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论言论自由

刘海明

2009-11-18  来源：《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 作者：王咏梅

　　早期对言论自由的阐述

　　范长江较早论及言论自由的文字，是在他发表于1937年4月的通讯《忆西蒙》中。他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报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年代，特别是在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范长江在包括《祖国十年》在内的一些通讯中陆续发表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于友在分析范长江早年热心于宣扬民主理念的原因时，说：“由于他曾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的北京大学学习，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理论知识和报效社会的雄心壮志”。于友没有提到的是，1937年初范长江的延安之行导致了他政治态度的重大变化。2月9日晚，他同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介绍了十年内战的经过，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两个阶段以及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使范长江“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高兴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把我多年来无法解决的‘阶级’和‘民族’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是我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此后，范长江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自此，范长江有了“正确的认识”，报道的政治倾向也逐渐有利于中共和红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自然也就离不开对民主、自由的阐发。

　　这时，范长江还在《大公报》工作。《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和大胆放手的培养人才的方法，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的爱国热忱和远见卓识，为范长江充分实现自己的言论自由提供了条件。他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四年，与胡政之接触较多，对他标榜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这一套办报主张，一直以为有几分真实。我在一九三五年所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是他决定发表的。一九三七年我写的关于访问延安的报道，也是他决定发表的，抗战初期，我写的‘可杀刘汝明’，也是主要由他决定发表的。我在一九三五年的报道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是和国民党当时最根本的政治路线相冲突的，也是一九二七年大公报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这八年间国民党区合法报刊上所禁止的。对于延安访问的报道，虽然他动摇过几次，并要我在文字上写得隐晦些，但这终究是和蒋介石自己的宣传完全矛盾的，他终于不顾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它发表了，曾因此触怒蒋介石。在报上公开主张要杀国民党一个省主席和军长，揭露他对日不抵抗的罪行，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当时《大公报》有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旅差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胡对他们说，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说过我的不是。他甚至于对我示意，要我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的事业。……”1937年“七七”前后，范长江负责战地记者的派遣与联络工作，兼任编辑部社评委员会委员，为1938年主编或与人合编出版大量的战地通讯集创造了条件。长江说：“这两年(指1937年、1938年，笔者注)写的战地通讯，随笔等，是我作记者的历史中最多的。”又说：“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除《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的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关于发表《动荡中的西北大局》，范长江在1941年为香港《华商报》写的长篇连载《祖国十年》“留下的问题”一节中更为详细地说：“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作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

　　傅国涌认为：“这番回忆生动地印证了《大公报》坚持‘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选择，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公共平台，青年范长江才能以他富有才情的笔调写出真实的中国一角，从而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范长江在新闻界的崛起与《大公报》追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胡政之语)是分不开的。”

　　但1938年秋，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治纲领，以反对中共提出的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以坚持抗战的方针。范长江主张党派民主团结，在这个问题上与拥护“三个一”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生矛盾。长江回忆说：“张季鸾随即和我正式谈判。他第一次对我明确表示：‘《大公报》要完全以蒋先生的意见为意见。’我说：‘《大公报》应以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他说：‘你是《大公报》的人，你应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应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和《大公报》在政治上就因此闹翻了。”最后，范长江离开了《大公报》。

　　系统论述言论自由

　　范长江系统论述言论自由，是在《论人民的报纸》中。这是1946年春范长江在他所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新闻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讲话。他说道：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就是“要说什么，就写什么”。并认为：言论自由“一定在反动派统治的社会里，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革命地区，人民革命已经成功的地区，言论自由的问题已不成问题。因为言论自由这个口号，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提出来的口号，一定是那个地方言论不自由，才提出这个口号。”

　　在范长江的心目中，言论自由最终目的是批评政府，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他之所以认为解放区民主政府言论自由不成问题，是基于“我们到国民党地区办报，最头痛的是新闻检查。在我们这里，不但不检查，我们还可以批评政府，而且不止一次地批评。政府不但不能光火，而且要老老实实地道歉”的事实。那时解放区民主政府对待批评言论的态度，与国民党政府迥然不同，范长江举例说：“上次批评淮安县委住的房子太好，脱离群众，只好老老实实搬家”，他自然也就得出结论：“所以在我们这里，言论自由是不成问题的，民主政府给我们充分自由，从来不限制。在国民党地区，新闻工作的基本问题，就是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在报上发表正确消息与正确言论。

　　范长江在这里对言论自由所发表的态度，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虽暗作反共内战准备，但在口头上还不得不高唱和平调子，玩弄“和谈”阴谋。国统区新闻界发起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以1945年8、9月间发生的“拒检运动”声势最大。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不送国民党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揭破了国民党多年来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种种造谣污蔑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运动的序幕。此后，重庆16家杂志社发表了拒检声明，并得到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上海等地文化界、新闻界的支持与响应。国民党当局被迫做出让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10次常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被迫签订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不得不明确“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1946年1月1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废止战时实施的新闻出版检查办法、修正《出版法》、“扶助”报刊通讯社的发展等有利于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条文。

　

刘海明

　但是这些让步只是一纸空文，国民党政府并没有真正放弃其一贯奉行的新闻统制政策。他们在公开宣布给予人民某些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同时，暗中仍在镇压进步新闻出版界、剥夺人民新闻言论自由。虽然自1945年10月1日起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但其实施地区仅限于西南、西北等抗战期间的国统区，包括中国大半江山的收复区仍处于其新闻检查的刀斧之下。即使在已废除新闻检查的地区，国民党当局也经常以□□部名义，向报刊发出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言论的处理方法与尺度做出具体规定。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还在会场外制造了“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对要求民主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大打出手。就连胡政之也说：“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民主自由。假如中国是英国美国，那我们还用得着‘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吗?”

　　在整个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坚决支持的态度。1945年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反映国统区新闻文化界的意愿与呼声，抨击国民党当局实施的原稿审查制度，号召新闻文化界为争取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而斗争。9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再次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9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也宣布自即期起不再送检，并发表社论高度赞扬拒检运动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民主运动”，明确指出不合理的法律规章“都是应该立即废除的”。为了巩固和发展拒检运动取得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权利，10月1日，即国民党废止新闻出版检查的第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指出“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首先，检查制度在大后方是废止了，收复区还在继续；其次，报刊杂志的创刊，须经登记核准，这一制度还没有废止；再其次，这是很重要很迫切的，邮电检查制度也还没有废止。”因此，社论号召国统区进步新闻出版界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继续斗争。《新华日报》还就“校场口事件”、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和平与内战问题与《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和《大公报》等展开多次正面交锋。1946年3、4月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先后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撕毁政协会议和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宣布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方针。这时，范长江对言论自由作出系统阐述，正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一种有力回应。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既是共产党的态度，也反映了全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呼号。

