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从14岁的时候，我就确定我要读哲学

刘海明

汉娜·阿伦特是重要的哲学思想“平庸之恶”的提出者，她与西蒙娜·波伏瓦、苏珊·桑塔格一起被视为20世纪三大女性思想家。

1960 年夏，阿伦特在卡兹奇山度假时，阿道夫·艾希曼被捕的新闻爆出，他是在阿根廷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抓捕的。阿伦特认为这是一次“直面人类事务和行为之边界”的机会。她写信给《纽约客》的编辑威廉·肖恩，主动请缨报道这场审判。这是她“亲眼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纳粹头子的最后机会”，她想要让自己直面那个“恶贯满盈的人”。

最终，她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全面表达了自己对于这场人类之恶的行为的思考。“我认为，恶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极端的，而从来不是根本的：它并不具备深度，因此也没有什么恶魔般的色彩。恶可以毁坏整个世界，就像霉菌一样在表面肆意蔓延。只有善才有深度，可以是根本性的。”这番言论，一方面奠定了阿伦特政治哲学思考不可动摇的地位，也为她引来了许多非议。

她的一生自风雨中而来，经历战争、犹太人的流亡、动荡的颠沛流离生活等，她在不断逃亡中成长为20世纪重要的女性思想家。

一、“叛逆少女”：从14岁的时候，我就确定我要读哲学



汉娜·阿伦特从小就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是一个外人，一个反叛者，或者像她后来自己说的，一个“局外人”和一个“亡命之徒”，她后来的人生也没有改变这两种身份:诗人兰德尔·贾雷尔说，阿伦特的婚姻是“双王制”，他们相互滋养着对方的心智生命；好友玛丽·麦卡锡说，阿伦特像一个“孤独的旅客，在她思想的火车上”行驶；面对他人的批评，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回应道，“我讨厌当个刺儿头，但恐怕我确实是个刺儿头”……在她与海德格尔、本雅明、鲍德温和雅斯贝尔斯等人的交往中，我们也得以窥见思想的海啸扑面而来。

汉娜·阿伦特弗雷德·施泰因拍摄于 20 世纪 40 年代

“1906 年10月14日晚9点15分，约汉娜·阿伦特生于德意志帝国汉诺威的郊区林登，这是一个周日。”这是她的母亲玛尔塔·科恩在笔记本《我们的孩子》中记下的文字。阿伦特家族从 18 世纪开始就一直住在柯尼斯堡。这是一个家境殷实、备受尊重的家族。彼时，教育作为社会化和自我修养的一种方式，这种带有明显德式特征的教育观念，在当时影响了所有正统的中产阶级。从阿伦特的第一口呼吸开始，母亲对她的成长进行了长达11年的记录。不幸的是，阿伦特的父亲保罗则在她7岁那年就去世了。

8 岁的汉娜和她的妈妈玛尔塔

她的母亲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玛尔塔还让汉娜接触到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带她去看卢森堡在大罢工集会上的演讲。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促使她关注公共领域，那么让她转向思想生活，转向诗歌、哲学和文学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造成的混乱状态。在革命的动荡岁月，她被困在家里，整日待在父亲的书房，阅读和背诵弗里德里希·席勒、歌德、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和荷马的作品，同时在哲学的世界探索，贪婪地阅读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和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1964年，在君特·高斯对汉娜阿伦特的采访中，两人曾展开了一场十分精彩的对话。

1964年，《关于此人》中汉娜·阿伦特对谈君特·高斯

君特·高斯：您在马堡、海德堡和弗莱堡跟随着海德格尔、布特曼和雅思贝尔求学过，主修哲学，兼修神学和希腊文，您为什么会选择攻读这些专业？

汉娜·阿伦特：您知道吗?我也经常在想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从14岁的时候，我就确定我要读哲学。

君特·高斯：为什么？

汉娜·阿伦特：因为我那时候读了康德。您可能会问“为什么会读康德”？但对我来说问题是，我要么就是去读哲学，不然我跳河自杀算了。但这不是说，我真的不想活了，而是我之前讲的，我想要“了解”，我有一种理解的欲求，这种欲求很早就有了，我家里有一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幼年时期的阿伦特还是一位叛逆少女，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要与安妮·门德尔松成为挚友，因为后者的父亲当时因为被病人指控骚扰正在监狱服刑。一天晚上，她偷偷出门坐火车来到安妮居住的斯多尔普（Stolp），往安妮的房间窗户上扔石子，结果把安妮全家人都吵醒了……因此，阿伦特的母亲也就不再反对两人的友谊了。她的叛逆行为一直持续到她被学校开除。有一天，她感觉受到老师的冒犯，便带领同学们联合抵制这位老师的课。她的母亲试图跟校长沟通，让她继续留在学校，但是她惹了太多麻烦，逃了太多课，实在没有挽回的余地了。玛尔塔于是安排汉娜到柏林大学完成学业。她 15 岁时搬到了一个学生公寓，研读希腊文、拉丁文和哲学课程。

