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辰光依旧
清早睡醒，第一时间摸过手机，相信这是很多记者的习惯，睡眼惺忪的也要知道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这个操蛋的世界又发生了什么操蛋的新闻。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红色，国家新闻总署决定从12月2日起到2020年3月31日期间为全国的新闻记者更换记者证，新版证件封皮是鲜红色的，一片红光让人睁不开眼，索性睡了个回笼觉。 睡前发了个朋友圈：这次换的红色，新华社同意吗？他们的证件一直都是红色的。
中青网的一个同行在下面跟了一句：关注点出奇的一致。 第一次知道新华社是红色的记者证时，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证件颜色还是酱紫色，也可以叫暗红色，总之颜色和新华社的鲜红有着极大的区别。 那时是我们的报社刚开始和新华社国内部合作，我们出选题，新华社出记者，采访结束后我们写稿子，新华社发。 不过新华社第一时间会把稿子给我们，而不挂在新华网上，我们拿到有了新华社电头的稿子就可以发了，巧妙的躲避了“不能异地监督”的限制，同时又给了《北京晚报》有力的打击，毕竟他们的出版时间和我们一样，我们有的稿子他们没有。 据说北京晚报的梅社长很是气愤，但终究还是不知道我们和新华社有这么一档子的交易。 扯得有点远，那次是在天津，采访进津费，也就是那个所有路过天津地面的车，不管你走没有环路，都要交一笔环路建设费，俗称进津费。 到了天津市政府，门口是武警站岗，让新华社的记者和我到传达室登记。 登记时，新华社的记者亮出了一本鲜红颜色的记者证，我赶紧暗地里掏出我的记者证看了一眼，的确颜色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很快，当时的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就亲自接待了我们，对我们的问题有问必答，中间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问交通方面的领导：你们就缺那点钱吗…… 那次采访后不久，天津取消了“进津费”。 后来，跟那个新华社记者熟悉了，就问为什么新华社的证件是红色的。 那个记者很认真的考虑了一下，估计也不知道所以然，就给出了一个很宏大的解释：你知道新华社的前身是1935年建立在延安的……，所以，我们的证件是红色的。 哦！好吧，就当长知识了。 从业这小二十年，用了多本记者证，最早的是蓝色封皮的，柔软得很。 后来就是硬纸板深蓝色封皮的，上面带着国徽。在俄罗斯暗访中国公民出境赌博的时候，曾经用手指盖着下面的“新闻记者证”几个字，把国徽给那个带着游客去赌场的导游看，吓得他乖乖的把游客名单交了出来，从而知道了参与赌博的游客中有多少是公职人员身份。 再接下来的记者证还是蓝色封皮。换这一版记者证时，新闻出版署弄了600道题让全国新闻记者学习，然后考试，据说考试的及格线是90分。 考试前的一个礼拜，所有的媒体上都是风平浪静的，甚至很多媒体出现了缺稿的状态，编辑也不催稿子，因为编辑也在背那600道题。 最佩服当时我们的总编辑汤海帆，他每天忙得跟什么似的，没时间背题。临上考场之前，坐在车里用了俩小时把600道题看完，居然也考了90多分，简直是天才。 那次我考了100分，报社里很多人都考了100分，起码保证了可以换证了。 但是一个让所有人骂娘得消息传来：考试及格线60分。 说个细节吧，那次考试是在北京印刷学院考的，考试的当天，印刷学院附近的交警全部整装上岗，手势标准，动作干练。当地辖区派出所、城管等也都在街面上巡逻。 一个参加考试的报社领导看着规规矩矩的街道幽幽的说：此刻，全北京的记者都在这里了…… 我的记者证用得特别惨，几乎每本证件在五年的使用期内，都会支离破碎。每次在被采访单位出示证件时，都搞得像叫花子一样，封皮和内页是分离的。当然，很多地方的宣传部都会会心一笑：把证件用成这样的，一定是真记者。 当记者久了，谁都会有记者宣传部长的朋友。 那还是零几年的时候，一个宣传部长着急把我叫去，还特地叮嘱我一定要带着记者证。 去了一问才知道，当地先后去了多批假记者，骗吃骗喝还骗钱。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新闻记者的真假还没有在线查询功能。 我就告诉那个部长，你找个放大镜来。 部长找来了放大镜，我把记者证给他看，让他注意证件号码的那个“号”字。 