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报道专业性，应该一直在路上

刘海明

6月14日，《中国经验：新闻创新研究导引》新书发布会在南京举行。会后举办了“新闻与公共生活”学术沙龙。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王辰瑶主持了沙龙的上半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原副社长李泓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磨稿子”联合发起人、主理人刘万永，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智库总监尤莼洁等参与讨论。

更多内容见《新闻记者》第6期。

王辰瑶：

为什么要谈论“新闻与公共生活”？

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本场学术沙龙主持人。

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有疑问：当流量、算法、AI、平台等因素深刻重构信息传播环境之际，立足于事实真实与公共价值的新闻是否正在被边缘化？我们如何看待和面对这样的风险？

提出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有信念：只要社会成员还需“共同生活”，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大系统就必定离不开品质良好的新闻子系统。我们又应如何看待这样的时代使命并付诸行动？

限于时间，本场讨论主要聚焦三个关键词：真实、关注和沟通。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有关事实真实的内容只是庞大内容集合中的一个很小的子集。当下信息环境中，仍然追求事实真实的新闻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何起而行之？关注是新闻抵达公众的前提。与轻松有趣的策划、容易情绪上头的话题，甚至毫无信息营养的投喂式内容相比，认真严肃、有认知深度的新闻作品往往处于竞争劣势。新闻媒体和新闻人，如何才能同时实现追求传播效果的“大流量”和避免价值矮化的“高质量”？新闻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通”。但今天，我们越来越容易在全球信息生态中看到因为社会共识撕裂和公共对话缺失造成的“不通”。面对价值多元甚至对立的挑战，新闻在促进社会沟通和对话方面还能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些是我们所关心的“大问题”，它们已经被用各种形式、从各种角度讨论过很多遍。但因为它们太过重要，仍然需要持续不断地公开探讨，甚至，能够持续探讨本身比确定的答案更加重要。

李泓冰：

媒体和受众的距离，

就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距离

道术之间，道为至要

李泓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原副社长。

“新闻已死”，是流行已久却荒腔走板的指控。事实上，纸媒近了黄昏，新闻仍在路上。

新闻热点层出不穷，公众兴趣始终不渝。值得担心的是，当公共讨论极其热闹的时刻，机构媒体有时却置若罔闻，躲在安静的一隅；或在道、术之间，片面选择“术”的一边，甚至失语、失能，弃守舆论场、削弱影响力，以花俏媚俗的“新型”表达，掩盖新闻内容的苍白。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我们国家治理体系中，机构媒体或曰主流媒体占有优势公共资源，应是体现执政党人民至上理念、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一环，如果媒体无法适应无法满足新时代的受众需求，甚至摒弃内容为王，远离新闻现场，回避社会关注，恐怕舆论阵地就有失守之虞。毕竟，不及时传递积极客观的信息与观点，消极错误的流言就会弥漫舆论场。

尽管目前社交媒体平台主导了不少公共议题的信息传播，但也有事实表明，只要在重大事件、关键时刻，主流媒体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在舆论场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传播力。比如最近《人民日报》头版推出的记者与任正非的对话《国家越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迅速“刷屏”，所谈均为公众关心的焦点话题。谈到面对外部封锁打压时，任正非表示“不去想困难，干就完了，一步一步往前走”，指出“困难在我们的教育培养、人才梯队的建设”，他还呼吁全社会支持那些“几十年、上百年才能看得见贡献”的理论科学研究，对理论科学家保持战略耐心。作为一位民营企业家，任正非展现出“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的自信，“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的格局，以及锚定科技发展前沿坚守长期主义的决心。这篇访谈仅在人民日报客户端便“席卷”千万级阅读量，且非常难得地在各舆论场域取得高度共鸣。之后，一篇人民网评《禁止违规吃喝，不是吃喝都违规》同样迅速刷屏，被广泛转载，对防止以形式主义消解民间烟火的偏差，起到了警醒作用。

当然，反向的事例也有。比如最近各地洪灾频仍之际，一些媒体鲜有出现在抗灾现场，漠视民瘼，却突出推送洪水中的动物趣事以博取流量，已经有坠入西方媒体时有出现的“黄色新闻”之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在全媒体时代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要求。“系统性”就不是小修小补的局部拾遗补缺，也不是技术至上、流量至上沦为平台打工人。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提醒，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窃以为，“系统性变革”要抵达的目标之一，是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交往社会的来临和价值算法的挑战，更加提示我们，媒体要回到人，回到现场，回到真诚，回到公众对新闻的期待，而不单单是拥抱技术，争抢流量，放弃重大公共事件的话筒，捡拾被舆情浪潮卷过后的几缕泡沫。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国，媒体和受众的距离，就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距离。

