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写作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一篇学生习作何以引领帝王蟹舆论？

当《新京报》抛出“高校食堂该不该卖999元帝王蟹”的议题时，一场舆论风波已然酝酿。令人意外的是，最终为这场讨论定调的，并非专业媒体，而是南京大学“新潮”平台上一篇学生习作——《高校食堂改革不会止于一只帝王蟹》。

这篇习作不仅在发布一小时后获《新华日报》转载，更创下“新潮”首个十万加阅读，实现了真正的破圈传播。

为何一篇校园习作，能成为阐释母校立场的最有力声音？其传播效果甚至超越了发起议题和转载的专业媒体？

校园媒体，通常是新闻传播学院为学生提供“采写编评”训练而设立的实践平台。由于教学属性优先，社会对这类平台所发布作品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往往并不抱有太高期待。然而，校园媒体的优势恰恰在于其以校友圈层为传播基础，在这起与本校密切相关的事件中，它充分发挥了共情传播的长处，展现出独特而真实的力量。

特别是“新潮”自身积累的传播势能。作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持续运营十一年的实践平台，“新潮”不仅是新闻学子的练兵场，更是一座承载着历届师生共同记忆的情感仓库。这种由时间与情感编织而成的传播网络，在涉及母校的舆论事件中，释放出不容小觑的圈层影响力。

其次是文本的“事实力量”。细读文章可以发现，“新潮”植入了大量唯有真实生活在南大才能捕捉的细节：校内十多个食堂的规模、每个食堂十多个档口的布局、帝王蟹档口仅是百分之一的存在、学生通过“拼单”消化高价菜品等。这些鲜活事实构成了文章的共情基石，而这恰恰是《新京报》两篇评论所缺失的核心要素——它们提供了观点交锋，却未补充关键事实。

除了共情与事实，此次“新潮”回应中展现出的策略性速度，是其掌握舆论主动权的另一关键。新京报的议题在3日深夜发布，于4日早晨形成广泛认知；而“新潮”在4日午前便迅速推出回应，精准抓住了舆论发酵的“黄金窗口期”。这种快速反应，一方面有效阻止了单一质疑声浪的持续放大，另一方面则通过提供更具深度和温度的事实框架，成功引导公众视线转向更理性的讨论，从而实现了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设置议题的转变。

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最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最响亮的声音，而是最真实、最有温度的声音。校园媒体以其独特的情感纽带、事实基础和时机把握，展现了非同寻常的传播力量。

来源：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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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案例】

评论写作“宽窄”之间，我们至少要摆脱平庸

《圣经》曾提到，“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可见“宽门”通向平庸，“窄门”通向真理。

在评论的一宽一窄间，我们至少要摆脱平庸，摆脱思维局限。如果能到达“窄门”，对评论作者而言，是至高无上的成就。

说到思维的局限性，每个人或多或少存在，只有不断思考、实践和总结，才能让局限性化为更多可能性，像鸟儿一样飞越自己的山。这些就当作对红网“论道训练营”特色人才班同学们的勉励与祝福吧。

11月6日，是训练营开营第二天。

10位同学如期交上“处女作”，很稚嫩，也不完美，但好在有了新的开始。对于评论初学者来说，找到“宽门”已属不易，这就像“从0到1”往往比“从1到100”更难。

参加当日培训的同学，着重撰写地方中心工作的评论。选题涉及近期湖南的时政热点，如“人才巴士”、政务重要部署、湘股战报、“半条被子”新声新事、中法文化交流会议等等。

复盘审稿过程，透过各种繁杂零散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几类脑海中存在的思维误区，它们钳制思想，让文字僵化，可称之为“思维巫术”。

一是“全面看问题”思维。这种全面的思维在评论里，表现为“各打五十大板”，或者说“五个手指头一样长”，容易因贪大求全而失去焦点、失去重心，看上去洋洋洒洒一大篇，实际上什么价值都没有。

比如有位同学就湖南省政府会议围绕医保、外贸、产业等多项工作部署写评论，文章虚而不实，就事论事、就概念说概念，没有干货思考，是典型的缺乏问题导向的全而无用的文章。

二是“闭合式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其实是一种闭环思维，往往先入为主，屏蔽别人的声音，强行输出自己的观点，也不管是否客观，是否有调查研究，是否能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这种思维往往导致教条化、说教化严重。

比如有同学写“半条被子”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转变，先不说原标题的论文气质与评论完全不符，行文也是“大而全”的论文写法，同时盲目放大意义，过度解读，这些都是闭合思维的弊端。

事实上，评论应该具有开放的视野，帮助读者打开新的思维境界。这才是评论的迷人之处。

三是“顺从和正向”思维。它总是沿着千人一面的思考次序来看待事物，因而难以有突破。其实，评论思维最可贵的是批判性思维，敢于提问，敢于合理怀疑，这也正是评论的天性。正能量和主旋律同样需要批判性思维，或者说逆向思维，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保持质疑问题、求证真理的态度，才会让正能量成为“真能量”。

