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教授谈50余年学术生涯：探索 – 徘徊 – 清醒

杨静芝

2015-12-20 陈娜 传媒学术网

2015年5月，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合办，紫金传媒研究院协办的首届“新闻传播学国家学会奖”在京揭晓，中国著名新闻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惜分先生荣获终身成就奖。值得一提的事，甘惜分先生刚于一个月前庆祝了他的百岁寿诞。

甘惜分1916年4月17日生于四川邻水县。1938年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马列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1939年调赴敌后八路军120师政治部任高级干部学习班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入新华社任记者和编辑，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他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1958年因新闻专业合并而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权威新闻理论学刊《新闻学论集》主编等职。1998年离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老教授协会特聘教授。从教50余年来，甘惜分主要致力于新闻学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证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甘惜分自选集》等，主编《新闻学大辞典》，发表论文百余篇。

2015年3月，为庆贺甘惜分先生寿诞，全国新闻核心期刊《新闻爱好者》推出“百岁新闻理论家的建树与情怀”专题组稿，知名新闻学者童兵、刘建明、郑保卫、展江等纷纷撰文回顾甘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师生情谊。《中国记者》、《青年记者》、《光明日报》等多家国内报刊也刊发了对甘惜分的报道及相关文章。

本期《潮》专访甘惜分教授，邀同仁一起近距离感受这位新闻学大家的胸襟与情怀。

甘先生能介绍一下早年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或事吗？

我出生在偏僻的西南小县城，读书读报是我从小最大的喜好。那时候来自上海的进步报刊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当小学教员的工资大部分都汇到上海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进步出版社邮购书刊了，我还利用五哥在县民众教育馆当管理员的机会，多方订阅上海进步书刊，我的思想变化与上海的进步书刊有很大关系。不仅如此，那时候的我为了反抗旧社会，还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以县民众教育馆阅览室为联络点,成立秘密读书会，开展读书活动。

帮我接近共产党、接近进步思想的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我表哥熊寿祺，他在大革命时期便到武汉参加革命，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他那时经常给我写信，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朋友熊复，他与我是同乡，又一同奔赴延安，解放后他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熊复初中毕业后去上海、成都考大学，眼界比我宽得多，我俩就经常通信，痛快淋漓地评论天下事。在成都时，我们经常在祠堂街一带的书店里看书。那里的书店卖的大都是上海的进步出版物，正合我们的需要。抗战爆发后，我们的秘密读书会公开了，改叫抗日移动宣传队，在邻水县城和乡镇上演抗日戏剧，张贴宣传画。有一天，我突然收到熊复写来的信，很简单：“接信后速来我家，同赴延安”。就是这样，1938年2月26日，我和他一起抵达了朝思暮想的圣地延安。 到延安以后，我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很快又转入政治教员训练班。不久后，这个班转到中央马列学院，我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学了一年马列经典著作，收获不少。没几个月后，经抗大队长尚耀武和区队长陈秉德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生当中，我的第一个转折就是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大胆地走向了延安。这步跨得非常大，也跨得很正确。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我这一生中第一步跨对了。

您什么时候走上学术道路的？能否聊聊您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学术争鸣？

1954年是我命运的分界线和转折点。那年，我奉调到北京大学工作，以后又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最开始，我是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副教授，主讲新闻理论。四年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我又开始在人民大学任教，直到1998年正式退休。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学术圈子中摸爬滚打，几十年来就与人争论不休，是为了探讨这门学科的规律，作真理的追求。

1957年夏天，北京召开了两次首都新闻座谈会，用毛泽东的话说，第一次是“否定”，第二次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对第一次“否定”的反击，即“反右派”斗争。我当时还在北大，两次座谈会都出席了，就是在第二次会议中，复旦大学的王中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我与王中，新闻观点是始终有分歧的。我认为他的观点有的是可取的，但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小的片面性。我主要批判了王中的以下几个观点：一是“报纸是社会需要的产物”而不是阶级需要的产物；二是报纸具有商品性和政治性两大属性；三是“读者需要论”。经过几十年来的反复思索，我认为我与王中同志的根本分歧在怎样看待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上。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或者是在新闻中淡化政治。我则认为新闻与政治是分离不了的，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

但是，1957年批判王中同志并没有批判他在理论上有什么错误，有哪些失误，而是动不动就把人家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上纲到反革命分子。其实，王中以及和王中一样同遭文字之灾的大批新闻界和各位学术界的朋友们，都是无罪的，他们从爱国爱民的立场出发，对执政党的政策有所建议，有所批评，也应当是容许的。也就是说，反右派斗争中的被批判者和批判者 双方都蒙在鼓里，低头被批判者不知自己因何得祸，振振有词的批判者也不知自己滔滔不绝的发言将带来什么后果。我在那次政治大潮中，看似清醒而实际糊涂地批判了王中，过了两三年，我又成了被批判者。期间的翻云覆雨，又过了若干年才了解全部真义，已经悔之晚矣。