　　1938年10月范长江宣布脱离《大公报》后，不仅发起创办了“没有资本家”的合作社性质的通讯社——“国际新闻社”、参与创办了中共在香港的第一张报纸《华商报》，还于1942年进入中共领导下的苏北解放区，并于当年10月任中共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社长，创办新华社华中分社，1945年12月又在江苏淮阴创办了《新华日报》华中版。可以说，范长江有着在国共统治区新闻界工作的丰富经历，两相对照，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言论自由的可贵和争取言论自由的迫切。长江回忆说：“记得在一九四〇年的冬天，那时我在桂林办‘国新社’，房子里开会，门外特务完全可以听见。白天晚上特务不断，讲什么话都可以听见。他们带着枪，我们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像勤务兵一样。那些新闻检查官，专门吃喝嫖赌，既无文化又无知识，我们辛苦送去的稿件，他们读不懂，还要检查我们的稿子，决定哪些可以登。哪些不可以登。有个家伙，曾经到我们新闻机关来投考而考不及格，跑东跑西，跑到新闻检查所去了，反而来检查我们的稿子。被他们删掉的地方，我们加一个‘略’字也不行。有时为了通过一篇稿子，要跑到新闻检查所去同他们打招呼。曾经过这种日子的人，现在来到解放区过自由日子，就是没有房子，就是多跑路，无论如何也是高兴的。有充分言论自由，要说什么，就写什么。好像饿肚子的人，一旦吃到很好的饭菜，说不出的有味道。所以新闻自由是十分可贵的，我们要突破一切困难，要求言论自由。”

　　范长江不仅认识到“言论自由是报纸的生命。没有言论自由，报纸就没有生命”，还考虑到了争取言论自由的艰难性，认为“在反动派统治地区，一定要坚决地要求言论自由，不惜牺牲一切去争取言论自由”。身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介的高级领导，范长江认为：言论自由应该是“真理的自由，人民的自由。……人民应该有真理自由，这是人民正当的要求，正当的主张，正当的意见，要有发表的自由。”也就是说，在范长江心目中，“我们的言论自由是有原则的，必须是真理，人民的”。反动派的言论、封建的言论不能有造谣欺骗的自由，如抗战胜利后，鼓吹独裁、反人民、反民主的新闻，就不能有自由；国民党的报纸如果遵守人民的基本真理，不反对民主，符合人民要求，也可以在解放区办。总之，“在民主时代，主张民主的，才有言论自由；反对民主的，就不应该自由。”范长江认为应该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国统区取消新闻检查的时机，在国统区办报，“争取言论自由，把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言论讲出去”；而在解放区，没有新闻检查，报社工作人员应当更加自觉地加强责任心，“随时随地十分注意看稿件是不是符合人民利益”，因为“人民是我们的父母，要十分注意人民的利益。”他还说：“必须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必须同旧社会的传统思想作斗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一致。所以对内的自我批评非常重要。我们的报纸对敌保持战斗性，对内就是自我批评。”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显然与密尔顿和弥尔的“思想的自由市场”、“真理的自我修正”是不同的。

　　于友认为：“在中共建国后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要求舆论一律，更由于长江本人也不免受个人迷信思想的影响，当过驯服的党政干部。”

　　但这种思想的形成，有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46年。在同一篇文章中，范长江还谈到了“党报与人民报纸的统一”、“报纸的阶级性、党性和政治性”、“真实性”等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本问题，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不会有超阶级的自由，不属这个阶级，就属那个阶级。”“我们对旧的统治者，反对新闻检查，要自由；在革命队伍里，是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如果要自由，就会脱离党，脱离人民。”很明显，范长江认为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除了执行党的方针路线以外，就没有了别的自由，因此演变到后来成为“驯服的党政干部”，也就不奇怪了。

　　提倡说真话、走群众路线

　　从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0年中，我国在政治上先后发生了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新闻媒体作为党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整风运动中盲目鼓励大鸣大放，充当“引蛇出洞”的工具，新闻界自身也进行了反右派斗争，还在“大跃进”中推波助澜，大放卫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调更是传媒宣传的重点。

　　自1946年发表《论人民的报纸》后，范长江担任过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等职务，解放后还曾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一直奋斗在新闻战线上；但自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之后，就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工作岗位。不过，范长江没有停止他对新闻工作的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言的同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时，写了他纪念邹韬奋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斗争》，留下了他反思的心里话：

　　“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于友把这件事，当作范长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之后，“恢复了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的一个证据注侣，认为：“晚年他提倡说真话和反对贾桂奴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的确，关于什么是真理、真话，有着不少的哲学讨论；但言论自由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限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发言人自己认为是真理、真话的内容。据曾经跟随范长江14年的司机回忆，50年代末，有一次范长江在高教部作报告，谈及浮夸风问题，十分气愤，说：“亩产上万斤不可靠。把十亩地的粮食都堆在一亩地上，连缝都没有了，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散会后，司机对他说：“这么大的一个会，你这样说对你有影响没有?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范长江回答：“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这就是范长江所说的“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从中可见范长江坚持说真话的铮铮铁骨，也可见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能为实现言论自由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

　　两年后的1961年，范长江还写下《记者工作随想》，大胆地就自己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见解：“我认为，一个记者的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只要我们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就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上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一次。也不要动摇，因为这条路是正确的。”他还鼓舞记者们说：“做新闻记者，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对头了，翻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与群众的联系也会更密切起来。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你就心中有底，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

　　在毛泽东片面对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自由，夸大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将争取新闻自由看作是“秀才造反”、“修正主义”的时候；在林彪等人通过报纸大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时候；在有的人成了进行口诛笔伐的斗士，有的人成了打棍子、扣帽子的专家，新闻事业内部矛盾人为地进一步加剧的时候；在一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经过一番“洗礼”，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的时候；在多数新闻工作者违背基本的新闻规律，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代替真实的事实报道的时候；在很多新闻学研究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甚至成为“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捍卫者的时候，范长江作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回顾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论述和实践，可以发现：他虽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不太一致的主张，但贯穿始终、经久不变的是他对人民的感情：从主张“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到因为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而离开《大公报》；从在《论人民的报纸》中谈到的“依照人民的意志，什么自由都有”，到这里提出的紧密联系群众和不盲从领导的主张。甚至在自己已遭到陷害的时候，他还坚持尊重群众的意见。1966年6月，范长江被科协造反派“揪”了出来，大字报到处都是，他还要去科委。司机说：“你别去，那儿群众对你意见太大了。”范长江却说：“群众越有意见越是要去，躲着群众不对，要解决矛盾。搞革命不要怕，让群众出出气，他们的气就消了。”

刘海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范长江被宣布停止职务。他在60年代公开发表的几十首诗词都被说成是“黑诗”。他在30年代报章上写下的数百万字新闻作品，更很快成为他百口莫辩的“罪证”。他最初十分相信自己完全是可以说清楚的，甚至主动将历史材料送到审查者手里，于是把自己从30年代保留下来的宝贵的数十本日记、笔记等都交上去。范长江1941年在香港《华商报》写过一篇回顾抗战历史的连载长文《祖国十年》，因日军侵占香港没有全文发表，解放后一位朋友将这篇旧稿交还给他。文革开始后范长江重新翻阅这篇旧文，发现其中有“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一类的行文，心里担心容易引起他人“误会”，曾想“烧了算了”，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决定要襟怀坦白，于是将保存了十多年的文稿原封不动地交了出去。他没有想到，他提交的这些材料都反过来加重了自己的“罪名”。

