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品读 | 学人自述：甘惜分

刘海明 · 发表于 2024-1-27 21:21:01

【案例】

年鉴品读 | 学人自述：甘惜分

甘惜分，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新闻教育家、新闻学者。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首都新闻学会理事、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等职。

1916年4月17日生于四川省邻水县一个穷困家庭。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120师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5年任新华通讯社绥蒙分社记者。1946年参加《绥蒙日报》的创办工作。1947年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9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副教授。1958年，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授、新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校舆论研究所所长，1998年离休。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甘惜分自选集》和《甘惜分文集》(共3册)等，主编有《新闻学大辞典》，发表论文数百篇。其中《新闻理论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论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作用等问题的专著。

治学自述

Artical

记得小的时候，天天盼长大。到了老年，却总想让时光倒流，返老还青，想多做一点工作，以弥补前半生的懈怠。可是日历一页一页翻过，一年过去，又是一个新年，屈指一算，今年我已活到99岁了。已经过去这99年，我到底干了些什么，说起来惭愧。我已经过去的这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段。前半段不到40年，经过了在穷困中挣扎的童年时代、朦胧的少年时代，到了战与火的青年时代，才勉强算作半个知识分子，拿起笔写点东西。那都是服从当时政治任务。经过动乱十多年，我的笔迹差不多片纸无存。那些应时之作，不是自己的独立思想，很少保存价值，由他去吧。

1954年以后，是我生命史的后一段，是命运的分界线和转折点。那年我奉调到北京大学工作，以后又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这些年，人称我“桃李满天下”，这其实是不确切的。教出来的学生，都不是任何个人之力，而是党和政府及几十位教师的培养。至于科学研究，我无非写了一本书，编了一本文集，主编了一部《新闻学大辞典》，写了上百篇大小文章，如此区区之劳，不足以登大雅之堂。

由于新闻学是政治性极其强烈的科学，党把新闻工作视为党的喉舌，所以新闻学研究必须服从党的需要。但还有另一种思维方式是以研究科学规律为出发点，研究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政治性、党性、群众性，研究新闻的社会监督作用和信息传播作用等等。这两种思维方式，如果搞得好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有利于国，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如果搞得不好，就可能造成对立。

就我自己来说，由于长期受党的教育，又在新华社工作过10年，我的新闻思维方式开始是完全正统的，也可以说是官方的思维方式。我那些年之所以被不少朋友和学生称为“正统派”，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经过最近几十年的长期研究，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探索新闻的规律，我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移，这令我自己吃惊，也使一些朋友和学生惊异：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几十年的一个老干部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思想转折？

回答是清楚的：认识真理是逐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我运用自己的独立思考，一步步向真理靠拢。我在《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书的扉页上引用的马克思的话：“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今天我仍然恪守这句名言。但我并不全都否定我的学术思想历程的前半段历史。一切正确的思想该肯定的就应当肯定。党的历史，党的新闻史，曾有缺陷，有错误，但全部否定它，那是背叛。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新闻大国了，报刊、广播、电视之多，均在世界前列。在一个经济上尚属发展中的国家，何以必需这么多新闻媒介，这件事大可研究。问题是这么庞大的新闻媒介群，其质量如何？一切有识之士都难免扼腕叹息。任何新闻媒介，评价其质量都离不开这样几条：第一，信息量如何？第二，言论如何？第三，对政府和社会的监督作用又如何？第四，是否反映了国内外大事的真相？第五，是否生动活泼，令人爱不释手？以这几条衡量我国当前新闻媒介的质量，则很难令人乐观。何以我堂堂十多亿人口之大国，却不能以我之新闻传播媒介的高质量、高效能而震动世界？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5）》

新媒体编辑：汪文

— 刊物基本信息 —

Basic Information

刊名：《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ISBN：978-7-5203-4769-3

主编：胡正荣

执行主编：朱鸿军

编辑部主任：沙垚

编辑部副主任：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