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筱赟：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不说人话、不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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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筱赟语录】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我要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
　　本文仅代表我个人立场，与发布网站无关，与本人供职单位无关。本文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
　　如果有人愿意在我被有关部门抓捕后送牢饭，或者我被打伤住院期间探视，我也非常欢迎。我喜欢吃酸菜鱼、肥肠、猪蹄、牛肉、巧克力（不要用代可可脂的）、可乐、果汁（要百分之百的纯果汁）等。

这是我的照片，有种就来砍我，没种就闭嘴，废什么话？


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不说人话、不说真话

文/周筱赟

核心提示：
　　常常有不认识的网民来问我，不少人第一句话往往就问“你是一个作家（或文人）吧？”这样问的，多半是初中在读学生或初中毕业后外出务工者，《知音》、《故事会》就是他们理解的文学。我在博客做了“我写的不是文学”的声明后，还继续有人这么问，我就会回答提问者：“我不是作家，你才是作家（文人），你全家都是作家（文人）！”
　　“作家”、“文人”一词本来是中性的，但在当下的中国，作家（文人）的称谓就是一种耻辱。因为一提作家（文人），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余秋雨、王兆山等。我如果竟然是作家，岂不是要和这样的人为伍？作家的全部工作，就是坐在家里炮制文字垃圾。
　　中国当代文学之罪，一是不说人话，二是不说真话。文青不就喜欢把简单的事实描述地极端繁复，堆砌大量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作为生活中的正常人时，和家人聊天、给朋友发邮件时，会这么说话吗？文青喜欢不说人话的文学，自然是他们的自由，但文学不说真话，却是这个时代作家集体堕落的表征。文学不再说真话，因为说真话是有风险的。
　　有一回我和易中天教授聊天，易中天说：“文人哪里是流氓，文人都是婊子！”还好，作家不都是流氓和婊子，起码还有李承鹏和他的《李可乐抗拆记》。如果一万本文学书里，有两千本是写风花雪月，两千本书是写人生感悟，两千本是写帝王将相，两千本是写玄幻武侠，还有两千本是写现在老百姓生活的多么幸福，所有这些，当然抵不上一个李承鹏。拆迁恶政危害中国至少一二十年，为什么从来没有中国作家写过？直到《李可乐抗拆记》出现。这本深刻揭露拆迁恶政的小说，来源于李承鹏家附近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唐福珍事件，李承鹏说的是人话，说的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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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说过，文学就是垃圾，文人就是流氓。如果看我不爽，要来砸砖头就赶快，干脆来个更痛快的，有种就来砍我，没种就闭嘴，废什么话？但文青除了敢嘴巴上骂人爽爽，敢砍人吗？当然，我指的是，且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

“你全家都是作家”