二、从懵懂到让人羡慕的“双王制”爱情



1924 年秋天，即将年满 18 岁的汉娜·阿伦特来到马堡大学，投入马丁·海德格尔门下学习。但是，当阿伦特出现在他的课堂时，海德格尔是 36 岁，已婚，有两个儿子，刚刚开始写作他的巨著《存在与时间》。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年）

他们第一次单独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他对她一见钟情。海德格尔在 1925 年 3 月 21 日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们见面的 情形，当时阿伦特穿着一件雨衣进入他的办公室，帽檐低垂在“大大的眼睛”上，她害羞地回答他的问题。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几天后，海德格尔就写信给她：1925 年 2 月 10 日亲爱的阿伦特小姐！今天傍晚我必须过来见你，和你谈心。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应该是简单、透明、纯粹的。只有那样我们才应该被允许见面。你是我的学生，我是你的老师，但我们只是碰巧在这一情形下对彼此发生感情。我永远不能说你是属于我的，但从今以后你将在我的生命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也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他们的恋爱维持了几年。海德格尔没有保存阿伦特的情书，但阿伦特保存了他的，所以那个时期保存下来的只有她的几封信。他们的关系直到20 世纪 80 年代才为公众所知，彼时她的文件都被存档，可以公开借阅。对于阿伦特来说，心灵的问题属于私人领域，对于和海德格尔的关系，她一直保密。唯一知道他们关系的人是她少年时代的好友安妮·门德尔松。



1946 年 7 月 9 日，在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在战争年代的纳粹行径进行了反思，指出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对雅斯贝尔斯说，当他不得不在解雇所有非雅利安血统的教职工（包括胡塞尔）的文件上签字的那一刻，他就应该辞职。她写道：“因为我知道这封信和这个签字几乎害死他（胡塞尔），我就不禁把海德格尔视为一个潜在的凶手。”之后的 17 年，阿伦特都没有再跟海德格尔联系过。

1929 年 1 月，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举办的一场新年化装舞会上，汉娜·阿伦特遇见了君特·安德斯（施特恩）。安德斯是一位风度翩翩、肤色黝黑的绅士；阿伦特装扮成一位穿着阿拉伯服装的女孩。这场舞会名为“巴黎舞会”，是由安德斯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举办的，目的是筹款办一本刊物。

约 1929 年，汉娜·阿伦特和君特·安德斯（施特恩）

他们在法兰克福时期，阿伦特一直在做德国浪漫主义的研究，同时在《法兰克福时报》做自由撰稿人。


还为爱丽丝·吕勒 - 格斯特尔的《当代妇女问题》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尽管今天女人在法律上享有和男人同等的权利，但社会对她们的价值评判并不平等。从经济方面来说，她们的平等体现在，很多时候女人和男人从事同样的工作，薪酬却要低得多。如果她们要享有和男人同等的薪酬——和她们的社会价值相符——那么她们就会失去工作……职业妇女的一般情况要复杂得多。她名义上享有法律上的平等，但她不仅要接受较低的工作薪酬，还要继续承受和她的新职位无法调和的社会和生理意义上的重担。除了在外工作，她还必须照顾家庭，抚育孩子。因此女人要在社会上自立，就意味着她要么忍受家庭的奴役，要么让家庭分崩离析。

阿伦特认为，职业女性是一个经济事实，一场政治运动无法照顾到女性生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即，女性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是一个社会特征，必须通过更广泛的政治变革来纠正。1931 至 1933 年间，阿伦特也开始大量阅读卡尔·马克思和列昂·托洛茨基的作品，同时和朋友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走得很近。布卢门菲尔德和阿伦特会长时间讨论犹太复国主 义的话题，同时吸着黑色哈瓦那雪茄，安德斯讨厌他们吸烟。他不赞成阿伦特的“男性”行为，认为她和男人一起吸烟管和雪茄是很不得体的，是布卢门菲尔德带坏了她。随着阿伦特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她和安德斯的婚姻开始解体。他不喜欢她的特立独行，而她不喜欢他的不赞成。

1933 年 3 月，国会大厦被焚毁不久，君特·安德斯得知盖世太保没收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通讯簿，决定离开柏林。不久，阿伦特和母亲也开始逃亡，辗转逃亡到了巴黎。

约 1935 年，阿伦特在巴黎

流亡中的阿伦特认识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阿尔贝·加缪，她和阿诺尔德·茨威格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住在同一条街，他们在街上一家咖啡馆一起度过许多时光。最终，1936 年 6 月施特恩启程去美国的时候，他们决定就此分手，同月提交了离婚文件。

阿伦特的第二次婚姻，是令人羡慕的。1936 年初春，她在一次公共演讲中遇到了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恩斯特·布吕歇尔，他在柏林左派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后来，慢慢地，阿伦特和布吕歇尔在谈话中了解了彼此。