许多同学文章存在这类问题，只从浅层思考，顺着新闻源的方向扩充，读后没有收获，不得要领，不能称之为评论。

其实，当我们不再满足于某个标准答案，脑海里不再揣测别人的心思，以批判性的独立思维，真正释放自己的思想，我们也就能走出平庸的“宽门”，领略“窄门”内的风景和境界。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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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点评社交媒体“活人感”越来越少，这篇文章体现了纵深感｜时评研究室

原作：

社交媒体的“活人感”为什么越来越少

李勤余 澎湃新闻   2025年11月5日

点评：

好评论源自对社会问题的长期观察与思考

（点评人：翁之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

那个曾经寄予厚望的，能够包容理性对话、促进共识、启迪民智的网络舆论场，究竟去哪儿了？这一篇评论，或许问出了很多人心中的困惑。

今天的互联网充满了各样机遇和可能性，但也因为“遍地是金”的商业属性导致功利主义盛行，让网络空间充斥着浮躁、焦虑的心态。如今，网络信息茧房引发网民认知固化、观点对立，重要信息浓度被低质信息稀释导致大量注意力浪费，虚假信息泛滥……面对种种乱象，可以说，“我们终将毁掉我们所热爱”的隐忧不再是危言耸听。

这篇评论见解之深刻，显然是基于评论作者对网络舆论生态持续观察与思考的“有备而来”，而不是郑智化等少数名人退网的新闻能立时就唤醒的。在这篇评论里，新闻事件只是一个由头，让作者有机会把对特定社会问题的长期思考结果带入公共议题中，这种有历史纵深的深入认识，恰恰是一切都趋向“碎片化”的时代里尤为稀缺的元素。

好的评论员，不止能敏锐捕捉单一新闻事件背后的认识价值，更能锁定一系列关联事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我们也需要更多这样的声音，带领舆论穿过浅滩，驶向价值的深水区。

来源：首都青年记协时评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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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案例】

每篇评论“废稿”，都是认知的“校准器”

时评稿件被媒体编辑“枪毙”后，也叫“废稿”。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时效滞后，话题热度已过，失去评论价值；二是观点有问题，或偏激、或保守、或平淡；三是论证有缺陷，或逻辑不自洽，或论据不靠谱，或表达不流畅。

对初学者而言，稿件被“枪毙”或许不是问题，甚至是家常便饭，但如何面对“废稿”，却大有文章可做，值得探讨。

在对待“废稿”方面，常见有以下错误认识：一是归因外部，或觉得编辑水平不够，或认为媒体过于保守；二是自视过高，以为稿件已打磨得“十全十美”，殊不知经不起逻辑或事实推敲；三是自我否定，或沮丧不已，或恨铁不成钢，或怀疑自己能力；四是敷衍了事，不以为然，不屑反思，裹足不前。

令人欣慰的是，参加红网青椒训练营的同学，对“废稿”有可贵而清醒的认识，抱持严谨认真态度，虚心学习，给人深刻印象。这在同学们与老师交流过程时或提交的“评中评”，有突出表现。

例如，某同学拟评论“宝宝巴士开屏是低俗广告”话题时，从拟就思路到撰写稿件，花了长达2天时间，等到上交稿件时发现，网络上有不少涉及此话题的评论，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稿件“价值已大打折扣”。她在“评中评”谈到时效性时，认识到评论员需在“快”与“深”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在纷繁的信息浪潮中，为舆论场提供有价值的观点。

又如，某同学就“流浪猫被抽血有偿供宠物猫使用”评论时，表达过于“情绪化”，“共情”失度、理性不足，类似于控诉“罪行”而不是“以理服人”。这种稿件自然难以修改。该同学在“评中评”反思道：共情表达不能失度，只有理性压倒情绪，评论才能说服力和感染力。只有这样，时评才能更好地发挥舆论导向功能。

再如，某同学谈到就“平台向无证驾驶员和车辆派单”话题所撰写稿件不足时，除话题时效性不足外，更重要的是认识到稿件所呈现的观点平淡无奇，提不起受众打开阅读的兴趣，遑论引起共情。因此，一篇时评要具备竞争力，不仅需抢占先机，还需抢占“新”机，特别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这些同学面对“废稿”时，不逃避、不抱怨、不气馁，敢于直面不足，积极反思改进，把“废稿”当作一面镜子，从中发见稿件短板、校正认知，使之成为提升写作水平的“垫脚石”，值得点赞。

“废稿”绝非废物。对每一位作者而言，每篇“废稿”都可成为认知的“校准器”，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实践表明，“废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作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没有利用“废稿”来校正自己的认知。

练习‌时评写作，本质上是一场提升自我认知的“持久战”，‌而“废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武器”。注重在失败中学习、在挫折中成长、在反思中进步，‌从“废稿”中淬炼的认知，迟早会转化为写作的“肌肉记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者对待“废稿”的态度，决定着其写作水平进步的速度以及所能抵达的高度。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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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案例】

“献词类评论”究竟怎么写？

一到年底，是评论员任务比较重的时刻。因为媒体大多要写几篇献词。比如刚刚过去的记者节，以及不远的元旦、春节，都需要这类体裁。例行公事也好，自我打气也好，哪怕是修辞游戏，如果不应下景，也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我几乎从成为职业评论员开始，便开始参与这个活计了。算起来，过去接近十年的时间，也写了十几篇各类献词文章。一边写一边总结，觉得还是有些心得可以分享。今天就谈谈这个话题。

