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程益中:中国最大糟粕就是所谓做人的学问

刘海明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程益中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做人的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四周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本刊记者傅小永 □子非鱼

经常有人问程益中，你在2005年以前，用10年的时间创办了两张中国优异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一度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走，管理两个两千多人的新闻团队，现在你管理一份几十人的体育杂志，落差如此巨大，你会不会不甘心。

程益中并没有失去对传媒的热情。他选择了另一个向度，继续他最擅长的传媒事业。

他办体育画报，杂志虽小，格局却大。体育画报在一个几乎被丑闻摧毁的体育产业中诞生，试图重建国人对于体育界以及体育媒体的信心。体育代表人性，也代表人类最透明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凡是拥有健康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国度，都会赢得世人的尊敬。在当下，尤其是在2008年之前，体育画报的这种建设性的努力是必须的，和建设完美的体育场馆一样必须。

接手体育画报时，程益中堪称幸运——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拥有最奢侈制作成本的中文体育画报。


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


人物周刊：一年多前，你设定的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中国体育传媒和中国传媒界的角色是什么？一年来体育画报中文版的发展是否如你所愿？在何种情况下，你会认为，这本杂志已经成功了？

程益中：一年半以前我准备接手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时候，感觉压力挺大。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做的杂志项目，有许多杂志项目比体育类杂志赚钱容易。但接手之后，我就不敢再想困难了，一门心思只往做成的方向想——说实在的我那时尤其害怕失败，迫切需要一场新的胜利来安慰自己。

我给体育画报中文版设定的一周年目标是：寻求投资理念、制度设计和团队组建的最佳解决方案，建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准，树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杆，跻身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在杂志的内容和设计质量上获得读者高度认可，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上赢得良好口碑，探索出一条与巨额投资相匹配的营收之道。我对体育画报中文版一年来的发展感到满意，因为我看到了曙光。

至于说怎样才算已经成功，我向来标准极高，无论做什么项目都想成为第一，因为第二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说做体育新闻杂志的第一，这只是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最低目标，而是要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做中国杂志TOP10。

人物周刊：对你而言，体育画报中文版这个平台是否太小了？服务平台的大小，是否影响到你的成就感？如何说服自己“归零”？

程益中：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事情做总比没事情做好，在当时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跌幅相对较小的一次倒下。再说我也需要养家糊口。

无论大事小事，凡事都想做到完美极致，我的成就感通常都是这样建立的。在目前形势下，服务平台的大小，可能影响我对社会的贡献，但不太影响我的成就感。我觉得现在不去利用媒体建设性地编织谎言和创造性地愚弄大众，就已经功德无量了。我现在也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感觉为自己为家人活着也是件很高尚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心态能够及时调整复原的人，激烈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没有隔夜的苦恼和困扰。

我提倡归零，并不是因为我现在遇到了挫折，我对个人的遭际并不看得太重，我不感世伤怀，既不背失败的包袱也不背成功的包袱，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是谁，都有一颗返璞归真的心。

人物周刊：你在媒体领域的自我定位是怎样的？你是天生的带队者吗？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是个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是个优秀的媒体环境、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
人物周刊：你的职业最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你理想中的下一站是？

程益中：这个职业与大众的权利和福祉息息相关，并且有可能让从业者赖以生存并获得生命价值，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理想的下一站？我也不知道，还是随缘吧，我从来都没有规划过自己的未来，也扼不住命运的咽喉。人生的不确定性和戏剧性太多了，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边拍边播，由不得你规划不规划；又好比一张不规则的大网，这张网的起点是生，终点是死，而从起点到终点，有无数路径，每到拐点便是歧路，我们就兜兜转转忙忙碌碌去吧。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偶然性组成的，但偶然性的总和便是必然性。我的下一站，还是由偶然性决定吧。

人物周刊：你如何描述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你心目中的情感位置？

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是我过去的沧海，而体育画报中文版是我现在的桑田，沧海也好桑田也罢，都是我耕耘收获之所，它们共同导演我的未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怎么讲？刻骨铭心过，撕心裂肺过，轰轰烈烈过。现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依然是我的灯塔，在照耀我的远航。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是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我觉得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

人物周刊：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你最鄙夷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为了生活干脆抛弃了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

人物周刊：你认为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程益中：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的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四周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是否更隐忍和更妥协？

程益中：过去的锋芒也好，现在的隐忍和妥协也罢，我认为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刻意而为。我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极其敏感，对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平与不公感同身受，嫉恶如仇，我的锋芒被砥砺而成，如果没有世间的不平和不公，又何来锋芒可言？而所谓的隐忍和妥协，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锋芒被折断，另一种是你失去了亮剑的机会，你已经不合时宜了。

人物周刊：是否有心生厌倦之时？你应该不是无条件乐观的人。

程益中：要说厌倦，其实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辞职了。只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仓皇逃离。

我怎么能是一个乐观的人呢？我是一个达观的人，因为我悲观至极。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如何权衡过去两三年的得失？

程益中：我是满意的。我常常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别抱怨，要知足，世上还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还抱怨什么呢。如果非得权衡，我觉得过去两三年里得大于失。经历那件事之后，个人得与失对我于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任何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得远远大于失。我这里首先要交代的是，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境遇的关系不大，并不会随着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

人物周刊：面对鲜花掌声、明枪暗箭时的心态，以及孤独感的缘由。

程益中：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折时并不觉得无助，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

人物周刊：你字里行间的情怀、气概和力量因何而来？在你的心里，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

人物周刊：你说过“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你对制度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有新的认知吗？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

人物周刊：北京生活和广州生活的区别是什么？对你来说，北京是异乡还是归宿？

程益中：广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间，是市民社会，是契约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权力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公平交易，无法建立平等互信。来北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

我才40来岁，感觉人生刚刚开始，现在谈归宿有点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北京不是我的归宿。古人说心安之处即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籍贯地和户籍地都不可能是故乡。在何处安妥心灵，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程益中：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公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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