　　范长江的儿子范东生说：“父亲的一生主要做过两件事：一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当记者并参与创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二是在建设时期主持科协工作，倡导推动新时代的科学与文明。他前后从事的这两种职业，有着内在一致的联系——崇尚理性和客观性，尊重事实，恪守责任，追求真理。也许是这种职业习惯，也许是他天生豪爽直率的性格，他无法忍受那些戴着政治光环却十分龌龊低级的污蔑与谎言。虽然他有过‘坦白从严’的教训，他仍然决定坦荡而真实地写出自己过去曲折漫长的生活经历，并公之于众。他拿出确凿的历史证据——保留多年的毛主席、周总理写给他的亲笔信，证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当年是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肯定的。我们当时怀着惊奇和兴奋的心情，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珍贵历史资料，开始相信父亲是受了冤枉的。我们几个孩子帮助父亲将他的自述抄成洋洋万言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也许，在当时那种疯狂的环境气氛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识时务——那样毫无愧色地为自己公开辩护。”这时的范长江，是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和知识分子，在以公开的答辩的方式，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维护包括说自己认为是真实的话在内的各种正当的基本人身权利。

　　“文革”中范长江遭遇到严重迫害，经长期关押，这位“愿意终身为新闻事业努力的人”，在1970年冬含冤而亡。

刘海明

血色抗争：苏联人追求言论自由的历程血色抗争

来源：《南风窗》2010年第2期 作者：王晓夏

凭借着猫鼠游戏的技巧，苏联境内的作家和学者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因此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推动了苏联的思想解放，为后来者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审查制度在苏联最初不仅是为了意识形态统一，还有军事和经济保密的需要，但发展到后来，则变成对于涉及苏联的负面信息，如灾祸、经济问题、国际冲突、社会负面新闻的全方位屏蔽。最后，甚至连信息的文辞修饰风格也不能脱离“革命化”的羁绊，否则将无法通过严格的审查。

审查不仅针对新闻出版，还溯及既往。早在1920年代，列宁的妻子纳杰日达即亲自挂帅对全国境内的图书馆展开了“大清洗”，大量不被苏共认同的图书都被直接销毁，其中不乏沙俄时期遗留的珍贵孤本书籍。这让苏联有识之士寝食难安，在多方努力下，1926年建立了“特殊保存”部门来专门收藏这些不同意识形态的图书，由克格勃管理发放特殊借阅证。

审查同样深深地涉足到科研领域，曾担任克格勃第五局领导、专职负责政治审查的萨罗金回忆道：“诸如原子物理学、心理学、控制论、生物学、遗传学都被审查部门所左右，至于社会学更是审查部门监控的重点。当时建立了‘国家机密假定推理’和‘机密和公众分离’两个科研班子来专门为审查工作提供科学方法和理论，但是由于这两个科研班子本身也在审查的框架下，所以最后他们取得的成果也非常有限……”

面对精神和思想的镣铐，以学者和作家为代表的大量知识分子用血泪和牢狱的代价，和审查制度进行了近74年的抗争，直到1991年真正彻底地获得了言论自由。此间他们的抗争，成为追求人格完整和尊严的见证。



苦楚的抗争



大文豪高尔基虽然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对审查制度也深恶痛绝。他经常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作为保护，呼吁和倡导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在1917年开设杂志来反对《真理报》（苏共党报），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绝对权力”。

开创了新格局的高尔基并没有把握好“分寸”，过于率性的高尔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振臂一呼上，忽视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潜移默化地启发和引领更多的人来打破审查制度。过激的言论彻底激怒了列宁，在列宁的亲自“关照”下，1918年这份杂志遭到停刊处理，随后高尔基出国“被疗养”。

在德国疗养期间，当他从德国报纸得知苏联当局疯狂地搞“文字狱”时，内心苦闷的他在1923年给诗人哈德谢维奇的信中写道：

“从报纸看到的消息让我的理智震惊不已，可以告诉你的是，在俄罗斯纳杰日达和斯佩兰斯基禁止读者阅读，而柏拉图、康德、叔本华、斯拉夫维耶夫（俄罗斯19世纪著名哲学家和诗人）、丹纳、约翰•拉斯金、尼采、托尔斯泰、列斯科夫、亚辛斯基这些巨匠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甚至可以说，在图书馆宗教相关条目下必须摆放无神论、反宗教的书籍，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笑话！这些都是新闻，还没有证实。一旦确认了这些残暴的事实，我将写信给莫斯科，声明退出这个罪恶国家的国籍。”

1927年回到了苏联的高尔基却食言了，没有认清时局的他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莫斯科内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

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的“良心”，苏联时期虽然靠自己的文学作品影响了更多的人去试图打破枷锁，但是不能学会妥协的他最终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微薄的抗争结果。他在1967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了对苏共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在信中他畅快淋漓地写道：

“这完全不符合宪法，审查制度是非法的！审查本身也从来不公开，审查人的姓名也都被模糊掉，这些中世纪的余孽，根本就是文盲！要这些人在艺术的高度审视我们文学家的作品，根本就是他们凭一己之好的胡闹！现在都已经是20世纪了，用中世纪的方法根本不配筛选有价值的作品！”

信中除了抗议苏联的报刊审查制度外，还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审查制度。这封信的最终结果，也只是换得了很多作家内心的同情，在当局的淫威下最终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叛徒”的决议。

严酷的审查制度，让很多苏联学者最终无法忍受而纷纷移民海外，尤其是那些人文学科的学者，大量苏联著名的作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纷纷前往国外，追求自由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空间。

更多的学者和作家选择留了下来，他们开始和审查人员斗智斗勇来逃避审查。他们使用暗语、转换文本形式（如磁带、照片）或者直接走私的方法来逃避审查，将稿件直接运到国外发表或者出版。各地风气云涌地出现了“地下图书馆”，他们将官方列为违禁的书籍借阅给可靠的固定读者。例如，1967年～1982年，苏联南方城市敖德萨（现属乌克兰）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大型地下图书馆，各种违禁书籍可以借阅给可靠固定的2000名读者。

凭借着猫鼠游戏的技巧，苏联境内的作家和学者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因此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推动了苏联的思想解放，为后来者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改变



在戈尔巴乔夫坚持下，1986年苏联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延续了几十年的审查制度开始悄然松动。这一切始于这一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公开接受法国《人道报》的采访，在谈到苏联审查部门的职能时说道：“审查部门应该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禁止进行战争和残酷的暴力宣传，保护人权的尊严。”其中意识形态的最主要功能没有被这位改革先锋提及。

随后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届代表大会上讲道：“原则上说我们的问题在于扩大‘透明度’，这是个政治问题。政府没有‘透明度’就谈不上民主，人民大众的政治创造性就是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这番言论得到了苏联社会各界的响应，审查制度的铁幕开始褪去。

不久，早期被禁止谈论的一些话题可以公开进行讨论，甚至允许批评政府和其他机构。具体而言，在公共传媒中可以谈论党和政府官员的营私舞弊、国家经济困境、物资短缺以及其他社会负面现象，如毒品和卖淫。苏联年轻人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其他“流行文化”这些被认为是和国家对立的“非主流”也频繁被公开讨论。当年苏联《火花》杂志（目前在俄罗斯依然是一本颇受欢迎的主流新闻杂志）在4月份刊载了俄罗斯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作品，古米廖夫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被苏联政府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处决，妻子和孩子也遭受了牢狱之灾，他的作品随后也成为违禁品被冰封起来。《火花》的举动被认为是第一次突破“牢笼”的尝试。