据我的经验，这类文章最难把握的其实是谋篇布局。所谓献词，固然主要是抒发一种情绪，传递一种信念，但如果仅仅是词语的堆砌，那就只是在编织一套花架子，感情上，也只会流于无病呻吟。

献词类评论首先是一种叙事，要有叙事结构，要有一个文章的框架。这其实是最难的。我看到很多不太成熟的献词，结构上大多比较混乱，一会儿谈问题，一会儿谈愿景，又接着谈问题，再去论述建设性。结构上实在太摇摆了，文章显得凌乱不堪。

献词文章必须有一个逻辑上的主干，不能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随风飘摇，进入无物之阵。一般来说，整体的架构，是先谈问题、现状，再谈愿景、未来、建设性。笼统一点地说，文章不妨秉持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逻辑是顺流而下的，不要反复出现扬、抑交织的问题。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第二是表达的节奏。如前述所说，献词要追求文章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就来自文字的节奏。这种节奏，我简单总结一下：要有快有慢，有急有缓，要有变向，有律动。要大珠小珠落玉盘，要嘈嘈切切错杂弹。要大刀阔斧，要绣花功夫。要如凿井，要如开河。

理解这句话，不妨看看新京报刊发的元旦献词《以平凡之勇，渡过生活之海》，《穿越大江大河》，以及记者节社论《技术越进步，越需要大显身手》《算法时代，坚信新闻的力量》。这几篇文章是有鼓点的，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形成了文字的脉冲，将人代入一种动态的场景，产生一种力量感。

第三是要有思考的增量，要有对人生的体悟。我一直记得某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开头，“始终有两种力量，在我们一生中激荡。一种推着我们向外走，一种拉着我们向内收。一种力量去远方，一种力量回原乡。”

这两句是不是很带感？我想不只是因为表达精到有力，更是浸透着人生的阅历。仔细想想，人的一生，不就是在这两个方向之间反复纠缠拉扯吗？故乡与远方，是人类的一大母题。一个人无论混得好或者差，都无所逃于故乡与远方之间。

我此前还看到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的20年致读者的献词，很有水平。不仅是文字好，文字是朴实的，但不是干瘪的，白开水的，而是在巧妙的引用中夹杂着信息增量与思考增量。看得出来有总编辑视角。除了文笔，还能看出一个媒体总编、一个50岁中年人对人性、对行业、对世界的思考。有人说，年轻人越做不了评论员，从这个维度看，是有道理的。

第四，我认为，献词文章要营造画面感。文似看山不喜平。画面感给人带来一种视觉冲击，一种文字美感，一种情绪感染。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献词要善于找意象，譬如，山川，土地，种子，河流，庄稼……都算是常用词。当然，这考验作者的文字运用能力。

我记得央视的《天下足球》在足球运动员亨利退役时，做过一期节目，里面有一段解说词：时光的列车缓缓驶过酋长球场，32岁的亨利就坐在那里，深情的目光望过去，满眼都是自己22岁的影子。380场比赛，226个进球，4座英超金靴，2座英超奖杯，49场不败。历史最佳射手，海布里的最后一战，海布里的最后一吻。当烟花升起的时刻，那个曾属于亨利的海布里国王时代不会随年华逝去，而只会在年华的飘零中常常记起。——这就是画面感。

总结一下，我认为好的献词，应该是架构、文字、认知、意象的统一。感性与理性、思想与情感、框架与表达，雌雄同体，虚实结合，致广大而尽精微。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m7_DOmxQ6M1L-TzsuZmDg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学会辨析谬误，“评论思维”无处不在

评论写作中，作者需要运用一种深度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有效方法，以此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思考方法有批判性思维，也有辩证思维，有些内核基本都差不多，只是定义的角度或侧重点不一。在这里暂时都归为“评论思维”吧。

在我看来，评论思维中所体现出的这些思考方法，主要有这些内容：一是质疑求证，不轻信各种信息；二是辨析谬误，识别事实或逻辑漏洞；三是化繁为简，“抓主干、舍枝叶”；四是理解多元，摒弃“非黑即白”思维；五是视角转换，避免偏激片面；六是有效沟通，学会以理服人。

评论思维不仅有助作者写出好时评，还有更广泛应用价值。

在此，不妨先说两件小事。前年夏天一个下午，路过某地“算命一条街”时，可见一百多米长的街道有3位“算命先生”坐在小凳子上，在为他人“指点迷津”。一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新同事问我：这条街的“算命先生”算得准不准？我回答说，对这种“算命”现象，不应追问准不准，而应反问：假如“算命先生”真的能帮人“祈福求财”，为何不先为自己“改命”，早日摆脱在街边“算卦”的命运？

还有一件小事，来自一位家长的疑问。她有个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孩，生性好动，在房间写作业或在客厅看电视时，坐不到10分钟就动来动去，根本静不下来，严厉训斥也不奏效。这家长喜欢清静，看到小孩坐无坐姿、晃来晃去，就心情焦躁。对此，我建议她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假如6、7岁的小孩坐上一小时甚至半天都“纹丝不动”，这小孩的身体发育及智力发展还正常吗？果真如此的话，不是更值得担心吗？

