时期建构起了一整套形态趋于完备的办报、发行、通讯、读报网络。

延安时期建构起了一整套“办报、发行、通讯、读报网络”，读报组的政策也呈现出从土地革命时期“自上而下”到延安时期“自下而上”的群众性实践特征。第二种“自下而上”也正是我所想搜集资料的重点，即抗战时期读报组读报员从“纸上政策”到“田间动员”的转变以及在基层“二次传播”中的作用。

在读报员的读报与传播形式方面，这篇文献也指出：读报员一边读报，一边绘声绘色地用群众语言和讲故事的方式通俗化地讲解报纸要闻，有的边读边唱报纸上的唱词或歌谣，有的把报纸刊登的部分内容编成陕北道情，有的甚至用广场秧歌形式演出报纸内容，以此实现党的思想传播。从而不断激发农民的“喜怒哀乐”，形成“集体兴奋”与情感共鸣。

11月4日 周二

《抗战日报》与边区群众的读报运动 王乐

《抗战日报》通讯员一般由根据地基层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担任，其身份具有多重性。除《抗战日报》通讯员外，还承担着学校教员和冬学教师等多种角色，是助推读报运动落地普及的二级力量……这些具有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众能分到各个基层小组中，进行再下一层级的读报识字教育，形成助推读报运动落地普及的三级力量。与此同时，学校教员教导下的小学生也成了使读报运动从进村变为入户的重要助力。这也是我想研究的中共报刊读报员、通讯员以及宣传员的多重身份以及在读报运动中的二级传播功能，在这篇文献中指出，读报员通常由基层文化水平较高者担任，兼具教师、宣传员等多重身份，形成了一种“二级传播力量”。

此外，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我注意到1945年2月17日在《抗战日报》上刊发的一篇《张智升村冬学推行小先生制，组织识字读报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在抗日根据地报刊传播过程中推行的一种“小先生制”。抗战根据地的“小先生制”是将陶行知平民教育的理念，引入冬学运动中，即号召识字的小学生、青年人阅读报刊，了解报刊内容，再向家里人、村里人传递，进而教身边群众识字的一种传播方式，形成了一种基层自助式学习的方式。因此我受启发想搜集类似于“小先生制”的二次传播环节和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角色来撰写论文。

11月5日 周三

《以报为媒：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读报组的政治传播解析》葛曲,秦燕

这篇文章主要讲延安时期的读报组通过“民教民”“父教子”“夫教妻”“哥哥教弟妹”等形式进行报刊传播，扩展了读报的影响范围，也建立起一种读报的熟人网络，延伸出一个“从组员到民众”的二级传播结构，将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可理解、可接受的内容，使党的意识形态“下沉至乡村每一个个体”。

这篇论文就明确地将“二级传播”的传播学理论联系到了抗战时期的报刊传播实践当中，并直接提出了在根据地读报组当中构建出一种二级传播结构，也为我确定“二次传播”的研究方向和理论引入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

11月6日 周四

在阅读读报组相关文献过程中，我也发现关于读报组读报员的传播方式与技巧的有趣的方面，在晋绥地区为了克服农民文化水平低的障碍，读报员普遍采用当地方言、俗语和比喻，将书面语转化为“庄稼话”。

革命传播视域下晋绥边区读报组探析——以《抗战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尹志兵,姜良芹

这篇文献指出晋绥根据地读报组读报员将艺术与读报结合，“将铜器打起来,奏起丝弦,唱起道情,男女拥挤得来了,趁机会就读一阵报”；有些地方“每隔一天读一次,同时进行娱乐,排演剧本”;把“生产计划、贷粮贷款等编成歌子,这样识字不识字都能唱,用歌子把自己的工作介绍出去”;用广场秧歌形式演出《生产大活报》外,并赶排《财主请客》《好庄稼》等小型歌舞快板句”

