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案例

刘海明

【案例】

杨丹旭：调查记者刘虎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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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通报，媒体人刘虎（图）和自媒体人巫英蛟涉嫌“诬告陷害罪”和“非法经营罪”被立案侦查，两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互联网）

中国媒体人刘虎消失的消息，星期一（2月2日）在朋友圈里不胫而走。成都警方当晚的通报证实了外界的猜测，刘虎和另一名自媒体人巫英蛟被警方带走。

根据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通报，刘巫二人涉嫌“诬告陷害罪”和“非法经营罪”被立案侦查，两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刘虎被抓后，媒体圈和律师界的声援此起彼伏，人们的目光聚焦在两人被带走前发布的一篇文章上。据圈内人士推测，这篇带有调查色彩的报道，大概率是两人被盯上的导火索。

这篇题为《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的文章，1月29日发布在“法与情”公众号上，起初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直到刘虎被抓，才引起舆论关注。

文章目前已经删除，根据网上流传的截图，内容指向中共成都市蒲江县县委书记在招商引资中的种种作为，还翻出了这名地方官员在担任成都市成华区区长期间，负责拆迁工作时的纠纷。

直接点名地方主官，加上措辞犀利的报道，在趋紧的舆论监管环境下，风险不言而喻。报道发出后不久，刘虎就被“打招呼”了。

据财新网报道，社交媒体流传的短信截图显示，有自称成都市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曾联系刘虎，表示注意到关于蒲江县相关问题，请刘虎在接到信息后及时联系纪委监委，协助核实相关情况。

工作人员还“提醒”，“对于公职人员的举报和信访反映，应当通过合法渠道、合法方式进行”。对此，刘虎回复：“我们公开发布的文章不是举报，也不属信访，无需贵机关提醒。”

50岁的刘虎在中国媒体圈和法律界有不小的知名度，他曾在多家媒体供职，经常发表反腐调查报道，也曾在实名认证的社媒账号公开举报，“硬杠”过不少位高权重的官员，有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地方公安厅厅长和高院院长、央企一把手等等。

刘虎被抓的消息传出后，不少熟悉他的人都生出强烈的既视感。2013年8月，任职于《新快报》的刘虎在重庆家中被北京警方跨省带走，随后被羁押、立案起诉。当年警方按在他头上的罪名有诽谤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等等。

这场法理拉锯最终在2015年9月，以北京东城区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收场。该案引发了一场对言论自由、公民监督权、公权力边界的讨论，被法律界奉为标杆案例，检方最终守住法律底线，无罪之人不受追究。

如今刘虎“二进宫”，成都警方行动迅速，但通报只有寥寥数语，案子还有不少疑问待解。有什么证据指向刘巫二人诬告陷害和非法经营？若两人因为发表的文章获罪，文中提到的情况是否都是杜撰？对蒲江县县委书记所涉的事情，有没有正式调查结论？是否有证据证明两人收了钱，有偿发布虚假消息？

刘虎案发酵隔天，曾经揭露中国油罐车混运乱象的《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星期二（3日）再度发表卧底调查湖北多家精神病院骗保的重磅报道。有中国媒体友人把两者联系起来，感慨调查新闻式微，调查记者沦为“稀有物种”。

调查记者群体在中国一度是推动公共治理进步、声张社会正义的一股重要力量。2012年之前，中国舆论一度较为开放，社会议题不断涌现，商业化媒体发展蓬勃，调查记者曾经历一个黄金时代。

随着大环境收紧、舆论监管更精细，调查记者的空间这些年来不断收缩；另一方面，媒体经营压力加大，加上调查报道本身成本高、风险大，调查记者规模缩减，好些优秀的调查记者，有的迁居出国，有的转换跑道，有的选择沉默，调查新闻一直在式微中。曾和刘虎共事过的一位媒体人，在他出事后在微信公众号“码头青年”发文，把他形容为森林里的啄木鸟，写道“在这个喜鹊成群的时代，刘虎这样的啄木鸟，难能可贵”。