　　如果把李承鹏比作一个铁块，不算我奉承他了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说，上天在铸造人时，用黄金造出统治者，白银造出武士，铁造出农民，铜造出技工。但是，如果是一屋子完全可以视而不见的空气，虽然体积庞大，却怎么能和一个铁块比重量呢？（顺便给文青普及一点物理学常识，空气不是完全没有重量，常温常压下空气密度为1.2千克/立方米，而铁的密度为7900千克/立方米。）文青都是文科SB出身，和他们说这些自然科学常识，他们都是一窍不通的。
　　
　　对当代文学失望，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偏见。记得整个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地位无与伦比，一篇小说的发表，朝野震动，人人争睹，能改变个人命运自不必说了，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路径。以至那个时候，连征婚广告都要以“爱好文学”自诩。而现在呢？文学早失去当年的轰动效应，文学刊物举步惟艰，如果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还到处说自己爱好文学，想当作家，估计要被视为异类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没有市场了。在基数庞大的中小学生当中，在韩寒所调侃的城乡结合部，郭敬明的青春文学还是很有市场的。因为我的腾讯博客有超过4600多万的点击（和李承鹏博客的2.5亿浏览量相比，当然是不值一提的），所以常常有不认识的网民来问我，不少人第一句话往往就问“你是一个作家（或文人）吧？”一开始我还耐心解释：作家或文人，通常是指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而我从来只陈述事实，不写虚构作品。不是写文章的人就叫作家（或文人），还有记者、学者等等；也不是所有文章都是文学作品，还有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学术研究等非虚构作品。但他们多半会表示无法理解。除了拒绝回答者外，我几乎都问过，基本上都是初中在读学生或初中毕业后外出务工者，《知音》、《故事会》就是他们理解的文学。当然这怪不得他们，得怪糟糕的中学应试教育。我在博客做了“我写的不是文学”的声明后，还继续有人这么问，我就会回答提问者：“我不是作家，你才是作家，你全家都是作家！”或“我不是文人，你才是文人，你全家都是文人！”
　　
　　本来我一直以为“你全家都是作家”是我的原创，并有些扬扬自得。李承鹏的新书《李可乐抗拆记》（甘肃人民美术出版2011年1月版）出版后，第一时间寄给我，因封面上标明“中国第一部以拆迁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就和他在电话里讨论起这个问题。李承鹏说他早在10多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了。我对他说，“作家”一词本来是中性的，但在当下的中国，作家的称谓就是一种耻辱。因为一提作家，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余秋雨、王兆山等。而“秋雨含泪”、“兆山羡鬼”已成为网络熟知的典故，不需要我多做解释，大家都懂的。余秋雨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王兆山至今仍是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自然都是被有关部门器重的优秀作家的代表。我如果竟然是作家，岂不是要和这样的人为伍？
　　

当代文学不说人话？

　　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之罪，一是不说人话，二是不说真话。
　　
　　李承鹏在博文《当一个喝自来水长大的作家》中说：“我对文学唯一的标准就是：说人话。”（1月9日《羊城晚报》）按我的理解，所谓文学要说人话，就是要说正常人说的话。尽管我认为《李可乐抗拆记》是一部有严重缺陷（详下）的小说，但所幸做了作家的李承鹏，说的还是人话，而且是风趣幽默的人话。比如小说开头便是：“自从得了精神病，我的精神就好多了。”还有“从小老师就让我学习孔子，可我学来学去，却发现学成了孙子。”
　　
　　可是，现在又有几个作家在说人话呢？网上流传一个题为《骗稿费的文学说法》帖子，以三段式推进，将一个普通的表述，延伸为“文艺一点的说法”、“文艺到闹心的说法”、“文艺到闹心且骗稿费的说法”三个层次。我就举其中较简单的例子，比如“喝冰水呛到”这么个再普通不过的意思，文艺一点的说法是：“冰水在喉头激起涟漪”；文艺到闹心的说法是：“冰水偏偏在喉头萦绕，激起一阵寒咳的涟漪”；文艺到闹心且骗稿费的说法：“然而冰水却偏偏在我那不发出一点声响的喉头缠绵萦绕，激起一阵无从压抑的寒咳涟漪”。
　　
　　这虽然是网友恶搞，但现实中的文学，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文青不就喜欢这类酸掉门牙的抒情吗？文青要的就是这种氛围，涟漪、萦绕、寒咳，多有文学美感呀！把简单的事实描述地极端繁复，堆砌大量华丽的辞藻，在他们看来就是文笔好，有文学才能。现在活跃于文坛的这类风格的作家比比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当然，以女性作家居多（包括有女性气质的男性作家）。可是，他们作为生活中的正常人时，和家人聊天、给朋友发邮件要陈述自己“喝冰水呛到”时，会这么说话吗？我想显然不会。如果坚持这样说话，估计要像李可乐那样被关进精神病医院。