晋绥读报员“像讲故事一样讲给大家听”，甚至将政策内容编成歌谣、快板的办法，可以有效提升报刊内容在根据地民众之间传播的趣味性与接受度。

11月7日 周五

阅读《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50页

以团结反法西斯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内容为重点，如为太平洋抗战的宣言，中央对华侨工作的指示，以及对西北考察团来延安的欢迎等。

11月8日 周六

阅读《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50-100页

主要为中共领导人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会谈、问题与答复，其中高度强调我们在敌后的根据地的战略价值不可忽视。对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也详细介绍了敌后战场的敌情、伪情、友情和我情，以及对在抗战中牺牲的国际友人进行表彰等。

11月9日 周日

阅读《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00-130页

主要为对外贸易方面政策、商业资本发展的设想等，如回答参会记者书面问题，问：商业资本发展,是不是你们的理想？答：今天我们的政策是扶助私人资本发展的。向：私人利润有限制吗？答：没有。问：将来是否希望以公营商店替私人商店？答：现在还没有这样想。就系统地回答了中外记者团对根据地以及中共政策的疑虑问题。

刘海明

11月10日 周一

阅读《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30-150页

主要内容为外国记者如福尔曼、武道、爱泼斯坦等人采访了王德安、刘绍庭等投诚到延安的军人。在采访中王德安讲述了自己从西安来到延安的经过，认为国民党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均不民主，由少数人集权，而共产党基本是民主的。其中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等外国记者都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团结抗日方面的努力和贡献，肯定了延安的重要性，同时希望国民党当局能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团结抗日。

其中《我从陕北回来》一文让我最印象深刻，文章中这样写到：“人民都有选举权，适应抗战的学校，强烈的抗战意志，言论出版自由，我看见了战斗。”他们通过自己的笔触和镜头，向世界传递了关于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和中共的立场与态度。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共成功地展示了自身在抗战中的积极贡献和坚定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11月11日 周二

阅读《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50-200页

今天阅读的内容主要与延安根据地如何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相关，中央为提高工农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文化水平，不断改进《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报刊内容，设立各级培养干部学校、训练班等。边区教育厅柳湜厅长也提出了边区教育事业的原则，即符合民族战争要求、符合民主制度要求、和边区实际情况相结合，照顾到各阶层，符合边区人民实际情况。

11月12日 周三

阅读《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200-250页

学习对中外记者团工作的重点和政策，即“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对中外记者,既要一视同仁,也要有所不同，要明确工作的重点。这次延安的工作重点,就应该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史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至于带领中外记者来的国民党人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他们要强调宣传坚持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防止他们挑拨,并打破他们的控制。

11月13日 周四

阅读《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250-300页

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重要价值之一就是看到了延安地区的真实生活，让外国记者了解到了延安的真实情况。“我们希望记者们能将自己的所见所感真实地向全世界展示和介绍出来”。这也让我想到了斯坦因曾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回忆道：“我是完全自由自在进行调查的，可以随便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随便找我要找的人谈话。”我们通过积极回应国民党的不实宣传和舆论攻击，反驳和揭露了无耻的谣言，成功维护了边区的声誉和形象，让外界对边区真实情况有更真实的判断和了解。

11月14日 周五

阅读《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300-350页

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积极影响方面，通过外国记者的笔触，中共向国际社会传递了自身在抗战中的正面形象，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如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以翔实的笔调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普遍关注。以后史坦因又写了一本比福尔曼更好更深刻的书——《红色中国的挑战》，于1946年在美国出版。他还写过《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报刊上发表，影响很好。爱泼斯坦更曾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11月15日 周六

阅读《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350-400页

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时，包括艾青、丁玲、吴伯箫等在内的延安文化界人士在会上向外国记者讲述了延安宽松的文化氛围，介绍了延安文化工作的丰富多彩，并澄清了国民党当局对他们的一些不实、不友好的言论。会上还邀请中外记者团去参观边区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队。这其实就反映了我们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方式的灵活与巧妙，可以避开信仰与路线方面的矛盾，从而使我们党的思想与精神、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实质可以通过共识以及易于他人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