刘虎案受到了广泛关注，断言事实的真相还为时过早。在大量声援刘虎的声音中，也有部分舆论提醒，调查记者并非都是“圣人”，过去也曾有过个别从业者偏离职业伦理，以负面报道相要挟，从事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这也意味着警方对刘虎案的调查取证须更加审慎，最终得出的结论也得有充分的证据支撑、有透明的信息披露，才能够服众。此外，媒体人发起的爆料与监督，若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与事实存在偏差，要以多严苛的态度对待，是否要一律纳入“诬告”的口袋，也有讨论的空间。

刘虎案背后的法理与情理之争，才刚刚拉开序幕。舆论关心刘虎的命运，想知道事件本身的真相，但也更在乎森林中那些还在揭露真相、履行监督的“啄木鸟”，会不会慢慢绝迹。

来源：联合早报网

原网址链接：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60204-8294637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战时言论自由的边界：1917年《间谍法》与1918年《煽动叛乱法》

在美国历史上，言论自由在战争时期经常受到考验。国家处于危机之时，往往会引发关于为了安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公民自由的讨论。


1917年的《间谍法》（Espionage Act）和1918年的《煽动叛乱法》（Sedition Act）是美国言论自由史上最具争议的时期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关于战时新闻自由界限的辩论。这些法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执政时期颁布，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担忧——即异议和批评可能会削弱国家安全以及战争努力。

国会通过1918年的《煽动叛乱法》（国会图书馆）

1917年的《间谍法》将任何干扰军事行动或征兵工作的行为定为犯罪，其中包括传播被认为对美国有害的信息。一年后，1918年的《煽动叛乱法》进一步扩大了这些限制，对使用“不忠、亵渎、诽谤性或辱骂性语言”批评美国政府、军队或宪法的言论施加处罚。


威尔逊政府认为，这些法律对于支持战争努力至关重要，并依据其中的多项条款起诉了数千名反战活动人士和记者。

一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这张1917年的海报呼吁工人们支持战争努力（国会图书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公众和政界对1918年《煽动叛乱法》的反对不断增强。该法最终在1920年被废除，不过《间谍法》中的一些关键条款仍然有效，并在经过修改后继续适用。





这些法律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并作为警示性的例子，揭示国家安全关切可能以何种方式与个人自由发生冲突。《间谍法》和《煽动叛乱法》也持续影响着当代人们关于新闻自由、政府保密以及在危机时期如何在公民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的讨论。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BZkmJRT7N_i6B1azhiW5w
编辑：马丽萍

刘海明

【案例】

主持人调侃第一夫人为“准寡妇”，几天后发生晚宴枪击事件，特朗普夫妇怒了！

来源丨新华社

美国广播公司(ABC)一档深夜脱口秀节目内容惹怒总统特朗普夫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28日宣布，将对美国广播公司所属8家电视台的播放执照启动“提前审查”。民主党方面则批这种做法“前所未有”且“非法”。
联邦通信委员会给各电视台发放的执照每期有效时间8年。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广播公司旗下这8家电视台的执照原本应到2028年10月才接受审查，联邦通信委员会决定提前审查，后续可能会吊销它们的执照，而40多年来还没有电视台的执照被吊销。路透社在报道中说，提前审查的决定标志着特朗普政府与主流媒体之间的斗争急剧升级。

上周，美国广播公司知名深夜脱口秀节目《吉米·基梅尔秀》（网称“鸡毛秀”）主持人吉米·基梅尔在节目中模仿自己即将参加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并开玩笑将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称为“准寡妇”。几天后，这场晚宴突发枪击事件，特朗普夫妇等人紧急撤离。

特朗普夫妇及白宫方面对基梅尔的言论表达强烈不满，指认他煽动暴力，要求美国广播公司的母公司华特迪士尼公司停播该节目并解雇基梅尔。基梅尔27日回应称，他只是在调侃特朗普夫妇的年龄差距，“怎么看都不是在煽动刺杀”。