考虑到苏联高层的意向以及主流民意，9月，苏联新闻审查部门正式向各地审查员下发指令，在出版审查时注意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而在党政通讯机构则注意意识形态不被破坏。同年9月末，苏联审查部门召开全国会议，开始对违禁书籍重新分类，解禁书籍将走出列宁国家图书馆内的“特殊保存”部门的“牢笼”，重新和苏联公众见面。到此时为止，列宁国家图书馆已封存了2.7万册本国禁书、25万册外国禁书、57.2万册外国禁刊、8500份年报（外国报纸按年份装订）。苏联各地的“特殊保存”部门封存了占整个社会图书资源1.5%的违禁书刊报纸，全国拥有将近15万个“特殊保存”部门。1988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陆续解禁。1990年6月所有“特殊保存”部门图书最终被全部解禁。1986年到1990年是苏联的“文艺复兴时代”，甚至被称为是苏联“文艺爆炸”的时期。

除了图书，外国电台也得到解禁。1924年，苏联开始了有规律的电台广播，同时也出现了电台审查机构。1927年苏联无线电广播公司接到命令，要求在电台广播前稿件必须经过审查。由于审查体制使得无线电广播公司运营效率低下，次年被勒令停业。1933年1月，苏联当局组建了国家背景的电台。为了有效抵制针对苏联的外国“自由宣传”，如美国之音、自由之声、德国之声、BBC等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在同一电台波段释放大功率广播来压制这些电台信号，这一压制持续了60年。随着苏联改革步伐的启动，1986年9月25日起，苏联当局也放松了对美国之音和BBC的压制，同时加强了对自由之声和德国之音的干扰压制。1987年，最终放弃了对美国之音的压制，而到了1988年11月苏联放弃了对所有外国电台的干扰和压制。

随着苏联审查制度的逐渐减弱，苏联审查机构也逐渐被边缘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出版和其他大众信息传播》法案，其中直接指出：大众信息传播将不再进行审查。审查部门的角色此时变得尴尬和可笑，原先所有信息必须经过审查，现在他们只能等待有人志愿请求他们审查。1991年4月13日，审查部门可有可无的职责被移交给了苏联信息出版部。

为了挽救日益失势的审查部门，1991年5月，前审查部门首脑巴尔德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从对目前公共传媒的出版物分析来看，一些媒体的宣传旨在破坏我们的社会，削弱国家政权，煽动种族间冲突，诋毁苏联军队。还有一些宣传完全是在侮辱和诽谤国家最高当局，很多宣传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和暴力……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些消极的因素，通过立法来监控新闻媒体。

巴尔德列夫慷慨激昂的陈述，并没有打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决心，他只是在1991年6月25日责令苏联信息和出版部成立了公共信息安全部门来保护国家机密和军队机密。审查机构依旧被戈尔巴乔夫坚定地扔进了历史的**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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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从范长江的成名看中国的新闻自由

2010-04-29  凤凰网 颜昌海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生于四川内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大陆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

范长江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 《益世报》等报撰稿。

1935年7月，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深入中国西北地区作为期10个月的考察采访。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引起轰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赴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后发表通讯《陕北之行》等，向人们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还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担任过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1949年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1949年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范长江受到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的遗体在河南省确山县的一个枯井里被发现。他是自杀的还是被害死的，至今都是一个谜。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即使是自杀，也是由于残酷迫害所致。他已经被关押三年了，受尽了折磨。

1978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胡耀邦亲自主持了追悼会。

范长江在中国最早出名，是因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后的情况。1935年，26岁的范长江做为《大公报》记者到西北采访，写了几十篇采访通讯，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报道，其中透漏了红军北上的情况。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到了陕北，写了系列通讯《塞上行》，介绍了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的情况，替共产党做了宣传。《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使他成了全国知名的记者，也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1939年，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一个自由的记者变成了组织的喉舌，为党的宣传事业兢兢业业地效力，热情讴歌党。

范长江的经历与悲惨结局很说明问题。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媒体工作时，可以报道当时反对政府、颠覆国家的中共组织的情况，并至为之做宣传，更可以在文章中批评政府的剿匪政策，他不仅没有被问罪惩处，还由此成了名人。而他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从来没有为对立政党说话，更没有对自己的组织、政府和领袖说过一个“不”字，但最终却难逃杀身之祸，冤死在共产党的天下。不知是谁的主意，现在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是以范长江命名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不知道“范长江新闻奖”是号召新闻工作者学习他在《大公报》时期与政府保持距离的自由精神，还是要大家记住他在组织内充当喉舌最终被戕害的命运？

透过范长江和《大公报》，可以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言论自由状况的一个层面。

国民党引进了苏联的经验，以党治国，实行党阀专制，比军阀统治更限制言论自由。孙中山有一个蔑视民众的理论，认为国民素质低下，革命者的要当民众的“保姆”，要对人民进行教育训导，要实行“训政”。为此国民党仿照苏共模式成立了负责舆论宣传的□□部，并在执政后发布了一系列控制舆论的法令，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由中央报刊、广播、通讯社和遍及各地的地方党报所组成的完整系统的党的宣传体系。国民党还查禁对立政党的报纸，迫害报人。由此看来，国民党在言论自由方面比慈禧、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大大倒退了。

但是，它还是要比今天宽松得多。说它宽松，主要是指它允许民间办报，报纸不仅不必只唱主旋律，还可以批评政府。范长江所在的《大公报》就是民间报纸，它的办报宗旨就是超党派，要代表人民说话，做人民的喉舌。《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不做党派的工具；不以言论做交易；不为自己谋私利；绝不盲从盲信盲动。

《大公报》每天都会发一篇社评，以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敢于“骂”驰名。它即骂共产党，也骂国民党。共产党当时属于反政府武装，骂骂无妨，可敢骂执政的国民党，一方面说明它有胆量，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有点雅量。

在国共两党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就发表社评反对，认为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动中国人内斗，给中国四万万人民带来了战祸，尤其对“国民党自信以武力革命统一中国”表示担忧。《大公报》还对国民党在苏俄的指导下“仿俄式而练党军”表示极端不满，尖锐地指出，“国军私有，民治沦亡。”军队属于党，人民还怎么可能治理国家？！

1927年蒋介石执政后，《大公报》发表了《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等文章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并发表《党祸》一文对国民党在“4.12”以后以暴力铲除政治对手共产党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愤怒。抗战时期，报纸搬到重庆，它也直截了当地抨击官僚们灯红酒绿的生活。对于《大公报》敢骂国民党政府，有人说那是属于“小骂大帮忙”，但是，共产党执政后为什么不需要这样的“大帮忙”，为什么不允许“大帮忙”的报纸存在？不要说骂国家领导人，如今的报纸若敢给领导人提意见，就立即命运不测。

老牌报纸《申报》更敢于在国民党执政后“猖狂”向党进攻，说“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它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已成为革命罪人。”它还“猖狂”地反对领袖，严厉批评蒋委员长，公开反对蒋的剿匪政策。在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共红军的时候，它连续发表了三篇与中央对着干的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指斥政府：“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何时能绝”；“官逼民变，民安能不变。”