当代文学不说真话

　　文青喜欢不说人话的文学，自然是他们的自由，可以理解为个人偏好，但文学不说真话，却是这个时代作家集体堕落的表征。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之所以能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它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公众的呼声，如平反冤假错案、农村所有制改革、反腐败等等，而现在呢？记录这个时代命运、反映最真实社会生活，本该是作家的职责，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今天我们去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可以全景般了解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生活，我们去读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史诗，而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在各类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政府行政权力扩张加剧、恶性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当下中国，我却几乎找不到一个作家作为公权力批评者和监督者出现。所谓“文学”，几乎蜕变为个人无病呻吟、官家粉饰太平的文字的代名词。作家的写作属一种公共写作（即写给不特定的普通公众阅读），他们本该是社会的牛虻，要以他们的良知和勇气直面社会问题，对社会积极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但现在是学者和媒体人承担了这一社会责任，作家早已集体缺席。
　　
　　比如，千夫所指的强制拆迁，至少1994年就开始了。到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订后，各地血拆事件愈演愈烈，群体性事件大规模爆发。显然，地方政府的动力在于，通过和开发商勾结，赤裸裸的掠夺公民财产，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据《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7日《全国土地出让金或破2万亿 卖地成地方最大收入》公布的数据，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比例居高不下，且逐年增多。2001年－2003年是35%，到2009年是46%。在有些县市, 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50%, 有些甚至占80%以上。正是因此，虽然到2009年11月13日成都唐福珍为阻止拆迁自焚死亡，对强拆的民怨沸腾到了顶点，有关部门也表态废止《拆迁条例》，而代之以《征收条例》，但时至今日，新规仍难以出台。
　　
　　知名律师王才亮曾披露，目前全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40%是由征地拆迁引发的，而全国各地到北京的上访，40%和征地拆迁有关，现在全中国13多亿人口中，有20%以上的人（被拆迁人及其亲人）都经历过征地拆迁。涉及面如此之广，即使所有作家都恰恰属于那13多亿人口中未被波及的80%，也该有耳闻目睹，却为何没有一个作家以此作为创作题材？直到李承鹏的这本《李可乐抗拆记》的问世。这是偶然的吗？还是作家们集体无意识的回避？既然《李可乐抗拆记》得以与读者见面，说明并没有人规定拆迁是个不可触碰的禁区。是拆迁的情节不够曲折生动？我刚看到财经网的报道，江苏盐城滨海县82岁离休干部刘太香家两间房子遭遇强拆，他收藏的古玩字画、珍贵邮票及军功章等物品和现金全不见踪影。曾是新四军敢死队队员的刘太香抱病“出阵应战”，拆迁人员逃跑了。在“缴获”的挖掘机里守睡了一夜后，刘太香决定在网上拍卖这个“战利品”以补偿损失。现实的匪夷所思远远超越了作家的想象力，这简直是小说的绝佳题材啊！可是为何除了这本《李可乐抗拆记》，我找不到任何以拆迁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呢？（案例评析与法律适用类的我倒是找到不少）
　　
　　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当代作家集体患上了软骨病（是遗传还是感染，还需要研究），文学不再说真话，因为说真话是有风险的，而“歌德”体文学是最安全的。除此之外，吟花咏月、感时伤怀的文字，以及抽象的谈论人性、关怀、环保等一些正确的废话或不正确的废话，永远不涉及现实利益冲突，安全系数也很高。

