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的真正原因--年轻人一定要谨记历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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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天灾乃人祸 于 2010/12/2 11:17:5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三年困难时期的真正原因年轻人一定要谨记历史啊！   
      今天偶然看到几篇帖子，有题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纯属讹传”的，还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最多饿死200人”的，看后真觉有如五雷轰顶，这场大饥荒被官方先是定名为“三年经济灾害”，再到8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再到现在的“三年困难时期”，如果不是因为档案解密，不知还要瞒到什么时候，看到许多人竟还怀疑大饥荒的真实性，这让我感到很悲伤，一部分中国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日本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2009年08月，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首次披露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民众达3860万人。官方首次承认“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860万人。官方都已经承认了，为何还有人在试图掩盖这段历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有勇气正视历史，不照镜子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陷，希望政府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谁是谁非，人间正道是沧桑。

    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这才是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大跃进本意是好，但很快演变成了反右斗争，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导致无人敢于指出错误，报喜不报忧，说真话的没有好下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便开始了这场自欺欺人，作茧自缚的大灾难。“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
    不能说百分之百是人祸，天灾肯定是有，但绝对不可能波及中国整块大陆。要知道中国陆地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从南到北横跨了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不可能在这3年里这5个气候带都出现气候异常，所以局部的干旱，水涝是很正常的，但要说波及整块中国大陆，而且是3年，那决计是不可能，这根本就是当年的中国政府在推卸责任。
    既然没有这天灾，那为什么又会有这大饥荒呢？按说应该是家家有陈粮，顿顿有白馍啊，这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的最高领导层来承担，当时毛泽东头脑发热，以诗人的豪情搞什么——大炼钢铁，勒紧肚皮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苏联老大哥的共产主义是士豆炒牛肉。中国不甘落后，大搞人民公社，大办集体食堂，最要命的是集体食堂，刚开始是大吃大喝大浪费，吃饭不要钱，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吃不完就扔掉，造成极大的浪费，到后来就不行了，集体食堂办不下去了，小家里的粮食都充公交给集体了，使大家饿着肚子干革命，导致大量的人民群众因饥饿而死亡。这里还补充一点的是，当时的牛皮吹得很大，59年广西日报曾刊登这样一条新闻：广西环江县一季稻谷亩产13万斤。听老人们说，稻谷成熟的时候，上级领导号召先去捡山上的橡子粒，使金黄的稻谷烂在稻田里，荒唐呀......。
    还记得我教过的一个学生的祖父，一个干了一辈子庄稼活的朴实老汉，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有幸和他聊了聊，大概他老人家是在30年代出生，父亲是当地的小地主，日本鬼子进村时，全村的人来得及跑得都躲到山里去了，但因为舍不得家产，他父亲留下没走，结果被日本人活活捅死，是他老人家的一个小姨把他抱走，这才活了下来。那个时候日本人让村民跪成一排，用大刀砍头，结果砍了十几个人后，刀刃卷了，最后一个脖子砍掉大半，杀人如麻的日本人估计也没一个个检查，后来那人扶着脖子跑到他姐姐家，用鸡皮粘上，这才大难不死，活了下来。
    不过他老人家却在60年差点上吊身亡，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他老人家就靠挣工分养一家人，不过还是饿的不行，就偷吃了公社一个窝头，被扣工分不说，还在众人前被打，结果怄不过气，晚上偷偷到院子里的枣树上吊，想一死了事，哎，上天也可怜他老人家，命不该绝，他老伴半夜起来上厕所，迷迷糊糊看到院子里一个人影，要不是那晚月亮，一个不打紧，这一家人都得饿死，也不会有我那个学生了。后来就拼命的干活，这才活了下来。我问他老人家那时候有没有吃人的，他老人家嘴一咧，手里的大烟袋也跟着一晃一晃的，“有，那时候村里的王婆子专捡死孩子”。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因为饥饿身体浮肿，哎，造孽啊！不管什么时候，苦的都是老百姓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1962 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迄今尚无证据证明出口和援助是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但也间接反映了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对于救济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也许是为了政治方面的的原因，但为此付出大批无故人民的生命。似乎不是最好的选择，大饥荒所反映的各种弊端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应引起人们的深思。
    到现在中国还是对内强硬，对外忍让。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这里插个嘴，中国官方报道新闻有个特点，大家在看新闻的时候，不知有没有注意到过，“成功”和“圆满成功”的区别，告诉大家，在中国的官方新闻里只有“圆满成功”才是普通意义上的成功，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中国官方的爱面子，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从中也可以看出饥荒的严重情况。随着新闻的逐步放开，有多个媒体开始揭露大饥荒的情景。例如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难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困难局面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相同的表述过程。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的夏秋之交，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所谓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从这三点表述的。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但居香港中文大学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的推论：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二——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于2791万（2521万＋270万）。（附相关资料一份）
      我们国家的“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在1959-1961年。那时正是我们国家搞的“大跃进”（1958年）的第一年刚结束，说是“自然灾害”，其实是由于当时在全国各地包括广大农村大搞“大炼钢铁和农村的公共食堂”以及“虚报浮夸”成风，号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吃大锅饭）。在这种情况下，地里的庄稼收不上来，却天天喊：“离共产主义不远了”当时不容许私有财产，不容许社员在家开小锅吃饭，城市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参加“大炼钢铁”运动。人们大砍树，说是土法炼钢。加上当时搞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大量的小鸟被捕杀。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失衡。从这种角度讲又加重了庄稼的病虫害，气候也受到不良影响。
    一方面城市农村在搞全民“大炼钢铁”；农村又是“人民公社”，大家吃大锅饭，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影响。报纸上天天鼓吹“亩产超万斤，实则粮食严重减产。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又一次遭受严重损失。农村的“公共食堂”也由天天吃干饭慢慢过度到天天吃稀饭，到后来只能采用所谓的“瓜菜代”（没有粮食，只能吃“瓜、菜来代替）。农村当时饿死的人相当多。当时我的一个姨爹在雅安工作，他看到从荥经抬出的饿死的人到处都是，有的抬死人的人抬着抬着自己就倒了（死了）。真是惨啊。我们当时在城里还每月有21斤口粮，蔬菜、肉、甚至盐和豆办等生活必需品都是“计划配给”。每月半斤猪肉、半斤菜油、一斤糖果糕点、半块肥皂、还有每天凭蔬菜供应卡（城市正住户口才有）在国营菜店买大概是几两蔬菜吧。反正是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那些年生活真是艰辛清苦。城市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由于营养不良而患上了“水肿病”。我说的这是城市的人，在农村就更苦了，社员（当时的称呼）不准养猪，不准养鸡、鸭，反正什么都不准，只能依靠“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后来没有吃的了就找野菜，野菜吃完了就吃树皮、树根，能吃的什么都吃了，甚至“白泥”（观英土）。所以死了那么多人呢。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当时中国人遭受的灾难有多么深重。这种历史的教训和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让后人来评价吧。
   所以，说是“天灾”，实则“人祸”。希望全中国的老百姓不再遭遇形形色色的“人祸”啊，我们就谢天谢地了啊。
    毛主席虽然在战后错误的估计了形式，但不能抹杀他的丰功伟绩，我还是很敬佩毛主席，不过每一个人都有局限性，而毛主席的局限性就在于他的革命性，他深信一切都可以靠革命来解决，但和平时代需要的是变革，改革，而不是革命。
    历史不会永远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不论通过何种方式，官方能够承认史实、公开史料，都可以认为是一种开明与进步，假如《史纲》能够视为代表官方的话。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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