不仅仅是《大公报》和《申报》，当时其它民办报纸也常常登载批评政府、揭露和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文章，揭发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抨击政府，批判蒋介石。抗战后，《世界日报》还公然向国共两党提出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

蒋介石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报刊的批评。蒋介石1929年12月28日曾经向报界发出通电，请报界对国民党政府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尽情批评。国民党统治时期除了允许民间办报外，还允许民间办广播和成立通讯社，它没有把所有媒体统统变成权力的附设机构，变成执政党的喉舌。

国民党视共产党为“匪”，对共产党采取的是镇压政策，在言论自由方面也封堵共产党的声音。国民党制定的法律把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定性为反动宣传。但是，亲共产党或者干脆就是共产党员的左翼文人，却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远不够严厉、坚决和成熟。被称为骨头最硬的鲁迅在国民党时期发表了大量具有战斗精神的硬骨头文章，仅在《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就发表了143篇文章。鲁迅一生主编或参与主办的报刊有19个，其中一半是在国民党时期办的。如果那时候蒋介石对舆论进行严格的控制，不准媒体发表鲁迅的文章，或者鲁迅的反党反政府言论一出笼就被“右派”被“劳教”被“劳改”甚至被“镇反”，硬骨头要么变成软骨头，要么变成骨灰。

范长江曾写过一首纪念鲁迅的诗：“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随牧牛郎。层层迫害骨愈坚，种种欺蒙瓦上霜。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那候，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如瞿秋白、郭沫若、周扬、茅盾、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等都可以公开在国统区发表作品，共产党控制的左翼作家联盟还先后办了十几份刊物。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国民党执政时期有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的报纸，但国民党以后的中国，就只有当权派的报纸了。国民党虽然实行了新闻审查制度，不过，检查得不是很严。1945年8月7日，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拒检运动”，就是各家报纸联合行动，不送检就出报，国民党也不在意自己的权威和面子，居然在10月1日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

当然，国民党对于它认为严重出格的媒体也是要耍淫威的，有时限令停刊1天，有时限令停刊3天。对于它认为太过分的，则不惜使用暗杀手段。比如前面提到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就是被暗杀的。史量才是个不畏权贵的人，有好心人曾经劝他不要得罪当局，说蒋介石有百万军队得罪不起，史量才回答说，我也不敢得罪百万读者。史量才被暗杀后，蒋介石不承认是自己干的，还下令彻底追查，远没有毛泽东执政后“不许敌人乱说乱动”的气魄和气势。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查封了共产党报纸，还杀害了共产党的报人羊枣。上海的61位新闻记者居然敢于公开提出联合抗议，各报予以登载。这在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时期，别说是联合抗议镇压敌方的报人，就是把自己的国家主席迫害死了，也没有任何媒体敢吱一声，不仅不敢吱声，还一个劲地拥护。无论杀谁，舆论都会一致高呼“大快人心”。

因此可以断言，尽管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中国出现新闻行业后，历史上言论自由非常黑暗的时期，但还不是最黑暗的时期。

刘海明

有良心的媒体人太少了。尤其是网媒。

刘海明

国民党时期的言论自由状况
文章提交者：rb7508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的遗体在河南省确山县的一个枯井里被发现。他是怎么死的？是自杀的还是被害死的，至今都是一个谜。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即使是自杀的，也是由于残酷迫害所致。他已经被关押三年了，受尽了折磨。

     范长江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个名记，他最早出名是因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后的情况。

     1935年，26岁的范长江做为《大公报》记者到西北采访，写了几十篇采访通讯，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报道，其中透漏了红军北上的情况。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到了陕北，写了系列通讯《塞上行》，介绍了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的情况，替共产党做了宣传。《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使他成了全国知名的记者，也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1938年，他离开了大公报，投奔了共产党，从一个自由的记者变成了组织的喉舌。他先后当过新华社的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的社长，为党的宣传事业兢兢业业地效力，热情讴歌党。

     范长江的经历与悲惨结局很说明问题。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媒体工作时，可以报道反对政府“分裂国家”的“**”的情况，甚至为之做宣传，还可以在文章中批评政府的剿匪政策，他不仅没有被问罪惩处，还由此成了名人。而他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从来没有为对立政党说话，更没有对自己的组织、政府和领袖说过一个“不”字，但最终却难逃杀身之祸，冤死在共产党的天下。。

     不知是谁的主意，现在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是以范长江命名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不知道“范长江新闻奖”是号召新闻工作者学习他在《大公报》时期与政府保持距离的自由精神，还是要大家记住他在组织内充当喉舌最终被戕害的命运？

     透过范长江和《大公报》，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言论自由状况的一个层面。



     国民党引进了苏联的经验，以党治国，实行党阀专制，比军阀统治更限制言论自由。孙中山有一个蔑视民众的理论，认为国民素质低下，革命者的要当民众的“保姆”，要对人民进行教育训导，要实行“训政”。为此国民党仿照苏共模式成立了负责舆论宣传的□□部，并在执政后发布了一系列控制舆论的法令，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由中央报刊、广播、通讯社和遍及各地的地方党报所组成的完整系统的党的宣传体系。国民党还查禁对立政党的报纸，迫害报人。由此看来，国民党在言论自由方面比慈禧、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大大倒退了，但要比它以后宽松得多。

     说它宽松主要是指它允许民间办报，报纸不仅不必只唱主旋律，还可以批评政府。

     范长江所在的《大公报》就是民间报纸，它的办报宗旨就是超党派，要代表人民说话，做人民的喉舌。《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不做党派的工具；不以言论做交易；不为自己谋私利；绝不盲从盲信盲动。

     《大公报》每天都会发一篇社评，以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敢于“骂”驰名。它即骂共产党，也骂国民党。共产党当时属于反政府武装，骂骂无妨，可敢骂执政的国民党，一方面说明它有胆量，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有点雅量。

     在国共两党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就发表社评反对，认为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动中国人内斗，给中国四万万人民带来了战祸，尤其对“国民党自信以武力革命统一中国”表示担忧。

     《大公报》还对国民党在苏俄的指导下“仿俄式而练党军”表示极端不满，尖锐地指出：“国军私有，民治沦亡。”军队属于党，人民还怎么可能治理国家呢？

     1927年蒋介石执政后，《大公报》发表了《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等文章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并发表《党祸》一文对国民党在四·一二以后以暴力铲除政治对手共产党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愤怒。抗战时期，报纸搬到重庆，它也直截了当地抨击官僚们灯红酒绿的生活。对于《大公报》敢骂国民党政府，有人说那是属于“小骂大帮忙”，但是，共产党执政后为什么不需要这样的“大帮忙”呢？为什么不允许“大帮忙”的报纸存在呢？不要说骂，报纸敢给领导人提意见吗？

     我们再看看《申报》。这家老牌报纸敢于在国民党执政后“猖狂”向党进攻，说“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它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已成为革命罪人。” 它还“猖狂”地反对领袖，严厉批评蒋委员长，公开反对蒋的剿匪政策。在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共红军的时候，它连续发表了三篇与中央对着干的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指斥政府：“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何时能绝。”“官逼民变，民安能不变。”



