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丨把评论作为方法——论吴景超如何通过“都市评论”建言“都市中国”

刘海明

【案例】

中国古人所谓“文以载道”的传统，“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评论史的影响极为深远。就评论史的演进而言，有两个显著的传统，一个是“文人论政”，一个是“学人问政”。“文人论政”的本质特点是铁肩道义，激浊扬清，凸显责任与担当；“学人问政”的重要特点则是依托专业知识与素养参与公共事务的表达和介入。“文人论政”的传统，经常被津津乐道，主要突出一种基于问题意识的公共参与，而“学人问政”往往容易被忽视，或者与“文人论政”混为一谈。在公共参与的层面，“学人问政”更多了一些基于学理素养的理性思索，以及更为长远的考量。对于秉持“学人问政”传统的评论家来说，在写作形式上，体现为短评与长论之间的平衡；在写作主题上，体现为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平衡；在精神史层面，又体现为传世与觉世之间的平衡。

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种种平衡，最终体现为“把评论作为方法”，从而实现评论家在情感层面的爱国情怀，在学问层面的专业精进，在理想层面的价值追求。从评论史的视角看，“把评论作为方法”，无疑是“学人问政”的最大特色之一。评论作为方法，那么，“目的”则是以学问为内核，以媒体为渠道，着力探讨和解决“中国问题”。

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吴景超，就是“把评论作为方法”的典型学者和评论家。他作为20世纪中国都市社会学研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著作甚丰，同时还主编过《新经济》、《新路》等知名刊物，撰写了大量的评论。他以鲜明特色的“都市评论”系列作为方法，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就评论史的百年历程来说，“乡村”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写主题与解读标签。道理很简单，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解决好乡村问题，解决好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为破题“中国问题”提供一个坚实的现实基础。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背景就是当时的农村经济出现严重衰落。在这种语境下，更多的社会学者投身农村的研究与实践，如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吴景超先生的学生、同为著名社会学家的费孝通先生以“杂话”的形式撰文论述乡村，最后成稿《乡土中国》，一纸风行。

而吴景超的“都市评论”，就是在这种大时代土壤中产生的，成为比肩“杂话乡村”的另一种公共表达。作为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在当时的主流公共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政论，以评论的方式参与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论争，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民主与独裁的论争等。其中，又以系列的“都市评论”独具特色。

《都市之研究》、《都市中的生与死》、《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近代都市的研究法》、《怎样划定一个都市的内地》、《都市研究与市政》、《大家来做南京的研究》……通过这些评论的篇名可以看到，他的方法是“发展都市”，目的又在于“救济农村”。他的这些评论，又与自己的都市研究密不可分。

据不完全统计，吴景超先后在《独立评论》（1933—1937年）发文46篇，《新经济》（1938—1945年）发文44篇，《世纪评论》（1947年）发文14篇，《新路》和《观察》等（1948—1949年）发文30篇，《大公报》发文16篇（其中“星期论文”发文10篇）等。

专注于吴景超研究的学者吕文浩分析指出，吴景超“时评因学术而厚重，学术因时评而灵动。”“要讨论吴景超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主张，不能只有专业学术论著一个尺度，撇开那些发表在非专业刊物上的文章，我们的理解和把握是片面的、单薄的。”“没有现实针对性的社会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社会学根基的社会问题讨论也必将流于浅浮。”[1]

吴景超的“都市评论”，源自他所说的“都市意识”，当然，前提应该是“社会学意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社会问题，吴景超认为有三个“与众不同之处”：

第一，对于所谈论的问题，不加道德的批评。它只问事实的有无、因果的关系，并不判断它的好坏。社会学的目的，在求真理。真理的最大仇敌，便是成见。我们研究一问题时，如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已经下了善恶的判断，那便是成见了。

第二，他研究的第一步，不是空谈，不是臆说，而是搜集事实。应当采科学家的态度，用科学家的方法。科学家的态度，是不空谈、不瞎说，言必有据，立论者必有所本。科学家的方法，第一步是搜集事实。我们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先从搜集事实下手。

第三，以叙述始，以解释终。一个问题来了，他先搜集事实，然后叙述事实，然后解释事实。[2]

这三个理由，也是吴景超认为社会学是一种科学的投影。如果说“社会学意识”是基于知识结构的科学认知，那么，“都市意识”则是基于“转型中国”的社会认知。

1935年3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清华大礼堂门前。前排左二吴景超，左三潘光旦，左四史禄国（费孝通在清华社会学系读研究生时的导师）

如费孝通先生所评价的，“他（吴景超）的研究是宏观的，用全世界各国的材料来做比较，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去理解中国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对中国的发展能提出这么多的主张，他是占风气之先。”[3]

确实，吴景超的都市研究，并非就都市来谈都市，而是立足国情，立足现实，从“中国出路”的层面去求解。“出全力去经营这些地方（都市的势力范围），使这些地方与他的都市，共存共荣，便是我所谓的都市意识。假如每个都市的领袖，都有这种都市意识，然后根据此种意识去努力，那么中国现在虽然经济萧条，农村破产，将来总有繁荣的一日。”[4]

此外，他特别提出一个概念“内地”，其实就是一个都市的周边腹地。按照今天的界定，更侧重于城市群周边的区域一体化。就是说，发展都市不是孤零零地发展一个都市，“每一个都市，都有它的内地（Hinterland）,这是它的主要市场，也是它所需要的食物与原料的主要来源。一个都市的工商业，常为它的内地生产品所决定。……一个有都市意识的人，对于他的内地的生产，是极端注意的。”[5]

