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媒体人该不该愤怒——两个安徽人的两种新闻命运

刘海明

一个德国总统来到安徽，安徽媒体争相报道；一个安徽人因揭露电诈惨死荒山，揭开真相的却是外地媒体。更荒诞的是，死者生前持续举报的，恰恰也是安徽人，一个曾被塑造成海外徽商典范的安徽人。

死者叫吴恺，网名“徽剑”，祖籍歙县、出生于安庆，长期揭露缅北、柬埔寨电诈内幕。被举报者叫刘忍，安徽灵璧人，曾任柬埔寨安徽商会会长，长期以企业家、慈善家、海外侨领的身份示人。2024年11月，吴恺遭人跨省劫持，受到殴打折磨，最终被遗弃在江西一处荒山上死亡。2026年6月，刘忍作为陈志跨境犯罪集团的重要骨干成员，因涉嫌多项犯罪被押解回国。一个因揭露电诈而丧命，一个因涉嫌参与电诈犯罪而落网，两人同为安徽人，命运却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发生了交集。当然，现有公开材料尚不能证明刘忍就是吴恺遇害案的幕后雇凶者，但这恰是值得继续调查的问题。

“徽剑”吴恺先生的公众号

2026年10月27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抵达合肥，安徽媒体忙着报道友谊、合作与地方形象。这当然值得报道。然而，同一天，界面新闻披露吴恺遇害案的司法文书。对于这一严重事件，至少在目前公开可检索的报道中，安徽媒体集体沉默。一个外国总统来了，地方媒体可以迅速调动资源；一个安徽人因揭露犯罪丧命，却似乎不值得同样认真地追问。难道安徽故事只能有掌声与荣誉，不能有欺骗与罪恶？难道媒体的职责，是把光鲜的部分讲给世界听，把阴暗的部分留给别人揭露？

更值得反思的是刘忍的新闻形象。在涉嫌犯罪的情况曝光之前，他曾以成功徽商、公益人士和商会会长的身份出现在报道中。有文章讲述他从灵璧农村走向柬埔寨、经营多家公司、带领乡亲创业的经历，也有报道介绍其捐资助学等公益事迹。创业、慈善、侨领，这些头衔层层叠加，使他不仅成为成功商人，也成为某种地方荣耀的象征。在这种叙事中，商业成功似乎可以证明个人品行，慈善捐赠似乎足以保证财富来源，商会头衔又仿佛天然意味着社会信誉。每个说法单独看或许都有出处，连在一起，却可能让公众误以为媒体已经完成了全面的核实。

2026年6月17日，公安部通报，刘忍涉嫌网络赌博、电信诈骗、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罪名。此前的形象，与如今的涉案信息，形成了难以回避的反差。报道创业与慈善未必有错；真正的问题是，当被报道者的形象遭到如此根本的质疑时，媒体是否有责任回过头，检查自己曾经讲述的故事？必须承认，安徽媒体并非没有报道刘忍被押解回国。但目前能查到的相关内容，主要是转载中央媒体或外省媒体的消息。至于他如何经营商会、积累声誉、借助公益活动获取信任，以及此前的采访和报道是否遗漏了重要问题，却鲜见安徽本地媒体独立调查。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人风光时，媒体可以把他的经历写成传奇；一个人涉嫌严重犯罪后，媒体却只需转发别人揭开的真相。可媒体对一个人的赞誉，从来不只是文字。它还可能成为他获取社会信任的凭证。既然曾参与形象的传播，就不能在形象崩塌后，把自己完全置于责任之外。这里要求的不是记者提前预知犯罪，而是要求媒体承认：自己的每一次选择性呈现，都可能影响公众的判断。事实变化之后，修正和追查同样是报道的一部分。

传播学者潘忠党、陆晔在《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一文中指出，“新闻专业主义不仅关乎采写技能和操作标准，更包括公共服务的自觉、职业伦理，以及超越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价值追求。真实、准确、客观、公正之外，公众问责同样不可或缺。”换言之，新闻的专业性，不在于稿件写得多像新闻，而在于面对需要查明的事实，是否愿意承担查证的责任。