     不仅仅是《大公报》和《申报》，其他民办报纸也常常登载批评政府、揭露和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文章，揭发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抨击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批判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论调。抗战后，《世界日报》还公然向国共两党提出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

     蒋介石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报刊的批评。蒋介石1929年12月28日曾经向报界发出通电，请报界对国民党政府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尽情批评。

     国民党统治时期除了允许民间办报外，还允许民间办广播和成立通讯社，它没有把所有媒体统统变成权力的附设机构，变成执政党的喉舌。

     国民党视共产党为“匪”，对共产党采取的是镇压政策，在言论自由方面也封堵共产党的声音。国民党制定的法律把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定性为反动宣传。但是，亲共产党或者干脆就是共产党员的左翼文人，却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远不够严厉、坚决和成熟。

     被称为骨头最硬的鲁迅在国民党时期发表了大量具有战斗精神的硬骨头文章，仅在《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就发表了143篇文章。鲁迅一生主编或参与主办的报刊有十九个，其中一半是在国民党时期办的。如果那时候蒋介石对舆论进行严格的控制，不准媒体发表鲁迅的文章，或者鲁迅的反党反政府言论一出笼就被“右派”被“劳教”被“劳改”甚至被“镇反”，硬骨头要么变成软骨头，要么变成骨灰。我们就会少看到许多硬骨头文章，鲁迅全集就要减掉几册。

     那时候，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如瞿秋白、郭沫若、周扬、矛盾、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等都可以公开在国统区发表作品，共产党控制的左翼作家联盟还先后办了十几份刊物，如《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国民党执政时期有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的报纸，但国民党以后的中国，就只有当权派的报纸了。

     国民党虽然实行了新闻审查制度，不过，检查得不是很严。1945年8月7日，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拒检运动”，就是各家报纸联合行动，不送检就出报，国民党也不在意自己的权威和面子，居然在10月1日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

     当然，国民党对于它认为严重出格的媒体也是要耍淫威的，有时限令停刊1天，有时限令停刊3天。对于它认为太过分的，则不惜使用暗杀手段。比如前面提到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就是被暗杀的。史量才是个不畏权贵的人，有好心人曾经劝他不要得罪当局，说蒋介石有百万军队得罪不起，史量才回答说，我也不敢得罪百万读者呀。史量才被暗杀后，蒋介石不敢承认是自己干的，还下令彻底追查，远没有红太阳执政后不许敌人乱说乱动的气魄和气势。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查封了共产党报纸，还杀害了共产党的报人羊枣。上海的61位新闻记者居然敢于公开提出联合抗议，各报予以登载。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红太阳时期，别说是镇压敌方的报人，就是把自己的国家主席迫害死了，也不会有任何媒体敢吱一声的，不仅不敢吱声，还一个劲地拥护呢。无论杀谁，舆论都会一致高呼“大快人心”。即使是今天，也不会有哪个报纸敢为政府的敌人被杀而向政府提出抗议。

     不管怎么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言论自由非常黑暗的时期，但不是最黑暗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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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名记者范长江笔下的“抗日铁汉”汤恩伯
文章提交者：MengHua2008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当年的《大公报》名牌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范长江先生，在1937年写了一篇《南口碟血记》。他在文中动情地写道：“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确是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条命决心拼在了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

“抗日铁汉”的美誉，汤恩伯应该当之无愧。因为在南口保卫战和台儿庄会战中，汤恩伯的“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

誓死守南口一寸山河一寸血

南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往西，可进占察哈尔，威逼绥远，遥抚大西北之侧背；往南，则可直下晋北，夺取入晋通道。南口，真可谓扼察、绥、晋之咽喉；其得失，系三省之安危。

蒋介石对控扼南口高度重视。他思虑再三，决定任命汤恩伯为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部防守南口，傅作义、刘汝明分别担任第七集团军正、副总司令，以利协同作战，并调卫立煌的十四集团军北上增援南口。汤部等援军到达后实施反攻，内外夹击，重创日寇。蒋介石要求汤恩伯：“无论如何艰难，必须死守至少8到10天，等待援军的到来。”

8月3日，汤部13军先头部队89师到达南口。8月4日，日军步骑混合部队1000余人在空军掩护下，向南口进犯。接着，日军调集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五等4个混成旅和坂垣的第五师团共4万余人，用飞机、大炮和坦克开路，向我南口、张家口一线守军阵地展开猛烈进攻。敌酋坂垣夸下海口：“三天拿下南口！”

开战以来，日军飞机结队而来，往我阵地和防区丢炸弹，见房就炸，见人就炸，见牛羊也炸；日军炮兵每天将成千上万发炮弹倾泻到我军阵地，使我军阵地几成一片焦土，然后是敌坦克掩护着敌步兵冲锋。13军将士同仇敌忾，靠步枪、手榴弹和大刀，筑起“血肉长城”，与敌展开殊死搏斗。

8月11日，我13军84师529团，坚守南口车站和龙虎台高地，与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反复争夺龙虎台高地，阵地几次易手。当晚，团长罗芳圭竟率两连士兵，冲进敌坦克群，用手榴弹捆在一起，猛炸敌坦克履带，炸毁敌坦克车6辆，击毙敌军300余名……

8月19日，中、日双方在南口一线展开空前激烈的攻、防争夺战，两军在黄楼院、居庸关等地的拼杀进入白热化状态。一日间，中国军队伤亡高达1.2万人，日军也同样遭受重大伤亡，阵地上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由于我军伤亡过重，驰援南口的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在北上途中又遭日军重兵截击并被山洪暴发的永定河所阻，迟迟不能到达南口。汤恩伯只得下令所部缩短防线，改线形防守为重点防守，分别以居庸关、黄楼院、镇边城等为中心，形成三个重点防守区，继续坚定地执行蒋介石18日的严令：“固守现有阵地，最后必须死守怀来，待援出击。”

20日，日军突破张家口一带长城防线，占领神威台阵地，兵锋直指张家口防线。张家口一旦失陷，日军便可迂回到南口侧面，使13军腹背受敌。汤恩伯见援军迟迟未到，13军将士又处于危险万分的境地，便当机立断，再一次收缩防线，改“三个重点防守区”为居庸关、横岭城、延庆、怀来四个防守点。他再三严令各级官长：“如有营团以上的官长怕死，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们，你们自己拿头来见我好了！”

25日下午4时，张家口失陷，战局急转直下。为保护劫后余生的13军忠勇将士，汤将军长叹一声，抹一把英雄泪，于26日下午，决定放弃固守的阵地，下令全军突围，向桑乾河一带退却。随后，汤恩伯率前敌总指挥部随从人员撤离怀来县城，进入山西境内。