11月16日 周日

阅读《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400-430页

对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宣传方式与情感传播、共情传播也有类似之处。比如在实地参观方面，中外记者团在我党干部的陪同下参观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实景，中外记者们被我党军民与国民党军人迥然不同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劳生产的精神风貌和昂扬斗志所震撼。在战争中，盟国记者们积极收集八路军作战时的图片影像资料，进行访问和谈话，国际反法西斯的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记者们被八路军军民团结的作战氛围深深感动，他们亲眼目睹了八路军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感受到了八路军与人民之间的深厚情感，这些史料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的效力。

刘海明

11月17日 周一

阅读《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430-545页

本书的后一百页主要为延安文化届座谈会的内容，读完这本书，我收集到了许多有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思想的史料与资料，对我后续的论文写作或许有所帮助。

并且通过阅读与整理这本书，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对外宣传的策略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也为我们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如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形式多样的宣传、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重视舆论斗争的策略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对外宣传的主要特征。

11月18日 周二

今天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山西省新闻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的现场准备工作，在会场听取了授课老师对“传播好主流声音”的探索与思考。

11月19日 周三

《大学生网络交往“梗”文化的透视与引领》 陈圣军

本篇文章主要讲了“梗”文化作为当代大学生热衷追捧的社交方式和文化范式，呈现出新颖表达与语言匮乏共在、情绪疏解与行为失范并行、凝聚共识与价值迷失抵牾的现实表征，其背后的深层逻辑不仅是大学生在网络交往中不断疯狂迷因复制的语言游戏，还是一种网络符号消费行为，更是他们自我保护式的隐性抵抗行为的特殊反映。对此，应从正视“梗”语隐性价值表达、帮助大学生塑造理性思维、优化主流价值话语体系等方面祛魅和释惑，助力大学生纾困、解忧、去苦，从而全面系统地防范和消解大学生网络交往“梗”文化的负面影响。

阅读后我也有一些思考：互联网文学让我们更自由地表达观点，但“发疯”之后的语言环境值得我们反思。这种情绪宣泄式的语言终究偏娱乐性，也可能会污染我们的语言环境。玩“梗”要适度，各种各样的互联网文学可以作为生活和社交的调味品，但终究无法代替主流话语体系和价值观，而这种受众更倾向于年轻人的“文学”，也因为其圈层的局限性很难赢得各年龄阶段的认可。如何正确处理好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如何在尊重和鼓励多元文化“美美与共”的同时，维护语言环境和网络环境的良好秩序，仍是需要我们不断探讨的课题。

11月20日 周四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研究》 刘小燕 李静 程畅

本篇文章在厘清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与“国际形象认同建构”内涵和本质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知、认同情况进行了海外调查，进而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与否之动因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的本质内涵是中国共产党行为，以及中国共产党与“他者”解释中国共产党行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建构的本质内涵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行为“培养”“引导”或“吸引”海外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同，并消弭因他者建构导致的“不认同”。当前，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同现状与理想图景存在一定距离，表现为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了解和好奇、恐惧或焦虑、“敌视”、认可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障碍主要来源于利益之争产生的低战略互信，制度之壁下意识形态的反感，不同文化之间价值观的差异，及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形成的认知、认同壁垒。

在阅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有以下思考：从横向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国际形象建构，是否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而采取不同的叙事话语和形象建构技巧？从纵向视角来看，针对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国际形象构建，是否因国内环境变化、国际时代变迁而灵活调整？本文量化的研究方法，也为这类宏观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小切口的研究视角，为我提供了相关研究的参考样本。

11月21日 周五

《契约隐喻：亲密关系的虚拟数字契约研究——基于抖音用户“续火花”行为的考察》 景义新 孙佳雪

抖音火花为亲密关系缔造了虚拟数字契约，塑造了新型社交行为与社交文化。这篇文章采用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分析火花在亲密关系中的象征意义、基于火花的亲密关系发展过程以及火花对亲密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火花作为虚拟中介物影响和调节用户行为；续火花的过程呈现出动态发展的特点——本研究在社会渗透理论和阶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契约隐喻”，将续火过程分为“契约签订”“契约遵守”“契约强化”“契约协商”“契约内化”以及“断契”六个阶段；火花对亲密关系产生了强化、降级或弥合的影响。本文引发了对火花这一虚拟中介物的思考，深入认识虚拟中介物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机制，以利于探寻亲密关系的缔造和良性发展路径。

