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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马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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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核查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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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发表于 2025-6-5 23:12:4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关于泽连斯基吸毒的虚假新闻




编辑:张席睿




422#
发表于 2025-6-9 18:52:1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突然大批坠落?中文媒体的标题绝对是故意误导!看看人家科学网站的标题:太阳的愤怒使SpaceX卫星从天而降!

一段时间以来,太阳好像处于“最愤怒”的状态中,它正在将这种愤怒发泄在组成 SpaceX 星链舰队的数千颗微型卫星上。
对从天而降的 Starlink 卫星的新分析揭示了一个独特的模式:随着太阳在 2020 年至 2024 年之间升级到其活动周期的高峰期,直接导致的卫星坠落数量也随之增加。
由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太空物理学家丹尼·奥利维拉领导的一组科学家研究了当时落回地球的 523 颗 Starlink 卫星,发现与太阳有明显的联系。
他们在论文中写道:“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当前太阳周期的强烈太阳活动已经对 Starlink 重返大气层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卫星轨道阻力研究的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近地轨道上的卫星数量和太阳活动是人类历史上观察到的最高的。”
他们的论文是在2025年6月3日正式发表的。值得指出的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两位科学家是这篇论文的评阅人,他们是王洪波(音译)和张明江(音译)。
太阳周期是太阳活动波动的、持续11年的周期,以太阳两极的周期性磁反转为中心。它主要表现为太阳黑子、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这些物质抛射在接近太阳极大期时(当两极翻转时)稳步增加,然后减弱到最小值,然后再次缓慢回升。
研究人员称,这只是太阳的正常方式,自从他们开始跟踪它们以来,它们目前正处于第 25 个周期的高峰期。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强劲的周期。虽然不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但仍然显示出比科学家们在开始时预测的要多得多的太阳活动。
这意味着它对地球的影响相当大。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很多极光活动。这就是太阳粒子撞击地球大气层的效果,由日冕物质抛射和太阳风所承载。
但太阳活动的增加还有另一个不太明显的影响:冲击上层大气的太阳喷射的增加使其显著升温。
我们从表面上没有注意到它。但增加的能量使大气层膨胀——足以增加近地轨道航天器的阻力。这意味着它们无法保持目前的轨迹,需要进行调整以保持在天空中。
需要明确的是,所有位于近地轨道上的卫星都容易受到与太阳活动相关的阻力增加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SpaceX 已将 8873 颗 Starlink 卫星发射到近地轨道,其中 7669 颗仍在运行。这些纯粹的数字为研究太阳极大期对近地轨道卫星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室。
研究人员写道:“在这里,我们使用......Starlink轨道数据对轨道高度和速度进行叠加纪元分析,以确定不同强度的风暴造成的影响。Starlink(卫星)重返大气层恰逢太阳周期25的上升阶段,这是一个太阳活动增加的时期。”
SpaceX 于 2019 年首次开始发射Starlink卫星,首次重返大气层于 2020年开始。最初,这些数字保持在相对较低的位置。2020年只有两起。2021 年,有 78 颗卫星坠落;2022 年为 99 颗,2023 年为 88 颗。但随后 2024 年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共有 316 颗 Starlink 卫星从天上掉下来。
研究人员根据当时的地磁条件对这些卫星再进入大气层(下面简称“再入”)进行分组——即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有多大。奇怪的是,大约72%的再入发生在微弱的地磁条件下,而不是强大的地磁暴。
研究人员发现,这是因为在太阳周期上升期内阻力的累积效应。这些卫星的轨道并没有被一举击落,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微妙地退化。与此同时,在强地磁条件下坠落的卫星比在较弱条件下坠落的卫星坠落得更快。
实际上,这是令人着迷的东西。我们没有很多关于这种现象的数据。奥利维拉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可能有助于设计策略来减轻太阳活动引起的轨道衰减,将卫星保持在它们应该在的近地轨道上(例如,不要撞到其他卫星并触发令人讨厌的凯斯勒级联)。
研究人员写道:“我们的结果很有希望,因为它们指向了使用短节奏 Starlink数据(精确轨道确定、中性质量密度、柱塞方向面积、阻力系数)来改进地磁暴期间轨道阻力模型的方向,尤其是在极端事件期间。”
结语
1、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中文某平台热搜榜第一名。令我非常不解的是:刊发的该消息的媒体为什么要引用另一个国家的媒体而不是直接去看看这篇6天前发表的论文?
2、另外是中文媒体的标题绝对是故意误导:“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突然大批坠落”?什么叫“突然大批坠落”?下面的文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到了2025年6月,2024年365天期间发生的、316颗卫星坠毁,平均一天不到一颗,怎么就叫“大批”?
SpaceX 于 2019 年首次开始发射Starlink卫星,首次重返大气层于 2020年开始。最初,这些数字保持在相对较低的位置。2020年只有两起。2021 年,有 78 颗卫星坠落;2022 年为 99 颗,2023 年为 88 颗。但随后 2024 年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共有 316 颗 Starlink 卫星从天上掉下来。
3、看看人家科学资讯网站的标题:《太阳的愤怒使SpaceX卫星从天而降》。这才是负责人的态度!
我奉劝有的媒体人:底线思维不能丢!要不然,久而久之,会被人唾弃的!(完)
来源:隔洋侃世界
编辑:梅镕缨



点评

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突然大批坠落 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英国《独立报》和新德里电视台等外媒报道,太阳风暴活动日益频繁,正在影响地球卫星,尤其是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星链”卫星一段时   发表于 2025-6-9 18:56
423#
发表于 2025-6-15 12:29:3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编辑:梅镕缨

424#
发表于 2025-6-15 15:52:1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数据诊所第1期︱谣言——我国户均存款近680万元

1、症状
11月上旬以来,一则截图在网上流传,标题是“央行:我国户均存款近680万元”。这个截图在微信群、微博、论坛流传,引起了一定的关注。
2、诊断分析
第一步,我们可以观察央行最新广义货币(M2)的数据,202310月为288万亿,约为GDP2倍多一些。M2是一个比存款更大的口径,不仅包括活期、定期存款,还包括流通中的现金、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等。
第二步,用M2金额288万亿除以人口数量约14亿,这样得到人均存款20万元——但注意,这个口径也是明显偏大的。除了第一步中提到的原因之外,M2的活期、定期存款中还包括了企业、事业、政府等机构的单位存款。所以人均存款比20万元明显要小。按户均680万元,那每户人数要明显大于34人,这显然不可能。
3、治疗建议
既然不是680万元,那么我国户均存款到底是多少?
根据WIND金融数据终端提供的人民银行数据,202310月我国住户存款约为135万亿,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家庭户数为4.9亿户(2020年)。
如果家庭户数保持基本稳定,则我国户均存款约为27.6万元。当然,考虑到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因素,具体情况也会有所不同。
【诊断人】徐大可
【时间】20231123
【参考资料来源】
关于货币供应量M2数据,人民银行,
WIND金融数据终端,20231123日。


来源:澎湃新闻
链接:
编辑:梅镕缨



425#
发表于 2025-8-25 19:21:50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DW事实核查:如何识破AI生成的新闻播报视频

人工智能(AI)生成的新闻播报视频越来越难辨真假,而它们充斥着所有社交平台。怎样才能避免上当?