上述新同事和家长，在我反问启发下醒悟过来，原本看似难解的问题，顿时豁然开朗，前者看清了所谓“算命”的本质，后者认识到好动本是孩子的天性。在这里，我就是用评论思维中的“辨析谬误”及“视角转换”等方法，分析问题、切中要害、得出结论。

当然，评论思维的价值远不止于帮助分析以上“小事”。现实中，无论是甄别过载信息、应对职场竞争，还是走出人生困境、进行理财投资，以至提升沟通技巧、考公考编等，均有“用武之地”，可以大放光彩。

比如，面对情势变化时，评论思维能让你更快地看清问题本质，做出理性判断，不至于病急乱投医；遇到舆论场情绪对立时，保持应有清醒，不至于被偏颇言论带节奏；挖掘投资机会时，不盲从、不跟风，不至于分不清馅饼和陷阱；起草重要文稿时，主次分明，不至于“眉毛胡子一把抓”，甚至犯低级错误；进行沟通协作时，能更好地理解对方立场和意图，提高办事效率，不至于浪费宝贵时间。

换言之，培养评论思维，能让你在信息爆炸时代，成为一个不盲从、不偏激、有深度、有主见的现代公民，从根本上提升你面对人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与韧性，进而影响你的人生轨迹和生命质量。

总之，评论思维不是供一劳永逸的现成答案，而是永葆活力的思考工具，适配学习、工作、生活等各种场景，而且历久弥新，终身受用。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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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对话高明勇：“智库”如何生产“评论”

当评论不再止步于报端言说，而是带着问题意识走向田野；当观点不再悬浮于抽象争论，而是沉淀为可操作的县域发展模型——评论的“智库化”正在成为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股静默而深刻的力量。

日前，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评论部原总监高明勇先生应邀为中共醴陵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2025年第十次集体学习授课，题目是《始于地理，成于治理：中国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源动力观察》，议题很有张力，涉及知识的跨度非常大。王小杨、秦月阳围绕评论智库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高明勇以其从资深评论人到智库实践者的路径，为我们呈现了评论如何从“坐而论道”转向“起而行之”的蜕变历程。

问：您曾提出“外练筋骨皮（案头功夫、现场查验、深度交谈），内练一口气（洞察力、判断力、预测力）”的调研心法。在服务地方的具体项目中，如何将传统的评论思维系统性地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的智库工作方法？

答：评论和智库在我过往的经历中是交叉融合的。从时序上说，是先从事新闻评论工作，后从事智库咨询工作；从表达上说，是显性层面在做评论，隐性层面在做智库；从状态上说，是左手写新闻评论，右手写调研报告，并行不悖。我在政邦智库内部常说一句话：“以评论精神做智库，以智库思维做评论”。就二者的互动关系来说，我理解的“评论精神”，主要是问题意识和话语体系，“智库思维”主要是有效思考和调查研究。您提到的“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的调研心法，是我关于如何有效调研的思考。

如何将传统的评论思维系统性地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的智库工作方法？这是个好问题，但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它并非一个可以完全量化、细化的问题。我一直提倡“把评论作为方法”，评论写作和智库研究具有很强的联系，我所知道不少的智库研究人员，同时也都是评论高手，而一些评论写作者，其作品也很贴近智库的思维。在观点表达上，二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趋同性，都是通过论证手法来传播观点。很多时候，没法用清晰的标准来界定到底是评论写作还是智库写作，就新闻史上的经典《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说，文本是先刊发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后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如果看前者，这是典型的智库写作，如果看后者，又被作为评论写作或媒体写作。总之，无论是评论思维还是智库方法，从写作者出发，关键看“产出”，而非过于突出到底是智库内容生产，还是传统新闻评论写作。

问：能否以您“醴陵城市观察员”的实践为例，分享一些关键步骤？

答：今年5月份，我应邀到醴陵参加城市软实力沙龙，在渌江书院演讲，期间被聘为“醴陵城市观察员”，实际上，早在春节的时候，咱们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事情。按照我的理解，其实也是一个“评论与城市的关系”的命题。在我个人多年的文章写作中，也总结出一些“个人化”的写作思维模型方法，在一些公开讲座中也分享过，如果说关键步骤的话，我想可以简单分为四步。

首先是“找魂”。从核心观念的定位上，要明确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一座城市需要什么样的评论？评论如何传递对一座城市的准确观察？具体到某一篇文章，核心价值与信息增量是什么？读者为什么要读这个文章？请注意，我用的是“文章”，并没有用常说的“评论”或“智库写作”，在读者眼里，这就是一篇文章，他不会去深度思考这到底是评论还是其他的文体。找到了“魂”，文章就容易立得住，站得稳。

其次是“建模”。我写作醴陵城市观察的时候，沿袭了之前智库研究的思维方法，用“建模”的方式去观察、去思考、去表达。什么是“建模”？这本来是数学研究上的一种方法，后来经济学领域也经常使用，在机械领域也有类似的说法，当然主要是指“构建模具”。简单说，“建模”就是用简化的、抽象化的结构，来模拟复杂事物的底层逻辑，让问题从“模糊”走向“清晰”。文章无论长短，都不能让读者读完如在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而“建模”恰恰能弥补上这一环。像知名智库麦肯锡的“金字塔写作法”也是这个思路。归根到底，是用什么框架来支撑核心价值？信息增量如何层层推进？如何才能自圆其说？