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其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在赋能传统行业、建构生活行为和人际关系塑造等方面。如抖音“续火花”等，将虚拟的人际关系外化为可见的平面标识，以互动的形式将人际关系的维系设置日程。“续火花”这一行为，不但显著提升了人们对维系某段社会关系的重视，更作为一种心理暗示，建构了社交生活中的新行为模式，以契约意识强化了现代人们对社会关系维系的认知。这篇文章视角独特，从时髦的“续火花”行为出发，将媒介技术、社交活动、契约理论相结合，言之有物、别出心裁。

11月22日 周六

《从建构想象到指导实践：“列宁主义”概念在华早期传播的知识之维》 丁丽琼

“列宁主义”一词在华早期传播的表述大致经历了列宁的/过激派的主义这一偏正短语，译自英语和日语的广义派主义、过激主义，以及借用英文“Bolshevism”原词及其音译、意译，到自觉阐释并最终定型为“列宁主义”这一专门概念的过程。“列宁主义”出场前后及其接受与定型显示了列宁主义由“了解的非正式知识”逐步转向“掌握的正式知识”，进而成为行动指南的过程。这一过程揭示了作为知识的列宁主义在华早期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媒介偏向、权力关系乃至偶然因素。其中，既包括国内对“列宁主义”知识来源的洞察和列宁主义由思想转入实践过程中的意义争夺，也包括特定事件、人员流动乃至翻译及书写的影响，由此提示了历史选择的过程。

作者以传播学的视角，引入量化词频分析，研究了“列宁主义”在我国传播的过程，从自省自查的理解想象，到接受转化的实践应用，国内对“列宁主义”表述的变化，反映出其传播效果的逐步深入。

11月23日 周日

《英雄亦问出处：<英雄联盟>游戏角色刻板印象研究》 李耘耕 黄原

当代的游戏生产致力于改变性别与种族刻板印象，但是这种努力常常收效甚微。本研究基于“品性-能力”刻板印象模型以及计算文本的方法，对《英雄联盟》游戏角色刻板印象进行“编码-解码”分析。研究发现，在编码层面，游戏创作者致力于打破角色类型与性别种族的强关联，但是中国游戏玩家在认知角色时，依然代入了性别与种族的刻板印象，但部分刻板印象也会随着角色类型的多元化而消解。本研究构建了中文刻板印象内容词典，并对中国游戏玩家对《英雄联盟》游戏角色解读视频的弹幕文本进行计算分析。本研究扩展了刻板印象和“编码-解码”理论在游戏研究中的应用，通过计算文本的新方法工具说明游戏编码需要从多模态角度突破传统的刻板印象，以促进游戏玩家的多元认知。

这篇文章从一个较为新鲜的角度出发，研究全球视角下游戏人物形象和人们对性别种族认知的关联，以刻板印象理论为主体，研究中国玩家角色认知和独特的印象建构。而从另一个层面，游戏公司为抵抗传统刻板印象而在游戏角色方面进行的特殊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玩家的抵抗式认知，反而会固化相关刻板印象的形成和巩固。

刘海明

11月24日 周一

在学院办公室值班

11月25日 周二

值班，整理名单

11月26日 周三

值班，制作证书

11月27日 周四

值班，联系应聘老师补交资料

11月28日 周五

值班，在会场帮忙

11月29日 周六

《“物料的流动”：粉丝社群线下礼物交换实践研究》 谭兰惠 李杰如 邹 煜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在当前高度流动化、松散化的趣缘社群中，礼物交换行为展现出与传统强关系情境下不同的特征。粉丝社群礼物交换的社会意义可被总结为“互惠”“求益”“连接”，即采取带有情感色彩的非对称交换逻辑，借由礼物这一社交媒介实现象征资本获取与自我价值确认，构建社群认同感与归属感。