这段在TikTok上的AI生成的采访,看起来就像一场真实的街头民意调查——有红色邮筒和英国国旗作背景。但这个画面完全是假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一条TikTok视频中,一名记者站在英国传统红色皇家邮筒前,背景中飘着英国国旗,手持麦克风。他向一位女性路人提问:“你打算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给谁?”“改革党,”她回答,“我只是想再次找回作为英国人的感觉,明白吧。”
一位用户在评论中写道:“真想知道他们花了多少钱让她这么说。”但这场景从未发生。这段采访完全是虚构的。记者也不是真人——他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如果你细看,就会发现一个不起眼的水印:角落里写着“Veo”字样,这是谷歌DeepMind推出的强大视频生成工具的标志。
这段8秒的视频并非个例。从TikTok到Telegram,合成新闻视频——即模拟真实新闻片段风格的AI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无处不在。它们借用了新闻报道的视觉语言:现场报道、屏幕图表、权威口吻。然而,这些内容往往完全是虚构的,目的是引发愤怒、操控舆论,或单纯为了博眼球。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字取证专家法里德(Hany Farid)告诉德国之声(DW):“当你在刷手机时,这类视频看起来像新闻,听起来也像新闻。而这正是危险所在。”
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假新闻视频,显示一名虚拟记者站在伦敦市中心的坦克前。

现实风险
许多合成视频模糊了讽刺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或具有误导性。在另一个8秒的影片中,一位记者似乎正在报道一支“史无前例的军事车队”驶过伦敦市中心。她站在坦克前方,后方有群众围观。但这段视频并未提及任何具体事件、时间或背景。
DW事实核查团队多次观察到,这类视频会在危机时期(如骚乱或重大新闻事件)反复出现,被重新包装以制造混乱或错误地暗示局势升级。
在上一次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升级期间,TikTok和其他平台充斥着与战争相关的AI生成内容,包括假新闻视频,例如俄罗斯加入战争、伊朗攻击美国、或伊朗击落参与轰炸其核设施的美国B-2轰炸机等。
2024年6月洛杉矶爆发抗议美国移民执法局(ICE)行动期间,DW也发现合成新闻视频数量激增。
这些视频不仅广泛传播于社交平台,而且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2024年,台湾研究人员指出,本地社交平台上出现了AI生成的新闻播报影片,虚假指控支持台独的政治人物贪污。这些影片不仅传播了错误信息,还在选举前破坏了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
当然,有些用户是将AI新闻当作恶搞工具。在一则TikTok热门视频中,合成主播站在一个深不见底的坑洞前报道,有摩托车直接掉进洞里。另一个视频中,一个虚拟主播说:“我现在就在边境,但这里没有战争。爸妈,这看起来很真实,但其实是AI生成的。


如何识别假新闻播报视频
那我们该如何辨别真假呢?首先看水印。像Veo、Synthesia等AI工具往往会给视频打上品牌标记,但这些标签有时会被淡化、裁剪或直接忽略。即使视频有明显水印,也经常会有人在评论中问:“这是真的新闻吗?”
假新闻播报是目前AI内容中最精致的一类。由于通常是在静态的新闻演播室场景中录制,许多典型的AI特征(比如手势僵硬、背景不连贯)不容易被察觉。但仍有一些微妙线索。
观察眼睛和嘴部。合成主播常常眨眼不自然,嘴唇对不上语音。牙齿可能过于光滑或亮度异常,有时在说话中形状会发生变化。面部表情与动作通常太过一致,缺乏真人的自然变化。
屏幕上的文字也是识别线索之一。例如某段号称“突发新闻”的底栏显示的竟是乱码:“Iriay, Tord for the coteataiphaiteie the tha moerily kit to molivaty instutuive in Isey。”记者的麦克风上甚至胡乱写着“The INFO Misisery”。
法里德指出,识别AI内容的技巧是“与时俱进的”。“我今天告诉你的识别方法,可能六个月后就不适用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依赖可信来源。“如果你不想被骗,”法里德说,“那就从可靠的新闻媒体那里获取信息。”

这段AI生成的“新闻播报”乍一看可能很真实——但注意字幕,像“IriayTord”和“aiphaiteie”这样胡乱拼凑的词就是明显的警示信号。

廉价AI视频如何变现?
AI主播并不是新概念。2018年,中国官媒新华社就推出了一位呆板、生硬的AI主播。那时候它还只是个新奇玩意。
但如今技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Veo这样的工具现在可以让任何人——即便没有新闻从业经验——只花几百欧元就能制作出高质量的新闻播报视频。这些虚拟人说话流畅、动作逼真,只需简单输入几行文字就能完成制作。
法里德说:“制作门槛几乎为零。你不需要演播室,甚至连事实都不需要。”
这些视频的设计目的几乎都是最大程度地吸引用户关注。它们抓住最具争议的话题:移民问题、加沙战争、乌克兰局势、特朗普……以激发强烈情绪,引导转发分享。
社交平台本身也在推波助澜。Meta不久前调整了算法,更多地展示用户未关注账户的内容,这使得合成视频更容易触达更广泛的受众。平台的变现机制也进一步激励了内容创作者:视频播放量越高,收益越多。
这种环境催生出一批新的“AI垃圾制造者”:他们生产与热搜话题相关、质量低下的合成视频,只为了博取流量。
例如某个拥有4.4万粉丝的账号,在记者尚未确认信息时就抢先发布热点内容。在最近一起空难事件中,数十条TikTok视频用AI虚拟主播冒充CNN或BBC记者,发布虚假伤亡数字和杜撰的目击证词。许多视频在被删前已在网上传播了数小时。
在突发新闻发生时——人们急于获取信息的时刻——这些看似真实的AI新闻视频成为吸引点击、赚取收益的有效手段。
法里德总结说:“社交平台正在放松对内容的审核管理。这是一个最糟糕的组合:我能制作内容,我能传播它,而且还有大量观众愿意相信它。”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杨泓艳






426#
发表于 2025-9-23 23:13:55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DW事实核查:如何识破假账号、机器人和喷子?

刷到可疑的Instagram或X内容,不确定是真是假?别慌!先来看看发帖者是谁。以下几个小妙招,帮你快速判断发消息的是假账号、机器人,还是网络喷子!
假账号、机器人和网络喷子会搅浑舆论场,严重干扰公众正常的讨论。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4年,《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离大谱:普京账号的第一条推文竟是祝贺奥巴马?》的报道;四年后,《商业内幕》刊文,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推特上只关注了19个人,其中一位竟然已经去世五年。然而,事实证明,这两家媒体都被一个冒充普京的英文推特(X前身)账号给骗了!而且,他们并不是唯一上当的知名媒体。
这个假账号创建于2012年11月,靠着一本正经地扮演普京,一路吸粉到将近一百万。直到2018年11月,当时的推特才出手封号。更让人迷惑的是,这个假账号和普京官方认证的英文账号的粉丝数量不相上下。
这个后来被封掉的假账号主要转发克里姆林宫的官方声明,而不是散播虚假消息,因此它才能潜伏这么久而不被发现。
如今,这类假账号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信息战的武器来使用。幸运的是,现在大多数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威胁。
什么算是假账号?
X平台在今年4月版的“虚假行为政策”中指出,禁止创建、运营或大规模注册任何非真实、非透明、带有欺骗性的账号。这包括:一、在未遵守X开发者政策的情况下使用自动化程序或脚本运营账号;二、使用虚构身份从事干扰性或欺骗性活动,典型表现包括:使用库存照片、盗用或AI生成的头像、复制或盗用他人的个人简介、提供误导性的个人信息,意图欺骗他人;三、假冒真实个人或机构。
Facebook 和Instagram隶属的Meta则明确表示,禁止用户树立虚假形象,使用虚假账户,虚抬内容热度,或参与到意图实施社群守则下其他违规行为的活动。Meta如此定义虚假行为:由同一个人或多个人控制的虚假资产网络实施的各种复杂形式的诈骗,目的是欺骗Meta或社群成员,或规避社群守则下的强制措施。
此蓝标非彼蓝标
在Twitter时期,蓝标(账号右上角的蓝勾)是一种官方认证,表示这个账号经过平台核实,确实属于某位公众人物、机构或品牌。然而,自亿万富豪马斯克接手该平台并将其改名为X后,蓝标认证机制也彻底改变: 任何用户只要付费订阅X Premium,就可以获得蓝标。 平台不再对身份进行严格审核, 这意味着普通人、假账号甚至机器人账号也能轻易买到蓝标。
X用户名后的金标则表示该账号是通过认证的官方机构账号,通常包括:企业或品牌、官方媒体、国际组织或NGO以及其他经过审核的机构。 同时,获得金标的账号头像会显示为方形,以便和普通个人账号区分。此外,X用户名后的灰标表示该账号代表政府机构、国家元首或高级政府官员以及多边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等。
2023 年,Meta推出了Meta Verified付费订阅服务,蓝标不再是纯粹的官方认证,而是订阅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付费蓝标用户的内容可能获得更高的推荐和曝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放大特定观点或商业宣传。虽然假账号难以通过Meta审核, 但用户仍需查看内容本身是否可靠,不要因为有蓝标就盲目信任。
如何识别假账号?
识别假账号需要留意以下几点:
· 账号名称和个人主页网址
骗子经常在注册账号后,偷偷修改用户名,伪装成官方账号。 在X上,原始用户名(通常在@符号后)往往能暴露问题端倪。 而在Facebook上,如果账号的个人主页网址(URL) 和用户名对不上,也要提高警惕。
举个例子: 有一个 Facebook 账号自称是 Elon Musk(见下图), 但它的用户名拼成了 “Muskk”,个人主页网址是 facebook.com/elonreeve.musk.338。 从这两点就能看出,这个账号几乎不可能是真的马斯克。