再次是“挖料”。我们观察一座城市，大致有三种方法去“挖料”，就是我所说的“筋骨皮”，分别对应不同的渠道和方法，第一种是案头功夫，就是大量占有有效的资料；第二种是现场查验，也是田野调查，一定要到现场去；第三种是深度交谈，“观察”一定会和各种人打交道。

渌江书院。

以“案头功夫”为例，我又分为八类：第一类，历史脉络。像地方史，如《醴陵县志》；像专门史，如《湖湘陶瓷》等。第二类，地理布局。如《元丰九域志》《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第三类，人物全貌。像“醴陵人”的作品，如《傅熊湘集》《宁调元集》等；像寓居醴陵者的作品，如《熊希龄集》；像关注醴陵者的作品，如城市观察员的系列作品。第四类，基本研究。如城市/都市圈等研究著作，《乡土中国》《城乡中国》《经济引擎：中国城市群》等。第五类，相关专著。如《渌江书院志》《南社中的醴陵人》《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中部城市崛起》《现代化长株潭大都市圈》等。第六类，年鉴公报。如《醴陵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第七类，理论方法。如“质性研究”“扎根理论”等，包括我自己总结的“有效调研”等。第八类，当下研究。如“醴陵发布”推出的系列深度文章，包括一些自媒体或研究者的文章，如《长株潭一体化：顶层设计的再思考》（罗晴秋）、《中部崛起二十年，谁是最大的赢家？》（笔名“幻城樱花”）等。还要学会分辨，哪些是第一手材料？如何打造一座材料的金字塔？资料是否经得起筛选？

最后是“润色”。每写完一篇文章，焖一焖、放一放、冷一冷，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认真推敲，这是我多年写作的习惯，当然，前提是时间充裕，就要多改几遍。我写这些文章，平均每篇的修改次数在十遍左右，多的能到二十遍。这个过程，是不断向自己发问的过程，也是文章形态重塑的过程，甚至是颠覆性的思考过程：这篇文章自己是否愿意看？能否让别人愿意看？是否符合美学意义？

这些步骤并非一定要这么一二三四地写下来，而是可能完全打乱顺序，可能先“挖料”后“找魂”，也可能先“挖料”后“建模”，不能经验主义，也不能本本主义。像我写这个系列的《拐点之城》《融媒之道》《人才之问》，都能看到这些写作的“关键步骤”。

航拍下的醴陵。

问：您在《融媒之道》中指出县级融媒之道关键在“活”。在评论智库化的过程中，如何利用融媒体实现从事件评论到过程服务的跨越，如何做到从发现问题到研判方案，最终形成可落实的方案？

答：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名”与“实”的问题，名义上叫“融媒体”，实际上在现实的具体操作中很多事情是无法与“融媒体”一一对应的，相对而言，“融媒体”就承担了很多可能超出自身范围或能力的事情，这其实也为“融媒体”这样的平台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逐渐从智库化转向“媒体型智库”或“智库型媒体”。换句话说，可能“融媒体”的业务五花八门，但核心竞争力却是相对明确的。我的思考是，评论智库/媒体智库的核心竞争力，短时段看是资源与营销，中时段看是产品和管理，长时段看是品牌和价值。将来的出路，也是如何平衡好这三个时段的能力，这样才能更清晰地来思考核心竞争力的问题。更直接一点，“评论智库化”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解决本地化政务和社会服务问题的能力，能否做到与众不同，能否做到不可替代。

问：智库报告需要与政策语言同频共振。评论工作者在服务地方时，应如何完成从大众话语到政策话语的转换，如何既保持思想的锐度，又能融入地方的决策语境？

答：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几年不少媒体机构和媒体人在“转型”，方向之一就是“智库化”，往往会遭遇类似的困惑。我之前专门写过一篇学术论文《建设性新闻的四个基本问题》，其中我也提到“建设性新闻”的价值贡献与潜在隐患。一方面，建设性新闻具有广阔的可塑空间与论述的延展性。“建设性新闻”升温，与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复杂与多变，与中国媒介格局的变迁与困惑，与当下新闻业学界研究的困境与尝试都有莫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容易因汉语的多义性而被误用乃至滥用。特别是，从更为宏大的公共领域来看，忽视对规则设计的深层追问，忽视对公权任性的问责拷问，与新闻专业精神所提倡的公共性有较大差距，至少是不完整的，这既非真正意义的维护新闻的核心功能，也偏离了建设性新闻所追求的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的初衷。

同样道理，“评论智库化”一样适用。从传播学角度看，不管是政策话语还是大众话语，关键看“思想的高度”，一般来说，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言人所未言，靠专业主义赢得注意，靠专注精神赢得尊重，“接受端”是能够认可的。至于“融入地方的决策语境”，要看是否真的理解“决策机制”，就过往经验看，决策就是选择，很多时候选择的并非是“最优解”，可能是“合适解”。而这正是“过程咨询”等研究主张所倡导的。