原来，我们那时用的证件，采用的是防伪印刷，记者证号的号字“口”的下面一横其实不是横线，而是由汉语拼音“GAPP”组成的，不用放大镜观察是发现不了的。假证贩子的印刷设备再牛逼，也印不出来这个效果，因为据说当时我们的证件是在印钞厂印的。 我就问那个部长，这一版的记者证在发放时，曾经普及过如何查验真伪，你们怎么不知道呢？ 部长不好意思的说：来我们这里的真记者少，一年就那么几个人，假记者多。时间长了，假记者的证件我们都认为是真的了…… 后来，新版的记者证上开始有了二维码，只要微信扫一扫，记者的照片、证件就都会出现在手机上，于是假记者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报社里，很多编辑也都是有记者证的，不过因为是编辑的岗位，所以记者证几乎不怎么使用。一个编辑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一个事情，吃水煮鱼，想打包，但是餐厅只打包鱼却不给打包汤。 争论了半天，餐厅给出一个解释：我们水煮鱼的秘方都在汤里，你万一是间谍顾客，就可以从我们的汤里分析出成分，所以不能给你汤。 那个编辑一时急火攻心，顺手掏出了记者证：报社给我开的钱还用不完呢，谁去挣那种钱！ 记者证一拍，餐厅乖乖的把汤给打了包。 这个事情后来在报社里流传甚广，据说这是史上使用记者证最实际的一次。 而另一个叫永生的记者更逗，当时他住通州，每天早上坐八通线进城上班。八通线每天早上所有站都会限流，就是限制乘客进站的人数。永生每天早上都会在他要乘车的车站出示一下记者证，车站的工作人员就会给他开一个小门，让他能够提前进站。 也别说这是特权，因为记者证后面印着这么一句话：持此证件可以在交通、通讯、住宿等方面获优先安排。 报社里记者证使用频率最低的是秦胜利老师。我们的证件都是五年一本，每年一个年检贴。有一次，在即将换证的第五年，我突然发现了秦老师的证件简直就跟刚发下来一样的崭新。就问秦老师，您的证件怎么保持得这么好？ 话刚出口，我就后悔的想抽自己嘴巴。在本公号前面的文章里，专门介绍过秦老师，本报“农林牧副渔业部长”，专门进行与老百姓饮食方面有关的暗访。一个暗访记者怎么会频繁的使用记者证呢，所以人家秦老师的证件使用率出奇得低，低到都快换证了，还跟新的一样。 也有一段时间，在同题新闻时，记者们喜欢组团采访。 没法不组团，单打独斗的记者往往在采访时，很容易被当地的宣传部门或者被采访单位控制，人身安全保障都有可能受到威胁，至于抢你个相机、拔你个内存卡，更是家常便饭。 一次，在内蒙，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案件开庭。开庭前，当地的法院做好了预案，只要有媒体记者前来，法院就会有专人接待，单独安排一个视频室，让记者在视频室里看庭审直播，这样的好处就是不能接触到当事人，更不能采访到案件的审判人员。 庭审开始前，几个央媒的记者因为出示了证件，被请到了视频直播室，收到了特别的关照。而我们十几个其他媒体的记者，都凭身份证混进了法庭，坐在了旁听席上。庭审一结束，我们十几个人不约而同的来到审判区前，十几本记者证齐刷刷的亮了出来，向法官提出了关切的问题。 那之后不久，有关部门下了一个紧急禁令：禁止组团采访！ 最后再讲两个见证变脸的故事吧，我的老同事告诉我，写公号最好不要长，超过三千字就没人有耐心继续看了。 一次，在山西某地采访，进了有关部门领导的办公室，领导正坐办公桌后百无聊赖的玩手机。见到我们出示的记者证，领导连眼皮都没有翻一下，就打电话叫来了秘书：去查一下他们证件的真伪。 一会，秘书开门进来，向领导点了点头。 领导立刻站起身来，满脸堆笑的又是让座又是点烟倒水。 另一次，在某个新闻现场，当地政府的一个领导正对一群讨要说法的百姓高声训斥。实际上那堆百姓也不知道我的身份，而我就混在人堆里静静的听着领导的“训话”。 突然，原本还趾高气昂的领导一脸的笑摸样站在了我的面前，一把拉住我的手：这位同志就不要玩乔装私访了！ 随后，当地宣传部的人迅速出现在我身边，向我提供起了全方位的服务。 后来我才发现，当时是夏天，我穿着白色的衬衫，证件就放在衬衫口袋里，衬衫太薄，“新闻记者证”的字样和国徽若隐若现，难怪会被人家一眼识破。 从那以后，我的证件基本都揣在裤兜里，反正被采访者是不会翻我的裤子口袋吧；再不成就在内裤上缝一个口袋，有种你就脱了我的裤子，那咱们就坦诚相见了！ 来源:辰光依旧 | 
发表于 2019-12-1 00: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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