一个小小的拼写错误就足以让破绽显现。
此外,真正的公众人物或机构通常会在官网或其他权威渠道明确标注自己的真实社交媒体账号,如果找不到这样的链接,十有八九是假的。
如果你想验证一个非公众人物账号的真实性,可以使用搜索引擎查看此人是否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使用相同的名字。 检查这些账号的头像是否相似,个人简介、联系方式和所在地信息是否相互吻合,并留意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是否类似。 如果在不同平台上都能看到大量一致的内容,那么这个账号很可能是真实的个人。毕竟,几乎不可能有冒充者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同时运营用户名完全相同、内容几乎一模一样的假账号。
不过要记住:这些方法只能提供线索,作为判断账号真伪的参考,而非确凿证据。
· 头像
如果账号有头像,头像本身就是重要线索。 使用反向图片搜索工具(例如 Google、Bing 或 Yandex等搜索引擎),看看该头像是否属于他人,或是否在其他网站出现过。 低分辨率的头像也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公众人物几乎不可能在自己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使用模糊不清的照片。
· 粉丝、好友和订阅者
如果你在不同平台上看到同一个人账号的粉丝数、好友数或订阅量差距离谱,就应该提高警惕,因为这很可能是个假账号。想更深入分析不同社交平台的粉丝数据,也可以使用Followerwonk这种辅助工具。
另一种验证账号真实性的方法是观察是否有已认证账号与其互动。 例如,如果这是某位知名运动员的账号,那同队队友的认证账号会不会在他发的照片下留言?其他知名人士或官方账号,是否会转发他的内容? 如果没有这些互动,那么账号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
· 账号内容与行为模式
留意账号的创建时间。如果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注册多年且一直活跃,它大概率是真的。 但别掉以轻心,这并非绝对标准—— 前面提到的那个假冒普京账号,可是活跃了整整六年才被发现!
同时,仔细观察账号发布的内容: 这些内容是否与账号声称的身份相匹配,还是显得不合常理?如果一个人频繁更换所在地/定位,那就要留个心眼。除非此人从事的是旅行博主、战地记者等需要频繁更换地点的工作。 还要警惕那些发布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内容的人: 一个德国学生整天发“阿富汗战区”的照片?一位俄罗斯退休奶奶天天晒“巴黎反疫苗抗议”的现场照?听起来就不太靠谱,很可能是假账号,或者至少是在散播未经证实的信息。这种可疑的行为往往也是机器人账号(Bots)的特征。
广告
什么是机器人账号?
Bots 是 robots(机器人)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在社交媒体上没日没夜自动运作的账号。它们会疯狂地刷留言、转发内容,甚至刻意制造话题热度,把一些原本冷门或容易被忽视的话题炒起来。顾名思义,它们的行为就像一群全自动机器人。
不过,要注意区分“好机器人”和“坏机器人”。好机器人会自动发布新闻、天气预报、地震预警、卫星图片等有用的公共信息。而坏机器人则被设计成模仿真人的行为,用来推动某种特定议程或目的。根据不同的算法,这些程序可以:自动生成并发布帖子或留言、自动关注他人账号、甚至主动发送好友请求。
坏机器人会通过不断刷帖、转发,刻意放大某些政治观点,让社交平台上的舆论看起来热火朝天。它们还会反复传播虚假信息或谣言,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关注度和共识,从而扭曲公众对现实的认知,并破坏正常、理性的网络讨论氛围。
如何识别机器人账号?
X目前正在测试的一项功能是,引入 “automated”(自动化)标签。该标签位于用户名和账号名下方, 说明这个账号发布的内容是自动生成的, 而不是由真人手动发布的。
机器人账号和假账号类似,只要留意以下几点,就能提高识别率:
· 看账号名
如果用户名是杂乱无章的字母、数字或单词拼凑, 很可能就是机器人账号。
· 看头像
账号没有头像,或是只有模糊、低像素的人像, 都应该引起警惕。
· 查个人简介 / 账号资料
简介空空如也、注册时间非常短、 甚至显示的位置与自称身份明显不符, 这些都是危险信号。
· 观察行为模式
同一个账号在不同平台上同时发布完全一样的内容; 或在短时间内疯狂转发或刷屏式回复; 甚至在同一条帖子下,连续发布大量重复、粗糙的评论。如果有这些行为特征,几乎可以确定它是机器人。
· 粉丝与关注比例异常
机器人账号通常关注了大量其他账号, 但自己的粉丝却寥寥无几,甚至为零。 想进一步验证,可以使用Followerwonk等工具。