道、术之间，道为至要。

陆晔：

重思新闻与公共生活

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传统上关于新闻（journalism）的讲述，核心在于“新闻倾向于描述其所处的公共生活的样貌”，然而“公共生活也给新闻‘着色’……因为新闻业介于公共生活的社会各场域之间”；而当今新闻界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在于“新技术严重削弱了支撑现代新闻业的经济模式，导致许多观察家质疑这一场域是否还有未来”（戴维·莱夫，2022：1-24）。2022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德文版出版，在“明确新媒体的革命性特征……可与印刷术的引入媲美”的前提下，哈贝马斯深入讨论了“公共传媒的数字化模糊了人们对生活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界限的感知……以前与私人领域明显分离的公共领域的包容性特征正在消失”的后果，认为“新媒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因为它们在原则上赋予了所有潜在用户以权力，使其成为独立和平等的作者……通过在全球网络中作为‘不负责任’的中介创造新的联系……深刻地改变了公共传播的特征”（哈贝马斯，2025：20-31）。近十余年有关中国新闻业变革与创新的讨论也同样被置于上述背景之下，且由于算法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而不断面临新的困境和挑战。

然而，如果我们依然相信“新闻与信息相关，但并不等同于信息，新闻是一种潜在而间接的社会力量……新闻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在此称之为‘公共知识’”（迈克尔·舒德森，2011：3-30），依然相信新闻所提供的可通过一定程序进行操作性验证的经验事实（fact）是社会公共生活展开的必要基础，而“共享视角的瓦解”（刘擎，2017）会带来社会公共交往和公共文化的一系列后果，那么，由相对中立的机构生产的新闻（至于机构和组织化新闻生产如何在社会场域中趋于中立，则是另一个话题，在此暂不展开）之于公共生活就依然有价值——这也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社交媒体时代有效区分news和journalism的意义所在。

当然，在今天，相对中立地进行新闻生产的机构，并不只有诞生于工业化时代的大众媒介。从溢出传统新闻生产领域的各类事实核查到“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通过收集开源素材和采纳各类新技术进行社会事件“开放核证（open verification）”的政治文化实践，都体现出组织化新闻生产在当下的多主体性。传统机构媒体也持续探索新闻创新的可能性，比如《纽约时报》视觉调查小组。2024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作品有两则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一是非营利组织“市局（City Bureau）”和“隐形研究所（Invisible Institute）”，使用机器学习研究了数千份警察不当行为档案形成的调查报道《在芝加哥失踪》；二是《纽约时报》视觉调查组采用数据驱动的视觉模型识别大型炸弹弹坑以揭示巴以冲突以来加沙平民安全区的严峻现状。这大约是新闻创新最理想的实例：人工智能不是用来取代记者的工作，而是帮助调查记者大海捞针、寻找答案。

不过，由于数字平台的海量信息以及算法分发机制的流量导向，优质新闻内容往往被淹没在庞大的信息池里。虚假信息泛滥的成因则更为复杂，比如北马其顿韦莱斯市的假新闻工厂。以及，相比起深度伪造，恐怕更大的危害源自被“法证建筑”称为“黑暗认识论（Dark Epistemology）”的“后真相”策略——各类利益集团并不只是散布不实信息，而且通过否定和诋毁探寻真相（fact，在这里不做关于truth也即哲学意义上有关真理的讨论）的一切努力来创造不信任。因此，学者们提出要警惕对真相无所谓的犬儒主义态度（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2014)，并认为相比起“求真”的能力，人们更需要的是“求真”的意愿和意志。

哈贝马斯（2025）力图将改变新闻传播与公共领域现状的可能性诉诸法律和监管约束。这当然是推动平台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的一个维度。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立足公共性展开对新技术的批判性讨论，比如“算法理性（algorithmic reason）”（Aradau & Blanke，2022）提出数字行动主义的公共性、多中心与多主体性，强调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公众都应该积极参与算法问责的协商，并将“拒绝”作为一种问责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或新闻业，不仅是推动技术公平向善的重要问责主体，本身也是这一问责机制得以运行的重要构件。

刘万永：

挖掘新闻真相的能力不能弱化

刘万永，公众号“磨稿子”主理人，中国青年报深度调查部原主任。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更应该是记者的追求。但是，在今天的传播环境下，人们无时无刻不淹没在海量信息中，公众对真相的期待好像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更多时候，人们是在消遣中获知新闻，而消遣寻找的是情绪价值，真假不重要，好玩儿才重要。

相应的，近年来，机构媒体对新技术的拥抱、融合进步很大，但在挖掘新闻真相方面的能力却在弱化，数量、质量都令人堪忧。如果说，新闻业面临很多挑战，我认为这是其中一个，如果不采取切实措施，媒体会被进一步抛弃。

一些重大新闻，哪家媒体能报道，甚至是哪个记者能挖掘出来，业内其实是有共识的。为什么？因为他/她有这样的能力。

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当然不仅仅是调查的能力和水平，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提高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应该一直在路上。

