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陈伯达交代何燕凌去北大调研——1966年“文革”初...

刘海明

1.7月下旬8月初，陈伯达与江青最默契的那些天

7月下旬10天里，62岁的陈伯达会同江青四到北京大学，或看大字报，或“调研”，或参加万人大辩论会。还去了别的几个大学，这个密度颇有些惊人。他在群众场合多次讲话。进入1966年7月，延至这年8月底，他和江青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段。此后就不行了。

    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1版，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听到毛泽东的一句指示而组织撰写的。  

具体说来，在北大之外，陈伯达还去了北京广播学院（7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7月27日晚）、北京轻工业学院（7月29日），7月30日与江青出席在人大会堂举行的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

与此同时，陈伯达还在主持起草8届11中全会公报，几次修改。他判断，在即将举行的全会上，“二线”“一线”将迎面相撞，不可避免。

前几天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成员谈话中说了一句：“可以搞点儿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

陈伯达心有所感，判断全会召开当日在北京大学必有反应，必有文章可做。为此指示人民日报派出精干编辑记者在8月1日当天前去北大“调查研究”。

何燕凌（1922-2022）摄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

2. 到北大调研任务交给了何燕凌等九人

这个任务，落在了当时报社委任与陈伯达联系的评论组组长何燕凌（当时还是人民日报编委）身上，奉命带领8人前往北大调研。半个世纪过去，他还保存着当年去北京大学时报社为他开出的介绍信，上面盖章并写道：“北京大学：兹介绍本社何燕凌等九同志（党员）前往你处”，后面的字手写：“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

何燕凌保存的1966年8月1日去北京大学“调研”的人民日报编辑部介绍信，笔者判断，介绍信上的笔迹是何燕凌的。

然而，时光磨损了人的记忆，本文作者得到这份介绍信时，何燕凌前辈对那天和哪些同事同行？在北大找了什么人？有什么调查结果？等等，全然记不起来了。

这倒也印证了历史文献的价值，何燕凌虽然记不起8月1日那天在北京大学寻访到了什么，但是他保存了几天后8月4日的一纸《总编室通知》，说明当时陈伯达重视人民日报事务，既抓要领，有时也会管到具体的编辑事务。陈伯达下了指示，报社是要落实的。

3.  “总编室通知”保存下来了

这纸《总编室通知》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1966年8月4日

总编辑室通知

七月十六日，陈伯达同志看了人民日报的版面和一些大标题以后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指出，报社同志要学习群众的語言。伯达同志說：“工农兵群众在批判资产阶級、批判黑綫人物中，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和生动的語言。如在批判‘清官’时說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銀',就是对‘清官'的最生动最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結論，是劳动人民一代又一代从被剝削、被压迫的生活实踐中得出的結論。引用群众的語言，往往比引經据典还要中肯。要吸收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經驗、群众的語言和他們对历史所作的結論，来丰富我們的历史唯物論。”

为了貫彻执行伯达同志的指示，唐平铸同志要求报社同志：随时留心收集群众的語言，发現了就記在卡片上，汇集到一个地方，加以精选，編印出来，变成大家共同的精神財富。有些不一定能直接引用，但是可以启发人們的联想。日积月累，生动的思想和語言多了，文章就可以写得生动了。

为此，希望全报社各部門的同志，特別是编辑部各部門的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每天在阅读群众来信、来稿，阅读文件和各地报紙时，把新鮮、生动的群众語言分別摘录在卡片上，由各部門指定专人汇总。交总编辑室办公室統一整理，編印后发給大家。这是有关办好报紙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希望全体同志经常地认真地做起来。

对上面这段通知可以作点补充：上述陈伯达对编辑事务的一番话，是7月16日夜半时说的，讲完之后他该下班了，临时又说了四个字：“天天向上。”

这句话被记录下来了。

   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浚

4.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批斗副总编辑陈浚

陈伯达、唐平铸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去了，在他们身后，8月的人民日报办公大院动荡不宁，从8月2日至8月4日，连续3天召开大会，批斗副总编辑陈浚。

这是斗争“四大家族”的统一部署，按照吴冷西、胡绩伟、陈俊、王泽明的顺序依次开展批斗。6月里批斗重点是吴冷西，7月出了“黑画事件”，批斗胡绩伟就成了主调，进入8月就挨着陈俊了。

陈浚（1917-2013），浙江杭州人，和人民日报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在1937年12月离开短暂就读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抗战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联合大学，是日后西南联大的前身)，投笔从戎，向北奔赴抗战前线。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当年10月入党，参加《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办，先后任编辑、编委。他的同事中有许多人后来参加了《人民日报》的创办。

抗战胜利后，他进入东北，任牡丹江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解放后任东北《劳动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5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先后兼任总编室、记者部、国际部、理论部主任。

在高潮中持续批斗“四大家族”，是7月23日报社文革小组布置的。批判吴冷西一个月有余，渐渐没有新材料了，于是要求整理胡绩伟、陈浚副总编辑和党委书记王泽民的材料。随后，批判对象将向副总编辑王揖、安岗、李庄扩展。

对陈浚的批斗是折磨人的，第一天的批斗会整整持续4小时，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再到删改军报社论，此中事态翻复，动辄得咎，批判者将陈浚视为彭真、吴冷西的“得力干将”，归入“反党”黑帮。此时的陈浚必然是百口难辩。批斗者不断上纲上线，批他“投靠苏修、与赫鲁晓夫干杯，反党卖国”云云，又使他不能不辩。

3天下来，时年还不满50岁的陈浚精疲力竭，却看到自己的罪名越来越重，为投身革命以来从未领教。第三场批斗大会后，陈浚“觉得脑子空了”，难以控制自己，不禁心绪难平，趴在桌子上大哭一场。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4DpzsxMDIttUhkDYWiRJiQ

编辑：张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