喷子账号比假账号更难识别,因为背后操纵的是真人,而不是程序。图像来源: Jan Eifert/picture alliance

什么是网络喷子?
网络喷子(Trolls)是真人, 但他们在网络上表现得极其活跃、极具破坏力,行为模式和机器人很像。他们常常受雇于某些势力,专门去骚扰特定的公众人物或媒体机构。Facebook将这种有组织、有针对性的攻击行为定义为 “由外国或政府行为体操控的合谋造假行为”。 这种行动甚至可以规模化、产业化,被称为“喷子工厂”。
最知名的喷子工厂之一是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网络研究所(Internet Research Agency, 简称IRA)。 欧盟对外行动署的反虚假信息项目EUvsDisinfo发现: 该机构曾在多种语言中散播虚假信息和亲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内容, 目标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大选,以及多国公投前的舆论操控。
这家机构于2017 年1月被全球广泛关注, 当时美国情报部门发布了一份报告, 详细分析了 IRA如何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操纵美国舆论。自那以后,Facebook一直在清理与该机构相关联的账号。
除了俄罗斯, 外界普遍认为在印度、中国、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等国也存在类似的喷子工厂或所谓的“喷子大军”。 2020年,《华盛顿邮报》披露, 一些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青少年,竟然是被人雇来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虚假信息的。在中国还有类似的“网络水军”和“五毛”,前者一般受雇于商业公司或个人雇主,后者通常被官方或半官方机构长期雇佣。
如何识别网络喷子?
喷子账号比彻头彻尾的假账号更难识别, 因为它们通常是真人在背后操控。如果这些账号长期活跃、持续经营多年,甚至成为大型喷子网络的一部分,想要识破就更加困难了。这意味着,你不能像识别假账号那样,只通过奇怪的用户名、最近注册的时间或可疑的粉丝数量就一眼看穿。不过,这些迹象依然可以作为初步线索。
其次,需要仔细观察账号发布的内容: 这些帖子是否包含已知传播虚假信息的网站链接? 注意账号除了转发别人内容,是否也发布一些私人动态或原创内容?如果一个账号只转发第三方内容、从不发个人动态, 很可能就是一个喷子账号。如果转发的内容本身就含有虚假信息或误导性内容, 那就更需要提高警惕。
还可以看看你和这个可疑账号是否有共同好友或关注者。 如果有,可以问问这个共同好友,是否认识这个账号背后的人,以此来判断账号的真实性。
此外,可以留意一个可疑账号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这个账号是否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不停地评论?是否在不同的帖子下不断复制粘贴同一条消息?是否以极高频率发帖或转发内容?如果是这样,很可能说明这个账号的社交媒体行为不是兴趣爱好,而是他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就是一名“职业喷子”。
最明显的喷子特征之一是:这个人在讨论中从不提供任何有建设性的内容,而是专注于操纵他人情绪、激起负面情绪。一旦发现这样的情况,不要再继续争论,直接举报账号,让平台进行进一步核查和处理。



编辑:张席睿

427#
发表于 2026-3-3 16:58:21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明查|美国航母遭伊朗袭击后起火?这两段是AI和过期视频



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次日,伊朗称导弹击中美国航母“林肯”号。然而,“澎湃明查”核查发现,相关网传视频实为AI合成及老旧视频画面。美方表示导弹并未接近,无舰艇受损。


新闻延伸
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3月1日,美国军方表示,“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未遭伊朗袭击,并称伊朗发射的导弹“甚至没有接近”该舰。

美军称,目前没有美军舰艇受损或人员伤亡报告。

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7号公告,称“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遭到伊朗四枚弹道导弹袭击。

来源:澎湃新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6YnAOTnsUA8wPlU-JJkXA
编辑:王昕越

428#
发表于 2026-3-16 20:06:3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事实核查

🚫伊朗政权的外交部长声称美国正在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海湾国家然后嫁祸伊朗。这是谎言。


✅伊朗部队向其邻国发射了数以千计的无人机和导弹,无差别袭击民用旅馆、商业机场、居民社区以及经济基础设施。美国的攻击无人机只针对伊朗的军事能力,以消灭针对该地区的威胁。这才是真相。



🚫伊朗政权最近对阿联酋境内的平民安全表达了关切,敦促他们远离海港。这是误导性陈述。


✅伊朗政权在过去两周针对海湾国家发动了300多次无差别攻击,完全不顾及无辜生命的安全。这才是真相。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声称他们已经让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舷号CVN 72)失去作战能力。而此前,他们已经多次声称摧毁了该航母。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在兜售反复炒作的谎言,他们的谎言还越讲越自相矛盾。让我们把话说清楚: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仍然从海上对伊朗领空保持着绝对控制。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编辑:金语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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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4-15 16:35:5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川普说的是战争“接近结束”,不是已经结束!|事实核查

喵注:写了四篇有关伊朗战争的深度长文,《尾声:从2026伊朗战争看中国的未来》、《伊朗战争与悄悄进行的巨变》、《战争与国运》、《美以伊战争的事实》,分析这场战争,包括分析对中国的影响,没有一丝打鸡血与情绪发泄,只有事实核查。每个星期,我都会写深度文章,发给订阅读者,不公开。感兴趣者可订阅另一种声音订阅后我会将这四篇伊朗深度文送给你。




来源:普朗克的猫
编辑:金语垚


430#
发表于 2026-5-22 21:27:59 | 只看该作者
《纽约客》丨《纽约客》备受推崇的事实核查部门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The New Yorker’s Vaunted Fact-Checking Department记者的工作充斥着魅力施展与信息偏差;而核查员,则在做“减少损害”的事。





哈罗德·罗斯将杂志中的错误视为对自己的人身冒犯。插图作者:Christoph Niemann)
我提交的这篇文章里有79处错误。安娜——那位修正这些错误的事实核查员,已经在《纽约客》核查部门工作了6年。我很喜欢和她合作,这很幸运,因为光是和她通电话核查,就得花上十几个小时。我们的谈话大多围绕事实展开,偶尔会聊到她热衷的鸡油菌采摘。有人偶尔会问安娜,她是不是经常发现错误。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位核查员发现,一期未经核查的杂志里就包含1000处错误(这个数字本身恐怕也经不起事实核查,但姑且先不提这个)。单就这篇文章而言,我贡献的“错误垃圾”包括:拼错多个专有名词(唉,“哥伦比亚”是Colombia,不是Columbia);凭空捏造了一段很久以前某位核查员与以色列副总理的对话;本该写“鸟的肝脏”,结果写成了“鸟的肾脏”。我确信现在文章里已经没有错误了,但我不会把话说得绝对——这种绝对化的表述会让核查员坐立难安。




我从未见过一份完整的说明,明确《纽约客》杂志要求核查员核查哪些内容。1936年,《纽约客》一位执行主编曾试图给出定义:“经首席核查员判断,需要核实的信息点。”新核查员接到第一个任务时,会被要求打印出文章的校样,并用下划线标出所有事实性内容——几乎每个词下面都要画线。姓名与数字是事实,逗号有时也算;漫画、诗歌、照片、封面艺术,处处都藏着事实。观点本身不是事实,但观点的支撑往往依赖大量事实。就连颜色也算事实:最近,克莱尔·塞斯塔诺维奇的一篇短篇小说中顺带提到了“黄色的鸟粪”,核查员专门查阅了鸟类学资料——鸟粪真的会是黄色吗?或许吧,但只有当鸟的肝脏出问题时才有可能。
虚构作品里也满是事实,有时甚至多得过分。日期是事实,服装是事实,人物动作也是事实;引语是事实,且引语内部还嵌套着事实——事实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叠加。十年前,卡尔文·汤姆金斯写过一篇关于某位艺术家的文章,文中提到这位艺术家计划在6月21日夏至当天结婚。核查员戴维·科塔瓦给这位艺术家打了电话,先送上祝福,随后提醒他:那年的夏至其实是在20日。后来,这位艺术家改了婚礼日期。
要核查事实,或是谈论事实核查,很容易给人留下“万事通”“小题大做的人”或“自命不凡者”的印象。但“了解事实”本身就不是件容易事,核查是一种实践,而非全知全能。两年前,阿曼达·彼得鲁西奇写了一篇关于“国民乐队”(the National)的文章,文中将乐队的两位成员布莱斯·德斯纳与亚伦·德斯纳描述为同卵双胞胎。这对兄弟长得的确一模一样,但为保险起见,核查员还是向布莱斯确认了此事,得到了肯定答复。文章发表后,质疑声却来了:亚伦致歉称,他们其实并非同卵双胞胎。能不能把文中的“同卵双胞胎”改成“异卵双胞胎”?核查员随即拉了个群聊,让兄弟俩一起讨论:

布莱斯:我们从没做过基因检测,但妈妈觉得我们是同卵双胞胎

亚伦(几秒后回复):妈妈说我们是异卵的,但说实话,我们根本没做过检测!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核查的原则是“只陈述已知信息”。最终,杂志发布了更正声明,仅将德斯纳兄弟描述为“双胞胎”。
我刚加入核查部门时,以为犯一个错误就会被解雇。我独立核查的第一篇长文就出了错——把一位艺术品捐赠者的身份认错了。第二天早上,我走到工位前,已经做好了收拾东西走人的准备。我把事情告诉了身边的同事,可大家只是点了点头,就继续工作了。
我为这份工作面试了三次。面试中途,三位核查员对我进行了一场所谓的“核查测试”——本质上是关于时事、艺术、政治的小知识问答。比如:“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什么原则?电影《驾驶我的车》改编自哪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你能说出在叙利亚内战中作战的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吗?20世纪60年代时,测试还是笔试形式,其中有一道题给候选人展示了一段“城中话题”(Talk of the Town)栏目的样稿,内容关于一位艺术收藏家:
“他是耶鲁俱乐部、壁球与网球俱乐部,以及专属联盟俱乐部(Union League)的成员,同时也是一位热忱的民主党人。”
问题:“你认为这段文字中有哪些内容值得质疑或存在错误?”
答案:“他不可能是专属联盟俱乐部的成员,因为他是民主党人——而且该俱乐部根本算不上‘专属’。”
这场测试的目的始终有些模糊。我猜是为了评估候选人的常识储备与抗压思考能力,但也可能只是为了找乐子。多年来,候选人还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是什么?”理性的人会回答:“这个问题无法核查,没有标准答案。”但其实这个问题有“正确答案”——《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因为部门前任负责人马丁·巴伦多年来一直钟爱这部电影。核查员团队中流传着一个说法:测试要表现出色,但不能拿满分——太过“万事通”的人容易过度自信。
最近,一位名叫希琳·哈立德的核查员跟我说:“没人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事实核查员。”大多数人来这里,都是希望未来能成为作家或编辑。对我来说,加入这个部门像一场“入门仪式”——这里有不为人知的历史、深夜加班的时光,还有些古怪的传统(尽管比以前少了)。有位前核查员回办公室参观时问:“你们现在还搞周五下午的戏剧表演吗?”如果抛开政治立场和年龄差异,这大概是我见过的“强迫症患者”最多元的群体了:有人出身贫寒,有人成长于亿万富豪家庭;有人来自新奥尔良,也有人来自南京。这种多样性常常让人意外。塔克·卡尔森曾问一位名叫肖恩·莱弗里的核查员:“你上的是安多佛还是埃克塞特(美国两所顶尖私立高中)?”莱弗里回忆道:“我回答说‘我在威斯康星州上的公立学校’。”在我任职的三年里,我这一代核查员的人数从20人增加到25人,他们总共会说15种语言,包括乌尔都语、粤语、日语、阿拉伯语、希腊语、俄语、特维语,还有人掌握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实用知识。他们穿的衣服很潮,读遍了普鲁斯特的作品;有人早早结婚又离婚,还会办有趣的派对——萨尔曼·拉什迪就曾出席过。和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格外“平庸”。部门里有个玩笑:我的“外语”是体育。
部门负责人——巴伦的继任者彼得·坎比,是“偶然”来到这家杂志的。在此之前,他在缅因州待过一段时间,靠挖蛤蜊和做树木修剪工为生。作为老板,坎比格外善良,很会保护下属,是个“爱发牢骚却让人喜欢”的人。有一次,他带了一只活公鸡去杂志主编罗伯特·戈特利布的办公室。他还喜欢讲些东拉西扯的故事——比如在危地马拉被一群野生西貒追着爬上树,或是从市中心一位朋友的窗户里放下一艘自制小船,两人一起划过地狱门(Hell Gate),沿东河航行。在他的领导下,核查部门养成了一种“独立精神”,有时甚至会显得带有对抗性。2020年坎比退休前不久,有人给他发消息,建议核查员们使用一款名为Slack的新办公软件。他回复道:“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宁愿去做根管治疗,也不想用这个软件。”
这份工作的乐趣之一,是你会在两周内成为某个“此前从未关注过的领域”的专家——比如火箭科学、包皮、沙子。(蕾切尔·阿维夫曾说:“突然间,作者就有了一个拿薪水的‘朋友’,和自己一样关心同一个话题。”)我们会发邮件问同事:“有人当过竞技赛艇运动员吗?”“有人熟悉‘受密切关注的年轻女名人’的历史吗?”“有人认识加蓬总统吗?”
核查部门的核心是核查图书馆,里面藏有各类参考书,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人录》《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草药医师案头参考》等。(新核查员会被告知:不能完全相信书籍——因为书籍本身往往未经事实核查。但参考书多少有帮助,而书的尾注更是“金矿”。)图书馆里还有一件“古董”——一个金属活页通讯录,卡尔文·特里林说它应该被放进史密森尼博物馆(美国国家博物馆)。(在“C”开头的条目下,有“乔姆斯基”“雪儿(女演员)”“刚果”“冷聚变”。)每周五,部门会在图书馆开例会,核查员们讨论棘手的稿件,吐槽难搞的作者和编辑。
还有一个更小的图书馆,用来存放更多书籍。遇到截止日期特别紧张的时候,核查员会在地板上垫个垫子过夜。同事们会花好几个小时,与有权势的人或行事隐秘的人交谈:比如和朱利安·阿桑奇通话时,需要使用一些“不便讨论的技术手段”,以防被窃听;亚斯明·艾尔萨义德曾被伊斯兰激进分子搭讪;部门现任负责人弗格斯·麦金托什曾从最高法院大法官那里得到书籍推荐;金丹映会穿着宇航员服装来上班,坐下后就给哈里·里德(美国前参议员)打电话。我们或许把工作看得太严肃了——那正是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核查工作既紧迫又“力所能及”。我们和内阁成员聊,也和新纳粹分子谈;有时会收到威胁,但这反而让我们更自视甚高。正如作家、前核查员戴维·柯克帕特里克所说,我们“沉醉于自己的忙碌”。作者在报道中难免会有“施展魅力”与“信息偏差”,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减少损害”。
关于核查部门的“起源故事”,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1927年,《纽约客》发表了一篇关于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的人物特写,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虚构的。米莱的母亲怒冲冲地闯进办公室,威胁要提起诉讼。杂志创始人哈罗德·罗斯派编辑凯瑟琳·安杰尔去安抚她。安杰尔回忆说,米莱的母亲是个“身材矮小、怒气冲冲的女人”,直到杂志社承诺发布详细的更正声明,她才离开。罗斯既尴尬又担心面临诽谤诉讼,于是决定:他需要“事实核查员”。多年来,这个“创世神话”在书籍、新闻报道,甚至杂志内部不断被重复。可惜,这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事实”——没人知道罗斯做某件事的真正原因。
就算没有米莱事件,也总会有别的事催生核查部门。罗斯是个“认死理”的人。有一次,他跟E.B.怀特抱怨,《精灵鼠小弟》里的斯图尔特·利特尔不该是“利特尔夫妇亲生的”,而应该是“收养的”——因为很明显,人类不可能生出“老鼠”。他极度重视事实,早在核查部门成立前,就一直在收集事实、核查事实。约翰·契弗回忆说,罗斯曾给《巨型收音机》这篇小说提过两个“微小却绝妙”的建议,但接着又提了29个别的建议,比如“这个故事里的时间已经过了24小时,可没人吃过东西”。
“事实核查”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是20世纪20年代纽约的产物——那个充满活力与傲慢的时代,人们相信:只要足够用心,就能在纸上准确地呈现世界。1923年,也就是《纽约客》创刊两年前,亨利·卢斯开始在《时代》周刊(他差点给杂志起名叫《事实》)里设置核查员岗位。罗斯既鄙视卢斯,又嫉妒他,或许“事实核查”就是他能“胜过卢斯”的领域。
罗斯高中辍学,曾是个四处漂泊的记者,喜欢大喊“老天啊!”“你赢不了的!”这类话。“事实”让他有了“压过常春藤精英”的资本。遇到可疑的事实时,他会写备忘录,批注“胡扯”“疯了”“难以置信”;他还喜欢写“Given facts will fix”。据作家布伦丹·吉尔说:“这些文字传递出的感觉——也是他刻意要传递的感觉是:一个技艺高超却极度疲惫的人,勉强同意去修正某个人的作品,而那个人往好了说是懒惰,往坏了说是愚蠢。”有位作者犯了个小事实错误,罗斯写信给他说:“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人身冒犯。”(那位作者把巴拿马运河上几处水闸的地理位置搞混了。)在筹备约翰·赫西的《广岛》时,罗斯对书中“一个男人用细长的竹竿划船”的描述耿耿于怀,他写道:“老天啊,如果竹竿很细,他根本没法用它划船,这太荒谬了。”最后,这句话改成了“用粗壮的竹竿划船”,罗斯才转而核查其他事实——比如“广岛”这个名字本身,他欣喜若狂地给怀特写信说:“我现在能把这个名字的发音读得又新又标准了。”
早期的《纽约客》满是错误。当时杂志以newsbreaks栏目闻名,专门嘲讽其他刊物的错误与怪事。1929年,罗斯断定:“我们在刊登其他刊物的印刷错误和蹩脚表述,摆出一副‘上帝视角’的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近乎完美。”不久后,杂志就有了几位全职核查员。有一次,杂志要写一篇关于卢斯的人物特写,为了确认卢斯豪宅的房间数量,一位核查员被派去那里,假装成“潜在租客”打探。
罗斯对这种新安排很满意,开始频繁发备忘录提问:

“鼹鼠能看见东西吗?它们会主动钻出地面吗?”

“康涅狄格州有波敦克河(Podunk River)吗?能查一下吗?”

“西尔斯百货和蒙哥马利·沃德百货的商品目录里,还在卖农场用鞭、牧人鞭和短柄马鞭吗?”

罗斯给核查员灌输的理念是:“理解这个世界的所有奇奇怪怪之处,是有意义的”;此外,还要“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有一次,他探进头问核查员办公室的人:“《白鲸记》里的莫比·迪克(Moby Dick)是鲸鱼还是人?”
罗斯从未对自己创建的“核查制度”完全满意。詹姆斯·瑟伯写道:“在我和他共事的那些年里,他肯定建立过十几种不同的制度,用来跟踪稿件进度和核实事实。”罗斯研究过纽约电话公司核查姓名和电话号码的系统,发现即便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发布的电话簿里还是至少会有三处错误。瑟伯接着说:“哪怕出一点小问题,他就会大喊‘制度崩溃了!’”
如何确认一个事实?答案是不断问“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多年前,约翰·麦克菲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二战期间有一个日本燃烧弹气球飘过大西洋,撞上了为某绝密核设施供电的电缆,导致一座为“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提纯钚的反应堆暂时停运。麦克菲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有人告诉他的。那个人又怎么知道的?他是听别人说的——二手信息。核查员萨拉·利平科特花了好几周时间追查原始信源。就在杂志即将付印前,她终于有了线索:她给佛罗里达州的那位信源打了电话,对方却在商场里。怎么才能及时找到他?她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找到他后,让他去电话亭接电话。他知道这件事吗?知道——因为他是那座反应堆的现场经理,亲眼见证了事件发生。最终,这个细节被保留在文章里。
有时,一个信源就足够;有时,十个信源也不够。核查是一种“被迫的谦逊”——核查得越久,你就越怀疑自己“以为知道的事”。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误解,而且往往是字面意义上的误解。20世纪90年代,前教育部部长威廉·贝内特——一位倡导“家庭价值观”的共和党人,同时也是《美德之书》的编者——曾说过“a real us-and-them kind of thing”(“一种典型的‘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情况”),结果被误听成“a real S & M kind of thing”(“一种典型的‘施虐与受虐’的情况”)。杂志不得不发布更正声明。此外,人们还会撒谎、反悔、否认。拉菲·哈恰杜里安曾写过一篇人物报道,报道对象抱怨文中“多处关于他生活的细节是虚构的”,还要求查清“到底是哪个蠢货给哈恰杜里安提供了错误信息”。结果发现,那个“蠢货”就是他自己——那些细节都来自他本人写的书。其实,一个“爱争辩的信源”反而比“完全配合的信源”更有用。核查体系和司法体系一样,需要有“对立面”来推动。帕克·亨利曾核查过帕特里克·拉登·基夫写的安东尼·波登人物特写,当时波登无法接电话,于是亨利给他发了一份备忘录,里面包含近百个“关于他人生中最敏感部分的事实”——包括他吸食海洛因的经历,以及一段恋情的破裂。波登回复:“内容无误。”
核查员几乎会联系稿件中所有信源——无论有名有姓还是匿名;他们还会联系那些“被顺带提及、作者却未采访过的人”,甚至很多“未出现在稿件中的人”。核查员不会逐字念引语给信源听,也不会寻求信源“认可稿件内容”——信源不能修改稿件,但可以指出错误、提供背景信息和证据。之后,核查员会与作者、编辑讨论有争议的地方。这是一个“刻意设计的对抗性流程”,类似法庭诉讼:你需要看到各方的“最佳论据”,最终由编辑做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核查员是在“重新报道”一篇稿件——探查薄弱环节,跨越“误解的鸿沟”伸出手。有时,核查员提出的问题会让受访者觉得“对方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比如:
“瑞典厨师(《芝麻街》角色)是不是连眉?”  
“其实是两道分开的眉毛,只是在鼻梁上方靠得很近。”
“西貒(一种类似猪的动物)能追着人爬树吗?”  
“当然可以——尤其是白唇西貒,体型和小熊差不多,还爱成群冲撞。”
扎迪·史密斯曾接到一个电话,被问“多年前在伊恩·麦克尤恩的生日派对上,是不是有一只蝴蝶停在了她的膝盖上”。还有一次,塔德·弗兰德在“城中话题”栏目写了一篇关于歌手阿特·加芬克尔的文章,提到他“挥舞手臂”,核查员专门打电话给加芬克尔确认:“您是不是有两只手臂?”
安妮·(达斯迪)·莫蒂默-马多克斯曾长期担任核查员,她常说:“事实核查的方式,就像给人读睡前故事。”她接着解释:“你要‘告诉’人们事实,而不是‘询问’他们。如果核查员说‘是不是真的……’,听起来就像检察官在审问。”但有时,无论你语气多温和,受访者还是会发火——这其实也有好处。尼克·庞加登喜欢说,核查员既要“做事实的生意”,也要“做客户服务的生意”,关键是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了”。彼得·坎比的理念是:“让受访者在稿件发表前发火,总比发表后发火好——这是一场‘可控的爆发’。”爱发火的受访者至少会提供有用信息,比“无视核查”或“故意捣乱”的人强。埃隆·马斯克曾回复过一份“像‘疯狂填字’(Mad Libs)游戏一样的虚构内容”,拿所有要核查的细节开玩笑;史蒂夫·班农则用一封空白邮件回应核查问题。
通常,核查员很擅长让人们配合回应。他们算不上“绝对中立的仲裁者”,但已是你能找到的“最接近中立的人”——是你“为自己辩护的最后机会”。塔利班通常会配合核查,中情局也是,联邦调查局则不会。有位核查员曾与奥萨马·本·拉登的前伊斯兰法顾问通电话,对方要求她“按照伊斯兰的谦逊原则着装”才能继续交谈。不同文化对“事实”的态度也不同:法国人认为,“只要作者说发生过,那就是发生过”。埃文·奥斯诺斯曾写过一篇报道,其中引用了一位“从未经历过事实核查”的资深中国记者的话:“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参加一场古老的仪式。”有时,人们会出人意料地坦诚:尼古拉·尼亚尔霍斯在核查本·陶布的一篇稿件时,曾打电话给“萨赫勒地区最有权势的走私犯之一”,对方竟愉快地确认了所有细节——包括他走私人口的事实。通话快结束时,走私犯说:“我有个请求。”
