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第二”——《国民日日报》

刘海明

赵景辉

《国民日日报》是清末创办于上海的一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1903年8月7日创刊，公开宣称：“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发刊不久即风行一时，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人称“苏报第二”。说起这份报纸的诞生，就要谈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著名的“苏报案”。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清政府彻底失望，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革命思想开始在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中产生。1903年初，蔡元培、章炳麟（太炎）等人，为顺应当时的形势，将上海原本默默无闻的《苏报》改组为革命团体“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并撰文在该报上宣传革命思想。5月，抱着“废学救国”理想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章士钊在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宣传民权思想，公开号召民众推翻清王朝。6月30日，惶恐不安的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等罪名，先后逮捕了章炳麟、邹容等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苏报案”。7月7日，《苏报》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清政府的野蛮镇压，反而更加刺激了革命志士的反清激情。 一个月后，传承《苏报》革命精神和宣传使命的《国民日日报》在上海创刊。为了免遭清廷的打压和阻挠，报馆在创刊时由英籍华人卢和生出面，在英国驻沪领事馆进行注册，官方登记的发行人是英国人高茂尔（音译）。报馆位于上海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 该报由原《苏报》部分编撰人员、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成员以及归国的留日学生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等进步团体的成员共同主办。章士钊担任主编，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陈独秀、张继、陈去病、柳弃疾（柳亚子）、苏曼殊、何梅士（何靡施）、金天翮、高旭、刘师培等。 在“发刊词”中，该报明确昭示办报目的在于“图国民之事业”，将反对封建专制、宣传民主思想、恢复民权作为宗旨。从创刊的第一天起，该报就不使用光绪年号，而改用黄帝纪元，“以发汉种民族之观念”，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用黄帝纪元来纪年的革命派报纸。在其创刊号的封面上，日期赫然写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癸卯”；从第八号起又改用干支纪年，公然不承认清王朝的统治。 该报创刊时，正值“苏报案”审理过程之中。报纸对清末这起著名文字狱的审理进行了跟踪报道，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对章炳麟、邹容在狱中以及在租界会审公廨所进行的抗争予以大力声援。并刊载章、邹二人在狱中撰写的多篇文章，鼓舞他们的士气。 该报还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沈荩案”。沈荩参加过反清起义，公开身份是天津一家报社的记者，因在报上披露了清政府和沙俄密使密谋签订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1903年7月19日被清政府逮捕入狱。7月31日，慈禧下密旨，用酷刑将沈荩残害于狱中。《国民日日报》用血淋淋的事实报道了这起案件，揭露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残暴，哀悼革命志士的流血牺牲。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有关“沈荩案”的报道约有30篇，有关“苏报案”的报道多达70余篇。 由连横主编的副刊《黑暗世界》也颇受读者欢迎。它专门揭批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反映社会的黑暗和种种不平等现象，尤其“攻击官僚，不遗余力”。在小说连载栏目中，刊载了《南渡录演义》一类借历史故事宣传反清革命的小说；苏曼殊、陈独秀合译的《惨社会》（即《悲惨世界》）将资本主义初期的罪恶展示给国人，吸引了大批读者。陈独秀在翻译过程中还创造性地塑造了一位叫“男德”（“难得”的谐音）的法国侠客，借他的口大骂“满洲苟”，呼吁“非用狠毒的手段，破坏了这腐败的旧世界，另造一种公道的新世界”。 由于《国民日日报》大力鼓吹反清革命，揭露和抨击清政府的种种罪行，清政府对其恨之入骨，他们向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控告该报“扰害大局”，企图查封，但未能得逞。两江总督魏光焘下令沿江各省严禁销售和阅读此报，并不准邮政局代寄，以期“杜其销路，绝其来源”。后来报馆经理部和编辑部之间发生矛盾，报社中人与上海党人之间亦发生争执，且皆涉诉讼。虽经调解，出资人乃心灰意冷，不愿再出资支持。《国民日日报》由此资金严重短缺，被迫停刊。发行的最后一期，是1903年12月4日出版的第118号。 《国民日日报》虽然只发行了四个月，但它为唤醒国人的民主意识作出了积极贡献，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做了积极的舆论准备。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典阅部）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8-31 10:30:59