我也曾在偶像演唱会前亲手制作物料用于交换，若要问我自己此行为的本意，我想不仅是展示自己被偶像所影响的独特记忆，也是试图与他人（其他粉丝）建立共鸣的一种期许，在展示自我、寻求共通中，构筑起特别的回忆。连接的意义并不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互动。对粉丝们而言，物料不仅是一种用于交换的媒介，更是凝结情感与记忆的符号载体。更会激发起粉丝对过往互动经历的回忆与重构。

11月30日 周日

《当技术遇到爱：算法、界面与非常态亲密关系的崛起》董晨宇 林琦桁 刘浏

这篇文章讲到数字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相遇、交流与建立亲密关系的方式，更在潜移默化中重构了人类对亲密的理解。媒介技术与社会变迁之间也并非单向因果，而是一种螺旋式的共生关系：社会需求推动技术创新，而技术反过来塑造社会情感结构。数字亲密的出现既是现代性矛盾的延续，也是个体情感自主与社会结构协同演化的结果。

“技术虽为浪漫邂逅制造了更多可能，却无法超越爱情的不确定性。”我也领悟到这里的逻辑，人们既渴望进入这种“连接”与“共处”的自由，又会害怕过度的连接带来的心理上的虚无感。这种心理就反映为“急切盼望建立关联，却又对“卷入关联”保持警惕，在亲密关系中努力避免承诺”。从而导致了个体在“投入”与“疏离”之间不断摇摆。

刘海明

12月1日 周一

《出海向何方：中国动画电影海外票房影响因素研究（1949—2024）》张辉锋 董旭

这篇文章研究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出海需要综合考虑影响票房的多项因素，包括东道主国与我国之间的多重距离。基于CAGE框架的回归分析发现（N=325），国产动画电影海外票房反映了文化“异质性”与地缘“接近性”偏好，文化距离显著正向影响、地理距离显著负向影响中国动画电影海外票房，且地缘接近性偏好大于文化异质性偏好的影响。

中国动画电影要想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要打磨自身，精进内容，也要时刻关注这些因素的影响与变化，适应时代要求而做出改变。

12月2日 周二

《人工智能伦理的公众话语：从专家规训到日常伦理实践》 杨 洸 杜丽洁

这篇文章认为当前人工智能伦理的核心议题集中在公平、透明、问责与隐私等规范性原则之上，主要由专家从上而下建构，较少关注普通用户的日常使用感知与经验。并且发现情景化的人机认知使得用户在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时发展出“民间理论”“故事性理解”与“情境性信任”等伦理实践路径。

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技术在不同社会群体、应用场景和交互方式中呈现出差异化意义。如何让用户基于使用经验形成的“算法民间理论”能落地？如何通过讲述人机互动故事形成“故事性理解”？以及如何适应“情境化信任”？都依赖于伦理原则的落实和人与技术之间的动态关系与情境适配。

12月3日 周三

《平台化育儿与母职重构：社交媒体对育儿焦虑的缓解机制研究》 黄典林 周书环

文章认为数字平台通过内容生产与算法推荐，不仅影响了母亲对育儿的认知框架，也在无形中重塑其母职实践方式与自我认同。新手母亲在平台使用中主要获得信息支持、情绪支持和社会网络支持。其中全职母亲因社交局限更依赖社会网络支持，职场母亲则侧重信息支持以平衡工作与家庭。为缓解育儿焦虑，新手母亲一方面打破“理想母亲”的角色规训，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新型母职形象；另一方面从“母职实践者”转向“育儿掌舵者”，倡导“佛系”育儿理念。