当代文学为什么不说真话

　　有一位因要做“你近旁的一株木棉”而成名的女诗人舒婷，在自著的一本散文集中，把世代所居的厦门鼓浪屿称为“我的生命之源”、“妈妈的岛屿”，书中收录了多篇谈环保的散文。2008年4月接受采访时，舒婷深情地说：“我深知我国的环境损害程度已经何等深重，有些缺失与黑洞，是花多少钱经多少年都无法恢复填补的。”“我最忧心忡忡的就是砍伐、偷猎与食物安全。”可是，匪夷所思的是，引起全国舆论高度关注的厦门PX事件，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谈环保的散文中，女诗人均不置一词。而厦门PX项目，之所以引起上百万厦门市民反对，并到市政府门口散步表达，最重要的原因，是位于厦门海沧区的该项目，距离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鼓浪屿岛实在太近。该散文集出版于2007年10月，厦门PX事件肇端于当年3月，5月30日厦门市政府宣布决定缓建，12月20日宣布取消，无论是散文集，还是媒体采访，一直未见自称关注环保的女诗人做过任何表达。
　　
　　我这样说，不是要逼人表态、强迫站队，而是既然如此，女诗人舒婷当初和事后又何必做对环保热爱状和对污染痛心疾首状呢？她彷佛厦门PX事件从未发生过，关注的只是文学想象上的的环保。更为重要的是，舒婷是全国政协委员，经我核查，她从未提出与此项目有关的任何提案。根据政协章程规定，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而政协委员提案，既可在全体会议期间提出，也可在休会期间提出。舒婷世居鼓浪屿，连关系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件尚且缺席，我们又能对文学寄予什么希望呢？如此的文学日益遭受边缘化，正是公众素质提高、公民意识养成的体现。
　　
　　同样是对于本地重大公共事件，李承鹏的表现就大不相同。唐福珍自焚的地点离李承鹏老家的房子不太远，事发当天他就写了一篇激烈抨击当地政府的杂文发布在博客上，很快消失。李承鹏就再贴，再被删。反复几次后，李承鹏在他博客上写下如此一段文字：“你们，删文章ID不划算，得删我博客ID，删我博客ID也不划算，最好把我身份证ID删掉……那就一了百了。”也正是在唐福珍事件刺激下，李承鹏觉得必须写出这本《李可乐抗拆记》。表现如此不同，大概因为李承鹏只是一介平民，而女诗人官居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厦门市文联主席，享受副厅级待遇。
　　
　　作家，莫非就应该是坐在家里胡编乱造堆砌文字的人？他们全部工作，就只是炮制文字垃圾，玷污作家这个称谓？我曾经不无激愤地说“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有一回我和易中天教授聊天提及，易中天说：“文人哪里是流氓，文人都是婊子！”这话颇有与同样出自他口中的“这年头不弱智怎么当领导”媲美之势。还好，作家不都是流氓和婊子，起码还有李承鹏和他的《李可乐抗拆记》。如果一万本文学书里，有两千本是写风花雪月，两千本书是写人生感悟，两千本是写帝王将相，两千本是写玄幻武侠，还有两千本是写现在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所有这些，当然抵不上一个李承鹏。因为后者说的是人话，说的是真话。
　　
　　前面我说了，《李可乐抗拆记》是一部有严重缺陷的小说，表现在本书的结局上。小说主人公李可乐在精神病院里想出了一个天才的“抗拆宝典”，即让一条街的证件全部消失，所有人和房产都没了身份，正是这个天才的主意，打败了开发商。可惜，这样的奇思妙想只存在于李承鹏的小说中。新拆迁条例势必加大对地方政府和开放商的限制，所以在此之前，各地的征地拆迁将要上演最后的疯狂。通过和平方式、法律手段来解决征地拆迁纠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前不久，带领村民为征地纠纷上访维权的浙江温州乐清老村长钱云会，因车祸离奇惨死。到底是普通车祸还是蓄意谋杀，官方和民间至今聚讼不休。他当村长的5年，有3年半在监狱中度过。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统计，许多农民因低价征用制度而致贫，形成4000万失地、失保和失业农民，即全中国有4000万个钱云会。李可乐在现实中的下场只能是钱云会。也许文学还是应该给人一点希望吧？只是，真实的现实比李承鹏的小说更残酷，让人情何以堪呢？

2011年1月9日－11日作

补记：

　　这篇文章早在两个月前就写好了，但由于某些原因，一直未能公布。现在公布，应该不算晚吧。我写文章，不是为了启蒙谁或教育谁的。我写文章只是表达我的观点，这是我的言论表达权，某些人怎么想，和我没关系，因为我没有空，也没有义务去教育谁。看不惯，有种就拿刀来砍我，废什么话？

　　看罢李承鹏的《李可乐抗拆记》，尤其是读到后半部分，李可乐被关进精神病院想念菜刀妹（清玖儿），真的让我好感动。菜刀妹的形象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可是，她的眉眼对于我又是不清晰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世间竟还有如此美丽、善良、刚烈的女子吗？如今，美女要么居于风尘，要么居于云端，住在地面上的我是看不到的。我不禁想起莫泊桑的一篇小说《莫南那公猪》，这篇小说不如他的《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知名，关注的人不多，但对我却印象深刻。

　　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李可乐抗拆记》的结局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那个最后的时间节点后，一切彷佛归于虚空了。菜刀妹还活着吗？丁香街抗拆胜利了吗？我都不知道了。

2011年3月10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