2021年4月，我和几名媒体朋友发起了面向记者的公益培训“传媒特训营”，每月选一个周末，邀请四位老师来给学生们讲课，不讲新闻理论，只讲最实用的东西，怎么采访、写作。因为认识的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比较多，就先从调查性报道讲起。

运营了一段时间后，“传媒特训营”更名为“新锐内容创作者计划”。我们意识到，做调查报道不需要也并不适合所有的学生，所以我们在培训对象、课程设置、师资配置和授课形式等方面都做了一些改变或升级。培训对象也从机构媒体的编辑和记者扩展为所有的内容创作者。师资配置上，邀请不同领域的人讲课，特别是媒体以外的专家学者、企业人士，让学员从不同视角看待和学习新闻与内容创作。

我们一直关注着新闻业的行业动态，为大家分享行业的最新情况。

2023年7月，我们开设了一个公众号，叫“磨稿子”。每周一发布上一周的优秀报道，再由评委（学界老师和业界编辑记者）点评，我们的要求是：业务批评，与人为善，说报道好要说出好在哪里，说问题要指明问题所在、如何改进。

后来，“磨稿子”又开设了一个栏目：温故。每周刊发一篇过去的优秀报道，配上背景介绍，就是要告诉年轻的编辑、记者，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这样的报道被称为优秀报道。

我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闻界，离不开严肃而活泼的业务批评。你可以有自己评判优秀与否的标准，但至少应当知道曾经的标准，再来决定自己如何学习新闻写作，如何从事新闻工作。

尤莼洁：

按照过去的生产模式，越努力越累、越难

尤莼洁，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智库总监。

如今中西方机构媒体的地位与影响力都在被弱化，虽然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差异，但本质上是类似的，就是在新的传播结构里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除了少数像彭博这样的媒体，大部分机构媒体其实明白，成为传播渠道或平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引领技术革命更是无从谈起，内容生产才是自身最强的底色。

简言之，内容为王不是什么理想或者口号，而是安身立命的东西。

但同时，内容生产在今天几乎没有门槛，是红海中的红海，以现在占据受众时长最多的短视频为例，2025年抖音的日活跃用户（DAU）已突破6亿。假设每位日活用户每天平均上传0.1个视频，则每日新增视频量约为6000万条，如果以每个视频平均时长10秒计算，总时长约为 16.67万小时。

如果以生产主体数据来看可能更为可怕，截至2024年5月，抖音平台主播账号累计开通量已突破1.8亿个。

大方向上，说新闻已死或者媒体没活路，我觉得都是气话。广大人民群众精神和情绪消费的需求还在高速增长，这其中也包括对新闻（有时候很难把新闻严格地划分出来）的需求，而且，内容生产虽然没有护城河，但也没有天花板啊——比如泡泡玛特刨去塑料玩偶的成本，溢价部分几乎都依托于内容生产和传播，这就是这个行业的想象力和魅力所在。

但在具体实操上，不得不承认，在过于巨量的内容供给中，只有少数人才能取得生产和回报（不管是影响力还是金钱）的正循环。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内卷大国，媒体也是卷中之卷的行业，你要出头，要么是门槛特别高别人学不了，要么是投入产出比控制得特别优秀。

说难听点，机构媒体也就是1/1.8亿，是每天16.67万小时的内容巨流中的一朵小小浪花。无论满怀多少豪情壮志，都要在庞大的流量池中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和一些学者不同，我不认为流量完全是平台的算法阴谋，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受众的选择。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流量是个绝对的尺度，即使是自媒体，也并不是粉丝越多越挣钱，流量要变现、商业模式要形成闭环，是定位、内容、运营等综合的结果。

现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唯流量是瞻，标题越做越离谱；另一种是视流量为低级趣味。这其实是不理解流量，或者没想清楚流量背后是什么。流量背后有人，有群体，有营收，也有商业模式，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能概括的。最简单的，一个名人的关注和一个普通人的关注，价值是一样的吗？再比如，一个时政新闻和一个娱乐新闻的流量目标和考核标准，能一致吗？

当前传统媒体遭遇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目标不清晰导致的朝三暮四、进退失据。大家都知道，立身之本是要做好的内容，但好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理解好和流量之间的辩证关系，更重要的是，流量怎么用，怎么把生存和发展模式转换过来。今天有些机构媒体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落后于生产力了，集中表现在结构和生产的不匹配，就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规划局处长李宇说的，中国广播电视行业的机构设置普遍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二是结构残缺，功能紊乱。

从历史规律来说，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周期性的，如果按照过去的生产模式，越努力只会越累、越难，怎么打破既有的结构和利益，让每个人按照新的规律、实现生产和收成的闭环，这比瞎卷重要多了。现在流量成为牵引改革的牛鼻子，至少是走了第一步，标准越简单越好下手。但也不能就停留在流量上，而是要想清楚背后的目标和逻辑，顺着这条路往下探索，说不定会柳暗花明。

来源：磨稿子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iHjp09NOFtZfbiLHSKklg

编辑：梅镕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