我们在短视频平台经常看见打着“厌女妈”“摆烂育儿”等tag的视频，以或幽默或讽刺的方式调侃了传统的母职观念。这类短视频通过展现母亲在育儿过程中的无奈与疲惫，甚至是对传统母职规范的反抗，其实是彰显了女性群体对于女性育儿话题的深刻反思与共鸣需求。在突出性别标签的同时，这些短视频也暗含着对女性社会地位、家庭处境、婚姻经历、母职责任的女性、女性职场的遭遇等方面的关注。我们可以很欣喜地看见社交媒体通过构建一种“钉子共同体”或“衣帽间共同体”，让女性群体在共鸣中找到归属感和力量，共同对抗外界的压力和偏见。

12月4日 周四

《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新闻职业边界——基于对 30 位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深度访谈》 徐敬宏 任洁 渠润泽 张佩玲

这篇文章主要研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新闻业原本清晰的职业边界日渐模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自主性也受到挑战。当前中国新闻工作者虽积极拥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但并未开放新闻职业边界，而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生产工具，并通过多重标准来划分新闻职业边界，明确新闻工作的核心价值，进而实现新闻边界的维系与扩张。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临，当下中国新闻工作者面临着许多挑战，如何在技术的浪潮中坚守自己的时代责任？如何继续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也应是我们探索的重点。

12月5日 周五

《浅析素人正能量视频破圈现象对主流媒体的启示》 罗欣 孙婷婷

这篇文章认为用户在生成短视频内容时，凭借其真实性展现出强大传播力。工地父子视频通话、街头生活叙事、陌生人工作纪实等日常片段，常引发裂变式传播，掀起流量巨浪。主流媒体也敏锐洞察到此现象，积极征引此类内容进行创作发布，其传播效果常常超越传统报道范式。

主流媒体今天也在主动地“接地气”，在短视频选题上主动捕捉生活中的平凡微光。从普通人的命运变迁、家庭温情到职业精神、社区互助，再到个人成长与鲜活的传统文化实践等，以平视的角度讲述普通人身边的真实故事，也可以暗含着推动社会的伟大力量。

12月6日 周六

《网络热梗的媒介按摩功能与情感共鸣联结》 赵雅文 何姿岳

这篇文章认为人们长期处于身心的紧绷状态，亟须情绪的有效释放与合理调节。“梗”就凭借其在网络平台上标签化、时效性以及易于衍生传播的优势，成为人们在繁忙生活中的娱乐焦点。人们利用网络热梗在媒介平台上进行内容的创作传播，并以此作为情绪宣泄的途径，寻找建立“共鸣情感联结”的有效渠道。现通过实例与数据验证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在压力社会背景下，网络热梗究竟具备哪些“媒介按摩”的功能。

从“凡尔赛文学”，“废话文学”“发疯文学”再到“梗文化”，这些“互联网文学其实都是我们表达情绪的一个出口，也通过一种诙谐的方式，展现了当下互联网热点趋势。在我看来，语言是情绪的窗口，这些加以装饰的独特语言方式其实是将自己的情绪加上了一层滤镜，避免给人直接的冲击和创伤，让冰冷的文字有了温度和趣味。

12月7日 周日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开幕式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历史变迁研究》 韩为政 丁晨洋 刘建明

主要讲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大型体育开幕式，其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活动与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路径。文章通过分析北京、广州和杭州三次亚运会开幕式，发现其中展示的国家形象呈现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积极拥抱世界的文明大国形象，到21世纪初期现代化建设成就显著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再到当前凸显“中国智慧”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整体变迁路径。

亚运会所传递和表达的文化与风貌，其实反映了我们在不同时期的需求与战略。从北京亚运会表现文明大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到广州亚运会凸显经济发展成就与特色文化并行，再到杭州亚运会彰显中国智慧的变化轨迹。我们经历了一个“寻求被看见”到“寻求被关注”再到“寻求影响力”的过程。

刘海明

12月8日 周一

《“小灵晕”的生成：“抖音热歌”作为准模式化声音事件》 王喆 尤嘉琪

这篇文章以事件哲学为视角，将短视频平台上的“抖音热歌”概念化为一种“准模式化声音事件”系统考察其创作、分发与操演机制。抖音热歌通常时长较短、节奏鲜明、旋律反复，其歌词兼具画面感与情感张力，能够显著引导视频的风格与素材选择。与完全模式化的机械复制不同，情绪氛围、文化事件及用户选择均在各层面影响热歌的形成与扩散。该准模式化声音事件揭示了人机协作中“小灵晕”的生成逻辑。

