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陈布雷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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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向父亲告辞，只见父亲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11月12夜，“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杀，留下了10封遗书，将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对于是否公布这些遗书，国民党高层曾有过一番争论。11月17日，司法院长居正的日记说，上午在陈布雷先生治丧委员会讨论遗言应否发表时，反对发表的以为他的自杀给蒋带来不良影响，留到相当时机再说。当晚，国民党中常会再三讨论，也有主张不发表的，因为邵力子力主发表，如不发表，就要退出治丧委员会。讨论结果，决定发表。

　　在留给夫人王允默的遗书中，陈布雷嘱咐：“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因此，王允默才会当着宋美龄的面谢绝蒋介石的举行国葬之议，但她也没有遵照草草葬于南京的遗愿。她说：“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

　　1948年年11月19日，时为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日记说，下午二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绋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布雷的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随他下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穿着蓝布长衫的蒋经国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

　　1949年1月，《陈布雷回忆录》手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妻子在“前记”中说得很清楚：“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夙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屏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陈布雷生前对《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说：“其实，我开始是从事新闻记者生涯，现在也未忘情于此。”直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夕，他还感慨无限地对沙孟海说：“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啊!”总之，他时时不忘重理旧业，却最终回不去了。

　　陈布雷的报业生涯开始于辛亥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那年春天他浙高尚未毕业，路经上海，暂住《天铎报》，主笔戴天仇要回乡结婚，请他代写评论。因此缘故，当年秋天，他浙高毕业，即应《天铎报》之聘担任撰述，每天撰写两则短论，每十天写3篇社论。由于他平日看的旧小说多，评论中喜欢引用《水浒传》中的典故，很受读者喜爱。这年他只有22岁。同事要他起一个笔名，他就署名“布雷”，并解释说，这是他在浙高读书时同学对他的戏称，当时他面颊圆满，同学就叫他为“面包孩儿”，面包的英文为Bread，译音“布雷”(他记得最早是邵飘萍这么叫的)。从此他就以这个笔名闻名于世，本名“训恩”反而被湮没了。

　　辛亥革命发生之初，《天铎报》总编李怀霜主张慎重，不敢称起义者为“义军”，当时各报也是称“逆军”的多，陈布雷认为不可附和，就称为“革军”，并在报上连续发表《谈鄂》系列评论，一共10篇，传诵一时，“布雷”之名溢于沪杭一带。《天铎报》发行量达到4000份，几乎可以与《神州日报》、《民立报》、《时报》、《新闻报》并列。

　　在革命浪潮中陈布雷的一个堂哥成为宁波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召他回故乡，但他马上即返回了上海：“我志在作记者，还是让我回沪从事新闻工作吧”。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告友邦人士书》，稿子是英文写的，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交陈布雷试译一段，他的古文典雅、准确。王认为不失原意。于是这篇《告友邦人士书》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 《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

　　年轻的陈布雷借助《天铎报》这个平台，为新生的民国鼓与呼，在《新国民不可不知》短评中他说：“今日之中国，不贵有细针密缕之法律家，而贵有雄才大略之政治家。”在《袁世凯听者》文中，他直斥“袁世凯尔，真无耻小人哉”。此时，戴天仇自办《民权报》、叶楚怆等办《太平洋报》、邵元冲等办《民国新闻》，纷纷约他襄助，《申报》也请他担任撰译，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报纸应转向鼓吹建设，而不是像革命时期那样致力于批评。家中亲人也不希望他以记者为职业，他在《天铎报》前后工作5个月，回故乡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直到1920年才重回上海新闻界。不过他从来没有忘记新闻事业，除了给上海《申报》当特约译述员，一度还兼任宁波《四明日报》的撰述。

