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要做一个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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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泉


就《SOS！我们被传销》这一本书来说，我为何要做一个主编？
最直接的答案就是侄儿被传销。

但人们都知道，并非一个人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假如没有传销这场时间和空间跨度那么大，涉及的人那么多的社会运动，就不可能有这一本书。所以，我为何要做一个主编？最现实的答案就是传销白区本身。

如果你不能想象经历过十年文革和十年知青的中国没有反应文革和知青的书籍，那你肯定不能想象经历过13个年头，至今还看不到尽头的传销没有全景式反应传销的这一本书。就像没有人能抹去文革和知青历史一样，传销白区的历史同样没有人能抹去。而这第一本与这场社会运动同在的书不仅是现在不能忽略，以后也是不可跨越的民间史书。

与面对现实，用一本书来“打那美好的仗”相比，我深信这本由身边的人所写，写身边的人的书有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地位。所以不论是现在和以后，都不可能有人能随便跨过它们。就像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所说，这本书的作者属于书中那些人，不论是政府官员、媒体记者、民间反传人士，以及那些在传销白区中用生命去书写人生的青年男女。

这一本书的读者上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下到大中学生，以及工地民工，他们都有需要，也都能读懂。所以，我相信不仅是现在深受传销所害的人们，以及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海内外华人需要这样一本书，我相信终有一天各地大学开设“中国传销社会运动”这门课的时候，这一本书也将是不可替代的教材。

作为一个主编，我是抱着同情的理解去面对传销这场社会运动的，所以主编这本书不仅让我时时联想起上个世纪的《红星照耀中国》，也让我联想起《中国的西北角》。正是通过它们，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了我们的转型中国，也是第一次如此深入、如此广泛地观察了我们的社会，以及我自身所在的民间社会。更是第一次那么具体地感受到了我和那么多人站在一起，和那么多的家庭命运与共。

13年间，面对传销白区，政府年年为之行动；媒体日日为之呼吁；民间时时为之受害。可是如今还看不到这场仗的尽头。所以，对这一本书来说，不论是出于利益还是责任，政府都有其需要；同样，日日为之呼吁的媒体就像从不间断地为这本书做广告一样，整个社会的需要就摆在那里，读者就这样明摆着。我无须担心它的市场，我关心的只是在这一本篇幅有限的书里面如何去容纳那么多的内容，关心的是自己能否通过在编辑中的组合让这些文章自己去说话。关心的是这本书是否能给读者们呈现传销白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