我认为“抖音热歌”的诞生也与抖音短视频平台的视频编辑逻辑有关。首先是我们刷到的每一个短视频右下角都有bgm的来源，并且点开可以直接套用。并且我们使用抖音拍摄与编辑视频发出时，也会有按热度或者是适配度推荐的bgm列表，也进一步推动了“抖音热歌”的诞生。

12月9日 周二

《好奇还是恐惧？——社交媒体用户与虚拟数字人的社交互动研究》 周琪 雷月秋

文章认为虚拟数字人以一种新型数字生命形态介入人类日常社交场景，凸显人与技术耦合的最新模态。用户对虚拟数字人和真人的态度具有显著差异，对虚拟数字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消极情绪。控制实验结果表明：相较真人，用户对虚拟数字人具有较高的恐惧感知与好奇心。其中，用户对虚拟数字人的恐惧感知高于好奇心。

尽管虚拟数字人在交互能力上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行动者别无二致，但是用户在与其互动中，也会因为对面是数据人，而带有警惕甚至抗拒和抵触的情绪。目前用户对数据人的恐惧高于好奇是显而易见的。

12月10日 周三

“既是送报员，又是宣传员”：重庆《新华日报》报童研究 陆佳怡 马如玥

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新华日报》报童在“送报员”之外更是“宣传员”，报馆的宣传教育使其思想逐步成熟，在日常卖报、送报中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和思想。报童的宣传实践直接推动了党的宣传工作在国统区的深入开展，巩固统一战线、密切联系群众，弥补了当时组织资源匮乏的局限，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正面舆论战场宣传工作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抗日战争时期的送报员、读报员，同样也不可避免地扮演者宣传员的角色，《新华日报》的儿童送报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华日报》报童的日常实践是《新华日报》及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2月11日 周四

《随迁老人社交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吴秀萍 谢娟

这篇文章认为在深度媒介化时代，社交媒体使用对随迁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社交媒体使用显著正向影响随迁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融入，而社会融入显著负向影响主观幸福感，作为社会融入子维度的文化融入亦然；相反，社会融入的其他子维度——经济、家庭、社区融入在随迁老人社交媒体使用和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效应均正向且显著。研究结果提示了社交媒体的“双刃剑”效应和社会融入的复杂影响，对促进随迁老人社会融入、推动积极老龄化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也赞同社交媒体的使用丰富了城市老年人的社交途径，也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功能，让其社会参与感和满足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互联网、社交媒体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结论均倾向于互联网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老年人在收到点赞、评论、转发时会感受到自己所发的信息得到了认同，从而感到得到了社会的支持以及尊重，进而更加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12月12日 周五

《协商式数字反哺：数字反哺的供需错位与城市老年人的协商实践》 陈宇恒

这篇文章主要从长辈的视角出发，聚焦于“长辈对数字反哺的不满及其协商实践”，提出“协商式数字反哺”的概念，用以描述长辈根据其功能需求与关系诉求对数字反哺施加影响的过程。在功能维度中，过度的接入反哺和匮乏的技能反哺阻碍了长辈自主、能动的数字融入实践；“告而不教”的素养反哺则不利于长辈数字素养的提升。

我的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互联网平台和各类机构动辄用数字技术为原有业务“赋能”，在无形中为老人增加了一道由智能技术构成的关卡，并称之为智能媒体时代的一种“技术暴力”。而城市生活场景也对老年人智能手机操作和运用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场馆要线上预约，线上缴费逐渐代替人工服务和越来越庞大的线上支付系统覆盖生活场景，若这种“技术暴力”愈演愈烈，智能手机对城市老年人来说将从帮助人们的工具变成束缚人的枷锁。

