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悼念甘惜分老师

刘海明

2016-01-15 21:34
悼念甘惜分老师
甘老师100岁，1月8日仙逝了。我是10日记者电话采访才得知这个消息的。在14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来了很多人，很多熟悉的面孔，年老的都知道甘老师是怎样走过来的，只是不说，或不合适说；年少的可能只知道散发的悼念文章上的说的那些事。但是，百年的历史并不像那张纸或这几天报纸说的那样完美无憾。我感叹甘老师的曲折人生。
我认识甘老师是在1973年，那时我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上学（那时叫工农兵学员占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他和方汉奇老师、张隆栋老师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加上他们都是年岁较大的老师，所以反而印象深刻。我只记得张隆栋老师给我讲过一次，还不是正式上课，而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的一次会上介绍纽约时报，他说纽约时报左上角有一句话说所有新闻都是值得报道的，这是资产阶级“有闻必录”的新闻观云云。后来我重新学习新闻学，才知道完全不是怎么回事。张老师1949年时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代主任，英文很好，为什么会歪批纽约时报，不得而知。我没有甘老师给我们上过课的印象。方老师在私下聊天的时候，给我讲述过一些新闻史知识，印象最深的是他考证东城区的报房胡同从来没有设置过报房，是误传形成的胡同名。那时人们对“四人帮”有怨气，虽有受人挑动批判老师的情形，但最多“口诛笔伐”几下，总体上学生还是尊重老师的。没有领导具体向我们讲过这三位年岁较大的老师为什么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只是听其他老师私下讲，因为甘老师抗战时被捕过，是否有变节行为无法证明。文革中对历史上曾被捕过的人，几乎都要追究是否叛徒特务，大家习以为常，对此不当回事了。
那时所有老师都编到工农兵学员的班组里参加学习和批判，所以形成一种高校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学生和老师的熟悉情形，至今我们这拨学生都过了退休年龄，与老师们仍然一见如故。现在的老师除了自己直接带的学生，不认得几个在校的学生，更不要说几十年后还能相认。
甘老师1938年参加革命，时年22岁。作为新华社晋绥分社记者，聆听过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不料50年代初他在新华社西南分社工作时被人举报抗战时期被捕过，怀疑有变节行为，但没有证据。那时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他被调离新闻工作一线到高校，是不被信任的一种措施。因此可以理解他在1957年为什么积极批判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那篇批判文章我查看过，在《新闻战线》上，通栏美术异体字标题“批判王中反动的新闻理论”，还有一个笔尖戳着什么。而王中也是老革命啊，他是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大众日报》的负责人之一，1949年作为军代表进驻复旦大学，后来留校。22年后王中的“右派”才平反，自然吃尽了苦头。1980年西北五省区新闻学研讨会，甘老师先到西宁的，特意到车站迎接参会的王中，但王中拒绝与他握手。都是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共产党员，但是所谓的阶级斗争，把革命同志变成了敌人。其实，甘老师1957年以后也够倒霉的，他在1961-62年遇到了比他还“革命”的一些人，批判他说的“报刊是人民的教科书”与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天天讲相对抗。事情告到中央宣传部，上面派出以张磐石副部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人民大学新闻系调查，给甘老师平了反。不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宣部长陆定一成了四大“黑帮”之一，中宣部被老毛称为“阎王殿”，于是被中宣部保下来的甘老师自然就成了阶下囚，敌我矛盾了。直到1978年以后才彻底平反。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作为资格最老的新闻学老师（当时甘老师的“副教授”在北京高校新闻学界是职称最高的），加上甘老师勤奋地写了1949年以后第一本新闻理论的书《新闻理论基础》，他备受尊敬，到处被请去讲课。由于他写的是党报理论，符合当局的思路，得到力挺。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精神鼓舞下，甘老师解放思想，给上面提交了“多种声音，一个方向”、在几个大城市试办几份民营报纸的建议。他的这一思想变化没有受到青睐，原来被赋予的各种光环逐渐消失，不久被退休。
本世纪初，甘老师已经退休几年了。他带的一位博士生是某高校的教授，承担的一项关于舆论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本已通过评审，后来被指责程序有问题，重新组织人评审为不通过。因为这件事情，中国人民大学时任校长在一次会批判甘老师带出了自由化的学生。这位教授学生为捍卫老师的尊严，上书状告校长欲加之罪，竟要导师为已经毕业10年的学生的所谓“过错”负责（此事不了了之）。这是我知道的甘老师退休后的一次遭遇。
我感慨甘老师的一生的悲喜剧，是他个人独有吗？有多少人都经历了与他大同小异的经历。这是时代的悲剧在一个人身上的聚焦而已。甘老师走了，再次留下了思考，从甘老师坎坷的一生，我们应该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要走那条老路和邪路，以告慰甘老师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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