2024年，《华盛顿邮报》也曾面对这样的问题。该报发行人威廉·刘易斯卷入有关英国媒体窃听丑闻的争议，拟任新闻部门负责人罗伯特·温内特的过往采编行为亦受到质疑。报道涉及自家高层，势必损害报社形象，并引发内部冲突。尽管报道过程中存在分歧，刘易斯也否认曾试图干预编辑决定，《华盛顿邮报》最终仍刊出有关调查，温内特随后退出任命。这说明了一条朴素的新闻原则：报道对象与自己有关，不能成为放弃调查的理由。 连自家管理层都可以接受追问，一个曾被作为成功徽商报道的人，为什么反倒不值得安徽媒体追查？

《华盛顿邮报》“大义灭亲”

然而，比刘忍的身份包装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吴恺的死亡。依据司法文书，犯罪分子接受境外上线“少校”的任务，取得吴恺的个人信息，冒充警察将其劫持，逼迫其删除公众号文章，又持续殴打、逼问，最终将他遗弃荒山致死。法院确认，这是针对持续发表反电诈文章者实施的劫持与伤害。这里体现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倒置：一个以自媒体人而非持证记者身份发声的吴恺，在做着许多有记者证的记者本该做的事；而拥有记者证、供职于专业新闻机构的记者，却在这样一桩针对公开发声者的命案面前集体沉默……

记者证代表着职业身份与相应责任，却不自动赋予人追寻真相的勇气。没有记者证，也不意味着一个人的调查、核实和揭露就不具有公共价值。一个职业之所以获得特殊的社会身份，本应因为它承担了普通人难以独自承担的公共责任，如果承担风险的是职业体系之外的个人，而拥有专业资源的机构只负责转发最后的结果，那么职业资格究竟证明了什么？记者证不该只是职业准入的证明，还应意味着面对公共问题时不轻易退场。不能调查所有细节，至少可以跟进司法进展；无法掌握新的证据，至少可以追问尚未揭晓的问题。那名身份未公开的境外上线“少校”，究竟是谁？100万元报酬来自哪里？与吴恺举报对象是否存在关联？这些问题既不能武断作答，也不能任其消失。

这不是要求记者无条件相信吴恺的每一项举报，更不是要求人人以身犯险，因为吴凯的指控仍须证据验证，刘忍与幕后雇凶者是否存在关联也仍待调查。但至少，吴恺因发表反电诈文章而遭到暴力伤害，已经是法院确认的事实。当然，地方记者有资源限制，也有编辑制度和现实风险，把所有责任推给某一个记者并不公允。但这些限制反而引出了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组织宣传如此顺畅，组织调查却如此困难？为什么正面报道往往能得到确定的回报，追问真相却意味着不确定的代价？当新闻生产越来越围绕安全、成绩和可控性运转，记者仍在，媒体仍在，报道也越来越多，调查的冲动却可能日渐稀薄。这种沉默不一定源于每个人都不愤怒，而可能源于愤怒无法转化成选题，疑问无法转化成采访，职业判断无法转化成公开报道。久而久之，新闻机构最擅长的不是发现未知的事实，而是有条不紊地传播已经确定可以传播的事实。

公安部和中央台联合摄制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

于是，一种荒诞的景象出现了：需要宣传的时候，到处都是媒体；需要调查的时候，却未必找得到记者。德国总统终会离开安徽，欢迎仪式和掌声也会成为旧闻。但吴恺不会回来。这个出生于安庆的人，因为持续揭露电诈而死于荒山；被他举报的另一个安徽人，曾顶着耀眼的徽商头衔，直到涉嫌严重犯罪的情况被揭开。如果媒体愿意分享一个安徽人的荣耀，却不愿追问另一个安徽人的死亡，那么所谓的地方认同，究竟是对人的关切，还是对荣誉的选择性消费？

安徽的媒体人该不该愤怒？我想，不只该为吴恺之死愤怒，更该为一个职业体系之外的发声者付出了生命，而拥有职业身份的人却失去继续追问的意愿而愤怒。一个地方的媒体，如果只能为荣耀欢呼，却不能为不义发声，失去的恐怕不仅是新闻的锋芒，还有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的尊严……

来源：墨白践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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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昕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