　　1920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字典》的编译，正值《商报》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评论，每周5篇，星期天再写一篇短评。《商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张季鸾叹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1921年12月18日，他在《靳内阁总辞职》评论中尖锐指出：“故此仆彼起，无非鸡虫得失之争，于国事何关?于人民何益?”在12月20日发表的《翻云覆雨之政局》中，他进一步说：“中国者，民国也。国既以民为主，而人民对此纷纷扰扰之政局，竟始终不相闻问，帝制之酝酿、复辟之鼓动、安福之捣乱，国人之中未尝不有早已窥见其微者，乃一般之国民袖手旁观而不问也。……故中国之坏，坏在人民坐观成败，而未尝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由自己防卫而进于自己建设，徒抱消极的态度相与俯仰一世耳。”

　　1923年，《商报》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熟悉他的芝翁回忆，“他在编辑部里撰写时评，连续不断吸香烟、喝浓茶、吃馒头，这三件东西下了肚，他的掷地有金石声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有人因他直言不讳，怕惹上麻烦，而劝他不妨用曲笔，他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他不惮军阀的强势，对于当时发生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由福建举兵进入浙江等，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上海《时事新报》评论说：“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他马上在《商报》发表评论《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予以驳斥。目击英国巡捕在上海杀害中国工人的惨剧，他热血沸腾，他在五卅运动中的文章议论能深得人心，就是因为有感情，有见解，他自述：“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或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曾转载他的《商报》评论，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给他写信，希望他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但这与他联合各阶级的力量推倒军阀、争回主权的全民革命思想有距离，因此没有回应。胡政之主办《国闻周报》，请他每周写一篇时评，月酬金50元，他倒是答应了。

　　他的时评渐渐成熟，自信心也加强，于政治之外，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以及工商等问题，受到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喜欢。期间，他因为言论得罪租界当局，曾被传讯、罚款。《商报》的发行量达到一万数千份。郭沫若推崇这一时期的陈布雷，“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叶恭绰对陈布雷也很推许：“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寥寥不多得，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这句话传到他耳朵，他在病中不胜惶恐、也不胜安慰：“余自以为文字识解，在南不及张一苇，在北不及颜旨微、陈博生，而叶君推重如此，可为愧悚也。”张一苇就是后来《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1922年，他们对于中日山东问题直接交涉案观点不同，有过一场笔战，却彼此倾慕，并从此订交，终生不渝。

　　1926年元旦，当《商报》创刊五周年，布雷执笔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时，只有36岁，已誉满报界，他满怀信心以新闻事业终一生。然而，《商报》很快就走到了它的尽头，虽然发行1.2万份，却经济拮据，几次易主，这时已转到以亲孙传芳的傅筱庵为靠山的方椒伯之手，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号标题详细报道，报社一些董事认为开罪军阀吴佩孚，很是惊慌，傅筱庵派人来审查新闻和言论。陈布雷正好请病假，他抱病出来：“一切由我负责，如要另外派人，等我病愈后面商，此时派任何人来编辑部，使报纸解体，我就概不负责了。”

　　此前，蒋介石曾托邵力子给他送来签名的戎装照，表示仰慕之意，自称“弟蒋中正”。1926年冬天，蒋又托人邀请他去南昌，再次表达了盼望见面的诚意。陈布雷的南昌之行，成为他报业生涯的结束，也是他整个幕僚生涯的序曲。

　　1927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从此他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22年，当然这22年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27年到1934年，他不愿当官，只是有时替蒋介石写写文章而已。他曾对熟人说：“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丢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几天，经常还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闻事业。”他辞谢了总司令部秘书长的任命之后，蒋曾问他愿意担任什么职务?他回答自己的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蒋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所以，这一阶段的前期，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笔政，撰写了大量评论，1929年之后才脱离报界，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陶希圣在《记陈布雷先生》文中说：

　　他每次进南京，中枢就有一篇重要文告发表，而政局即为之转移。

　　他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说过任何文告草拟的经过与政治背景，甚至从来没有透露过任何文告是他执笔。但是他每次有由杭州到南京之行，政界与新闻界人士立刻推测政局将有变动与发展。看吧!大文章就要出来了吧!

