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证者说

刘海明

【案例】

持证者说

且不说社会隐形损失有多大，眼前这些人，将来恐怕也要成“白头宫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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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是记者节。注意到一个数字：

对比中国记协《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4年版和2022年版：持有记者证人数从25.4万余人减少至19.4万余人。

即：8年来，持证记者人数减少了6万人，23.62%。

从年龄上看，8年来，30岁以下的年轻记者占比，从15.48%降到了7.27%；50岁以上的老记者，则从13.91%上升到20.41%。

人更少了，也更老了。这6万人去哪了？年轻人去哪了？这个数字下，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趋势？

新闻行业人才流失，意味着严肃新闻产出量减少，意味着普通老百姓的注意力更多被垃圾信息所占据。于是，有两个结果：一，缺少有效信息作为参考，人们将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去获取有效信息，社会决策成本将大幅增加，也将承担更多错误决策的后果；二，沉浸在迎合自己的信息泡沫与信息茧房里，人们的思考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将逐渐下滑，由此导致改革与创新能力下降，进步因此受限。记者无力，社会也会无力。

这6万人，我是其中之一了。我的新闻记者证“持证者”的身份就终止于2014年。这些年来，亲眼看着身边那么多优秀的新闻人不得不放下理想，离开新闻，不再做新闻，实在是我一大痛苦之源。他们是时代骄子，本不应如此黯然退场。

也不全是坏事，大多数小伙伴离开新闻业之后，收入都高多了。他们本来就是精英，人中之盐，之前的工资并不匹配他们的才华。

当然，我们不能说，减少掉的这6万人全都是新闻队伍的流失。

比如，2012年，有人查询发现，茅台董事长袁仁国持有记者证，正式在册，年检年年通过。而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持有者必须是在新闻机构编制内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人员（经营人员不得持有），于是，网上将其称为“最牛记者”。袁董事长的记者证被曝光后被注销。

也是2012年，10月11日，瑞典发来消息，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来自中国的莫言先生。莫言先生为中国赢得了国际荣誉，但与此同时，他长期持有新闻记者证的事情也被曝光了。莫言曾在《检察日报》工作，在2007年已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却依然继续持有记者证，显然违规。于是，诺奖宣布一周之后，10月18日，新闻出版总署注销了莫言的记者证。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归结来看，“记者证持证人群”是一个复杂群体，持有新闻记者证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做新闻的人。

与这个现象有关，2023年8月以来，江西省下辖7家媒体逐一公示“从事舆论监督记者名单”。名单上的人数很少，一共284人。

我很能理解江西省这么做的原因，毕竟，在现实中，“假记者”太多，“真记者”乱来的也不少，偏偏许多干部、企业自己身上也有这一块那一块的敏感区，比较脆弱，经不住他们一惊一乍的。只是，这种名单的公示本身，也存在逻辑硬伤：

第一，名单人数如此之少，那么就有一大批人持有记者证却不在“从事舆论监督记者名单”之列，如此一来，他们手上的记者证是一个什么证？“不从事舆论监督记者证”么？他们是否就此失去了做监督报道的资格？如果不监督，那养着这么一大群人干什么？

第二，从事舆论监督工作，本来是不适合对个人身份大肆张扬的，如今，提前公示了，那么，对接下来监督工作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些额外影响？一旦他到某个地方去，一入驻酒店，不就暴露了吗？又或者，名单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拿着这个名单作为尚方宝剑去吓一些单位了？

第三，在舆论监督之前，先监督舆论，这个顺序是不是还需要理一理？

说到底，记者证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持证”已经渐渐偏离了本意。
一些持证的人，并不真正做新闻；
一些真正做新闻的人，还没有持证；
一些真正做新闻又持证的人，这些年来又纷纷离去。
有时，这种对比会在一件事里集中体现。
举个例子，2015年，当时我在无界新闻担任主编，我们两位记者写了一篇稿件《卓达新材百亿融资术：30%高息吸引40万人》，之后，我们拒绝了卓达集团的公关，不删稿。当时，有一位曾在央媒工作的“高参”就给卓达老板杨卓舒出了一个点子：到主管部门举报两位记者没有记者证。他钻的是一个什么空子呢？根据当时记者证申领流程，一个员工必须在新闻机构正式工作一年之后才能申领，而他注意到，我们当时整个无界也才刚刚组建不到一年，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时间条件（我们一般操作是持介绍信暂替）。
这个举报伎俩比较小器，用在堂堂正正的编辑部上并不会有什么作用。卓达公关不成、举报不成，恼羞成怒，先是派黑恶人士骚扰，然后又直接围攻我们在北京朝阳门的办公室，那一天恰好还是我生日，把我们大门撞破了，找了几十人把我们办公室也占领了。