刘海明

《文汇报》史话（上）

黄德珍 《文汇报》是我国新闻史上出版时间较长，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报之一，它于1938年1月25日在上海创刊，中途数次停刊、复刊，几经周折，迄今已走过七十余年的历史。 《文汇报》有两个，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它们原本是一家。1947年，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部分《文汇报》同人去了香港，于1948年9月9日创办了香港《文汇报》。上海《文汇报》复刊后，就有了两个《文汇报》。这两个《文汇报》已经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变为完全不同的两份报纸。 上海《文汇报》的发展历程按停刊、复刊时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8年1月25日至1939年5月18日；第二阶段是1945年8月18日至1947年5月24日；第三阶段是1949年6月21日至1956年4月28日；第四阶段是1956年10月1日至今。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不久就控制了上海铁路局，在上海铁路局任职的严宝礼及部分职工辞职，他们宁愿失业，也不为侵略者服务。辞职后的严宝礼与“新新俱乐部”的旧友经常在一起探讨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自己的出路。他们商定办一张报纸，真实报道抗战的消息，用以打破沉闷的空气，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他们共同集资，合股经营，通过募捐，共募集资金一万元作为开办费。 日寇以“检查”为名，控制了当时上海所有中国人办的华文报纸。为了避开日方的检查，严宝礼决定效法《每日译报》，以英商的招牌出版发行，他们雇了英国人克明为名义上的董事长兼总主笔。1879年，上海一家英文报纸的中文名字叫《文汇报》。克明曾在这家英文报纸工作过，该报停刊后，保留了中文《文汇报》报名的所有权。克明与严宝礼商定，成立英商文汇有限公司，并以中文《文汇报》（The Standard）的名称向英方注册，这就是《文汇报》报名的来历。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创刊，报址是上海福州路436号 。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由克明署名，实为编辑部撰写的《为本报创刊告读者》。文告中强调了中英合作，并明确表示“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这个阶段的《文汇报》要闻版头条，绝大多数是有利于抗战的报道。 克明是《文汇报》高价雇来的“保镖”，他的为人及办报思想与严宝礼截然不同。创刊初期，克明伪装老实，欺骗过一些人。后来，在日寇的压力下，克明勾结工部局压制抗日文章的刊登，并妄想把《文汇报》办成如英文《字林西报》那样受上海英国当局控制的报纸，此举遭到严宝礼等人的坚决抵制。从1938年8月14日起，《文汇报》废除了自创刊起在报名旁署有克明名字的惯例，同时将他的董事长职务改为常务董事。 1939年4月以后，租界当局屈服于日寇的压力，对《文汇报》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态度。5月8日，租界工部局要求所有洋商华文报纸出版政治性的文章，需提交警务处审查。16日，《文汇报》刊登蒋介石的演讲词，被指为“未符业经通知手续”，由英国驻沪总领事署通知，自18日起，暂行停刊两星期。停刊期间，克明勾结汉奸，污蔑中伤严宝礼，逼迫其辞去总经理职务，阴谋搞垮《文汇报》。6月1日，停刊两星期满，编辑部发了一则《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同人紧急启事》在《申报》刊出，表明《文汇报》抗日立场不变，如万一达不到目的，也决不让《文汇报》变成日寇汉奸的舆论工具。不久，停刊书就交到英国大使手里，《文汇报》正式停刊了。 1945年8月18日，即日本投降的第4天，《文汇报》复刊。复刊后的《文汇报》没有沿用原报的依次编号，而以号外的形式出版到9月5日，共出号外19天。9月6日，《文汇报》开始沿用原报的依次编号即478号，并迁至新馆址圆明园路。《文汇报》在《复刊词》中声明，本报为无党派色彩的纯商业性报纸，以言论自由为最高原则，矢志保持高尚的报格。《文汇报》创办人严宝礼坚持民族立场，宣传抗战，遭日伪当局的忌恨，曾被捕入狱，但他始终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抗战胜利后，他亲国民党的色彩，决定了复刊后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使《文汇报》远离“独立的民间报”宗旨，并一直持续了4个月。报纸脱离群众，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导致报纸发行每况愈下，收入不断减少。此时，严宝礼意识到《文汇报》必须要改组了。于是，严宝礼登门邀请进步人士宦乡主持《文汇报》笔政，宦乡提出，办报方针要把反内战，推进和平作为第一要领，一切为此服务，即使得罪国民党当局，也在所不顾。严宝礼表示同意，并引进一些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进入《文汇报》。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典阅部）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8-10 9:46:01