　　第二阶段从1934年到1948年，他历任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一系列职务，官位并不显赫，却是蒋身边的红人，号称蒋的“文胆”，蒋深知他的谨慎、廉洁和自持，对他向来尊重，他的进言都是从善意出发，蒋也多有采纳。1945年10月22日，他在重庆对杨玉清说：“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顺利出版就与他和邵力子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部长的邵力子等人通融，邵不仅尽快做了审核，而且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鲁迅去世八年后，在重庆举行纪念活动，1944年10月19日的唐纵日记说，“晚上丙种会报，对于鲁迅纪念会事，[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归与[陈]布雷先生谈，布雷先生认为不应由中央社发布此项消息。布雷先生乃一极端慎重之人，所见亦远!”

　　在为蒋介石代笔捉刀的二十多年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隐痛一直苦苦地折磨着陈布雷。

　　用他自己的话说，笔在他的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终于退不出。这当中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一直身体不大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瘦瘦的，看上去就是病怏怏的，在重庆，宋美龄每天给他送一磅牛奶补充营养。对此，他感激于心。学生时代的他“面孔是圆圆的、胖胖的，像个面包”，他在杭州对记者黄萍荪说：“我的瘦下来是从事新闻工作后，因熬夜而渐起的。”

　　1931年，他在南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所以连房子也不想租，而住在旅馆里。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提到重返新闻界，去做他的记者，当然，实际上做不到了。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从一而终”思想，抗战时期，他在写给《大公报》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这种内心的挣扎、痛苦最终导致他在大厦将倾时选择自杀。

　　陶希圣回忆，陈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蒋介石的，蒋对于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为此布雷“竭尽了脑力和精力”，不仅要保密，还有字斟句酌的细密。当然，在山河破碎的抗战时期，他代蒋起草的文告中也有他的得意之笔，其中蕴涵着他自己的爱国之情，所以文字淋漓，笔墨酣畅，如《抗战建国纲领》、《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胜利须赖久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作，也成了抗战的历史文献，他特别得意的是1938年7月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的决心，就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

　　全文6000字，由5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同时海内外许多报纸都在头条刊出。此文和张子缨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郭沫若起草的《抗战周年告日本国民书》被誉为“三联璧”。他在回忆录中说，此文蒋介石没有口授大意，并且引录了张季鸾的评价：“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相反，那些强逼、硬编出来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记》，不知戳断了多少毛笔，熬断了几许青丝，文章更是干枯，不堪卒读。1937年春天，蒋要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他本来随蒋住在奉化溪口，却怎么也写不下去，蒋于是让他到杭州去写。在里西湖新新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常常难以下笔，心情烦躁，经常将笔头戳断，掷笔长叹。他在日记中说：“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终日面对西湖，美丽的湖光山色却怎么也驱不走他心中的难言隐痛。

　　1941`年，郭沫若50岁生日时，陈布雷在贺信中说：“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贺诗中也有“文士心情脉脉通”之语，确是语出真诚，不是客套。郭沫若的答谢诗中也有“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的句子。然而，陈布雷身上的豪气早已消磨殆尽，再也没有笔走龙蛇、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他后半生的痛苦和矛盾，内心的复杂、挣扎不断地流露出来。1946年3月，他写信给外甥翁泽永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不只是书记生罢了。”他回到新闻界的冲动从来没有终止过，1940年，他在《商报》时代认识的晚辈程沧波离开国民党《中央日报》，到监察院做官，他在“九一”记者节那天写长信给程，为重庆少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惋惜。1947年，程辞去江苏监察使，专办《新闻报》，他又专门写信道贺：“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程固然成不了真正独立、自由的记者，但他内心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真诚的。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他追忆往事，季鸾曾一度北上短暂离开新闻界，他很着急，写信劝说：“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季鸾回信说：“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最后，季鸾言论报国终其身，而他没能做到，所以他说自己“愧负死友多矣”。

　　一个一心渴望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幕僚，并最终为之殉葬，这是大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邵飘萍被枪杀、史量才被暗杀一起成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的主旋律，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他常在家人和挚友面前感叹，“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是人生最苦恼的事。”所以他总想着有一天辞官。临死前不久，他还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抗战胜利后，一生清廉的陈布雷用多年的一点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买了一小块地。他做梦都不曾想到过，自己退隐不成，这里倒成了他永远的归宿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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