尼亚尔霍斯问:“什么请求?”
对方回答:“你们能不能换个名字称呼我?”
“你想让我们怎么称呼你?”
“我想被叫作‘大猩猩阿尔贝’。”
这个请求最终被拒绝了。
核查工作真正的“刺激感”,在于你有“直接提问的许可”——可以直白地问出你真正想知道的事:“哈维·韦恩斯坦有没有强奸?”“政府是否事先知道那场屠杀?”有位名叫卡米拉·奥索里奥的核查员,曾花几个月时间与“前游击队指挥官”通电话,后来才发现,这位指挥官竟与“哥伦比亚一起爆炸案”有关——而那起爆炸案差点害死奥索里奥的母亲。
一场漫长的核查通话,可能会变成一个“奇怪的亲密空间”。你会毫无铺垫地问起“大屠杀、创伤经历、国家机密”。有位政府官员在通话后,曾指责一位核查员“对自己有种病态的痴迷”。
到目前为止,安娜在我的稿件里发现了三类错误:“计数错误”“表述框架错误”(“容我提个小意见:你完全没提到核查员会如何指出‘表述框架问题’”),以及“‘好得不像真的’以至于没人想核查的错误”。比如,扎迪·史密斯被问的其实不是“膝盖上的蝴蝶”,而是“酒杯上的鼻涕虫”。不过,“知道事实”是一回事,“说服作者修改”是另一回事。大多数作者“感激核查”,却又“反感被核查”——核查会暴露你对世界的误解有多深,打击你对自己“所见所闻”的信心,还带有“侵入性”。20世纪80年代,珍妮特·马尔科姆曾因诽谤被起诉,官司拖了很久,核心是“她的采访笔记是否被篡改”。她被指控“编造引语”,但她坚称自己只是“把不同引语拼接在一起”——这是新闻业的违规行为,却不算违法行为(最终法庭判马尔科姆胜诉)。从那以后,核查部门要求作者提交“采访笔记、录音和文字稿”。劳伦斯·赖特告诉我:“这就像有人翻你的内衣抽屉。”核查员能看到你“走的捷径、采访时的哄骗手段、认知盲区”。本·麦格拉思曾是核查员,后来成了作家,他说:“你会突然意识到,那些你一直阅读、崇拜的作家,每一页都有六个错误。这不是说他们在撒谎,而是‘每个人都会这样’。”一般来说,记者越优秀,就越能与核查员好好合作。杰伊·麦金纳尼曾是核查员,后来写了《灯红酒绿》(讲述一位“虚构版《纽约客》核查员”的故事),或许是“最有名的前核查员”。他坦言自己“不是个好核查员”——工作约一年后就被解雇了,因为他“声称自己会说法语”,结果一篇“来自法国的报道”里被他漏掉了一连串法语错误。“我写过‘我是第一个被解雇的核查员’,”他告诉我。我指出“核查员最讨厌‘第一个’这种绝对化表述”,他说:“从来没人核查过这个说法。不如你就这么写,看看核查部门怎么说?”(后来,核查部门翻遍档案、查阅员工名册,最终得出结论:“几乎无法确凿证实他的说法。”)
就像“客服机器人”或“人力资源总监”一样,核查员与作者的沟通常常“绕着弯子”,进行一场“微妙的语言舞蹈”。在某个“小问题”上陷入令人疲惫的僵局时,作者可能会说:“我觉得这样没问题。”——潜台词是“我知道这不完全对,但你太较真了”。核查员可能会回应:“这不会让我睡不着觉。”——潜台词是“你真是不可理喻,但稿件上印的是你的名字”。聪明的核查员会把自己定位为“合作者”:在“终稿会议”(作者、编辑、核查员、文字编辑一起过稿)上,他们不仅指出错误,还会提出解决方案。作者不愿因“自己的无知”而尴尬,安娜对“文字节奏”很敏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乱节奏,她的谈判风格是“坦诚到让人卸下防备”,而她的幽默感也帮了大忙(比如:安娜问“这里你有修改方案吗?”扎克答“我不是提过一个吗?”安娜说“那个不太行”)。
核查的“终极选项”是援引“on author”(“基于作者陈述”)——指某件事“无法核实,但由作者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因此核查员“勉强同意保留”,同时“免除所有责任”。朱利安·巴恩斯曾解释:“比如,核查员想确认‘你祖父在希特勒入侵波兰当晚,做了一个关于仓鼠的梦’——这个梦从未被记录下来,只是祖父在你小时候坐在他膝盖上时告诉你的,而祖父去世后,你成了唯一知道这个梦的人。核查员把你祖父所有在世的熟人都‘盘问’了一遍,又翻遍了‘潜意识词典’,最终还是查无实据,这时你就可以隔着大西洋在电话里温和地说:‘我觉得这个可以标为“基于作者陈述”。’”
另一种妥协方式是“模糊表述”——用“可能”“大约”“类似”这类词,把“精准用词的飞镖游戏”变成“宽松的马蹄铁游戏”。作者讨厌这些像“青春痘一样扎在文章里”的“也许”“至少”“几乎”,但比起“删掉这段内容”,他们还是能接受的。多年前,杂志节选过伊恩·弗雷泽的《西伯利亚游记》,原文开头本是“根本没有西伯利亚这个地方”,核查员坚持要改成“从官方角度来说,没有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弗雷泽说:“我最终还是不太满意,但也不后悔。这种事实核查不是‘吹毛求疵’,也不是‘官僚流程’,而是20世纪的‘艺术进步’,刚好契合现代主义。”他接着说:“现代主义就是‘告别自我表达,直面眼前事实’,这意味着你最好把事实搞对。”“模糊表述”承认了“世界无法被精准认知”,给文章增添了“谦逊感”“克制感”,或许还有“自命不凡的较真感”——换句话说,这正是人们印象中“《纽约客》的文风”。即便如此,“模糊表述”还是让人恼火。有位核查员离职时发了封告别邮件:“五年了,我依然对这份‘每周出版的杂志’充满敬畏。”塔德·弗兰德回复了所有人:“杂志一年出版46期,是不是该说‘几乎每周’?”(弗兰德也没完全说对——实际是47期。)
有些文体比其他文体更“经得起核查”。调查类报道依赖核查,个人回忆录也需要核查,尽管这常常会引发麻烦。有位核查员把“核查回忆录”比作“全结肠镜检查”。曾有位同事不得不给艾米丽·古尔德打电话——她的丈夫基思·杰森写了一篇关于“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随笔,文中描述“分娩时妻子身上喷涌出一股血柱”。核查员向古尔德确认“所谓的出血是否属实”,结果古尔德直接挂了电话。
幽默内容往往会“让核查机制失灵”。如果幽默作家与核查员“合拍”,就会一直合作下去——安妮·斯特林菲尔德曾核查史蒂夫·马丁为“呐喊与私语”(Shouts & Murmurs,《纽约客》幽默专栏)写的文章,后来两人结了婚。但通常情况正好相反。我曾参加过一场终稿会议,大家花十分钟争论“迈克尔·舒尔曼用‘无臀皮套裤’(assless chaps)这个说法是不是冗余且无意义”——从技术上讲,所有皮套裤(chaps)本来就没有臀部。