刘海明

《文汇报》史话（下）

黄德珍

改组后的《文汇报》无论是版面还是内容都有了明显变化，从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起，《文汇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专论、旁听记，如《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初》、《暴力是扭不转历史的》等文章，并新增了“星期座谈”、“读者的话”等栏目。这个时期的《文汇报》战斗性极强，比较典型的是对羊枣事件的报道。 羊枣，真名杨潮，进步记者，1945年7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46年1月被害死于狱中。《文汇报》对羊枣被害一事给予了详尽的报道，并联系其他报刊的记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1946年7月《文汇报》又以“羊枣无钱安葬”为题，控诉这个社会。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很快就收到捐款。羊枣安葬后，《文汇报》以《冤狱犹未了结，羊枣昨晨入土》做了最后的报道。以后《文汇报》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内战、批评美国对华政策、抗议美军暴行的文章。 《文汇报》传播的正义之声，最终惹恼了国民党当局。1946年7月18日，《文汇报》被勒令停刊一周。一周后，《文汇报》复刊，读者争相购买。“读者的话”栏目刊登了郭沫若、叶圣陶等人的来信。《文汇报》刊登大量揭露、抨击反动政府的文章，强烈呼吁停止内战，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促进民主运动。如《中共声明全文》、《毛泽东论原子弹》等。1947年5月23日，因反动当局制造“五二○”血案，《文汇报》派记者李肇基、麦少楣采访，遭到特务殴打。5月24日，《文汇报》发文“少楣后脑被雨伞重击……已生血块，肇基则右眼被击伤甚重，已告青肿充血……”揭露暴徒行凶，要求惩治凶手。就在当天下午，《文汇报》发行到1086号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 1949年6月21日，上海解放后的第25天，《文汇报》复刊，复刊当天的报纸沿用原来的顺序号1087号。复刊当天发表总主笔徐铸成撰写的社论，热情讴歌共产党的领导，鲜明地表示了报纸的立场和宗旨。复刊后的《文汇报》在经营方面，遇到与其他民营报业同样的问题，当时的党政机关及国营单位，对民营报纸不了解、有抵制；加上国家刚解放，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上海的新闻业也不景气，此时的《文汇报》经营窘迫、步履维艰。1950年元旦，《文汇报》出了一期新年特刊，刊登了周恩来为《文汇报》的亲笔题词。3月份，徐铸成参加中央政府新闻总署会议，会议明确《文汇报》定位要面向青年知识分子。周总理的关怀及会议的精神为《文汇报》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文汇报》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三次改版，从而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改版后的《文汇报》大量增加对教育的报道，开办“文化广场”、“社会大学”等栏目，这些栏目以中小学教师和青年为主要服务对象，很受他们的欢迎。《文汇报》的发展及其在教育界的影响，引起国家教育部的关注。经与各方协商，《文汇报》决定迁址北京，改为《教师报》，并在1956年4月28日发表《终刊词》。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1956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约见徐铸成等人，向他们传达中央恢复出版《文汇报》的决定。同年10月1日，《文汇报》复刊，复刊编号是3405，顺延了停刊时的顺序号，馆址仍在圆明园路。复刊后的《文汇报》广义理解了“文汇”的含义，即把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的新闻汇合起来。这个时期的《文汇报》确定了除翔实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外，着重报道文化、科学、教育方面的新闻，并以一定篇幅作为“百家争鸣”的论坛，形式力求活泼大方的办报方针。《文汇报》的改革，受到了党中央及新闻界人士的肯定。毛泽东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对与会的徐铸成说：“你们的报纸放（指“百花齐放”）得好……我也爱看。”60年代初期，新闻媒体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日益升级，《文汇报》也不例外。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刊登，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讨论，成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灾难，新闻界更是这场灾难的直接受害者，此时的《文汇报》演变为“四人帮”御用文人的新闻喉舌，成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粉碎“四人帮”后，新闻界实现了拨乱反正，《文汇报》也获得新生。在以后的岁月里，《文汇报》继续以事实说话，坚持新闻反映现实，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典阅部）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8-17 11:02:01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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