问：您从评论与调研中提炼出了“政邦‘城市软实力’金字塔模型”等原创分析框架。这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性的思想产品，是如何在服务具体县域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核心的生成逻辑是什么？

答：这是个好问题。换个说法，就是“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创意”是如何发生的，“模型”是如何形成的。要说“评论智库化”的“核心的生成逻辑”，也很好解释，“问题比答案更重要”。一方面，“坐在办公室里全是问题，走到基层去全是办法”，好的思想一定想方设法到达现场，一定千方百计还原场景，认真观察问题，仔细研究问题，只要真心想解决问题，总会发现“经验”，找到“办法”，另一方面，让问题做向导，步步深入，从“这一个问题”上升到“这一类问题”，超越“答案”，超越“方案”，灵感、创意、想法、思路等都会源源不断，“模型”是将这些“想法”抽象化、系统化、学理化的产物，从问题中来，从现实中来，从大量的案例中来，从大量的调研中来。相比“媒体化的评论”，“智库化的评论”多了几分智库的思维工具在里面，比如说模型思维等。

问：您高度重视“乡邦文献”，提出“重研究、谋转化、善赋能”。在您看来，评论智库应如何扮演好相应角色，将一地的人文历史资源，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品牌战略与产业规划？

答：谈论“智库研究”，可以引入两个“参照系”，一个是政策研究，一个是学术研究。三者都要“研究”，相互交叉，但出发点和侧重点都有所不同，就以“乡邦文献”为例，政策研究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服务，侧重点是文献与现实的互动；学术研究主要是为理论创新服务，侧重点是文献与理论的互证；而智库研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服务，侧重点是文献与问题的互通，我所提出的“重研究、谋转化、善赋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文史社科领域长期以来的痛点问题就是“转化难”，“乡邦文献”的研究与转化，其最终目的是为地方发展赋能，促进文化传承与社会进步。

问：您提出“人才是最重要的风水、风景与风口”。“评论智库化”服务地方时，应如何构建一套超越简单引才的评估与建言体系，从根本上助力地方优化人才生态？

答：记得小时候曾听到一句话，人才有用不好用，奴才好用没有用。真正的人才，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一般意义的“规训式管理”，和人才的这种特点有许多不匹配的地方。因此人们常说，人才需要伯乐，其实就是需要包容，需要点化，虽不乏“毛遂自荐”的佳话，毕竟凤毛麟角。

在《人才之问》一文中，我也坦言，“人才”是受到重视的，“求贤若渴”的期待贯穿于历朝历代，“人才”又是被漠视的，“怀才不遇”的慨叹充斥着字里行间，所以关于“人才”的疑问又是最难讲清的。难在哪，就是人才的标准问题。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思考，基本都在这篇文章里。回应“人才之问”，主要是在“经济规律”与“人才规律”之间寻找平衡点，对于城市而言，破解“人才之问”，简单说，其实就八个字，问需于人，问计于才。问需于人，问需哪些“人”？作为人间烟火的人，作为承载未来的人，作为创业创新的人。问计于才，问计什么“才”？提升城市品牌的“才”，催化城市资源的“才”，辅助城市治理的“才”。

“评估与建言体系”，可以借用王阳明先生的观点，“事上练”，多提供机会，形成“赛马”机制，千里马都是“赛”出来的。

醴陵“捡瓷”。

问：您曾深度观察“淄博烧烤”“醴陵捡瓷器”等网红现象。基于这些经验，评论智库应如何帮助地方构建“始于流量、终于留量”的长效品牌机制，避免昙花一现？

答：所谓的“网红变长红”“流量变留量”，其实更多是一种美好的期待，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都是难以实现的。这不是泼冷水，而是需要认清的现实与规律。这一点，看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就能明白。在这个前提下，谈论智库的作用，才更有价值，否则，正如大家时常调侃的“臣妾做不到啊”。至于“长效品牌机制”，需要结合具体的城市，一城一策，一事一策，量身定制，动态关注，及时反馈，关键是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久久为功，功不唐捐。智库能做的，就是参与并辅助优化决策，警惕潜在的风险，适时总结复盘个中的得失。

问：结合您从资深评论员到智库运营者的转型之路，您认为未来的评论工作者要胜任“智库化”角色，必须在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和合作方式上完成哪些关键转变？

答：严格来说，智库和媒体是两个不同的赛道，虽有很多接近性，相似性，但真正深入进去，能明显感觉差异还是非常大，切换赛道非常富有挑战性。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为，面对未来的趋势，智库型评论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或者说，智库研究员该如何“自我修炼”？我的建议是，不要当作“转型”，而是看作“转身”，将智库型人才的定位与原有工作轨迹（比如评论写作）深度结合，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因为智库本身是包容性很强的一个领域，能将原有的社会资源、职业经历、知识储备融入新赛道，当然是事半功倍。

如果说需要做哪些转变，关键是突出有效性、专业度、国际化。以“有效性”为导引，强化“因果关系”而非仅仅“相关关系”的确认，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辅以“专业度”“国际化”，最终提升自身的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您对“评论智库化”这一趋势有怎样的预判？