去年，基梅尔因在节目中对特朗普的“铁杆粉丝”、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遭枪杀事件发表的言论引发争议，遭特朗普痛批，节目一度被迫停播。由特朗普任命的共和党籍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当时曾威胁要对华特迪士尼和美国广播公司采取行动，可能考虑吊销美国广播公司附属电视台的执照。这场风波曾在美国国内激起各方热议。


就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启动提前审查，华特迪士尼公司表示已收到通知，同时强调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完全遵守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定”。



来源：传媒头条
链接：主持人调侃第一夫人为“准寡妇”，几天后发生晚宴枪击事件，特朗普夫妇怒了！
编辑：陈梓函

刘海明

【案例】

“认真接受批评”的OPPO，把评论区关了

刘海明

【案例】

禁音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王昕越

刘海明

谁在害怕一个疯和尚的歌声？比批评郭德纲改词更值得警惕的，是那种动辄举报的冲动

郭德纲演济公，借用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曲调，把“微山湖上静悄悄”唱成“紫禁城中静悄悄”，末了又添上“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一类插科打诨的词句。事情本来不复杂：一个喜剧演员扮演疯癫和尚，在舞台上信口开河，拿他记忆中熟悉的旋律制造反差和笑料。它甚至算不上隐射或讽刺社会。然而，有人熟练地走了那条令人不寒而栗的路径：截取、定性、举报，等待处罚程序启动。我认为举报者，并不真正热爱他口中的经典。真正热爱一首歌的人，会理解它的历史，会讨论改编是否得体，会公开批评演唱者的审美；只有把它当作戒尺的人，才会迫不及待地寻找应该被敲打的脑袋。一首歌如果伟大，不会因为一句改词而崩塌；一个信念如果坚定，也不会害怕一个疯和尚唱几句“妈咪妈咪哄”。只有内心虚弱的人，才需要不断寻找亵渎者，以证明自己所供奉之物仍然神圣。可一种必须依靠处罚笑话才能维持的神圣，究竟是神圣，还是脆弱？一熟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并能迅速辨认出歌词改动的人，未必是小年轻。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敏感，带着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胎记。听见一个词，立刻寻找影射；看见一个笑话，马上分析立场；别人无心说了一句话，旁观者却主动替他补齐“反动含义”。语言不再被当作语言，而被视为埋藏罪证的矿井。每个人都手持铁锹，比赛谁能挖出更严重的东西。“紫禁城中静悄悄”究竟影射了什么？你若愿意，可以发挥出一万种解释。它可以影射宫廷，可以影射权力，可以影射历史，也可以什么都不影射，我倒认为“紫禁城”与济公的疯癫形象搭在一起有荒诞效果。艺术语言本来就容许含混、联想和多义。喜剧尤其依赖错位、冒犯、夸张和胡说八道。喜剧艺术本身具有即兴与夸张的属性。如果脱离演出当时的具体语境，对舞台上的戏谑之词进行逐字逐句的过度解读甚至断章取义，往往会剥离艺术创作原本的轻松氛围。从一句舞台包袱中过度提炼深意，不仅容易误解演员的本意，也限制了喜剧创作应有的表达空间。二举报文化之恶，不只在于它可能冤枉一个人，更在于它会摧毁所有人赖以共同生活的信任。人与人相处，总要有一点未经批准的真诚。朋友之间可以说几句不成熟的话，家人之间能够发一点牢骚，演员可以临场抖一个未经报备的包袱，普通人也可以拥有转瞬即逝、彼此矛盾甚至不够正确的念头。一个正常社会必须为这种松弛留下空间，因为真实的人不是印刷品，不可能每句话都经过校对，每个念头都符合标准答案。举报文化却要消灭这片空间。当一句私下的抱怨可能被录音，一段群聊可能被截图，一个舞台包袱可能被逐字审视，人首先学会的是提前观察四周：在表达前猜测听众，在交友前评估风险。如果这种谨慎变得普遍，朋友之间会更难交心，人与人之间会更容易设防，嘴上人人态度得体，心里却各自留了一道防线。