秉持“科学家的态度”“科学家的方法”，“都市意识”显然更客观务实，更理性审慎。吴景超认为，发展都市的第一种事业，便是兴办工业；第二种事业，便是发展交通；第三种事业，便是扩充金融机关。尽管公开提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观点后，招致一些不同意见的反驳，但他认为“都市与农村的关系，不是敌对的，而是互助的。”

如何界定都市问题？吴景超根据社会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勾勒出一幅“都市画像”。

他认为“如欲解决都市问题，须先有都市研究。（市政问题研究会）应当做的工作，便是以研究所得，作实际行政的参考。这种根据事实，根据研究而推行出去的市政，一定有必须美满的结果，这是毫无疑义的”。[6]

该关注哪些都市问题？吴景超说：“我对于都市的研究，是先由理论下手。根据这些理论，来研究中国都市。以研究中国都市的所得，再来修改理论。”他列举了自己搜集资料所用的13个纲目：1.都市的定义及其与乡村市镇的区别；2.都市的历史；3.近代都市发展的统计；4.近代都市发展的原因；5.产生都市的区域；6.都市的位置；7.都市与内地的关系；8.都市间的关系；9.都市的人口；10.都市的结构；11.都市生活的组织，如家庭、经济、政府、娱乐等；12.都市的人品；13.都市的将来。[7]

该采用哪些资料来关注都市？吴景超提出，譬如海关每年出版的华洋贸易报告统计册；以及大都市中的银行、工厂、公司每年所出的报告；市政府及其隶属机关所出的公报及其保存的档案；学术机关对于都市某一方面的调查报告；外人对于中国都市各种生活的描写；都应当有人去搜集起来，以作研究近代中国都市发展史的根据。

该运用什么方法来研究都市？吴景超介绍了海外的研究方法：“他们到都市的旅馆里去，到跳舞场中去，到贫民的陋巷中去，到富家的大厦中去搜集材料。他们到工厂中去寻，到裁判所的文件中去寻，到移民的通信中去寻，寻他们所要的材料。他们写信去问，他们亲自跑到人家中去问，他们发出问题单去问，问他们所要知道的事实。一年或数年的殷勤探讨，才作出他们的报告来，那真是贡献，那真是创作。”[8]

涉及“人才”的问题，最能体现吴景超的学者本色和社会学家的责任感。他撰文谈“智识分子下乡难”。具体原因有四：第一，乡村中缺乏容纳智识分子的职业；第二，乡下缺乏研究学问的设备；第三，乡村中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智识分子生活程度上的需要；第四，智识分子最亲近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都不希望他下乡。[9] 吴景超的结论是，智识分子未必下乡才算真正关注农村，相反，在都市，依然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具体方法上，吴景超提出建议：“设法搜集关于北平的文献，成立一个北平文库。我们要使这个文库，成为世界上最完备的文库，凡是研究北平的人，都非来参考这个文库不可。”[10]

由此可见，吴景超可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卓越的“都市研究”专家。

著名政治学者任剑涛注意到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持续热衷前往的国家，就是美国。“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影响最为广泛的，非留美学生莫属。尤其是每当国家建构处在关键时刻，关乎整体选择的紧要时期，留美学生发出的国家建构声音，无疑受到中国社会最广泛的呼应，成为国家建构诸种主张中，社会反馈最为强烈的呼吁。”[11]

作为留美社会学的专家，吴景超是研究与表达，是贴近这种“国家建构”的思维方式的。当然，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之间关系，是更深层的文化结构性问题，要么默契，要么误解，都不是学者所能左右。

吴景超一生的思想和学术受胡适影响颇大，而胡适对他也很欣赏。在当时著名的“民主与独裁”争论中，胡适评价说，“吴景超先生把这个问题分成三个方面：（一）中国现在行的是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二）我们愿意要有一种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三）怎样可以做到我们愿望的政制？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他的结论是：在事实上，‘中国现在的政治是一党独裁的政治，而在这一党独裁的政治中，少数的领袖占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在价值问题上，‘中国的知识阶级多数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国民党在理论上，也是赞成民主政治的’。在技术问题上，他以为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还未完备，但‘大部分是可以教育的方式完成的’。” [12]

这段表述，可以说很准确地点出了吴景超学术思想的底层逻辑。他认为都市经济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我们如欲使中国富庶，如欲使中国的人民，生活程度加高，便不可不设法，使中国人民，离开市镇经济……而达于都市经济一阶级。”“只有在都市经济之下，国家和人民才可富庶。”[13] 吴景超指出，工商业是都市繁荣的基础，而交通线是都市与其贸易领域打成一片的工具，我们如想了解一个都市的经济，是决不可忽视这两点的。

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一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反响很大，包括一些反对的声音。如李炳寰的《评吴景超之〈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众志》月刊2卷1期)，刘子华的《评吴景超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锄声》月刊1卷第4、5期合刊)，万钟庆的《发展都市必先救助农村》（《民间》半月刊1卷17期）等。对此，吴景超专门撰文《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逐一回应，逐一反驳。[14]

要之，吴景超通过一系列的都市评论，紧扣都市意识，聚焦都市问题，探索都市道路，把评论作为方法，时评与研究互动，通过发展都市来救济农村，通过发展都市来振兴中国，从国家前途的维度来打量都市的现实价值与历史定位。

来源：政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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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陶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