12月13日 周六

为山西电视台评论栏目公众号撰写一篇评论，标题为《拒绝“表演式忙碌”，莫让形式主义遮蔽实干之光》，围绕《人民日报》近日发文点评“表演式忙碌”的现象，主要讨论了什么是“表演式忙碌”；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这种现象；社会与人民的真正需求；摒弃侥幸心理和表演欲望等。

12月14日 周日

《“AI只是你的工具吗？”——智能传播生态下短视频博主与AI的人机关系研究》丁方舟 张多

文章认为随着ChatGPT等生成式AI的崛起，众多短视频博主开始将AIGC融入其内容创作实践，由此引发了智能传播生态下的人机关系变革。并且认为短视频博主与AI之间的四种人机关系，即驯化关系、诠释关系、它异关系和互构关系。这一新的人机关系分析框架的建立，有助于突破现有智能传播研究过于关注人机之间主客体关系的二维视角，将作为“环境”的“世界”纳入考量，从“人—AI—世界”三维关系的视角考察人机关系，推动智能传播研究的范式转型。

如今AI技术的广泛运用和自然出现，让它不仅作为一项工具帮助我们进行创造，更能带来诠释、互构等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们可以驯化AI，用它来诠释意义，解读现实，但同时也要注意其弊端。

刘海明

12月15日 周一

写毕业论文初稿，搜集资料

翻译阅读《晋察冀日报》1937-1940年版面内容，提取有关“读报”“读报员”“宣传员”的报道。

如黑板报与读报组结合的形式：“盂平河口黑板都画了好几年，但内容枯燥无味，形式化。检讨了过去黑板报的缺点，并确定黑板报与读报组相结合，吸收村中积极分子，成立读报组编委会。自从读报组与黑板报结合以来，群众对黑板报开心了。黑板报的内容也充实了，推动多学起了很大作用。群众也很喜欢向黑板报投稿，很多用歌谣形式写出，写得通俗易懂。”

12月16日 周二

搜集资料，翻译阅读《晋察冀日报》1941-1942年版面内容，提取选题相关报道。

如盐池的看报口号：“要快看、快传，要读报纸，当月要吸收附近的男女听读报”。

12月17日 周三

搜集资料，翻译阅读《晋察冀日报》1943-1944年版面内容，提取相关报道。

第一次了解到“说报组”的概念：“把读报组变成说报组，不识字能说善道，热心听报的工农群众，也可以参加说报组，而现在黑板上的通讯员也就是说报员，因为他们都是群众自己选举出来的，在群众中有高度的威信，像捐铜模范李盛兰他们说什么群众很爱听。”

12月18日 周四

搜集资料，翻译阅读《晋察冀日报》1945年8月15日以前的版面内容，提取相关报道。

了解到几位典型读报员：阜平铁岭口马魁，经常在村里读报；捐铜造子弹的模范李盛兰，他说什么群众都很爱听等等。

12月19日 周五

翻译阅读《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1940的版面内容，提取相关报道。

读报组推动了生产，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过去不听报，两眼黑洞洞的，现在读了报，给咱老百姓计划的什么，咱们都知道了。”

12月20日 周六

翻译阅读《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1942的版面内容，提取相关报道。

利用学生回家说报，每天下学由教员扼要说几个消息，小学生回家给他自己父母弟妹宣传，第二天到校检查，往往学生还未放下包，家长就问：“你们老师又给你说什么来呢？快给我学学吧！”

12月21日 周日

翻译阅读《新华日报（太行版）》1943年的版面内容，提取相关报道。

阅读报纸的主要难度在于史料多为照片，模糊难以辨认，竖版繁体字识读困难，阅读进度较慢，还要练习。

刘海明

12月22日 周一

阅读完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1931-1945年的“读报组”“识报组”“读报员”“通讯员”“宣传员”相关内容。

12月23日 周二

找相关官方网站文章和公众号文章。

12月24日 周三

写毕业论文初稿，看文献。

12月25日 周四

写毕业论文初稿

12月26日 周五

写毕业论文初稿，进度百分之30。

12月27日 周六

写毕业论文初稿

12月28日 周日

写毕业论文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