答：如果从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媒体评论化”与“评论智库化”的趋势一直都存在。十年前，我曾专门写过一篇学术论文《言论史上的“智库”》，关注过“平社”的“中国问题研究日程单”，香港《明报》的“明报社评委员会”，《大公报》的“研究部”，都可以说是媒体评论与智库的合体。历史上，《明报》《大公报》的评论影响力，都有目共睹。后来一些市场化媒体也尝试成立“社评委员会”的机制，都可视作是“评论智库化”的创新。

但趋势归趋势，主要还是要看个体机构的生存能力，如何抓住“风口”，乘势而上。现实来看，评论智库/媒体智库的命运和所依托媒体的命运密切相关，这取决于其所依托的媒体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支持，比如资金、人才、客户资源、创新空间等关键要素的支持。

这个角度看，“评论智库化”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也有很多的可能性，尤其是与城市结合，能带来前所未有的灵感，“智库”生产“评论”，也注定带来更多的新鲜感和思想性。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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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

评论写作的“人间情怀”

题好一半文，这个道理很简单，经常写作的人都知道，“写什么”比“怎么写”还要重要，越是成熟的写作者，越是重视写作的“选题”。

当然，“选题”可能是“命题”，可能是“议题”，可能是“主题”，可能是“母题”，可能是“子题”，可能是“标题”，更可能是“问题”。

理论上，对于写作者来说，“选题”无时不有，无所不在，万事万物皆可入诸笔端，对于评论写作者更是如此，由此入手，展开分析，进行阐释，发表观点，提出建议。

如果换位思考，从编辑的角度出发，“选题”同样重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通过流程化的机制，层层筛选，层层把关。以个人职业体验为例，我先后在新京报评论部、凤凰网评论部工作多年。以报纸为例，正常情况下，每天的评论版面，一个版最多发5条评论，如果有半个版面广告的话，最多能发3条评论。以网站为例，虽然生产多少评论没有严格的数量约束，但真正聚焦的新闻事件也是有限的，即便加上一些特色策划，名家专栏，数量也是可控的。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就是有限的版面，如何确定“选题”？换句话说，就是面对海量的新闻，如何进行价值排序？

当年，新京报评论部曾提出的理念是“立于北京而怀远，彰显法治与人文，积极稳健有见地”，按照我的理解，“立于北京而怀远”是认识论，选题既要关注北京的新闻，更要关注全国、全球的新闻；“彰显法治与人文”是方法论，即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文为尺度，来丈量新闻；“积极稳健有见地”是实践论，在具体操作中，积极而不消极，稳健而不盲目，在众声喧哗中力争有独特见解。

负责凤凰网评论部的时候，我提出的理念也是三句话，“打量人心，触达人心深处的焦虑；丈量世界，解读社会深层的问题；重塑认知，建构中国问题解释力。”评论一定要关注“人”，关注“人心”，关注那些浮动的新闻泡沫背后“深层的问题”，缓解“焦虑”，最后又回到“人”的认知与观念上。

这两个媒体平台分别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在理念层面，如果有哪些共性或共识之处，显性层面来看，无外乎新闻的重大性、时效性、独特性等“敏感性参数”，都会作为筛选的重要标准。而从隐形层面看，我想就是“人间情怀”。

“人间情怀”，在公共表达层面进行“考古”的话，至少可以追溯到1993年，人文学者陈平原在《读书》（1993年第5期）杂志刊文《学者的人间情怀》，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若如是，则幸甚。”

如果进行参照比较的话，会有更深的理解。之前拜访政治学者俞可平时，他提出做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尘世的学问”，一种是“天国的学问”。前者关乎现实政治的即时回应，后者则以超越功利的真理追求、智慧探索为核心。

“人间情怀”也意味着，在拥有一定的专业特长的前提下，不忘记作为普通人发言。经过近三十年的概念与观念传播，“人间情怀”已进入日常用语体系，尽管这也属于知易行难的范畴。

之前在一些高校讲学时，曾有同学询问，“人间情怀”是不是就是“民间疾苦”？我说，包含，而不局限于此，还包括公共利益等。

就“选题”而言，如何体现“人间情怀”？我曾推荐过经济学者汪丁丁老师的相关见解，在当代中国，“新闻敏感性”涵盖的最重要领域及其重要性包括：

1、经济领域——关于劳动、土地、住房、自然资源、货币、汇率、收入分配、教育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公共政策，与人力资本问题相关；

2、公共卫生领域——关于医保、医院、医疗等关键性服务的公共政策，与经济问题相关；

3、政治和法律——劳资谈判与劳工自由结社的政治权利、政治民主、反官僚、反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新闻自由、立法和司法的独立性；

4、社会领域——生育、抚养、家庭问题、底层社会、文化遗产、绿色运动、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权利；

5、国际关系——主要由中美、中日、中俄、中欧等方面构成的博弈格局的变动，以及超越策略博弈，在人类前途与世界秩序等根本问题上的长期对外政策的具体化和清晰化。

这一点，从他先后担任“学术顾问”的财经杂志、财新周刊的“选题史”就能感受到。

所以，谈论评论写作的“人间情怀”，首先意味着某种专业主义的深度与高度，然后从“纯学术研究”的关注中抽离出来，关注鲜活现实，关注真实世界，关注人心人性，关注规则设计，关注制度救济，关注公共参与。