汤恩伯在怀来指挥南口战役20多个日日夜夜，前敌总指挥所几次被敌机炸毁，汤恩伯也几次差点被炸死;最后，他只得藏身防空洞，日夜不离军用地图和电话机指挥前线部队与敌作战。在怀来的日子里，汤恩伯可以说是废寝忘餐和呕心沥血。范长江在《怀来回忆》中这样写：“汤恩伯先生因为日夜辛劳的结果，瘦得不成样子，两个眼睛深深地凹入，整个身子剩了皮包骨头，我们惊异他消耗的如此厉害，几乎有几分认不清楚。原来猛攻南口的日军，在优势的兵力武器条件下，汤恩伯实遭受空前的劲敌，故日夜操劳，精密指挥，已半个月未曾得一安眠的机会，整天和电话地图接近，时时注意敌人一寸一尺地移动，我们一次一次的战斗经过……”

南口战役，日军动用兵力约7万人，我军参战部队为6万余人。日军被歼1.5万人，我军伤亡2.7万余人。南口战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造就了汤恩伯“抗日铁汉”的英名。

血战台儿庄“拊敌侧背”建奇功

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发生了我国抗战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台儿庄战役，该战役以日寇之惨败和我军在正面战场取得重大胜利而告终结。在这次战役中，汤恩伯因“指挥主力部队，迂回枣、峄等地，侧击敌军，获取胜利之基础”而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一起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

1938年3月14日，汤恩伯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率第二十军团增援正在山东滕县与日寇交战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使其撤离战场，并阻止日军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下冲过运河，夺取徐州。

当晚，汤部85军4师、89师就乘火车从驻地出发，开往山东临城前线。16日，军长王仲廉亲率89师267旅在官桥、南沙河间与一路日军激战，4师与另一路日军恶战于虎山、落凤山地区。19日，52军2师的两个旅在利国驿车站分别与日军激战。日军利用坦克10多辆做掩护，发动猛烈攻势，企图强渡运河。师长郑洞国命令4旅官兵冒敌炮火，跑步沿运河布防，与敌隔河激战，击破敌渡河企图。

22日夜，52军开抵向城，85军向抱犊岗地区集结。至23日，20军团按预定时间进入抱犊岗山区。抱犊岗山区位于峄县北部30公里，枣庄以东15公里，东靠苍山，西临滕县，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汤军团迂回抱犊岗山区，对枣庄、峄县日军构成严重威胁。

3月25日，汤恩伯兵分两路，打响了枣庄、郭里集争夺战：一路王仲廉的85军包围、攻击枣庄日军，另一路关麟征的52军猛攻郭里集的日军主力獭谷支队。

汤恩伯领兵打仗10余年，总结出自己打胜仗的“十五字诀”：“看得准、抓得紧、藏得稳、来得快、打得猛。”指挥枣庄、郭里集战斗，汤恩伯靠的就是这“十五字诀”。

先是“看得准”：汤恩伯获得确切情报，枣庄附近驻有日军第十师团獭谷支队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而獭谷的支队主力赤柴第十联队（亦称沂州支队）从临城出发也到达了郭里集，汤恩伯于是下令85军陈大庆的4师在89师掩护下，于3月25日自马山、卓山、黄山三面包围枣庄，向盘踞枣庄的日军发起攻击，又命52军于24日早晨，由向城出发，向枣庄以东的郭里集前进，与85军从东、北两面向枣庄日军开战。二是“抓得紧”：汤恩伯命令所属部队的军、师、旅、团长官必须跟随部队行动，“牢牢地掌握部队”，并确定85军主力为军团预备队。三是“藏得稳”：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在抱犊岗地区，往往利用夜色掩护转移营地或隐蔽行军，使敌军不知我军主力之所在，亦不知将于何时发起攻击，使得日军头目战战兢兢，寝食难安。四是“来得快”：汤恩伯在85军发起攻击枣庄的同时，又让52军向郭里集的日军猛烈开火，让敌军顾此失彼。正如李宗仁将军所述：“汤恩伯专喜欢打飘忽无常的机动战，看到形势绝对有利时，便迅速来个突击，否则便竭力避战。”五是“打得猛”：汤恩伯命令85军、52军猛打猛冲，决不给敌以喘息之机，务必置敌于死地。

3月23日，日军第十师团不顾孤军深入的危险，冒险进犯台儿庄。3月27日，汤恩伯决定第二十军团全力拊敌之侧背，以求决战之全胜。此时，台儿庄正面战场敌我双万酣战己久，进入了白热化的“胶着”状态。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军予敌以重创的同时，也遭到重大伤亡。同日，汤军团收到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要求汤、孙两军会攻台儿庄敌军。当晚，汤恩伯便令关麟征的52军协同孙仲连的第二集团军夹击进犯台儿庄之日军，又命王仲廉的85军拊枣庄之敌背。第二日晚，李长官又发来汤军团“迅速南下”的紧急命令。30日傍晚，日军一部攻占了台儿庄北门……情况万分危急！因此，李宗仁严令汤恩伯“全师迅速南下”不得再“逡巡不进”！谁知同日下午3时，军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先是13军独立骑兵团李团长报告：由临沂方面向台儿庄开进的日军20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进犯向城，

使汤军团侧面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再是85军军长王仲廉报告，该军89师在邵家庄被2000余顽敌所阻，双方相持不下。汤恩伯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这些日军系坂垣第五师团的主力坂本大队，久攻临沂不下，受命撤兵南下，增援獭谷支队，结果，在向城附近与汤军团不期而遇。坂本支队3000多日军的突然出现，汤军团右侧背构成严重威胁；同时，台儿庄、枣庄支线上的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又从左侧背对汤军团构成威胁。汤恩伯权衡利弊，当机立断，下令该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律由内线转向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变包围为反包围……4月1日零点，52军在85军的掩护下，乘夜色与敌脱离，急急向右回旋20余公里，于拂晓前到达指定地点，85军的89师乘夜色迂回到日军的侧背……2日，汤军团实现了对日军濑谷支队、坂本大队的反包围，并发起了致命性的攻击。全军上下一鼓作气，奋勇杀敌，一举将包围圈内的四五千日军，于两昼夜中歼其大半！

4月4日黎明，汤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赶到了台儿庄正面战场，进犯台儿庄的日军立即处于我军内外夹击的境地……

刘海明

附录：怀来回忆　　　　　　　　　　　 -范长江-　

　　　 当我们平日通过察境平绥路的时候，青龙桥山洞之西北数十里地方，有一座引人注意的山城。因山势自然形势，城堞向天作成弧形，在南口山脉之北所谓怀来盆地之中，在桑干河西洋河流贯的沃野之内，凭据小山而构筑的古城，特别是在青绿的夏秋之交，给人的印象，是别有风致。

　　　 然而不常令人注意的怀来城，在平日是很少人在此下车专诚拜望的。怀来这次能遭全国人的重视，实在也是难逢的机遇，自它能被人重视，能被许多远客光临的观点上说，当然是怀来之幸，然而自这批远客到怀来之意义言之，也是怀来之不幸。

　　　 为抵抗日军对南口之进攻，汤恩伯军始开入怀来，所以不能算是喜事，为了×××（刘汝明）不允许汤恩伯的前敌总指挥部设于宣化，不得已而来怀来，自然更不能算喜事。虽然不是可以欢迎的遭遇，而此种不可避免的遭遇，却来关照怀来。