1960年，我又卷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清查“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以孤军之力遭到批判，所幸“真理在手，无所畏惧”，最终在中宣部工作组的调查下澄清了是非。我是个打不倒的老家伙，我没有东倒西歪，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认识真理是逐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之所以有这么大胆量，是因为我信仰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您如何总结和评价自己40余年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思想？

经历浩劫之后,我对新闻界极左之害已有切肤之痛，开始了思想解放的曲折历程。1979年，我写完《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一文，用两万字考证了“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这个“禁区”并非党中央的根本方针。1981年，我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论我国新闻工作中“左”的倾向》一文，直指年初党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对肃清“左”的流毒不够重视，认为该决定存在片面性。

1980年，我用仅仅四个月就独立完成了被誉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奠基之作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如果说1960年我在反右倾浪潮中大反极左思潮，打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第一炮，那么1980年我写出《新闻理论基础》，就是放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第二炮。《人民日报》报道说:甘惜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新闻的第一人。

1986年,在《新闻理论基础》之上重新修订的《新闻原理纲要》一书问世，我几乎重新建构了自己对新闻工作及新闻规律认识的脉络。同年，我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开始使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了解民情舆情,摸清社会脉搏。1988年，论文集《新闻论争三十年》出版,收录 了我从1979年至1986年初的主要学术代表作,我的新闻思想到此算是一个总 结,新的思想征程开始。

1993年，我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杀青，皇皇180万字，由百余位新闻研究者共同努力达三年之久完成，是中国首部详尽全面的大型新闻学辞书。1996年，我又在学生们的建议下，将自己的学术历程与学术心路铺于纸上，用四个月完成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并几经周折于2005年在香港出版。在这期间，我还陆续提出了自己日臻成熟的新闻理论，包括“新闻三环理论”、“新闻三角理论”、“新闻真实论”、“新闻控制论”、“多声一向论”等。

现在总结自己40余年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思想，可以说，我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总的思想指导之下，发生了几次转折。第一时期，“文化大革命”以前，这十多年内，我是一个完全的“正统派”。不但对马恩列的革命思想十分信服和崇拜，而且对斯大林和毛泽东也缺乏具体分析。第二时期，从“文化大革命”到80年代前半期的思想徘徊。我在这个十年对毛泽东逐渐进行分析，逐渐清醒。我在革新与保守、创造与拘谨之间徘徊近十年之久。虽然有所前进，却还不敢大胆革新。第三时期，1978年以后，我完成了觉醒的过程，彻底同陈腐思想告别，经历了一番“涅槃”，达到了新的境界。简而言之，这个过程就是：探索、徘徊、清醒。

新闻学是政治性极强的学科，中国共产党把新闻工作视为“喉舌”，要求新闻学研究必须服从党的需要，从党的领导角度考虑新闻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还有一种思维方式，是以研究科学规律为出发点的科研思维方式，也就是要探索新闻的规律性。就我自己来说，由于长期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又在新华社工作过十年，我的新闻思维方式开始是完全官方的。但是经过后来40多年的长期研究，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再加上40来年中国国情包括新闻工作情况的几次急剧变化，我的思维方式逐渐向第二种转变，向科学思维方式转移。

贯穿您这一生学术思想最核心的灵魂是什么？

我的性格有一个缺陷——太书生气，几十年我都没有变过书生味道。社会交往、人情世故，我都不太关心。因为这个吃了不少苦头。我是一个孤儿，小时候在家天天挨打，在外人家看不起，我那时候就想：将来要有出息给你们看。于是从小就养成了内心反抗、对人忍辱的性格。改革开放以后，我写了许多有棱角的文章，敢于争取平等，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慷慨直言，这都是我长期受辱的反抗。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我这个自由不是自由化的自由，而是要允许人民讲不同的意见，要允许人民独立思考，要允许学术自由。

1979年10月，为庆祝新中国建国3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学术讨论会，我被邀请参加了新闻组的讨论，同组的都是新闻界的老同志、老领导，还有老报人。我发言指出，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人员谈话有这样一段：“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能加上一句：“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把人民的意见、要求和批评等等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我们的工作”，这样才比较全面，也就是把党性和人民性集中起来了。所以说，“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一贯的学术立场。

原载：《潮》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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