这个“题”选好了，评论写作才算真正开始。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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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

评论写作的“无解敬畏”

就近些年新闻评论的发展来看，一个若隐若现的脉络，是问题意识弱化，建言意识凸显。随着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一些极端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在大幅减少，相关新闻也随之减少，狭义的“问题意识”也面临弱化，另一方面，随着“理性”“建设性”等观念的普及，不少写作者也下意识在评论写作中着重突出“建言意识”，认为“建言”就是体现“建设性”。

顺着评论写作“建言意识”这条线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评论写作“重分析轻建言”，“重批评轻建言”，不少写作者并非专业人士，有一种“文人论政”的热情和公共参与的自觉，文章末尾常见的一句话是“呼吁相关部门引起重视，尽快解决”，至于是哪些部门，如何解决，问题解决之前如何过渡，出现问题如何救济，立法层面如何公共参与，写作者也不了解，只是在“认知”层面把道理说明白，至少没有特别关注“实践”层面的“下一步”。

现在的评论写作，作者的“建言意识”逐步强烈，当然因素很多，既有“观念水位”上涨的因素，很多人或许意识到评论写作不能浅尝辄止，不能仅仅停留在分析，还需要再往前迈一步，也有评论写作者群体逐渐“高知化”的因素，专业出身的作者往往结合深度研究和长期关注，会提出若干中肯而有针对性的意见。也有媒体与作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专业的意见”变得有需求、有市场。

这也是评论写作从“大众化”逐步走向“专业化”的一种写照。而问题也恰恰在于此，何为“专业”，哪些人才算“专业写作者”？该看重那些职称、职务、身份等“专业性”的因素，还是更看重“专业的声音”？在“专家之死”成为热门话题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更是扑朔迷离。更进一步思考，评论写作的文本中提出的“建言”，该如何看待？

在阅读大量的评论写作文本后，我遗憾地看到，评论写作的“专业性”也逐渐出现分野，一方面不少专家学者的“建言”开始“抽象化”，伴随着时不时的引经据典，上升到一种哲学层面来探讨，本身无可厚非，但过于“抽象”，将可能偏离问题本身，另一方面，一些业余写作者的“建言”呈现“形式化”，开笔“一、二、三、四”，动辄“首先、其次、再次、然后”，貌似面面俱到，实则很容易流于表面化，浅尝辄止，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论述过于分散，不仅可能导致表达效率的弱化，也可能让评论游离于问题之外。

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针对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称，多研究原理，少搞政策建议；多学习“不会的”，少反对“不懂的”；多追求“专业的”，少沉迷于“时评的”；多信奉学术标准，少在意网络社会标准。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评论写作，何况本身也点明了“时评”，至少也说明“时评”这种文体的局限性，难以承载“建言”之重。

这种现象或倾向，有一个观念认知的前置条件，即万事万物皆有解。客观地说，“有解思维”是一把双刃剑，“不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确实能让一些懒惰者、懈怠者“动”起来，但也在现实中演变为一种职场化的“狼性思维”，进而演化为一种社会文化。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另一种观念进行平衡，就是“无解敬畏”。具体到评论写作中，就是要警惕出现那种“放下笔，老子天下第末；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这句话，据考是已故作家二月河所说，原意是从事文学创作，作者要有那种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气魄。在评论的“建言”中，这种气魄则容易滋生一种幻觉，认为万事皆可评论，诸事皆能建言，至于是否有效，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倒在其次。

新闻界有句名言，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其实就是一种“敬畏文字”的精神，有了这种敬畏，才会更审慎。正如孟子所言，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章句下》）写作者有所“不建言”，而后可以“有所建言”。何为“不建言”？

一种是“确实无解”——某些时候，某些问题确实“无解”，一方面是人的认知有未达之处，另一方面，事情在不断发展中，需要动态地、辩证地去看待，或写某些“建言”在此刻有针对性，换个时段就无效，或者某些“建言”从这个角度看有道理，而换个角度看可能就不甚了了。这就需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越是以为志在必得，越是以为真理在握，越要引起警觉，可以通过“沙盘思维”进行预演。

另一种是“不知有解”——术业有专攻，要么长期关注，要么集中研究，否则，写作者要有“无解敬畏”，慎重在不熟悉、不擅长、不专业的领域“建言”，轻则看不出“门道”，张嘴“外行话”，不懂装懂，人云亦云，东拼西凑，到头来成为“正确的废话”，沦为笑柄，重则误人视听，影响决策。比如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掌声一致通过的决策，才是最危险的。表面看，似乎大多数人同意，就是“好决策”“好方案”，其实这只是体现一定的“民主性”，而非科学性，一个好的决策，必然是经过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进行淬炼，然后再下判断。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作为咨询顾问的原因所在。

总之，评论写作可以有“建言意识”，但更要有“无解敬畏”；要摈弃所谓的“国师心态”，尊重事实，尊重真实世界的运行规律，保持对真理、事实和未知的敬畏，保持一种留有余地的理性谦卑。

来源：王小杨评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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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