　　　 八月中旬的午夜，三位新闻记者在平绥前线临时火车里打盹，忽然听见人声嘈杂，火车已停在一个树林荫郁的车站上，站上更夫嚷着“怀来到了!”我们仓卒的自己搬运行李下车，站上上下些看不清面孔的军人，初秋的凉风拂扫在夜行人的面上，精神立刻兴奋，天上的月光对于长城以北的景物，似另有“塞上”风趣，南面我们数万中华男儿与日军血战的南口山上，白昼是炮火连天，而夜间则和秋月一样的感觉不到有什么动静。平绥线各车站自昼经常受日本飞机的侦察轰炸，夜间却又还我原有的清凉。我们奇怪紧接战场的怀来之夜，会如此静寂。我们同时感触到，在旭日东升的明朝，不知如何严重的战争情况，会出现于我们的周遭。

　　　 一位穷困的苦力，一面替我们背行李，一面作我们的向导，引导我们徒步走向怀来城，曲折绕出车站，进入似乎公路的道路，视线从车站附近房屋中解放，正当我们前面的是那巍峨的弧形的城墙，月光从太行山那面向东斜射在城上，明暗不一的投影，有如精致的木刻图画，约莫走了二里土路，后面有一队戴钢盔的士兵赶了上来，他们步伐整齐，有声有色的赶赴我们前方，刺刀的摇摆声和脚步着地声，配成极有节奏的前进曲，我们高兴我们的武装同志能有如此精神，我们又惭愧，我们一般国民的体力，尚待训练。　　　

　　　 转过曲折的城门道，经过三重卫兵，怀来城整个入了睡乡，月光虽然那么皎洁，街上没有一个人影，全城没有一盏灯光，如果我们防空秩序能到这样程度，那就大有可观了!这时我们似乎是侦探，我们怕敌人知道我们欲拜访的司令部所在，在十字街头上遣回了那位苦力，自己分配着行李，接近了前敌总指挥部，卫兵对于我们突如其来的怪客，开始警戒的查问，然而我们有如前方回来的便衣侦探，似乎亲切而随便的和他们招呼几下，我们已直入司令部了。

　　　 南口方面的战争，一共分做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居庸关铁路正面，第二阶段是向西迂回。八月十八日，居庸关正面日军已无再攻之勇气，不过仍保持激烈接触，日军已移其主力作迂回战争，所以怀来的情报，都忙着横岭城一带，我们知道张北未曾照预定计划攻下之后，知道察哈尔战争难免不出乱子，打算赶紧转变南口阵势，调奇兵出击，缩短战线，然后抽兵救张北一路，所以诸人那时都在怀来，预备等傅主席十九日来怀来后，会商出击办法。那时全线空气，突是活跃，前方后方每一个人都企望着出击的实现和胜利的到来。

　　　 汤恩伯先生因为日夜辛劳的结果，瘦得不成样子，两个眼睛深深的凹入，整个身体剩了皮包骨头，我们惊异他消耗得如此利害，几乎有几分认不清楚。原来猛攻南口的日军，在优势的兵力兵器条件下，汤恩伯实遭受空前的劲敌，故日夜操劳、精密指挥，已半月未曾得一安眠机会，整天和电话、地图接近，时时注意敌人一寸一尺的移动，我们一次一次的战斗经过。而其入察抗日以来，所遭受之常人意料以外之打击，尤觉痛心，间有人提及此等伤心事，汤辄不言，但见其眼泪往往盈眶欲坠，默对客人出神。人不畏外在之强敌，而忌内在之困难，汤氏处境，惟身临其境者始能知其有难言之痛也。　　　

　　　 怀来的遭遇中，其最刺激当地人心者，为飞机之轰炸。这座和平的山城，自古未曾经验过立体战争。日本飞机知道怀来是我们前敌总指挥所在，每天总是结队而来，三十磅、五十磅、一二百磅的炸弹，一来就好几十个的丢进城里来，城里居民从来没有防空常识，躲避飞机很不得法，所挖地洞，不合理者甚多，故常有洞口被炸塌，洞中人全行闭死者。有一妇人被炸飞越屋顶，血肉横飞。至于房屋之倒塌者，更各街皆是。

　　　 有一次我们躲在自地平面上掘下去的飞机洞里，只有一个出口，正巧离洞不到十丈远的地方，中了一颗炸弹，弄得地内空气激烈震动。大家以为洞塌了，都停止呼吸，静待最后命运。过一会，又恢复了原状，于是抽出闲工夫来责备日本飞机师，他们这样受人驱使，来与中国人作对，究竟有何意义呢?

　　 有一次来了六架两个发动机的单翼爆炸机，我们避到城墙里挖成的避难洞，但听轰轰的炸裂声，把我们所住的司令部炸了大大的两弹，刚才我们谈话吃饭的地方，已变成砖瓦土木的散乱场了！当晚我们搬了地方，第二天飞机又来，又把我新寄住地方炸得乱七八糟，老百姓已不敢住在城里，纷纷逃到城外去了。

　　　 这期间曾经有人发动怀来地方民众组织抗敌救国会，欲协助军队作检举汉奸和协同军队作战的工作，地方绅士畏首畏尾，县长公然谓汉奸为不可救治之症，谓日本有钱，中国人有些良心甚差，势亦无可如何者。此为冀察系统中所谓特殊局面养成之人物。公安局长与县长联合公称，怀来户口已数次清查，毫无差误。待逼其兑现，举行紧急清查时，不但过去根本尚无户口册，而县长与公安局长皆溜之大吉，不敢负责。

　　　 怀来汉奸之多，骇人听闻，敌人利用汉奸为谍报，为飞机指示，破坏通信机关，破坏交通，扰乱军队，使我们无一日安宁，而我对敌方，反不能发动民众，以做上述同样之工作，皆由冀察政治弄成之恶果。

　　　 因为汉奸之有组织，我们无民众组织与之对抗，我们军事行动总易为日军所侦悉，陈长捷师的出击计划，被日军事先牵掣而未果，且受重大的牺牲。而张家口方面××X因循遗误，岌岌可危，傅主席所率军队，已星夜回师，抢堵北线，南方战线始被日军于二十三日晚自镇边城迂回而入!而北线亦已于二十三日被敌军突破张家口西之平绥铁路。

　　　 大势已不可为，汤恩伯乃在避飞机洞中，以电话下令前方各部，缩短防线，死守据点，以待卫立煌之援军。当时汤与其临时友军参谋长朱怀冰先生同在避飞机洞中，一面以坚定之口气通知前方各部以危急之情况，同时指示其死守之方针，一面对于当时险恶局势，不胜其叹息。盖汤所能指挥之部队，已全部加入前线，本身已成光棍总指挥，日军自镇边城突入之骑兵，一小时可达怀来，当时人人以为必死无疑。同时深怜前方死守据点之各部队，盖其不为炮火之馀烬者，诚戛戛乎难也。惟死志已坚，中心已定，飞机虽仍不断在上轰炸，洞中人之情绪，已变为另一种之安闲，或唱歌，或谈笑话，或强为闲扯“死之方法”，或转而谈张北之延误，或叹援兵之过迟。有人沉默的说：“南口守不着，那就雁门关见了!”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四日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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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在"西行漫记"里,有对汤的高度评价,而在我们读的历史里看不到.

只是范长江自己想不到，他1975年会在河南含冤去世

----- 现在的记者又有几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