占领事件一周后的小插曲，两个卓达有关人士到会议室里要表演脱衣撞墙。如今想来，颇为戏剧。图里有一个是我。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被占领并向媒体同行求援之后，在卓达老板杨卓舒发布自己是“万亿企业”“业务超过中国贸易总额”这种逆天言论之后，2015年12月12日，中国媒体界出现一大奇观：15名来自首都各大媒体的记者代表，前往卓达“现场考察”，为卓达站台。在公开的宣传中，这些记者“赞赏卓达为房地产行业发展提供有利方向”。某央媒一位总监说：“卓达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将担负起媒体责任进行广泛传播”。

我惊讶于他们的无所顾忌，他们甚至发布了一组图片上网：

更早之前的一批，卓达一次活动就有200名记者为之站台。何苦来哉？
同样有意思的是，一度成为河北首富的杨卓舒，曾经在河北日报发行处工作，他是靠报社广告起家的，他是否曾持有记者证？我还没有考证过，但有关他的宣传说，杨总有近500万字著作问世：《论知识经济》《企业家：现代社会之魂》《在理想主义旗帜下集合》《论英雄》……覆盖民族与历史、思想与文化、制度与国力等众多领域。杨总写作的产量，已经不能用一般记者的标准衡量。
三年后，2019年5月18日，杨卓舒父子投案。他们自首的问题就是无界新闻当时披露的问题。2022年11月，河北12个地方法院对卓达集团及杨卓舒、杨汗青父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系列案件一审宣判，7名主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至四年不等。
我们要说的是这三年。三年时间很长，如果，当时那一大批持证记者不是为卓达站台，而是加入到我们两位并未持证的记者对卓达的监督报道接力中来，那么，卓达的问题是不是早三年得以解决？几十万人的损失是不是可以挽回？
什么是代价？这就是代价。
我知道，今天写出这些话，至少那些曾与卓达往来并有利益关系的几百媒体人，尤其是持证的，心里恐怕是对我暗暗忌恨上了。 忌恨就忌恨吧，反正有些人，总是忌来忌去、恨来恨去，不是忌恨这个，就是忌恨那个。忌恨我，总比忌恨别人好一点。
作品，第一位的永远是作品。没有真正的作品，证件再多、名片再长、文字垃圾堆积得再高，又能如何？读者真诚的肯定千金难买。收那卓达集团那几个红包，却失了精气神，丢了骨头，划得来么？好看么？
记者节之所以定在11月8日，是因为这是范长江1937年在上海发起“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日期，范长江以《中国的西北角》闻名于世，当他走遍西北时，还没有这个学会，他是靠作品，而不是靠证件立身的。
重要的不是持证，而是持证或不持证的人在说一些什么。真正的新闻人，一定是说真话，说人话的。不报道真正的新闻，持有记者证再久，也是假记者；牌子挂得再大再高，也是假媒体。
今天早上，朋友圈里有各路媒体发表的记者社论，略看了几篇，兴味索然，很为他们感到可惜，大多是无病呻吟隔靴搔痒。该说的不敢说，想说的说不出来，事没干啥，动静却挺大。有一家媒体还写上大标题——“记者节我们不放假”。这种表现努力工作的热情，当然是正确的，但真正的记者怎么可能是用八小时工作制打卡上下班来衡量？我只觉得荒谬。与其天天喊口号画大饼，不如给同事们发一个红包，实实在在。
再进一步，多琢磨琢磨怎么提升记者同事们的工资职称和待遇，多思索思索怎么让大家尽量畅所欲言如何保障安全，多想想如何不虚耗才华不埋没作品……否则，几万人几万人地走，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且不说社会隐形损失有多大，眼前这些人将来恐怕也要成“白头宫女”了。岂不悲哉？
那场景一定会看得心疼吧。

20231108呦呦鹿鸣

来源： 呦呦鹿鸣（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o9_jhyY7awdwOvt05Ew5Q

编辑：秦克峰

迁移：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