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向何处去？

刘海明

一切科学都是工具理性的思想表达，一切思想都是重要性感受的语言表达，一切语言都是认知的价值表达。以上三个命题反过来也一样成立，用价值表达的认知是语言，用语言表达的重要性感受是思想，用思想表达的工具理性是科学。

技术进步和工具理性是认知跃升的表现，也是认知进化的动力。新闻传播技术的进步，不可避免地引发新闻传播伦理的困惑和争论。关于新媒体对于新闻传播伦理范式的冲击，是最近新闻传播伦理研究的焦点。

平台传播、自媒体传播的出现，使得新闻传播的三个边界，传播主体的边界、新闻行业的边界、职业行为的边界，都变得非常模糊。比如，字节跳动公司明确将自己定位为：互联网技术公司，只不过是在做媒体的事。

现在许多信息传播平台上，新闻变成了无关新闻价值的“信息生产”。而且“生产”的内在逻辑，默认使用“需求决定供给”的市场逻辑。受众从传播主体变成了信息消费者。

当技术企业以市场主体的面目出现，以“消费需求”调适信息的“供给标准”时，网络新闻更多的是提供给公众想要的，而非公众需要的新闻产品。比如：“赚头条” 通过与媒体、PGC的合作获得原创内容，将用户喜欢的文章推荐给用户，以满足资讯的个性化、社交化、本地化需求。在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刷新闻赚现金”的“给付模式”。

作为价值观引领的传媒行业，对于技术的深度“内卷”，技术的效益工具性目的，与“传媒作为社会价值引领者”的职业目标背道而驰。

在“技术膜拜”趋势和氛围中，“全媒体”与“专家型”的职业取向，突出强调了“懂技术，用技术”的能力，具有“技术能力”的媒体人，往往集媒体人与舆论领袖于一身，多种身份的叠加冲淡了传统的新闻职业归属感。而“技术能力”稍弱的媒体人则自我放逐，降低了自信，消极了心态，失去了心气。

其实，这些焦虑并无必要。手拿鹅毛笔的记者，手执麦克风的记者，肩扛摄像机的记者，在网络上流连的记者，全身捆绑信息采集终端的记者，有区别吗？如果说有，也仅仅是现实场景和道具的不同而已，作为变动的信息的发现者、解释者、传播者，不管他手里拿什么，也不论他书法好不好，打字快不快，用什么终端，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坐马车的贵族和坐劳斯莱斯幻影的贵族，甚至是坐太空舱眺望一下星空的贵族，也仅仅是生活的场景不同而已。

新闻传播是“变动信息”的生产者。生活场景变了，变动的速度和规模变了，新闻传播的方式也一定要随之改变。当然，新闻传播伦理范式也要与时俱进，这是无可置疑和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生活，也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真理。对于技术进步的焦虑，实际上是对“新闻业向何处去”的担忧。

从新闻传播史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技术进步推动的。比如无线电技术，让新闻媒体从印刷文字，向音、声、画制作的转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闻开始了随时随地接收，自由自在传播的时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新闻传播插上了智能传播的翅膀。但是技术进步的背后，是社会对信息实用性、便捷性、选择性、广泛性、针对性、具身性的强烈需求。

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对信息的渴求，是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真正动力。正是新闻传播业对这种社会渴求的满足，推动了新闻传播业的发展。

技术进步当然会对新闻传播业造成冲击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对新闻传播伦理，造成一定程度的“崩坏”效应。这是极其正常的事情。是固守还是创新？新闻传播业已经用行动做出了回答，新闻传播伦理学的研究，则必须跟上，没有其它的选择。

新闻传播伦理研究，是对新闻传播本质和基本规律的必要认知，因此，面对变化的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的变化，新闻传播伦理研究需要了解、熟悉、掌握这些变化，才能做到伦理研究与新闻实践相适应、相匹配、相契合，才能发挥新闻伦理的活力，激发新闻伦理的生命力。

新闻传播是“常干常新”的事业，新闻传播从个别人独具慧眼而发现商机的行为，发展成全社会广泛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全社会广泛获益的社会化的认知活动，常干常新，常新常干，也是新闻传播发展的“自然”规律。把新闻的工具理性，体现在新闻伦理规范之中，既是新闻伦理研究进步的体现，也是新闻伦理研究进步的动力。

拥抱新技术，掌握新思维，创新新方法，开拓新业态，是新闻传播事业生生不息，常干常新的魅力所在。

来源：媒地亚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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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诗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