只需公开表扬几个举报者、处理几个被举报者，其余的人便会自动在头脑里安装一套无形的过滤系统。恐惧最节省成本的形态，就是自我审查。
于是，一部分人渐渐失去自然表达的欲望。说真话显得冒险，便学会说套话；坦诚显得昂贵，便把人格分成公开版与私人版。久而久之，公共讨论看似整齐划一，实际却可能藏着大量言不由衷。人人心里清楚很多话不是真话，却仍愿意配合着说下去。
举报悄悄侵蚀一个社会最需要彼此之间基本的信任。没有信任，剩下的只能是表面的顺从；没有真诚交流，剩下的只能是各自的沉默。
四举报文化还有一种诱惑：它让平庸者突然获得权力。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无足轻重，但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标签，就能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他不需要比对方更有才华、更有学识，也不必承担公开辩论的风险。他只需截取十几秒视频，配上几个耸动词语，再找到一个受理窗口，便可能让演员被调查、教师被停课、作者被删文、普通人被单位约谈。这是一种廉价而醉人的权力。它使人产生幻觉：我不是在报复，我是在执法；我不是无法容忍不同意见，我是在维护底线；我不是把别人推向危险，我是在履行责任。正因为它如此廉价，才尤其容易泛滥。社会若鼓励这种行为，最终就会出现举报竞赛。昨天举报歌词，今天举报服装，明天举报表情，后天举报沉默。因为忠诚一旦需要通过举报来证明，举报者就必须不断寻找新的敌人；旧的禁区不够用了，边界便要不断扩大。最后，没人知道安全线在哪里。甚至举报者本人也不会安全。今天他用模糊标准惩罚别人，明天另一个人便可以用更模糊的标准审查他。如果滥用举报机制成为一种风气，社会公众的信任边界就会被不断压缩。随意扩大的不信任感，最终可能会反噬到每个人身上。学会用理性和建设性的方式表达异议，才是维护良好公共秩序的正确途径。五文明社会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否消灭所有冒犯，而在于它能否容纳不够高雅、不够庄重、不合己意甚至令人厌烦的表达。郭德纲的改词可以被批评。有人认为低俗，有人认为不好笑，有人觉得糟蹋了熟悉的旋律，都可以说出来。批评的回应应当还是批评，嘲讽的回应可以是嘲讽，审美问题交给观众，版权问题依法厘清。可一个社会若连喜剧演员临场改一句歌词，都习惯性地期待行政力量裁决其“思想后果”，那它真正失去的不是喜剧，而是对自由表达最基本的耐受力。法律和监管若过度深入语言的即兴地带，也会把舞台变成逐字宣读的会议。戏剧没有冒险，喜剧没有意外，艺术没有歧义，演员只剩下背诵经过批准的句子。这样的舞台当然最安全，也最接近坟墓：没有错误，没有冒犯，也没有生命。更危险的是，当举报成为常规表达方式，公民将逐渐忘记如何处理分歧。不会辩论，只会报官；不会反驳，只会封禁；不能说服，就想处罚。一个人若听见不喜欢的话，第一反应不是“我如何回应”，而是“谁能收拾他”，那么他并不是在参与公共生活，而是在呼唤管制。现代公民首先应当学习承担不悦。你有不被侮辱和伤害的权利，却没有让整个世界符合你口味的权利。你可以批评郭德纲唱得难听，却不能因为自己不舒服，便理所当然地要求惩罚机器替你恢复心情。六每一次举报得逞，看似只惩罚了一个人，实际上却教育了无数旁观者。它教育演员不要即兴，教育作家不要隐喻，教育教师不要延伸，教育普通人不要真诚。它告诉所有人：问题不在于你是否伤害了谁，而在于是否有人愿意举报你；安全不来自正直，而来自谨慎和沉默。这种教育持续下去，社会得到的绝不是真相，而是海量的假话；不是忠诚，而是表演；墙由恐惧砌成，锁却装在每个人心里。最后，人们甚至不再需要被命令闭嘴，因为他们已经忘了怎样自由开口。真正可怕的，不是舞台上有人胡唱。真正可怕的是台下坐满了不敢笑的人、准备截图的人，以及等待把笑声写进材料的人。
来源：思想的回声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K2eY ... click_id=1175236429
编辑：马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