20 世纪 30 年代，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在巴黎

和他在一起，让她在世界上找到了归属感。她称他是自己的“四面墙”和“移动的家”。他们的婚姻是“激情碰撞的智性婚姻”。布吕歇尔曾经说过：“我们各做各的工作，然后聚在一起讨论。”思想上的交流增进了情欲上的吸引。


在早期的一封情书中，阿伦特写道：当我看到你时，我突然不再害怕了——起初是有一些恐慌，那只是一个假装大人的孩子的恐慌。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敢相信，我居然既找到了“真爱”，又能够“实现自我”。但我只是因为找到了前者，才能够达成后者。我终于也知道了幸福是什么滋味。



阿伦特对婚姻的理解，呼应了赖纳·马利亚·里尔克的爱情观，即守护彼此的孤独。阿伦特和布吕歇尔的婚姻体现了他们作品的精神，它是交流性的，是自由的，营造了必要的思考空间，同时一直保留着新的可能性。阿伦特认为，爱情像友谊一样，属于人类事务的私人领域，远离公共领域的聚光灯。它需要自由，需要能够在生活的不同领域之间转换，需要重视隐私。阿伦特坚持私人和公共领域应该分开，因为她相信，一旦我们不能区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自由便受到限制，一旦自由受到限制，行动就不再可能。当一个人在思想上处于隔绝状态，也无法在世界上自由行动……



三、迷人的永远是她的思想

1953 年秋天，阿伦特受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在克里斯蒂安·高斯研讨班上讲授“批评”课程，她也是这个研讨班的第一位女性教授。师生们都很高兴能看到一位女教授，但阿伦特对此并不高兴，因为她被作为“象征性的女性”来对待。她跟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说：“在闭幕式上，我带着一点醉意，向这些尊敬的先生说明了什么是例外的犹太人，努力让他们明白我到这里发现自己是个例外的女人。


”阿伦特没有兴趣成为那个“例外的女人”，正如她没有兴趣成为“例外的犹太人”。几年后的 1959 年，当普林斯顿大学向她提供正教授的席位时，她威胁要拒绝，因为《纽约时报》着重强调她会是“第一位女性”。阿伦特希望以她的思想得到承认，而非因为她的存在这个事实的人物特征，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坚守着这一底线。当在采访中被问到这一任命时，她告诉采访者：“我对于女性教授这个身份丝毫不感到困扰，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作为女性。”

电影《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是深邃的，迷人的永远是她的思想。

关于爱:

君特·高斯：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爱过”某个民族或集体——既没有爱过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也没有爱过工人阶级，以及任何在忠诚的标价范围内可能存在的集体。事实在于，我只爱我的朋友，而完全无法拥有任何其他种类的爱。

汉娜·阿伦特：人只要一出生，就总会属于某个团体，但是“属于一个团体”不同于“组织一个团体”，这是两码事。……把所有大家共同拥有的事物组织起来，一般称为“利益”，这份利益属于组织行动之内，而在这当中是要与世界产生关联。而一般说的“爱”，是指人们直接的关联，这当然绝对存在于真正的爱中，某些意义上也会存在于友谊。这是直接去谈人，不涉及与世界的关联。



关于友谊：对阿伦特而言，友谊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只有坚定奉行独立思考，并愿意冒险的人才能成为朋友。在阿伦特看来，沟通对于友谊至关重要。她写道：“在喜悦而非悲伤时，人们是健谈的，真正的人类对话不同于单纯的聊天和讨论，其中充满了对另一个人的喜悦和他所说的话。


”关于孤独：用加图的话说，“我无所事事时最为活跃，我独自一人时最不孤独”。对于阿伦特而言，思考和理解的工作是要独自进行的。她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从早年起，在她对孤独的热爱和被认可的渴望之间就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她反思道，即使只是读一本书，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孤独。

关于思考：她说，“知识分子”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字眼。她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进行自省的独立思考，如果一个人想要进行思考，他必须避开公共领域的灼灼凝视，这样才能体验思想的无声对话。阿伦特将这种对话称为“合二为一”，即一个人跟自我的对话。思考是一个自我理解的过程，是对自我的认知。



《我愿你是你所是：汉娜·阿伦特传》的作者萨曼莎·罗斯·希尔说“在本书中，“我希望可以向读者描绘一个无比生动的女人的画像，来展示她为何被视为思想和行动上的双重巨人”她写道：阿伦特对理解的热情，对生活的渴望，对于她自省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形成是同等重要的。我不认为这两者可以脱钩，因为一个人必须真正热爱这个世界，才能像她那样热情地投入其中。


在她人生的至暗时刻，就是她被关在拘留营那段时期，未来一片渺茫，她开始思考自杀的问题，最后她的结论是，自己太热爱生活，所以不能放弃。她决定继续活下去，并且要努力欢笑着活下去。我希望她面对绝境的勇气能够激励我们鼓起勇气，在“我们这个并不美丽的世界”，去抵抗我们今天面对的黑暗。”

来源：社会学吧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wY28u7n1ag_qTKRA40UMg

编辑：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