戴维·塞达里斯告诉我:“我发现核查员常常会逼你‘给句子打个不必要的结’。”他的一篇随笔写自己“去小镇的好市多超市,买了‘一罗’(gross,12打,共144个)避孕套”,核查员却说“事实并非如此——好市多不卖‘一罗’装的避孕套”。塞达里斯说:“于是我改成‘一堆’(a mess)避孕套,结果读起来像‘用过的避孕套’。如果这篇文章是写‘好市多卖多少避孕套’,那当然要写准确数字,但这篇是写‘我作为同性恋在南方小镇的经历’,就不能让我这么写吗?”幽默作家常常让核查员抓狂,因为核查员清楚:“即便是幽默非虚构作品,也必须完全真实”——要遵守和其他文体一样的标准。去年,简·布阿核查过塞达里斯一篇“关于见教皇”的随笔,她“极其认真地核查了‘红衣主教法衣上纽扣的颜色’”(这是部门的看法),在塞达里斯看来却“让人抓狂”,他给编辑发邮件:“能不能给她打一针镇静剂?”塞达里斯还抱怨:“核查就像被‘热保温瓶’爆菊。”布阿把这话告诉了“下一篇塞达里斯随笔的核查员”伊诺·施,施琢磨了一下这个比喻,说:“要是保温瓶好用的话,外面就不会是热的。”
就像“黑暗退去”或“死藤水致幻”一样,核查工作往往会“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而且大多数人“只会享受这种改变一段时间”。很少有人会把核查当作终身职业,但也有例外。1929年,哈罗德·罗斯为核查部门招聘的第一批员工中,有个叫弗雷迪·帕卡德的人。帕卡德最初在罗杰斯·惠特克手下工作,有一次漏查了一个“低级错误”(boner,当时对错误的称呼),惠特克逼他“把校样页背下来并当众朗读”。罗斯很器重帕卡德,也很依赖他,给帕卡德开的薪水“相当于现在的2.9万美元”(直到2018年杂志员工成立工会前,核查员的薪水一直“低到难以维持生计”)。二战期间,帕卡德去了欧洲,罗斯恳求他回来,发电报说:“职位虚位以待!你是否愿意回来?薪水可比以前高!”帕卡德成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核查部门负责人”,一直任职到1974年去世前不久——做事实核查,他做了一辈子。如今,有很多核查员都像帕卡德一样:会说多种语言,知识面广,却总在“担心灾难随时会发生”。有一周,一位同事发现帕卡德在办公室里闷闷不乐,问他怎么了,帕卡德说:“我得了两种感冒。”
在所有核查员中,最受尊敬的或许是马丁·巴伦——他在这个岗位上待了36年。巴伦温和、像父亲一样慈祥,又有些拘谨。亚历克斯·罗斯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莫扎特一首不太知名的卡农曲,标题是《Leck mich im Arsch》(德语,字面意思是“舔我的屁股”)。巴伦为了“不用给莫扎特学者打电话复述这个标题”,熬夜翻遍了莫扎特的传记。他的“较真”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核查员们都很爱戴他——他会用“头衔+姓氏”称呼同事,比如“塞利格曼教授”“凯利博士”。他认为,作为核查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出错”。约翰·麦克菲说:“有人告诉我,‘关于马丁·巴伦,你要知道一点:他永远是对的,而且要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这句话。’如果文章里提到某部莎士比亚戏剧,他会去查‘作者名字是不是莎士比亚’。”到了职业生涯后期,巴伦因为“查得太多”,甚至“难以做出任何断言”——他会把陈述句说成疑问句,比如“你不觉得今天天气很好吗?”巴伦去世后,伊恩·弗雷泽回忆:“有一次,他指着窗外的河水对我说,‘我想那是哈得孙河吧。’”
这份工作对人的“消耗”因人而异:有些核查员会失眠;小说家苏珊·崔曾是核查员,她回忆说“有些同事会因为压力大而呕吐”;20世纪90年代,所有人都“成箱成箱地抽烟”(安娜允许我用“成箱”这个词,因为“阿尔巴尼亚国王佐格据说每天抽150根烟”)。这是一份“适合焦虑者的工作”,因为下一个“低级错误”总在“暗处等着”。有一次,我被分配核查本·陶布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维多利亚湖的岸线长达4000英里”。谷歌搜索30秒就确认了这个事实,但不同信源给出的“精确周长”略有差异——为什么?我联系了索尔兹伯里大学的地理与地球科学教授斯图尔特·E.汉密尔顿,他说:“答案非常复杂,涉及物理学和分形几何。”这就是“海岸线悖论”,是“芝诺悖论”的衍生概念。汉密尔顿警告我:“别钻这个牛角尖,只要你的尺子足够小,任何东西的长度都是无限的。”这也是“核查员悖论”:你知道得越多,就越清楚自己还有更多不知道的事;宇宙中的事实就像“无限长的线”,你要么被这种认知逼疯,要么就“调整自己的尺子”(接受不完美)。最终,陶布文中的表述改成了“超过4000英里的崎岖岸线”,而我也再也没有为“核查”失眠过。
有些人看待《纽约客》的更正声明,就像看待“日食”一样稀罕。1994年,“城中话题”栏目一篇文章出现了几处错误,杂志发布了更正声明,结果多家媒体把这当成“重大事件”报道。亨德里克·赫茨伯格特意去图书馆查证,后来报道:“这不是杂志历史上第一次更正,而是第300次左右。”他还补充:“任何伟大的新闻机构,偶尔都会出错。”我可以证实这一点——自从第一次漏查错误后,我又漏掉过一些,具体数字我就不说了,免得让安娜受惊。
人们喜欢在《纽约客》里找错误,或许是因为“杂志对自己的事实核查太自负”。核查本身确实带有“表演性质”——通过“过度认真”塑造一种“严谨神话”,但这种“表演”未必总能和“准确性”挂钩。严格来说,核查不是“营销手段”,但确实是“好的营销”;对有些人而言,它只是“装样子”。20世纪80年代,作家阿拉斯泰尔·里德承认自己“虚构了复合人物与场景”——把多个真实细节拼接成一个虚构内容。核查难道没发现吗?后来,《新共和》杂志主编迈克尔·金斯利写过一件事:他在派对上遇到一位《纽约客》核查员,对方“给大家讲了一堆‘英雄事迹’——比如包机去测量‘亚洲偏远首都之间的距离’,派‘一支部队似的莎拉劳伦斯学院女生去数安·比蒂小说里提到的某片海滩的沙粒’之类的”。金斯利接着写道:

“就这样听了几个小时(其实是1小时17分53秒)后,他带着礼貌的微笑转向我,说:‘跟我们说说《新共和》的事实核查体系吧。’

……我回答:‘你眼前看到的就是。’

他脸色煞白——好吧,其实没有,但我夸张了一下。不过他确实说:‘这太奇怪了,因为我在核查《纽约客》的稿件时,如果在《新共和》里找到了需要的事实,我就认为这个事实已经核实过了。’”

我们收到投诉的方式五花八门。劳伦斯·赖特写过一篇2.4万字的长文,控诉山达基教,之后山达基教出版了一本“恶搞杂志”,里面不仅有“面目狰狞的核查员素描像”,还“逐条分析”了核查流程,声称“在送去‘事实核查’的971条陈述、断言和问题中,有572条完全是假的”。
但大多数时候,错误是通过读者来信发现的:
1947年读者来信:“看到赫尔曼先生在《斯图尔特收藏》一文中说我父亲去世了,我有点吃惊。把一位退休的纽约公共图书馆馆长‘写死’,或许是最微不足道的过失,但我想知道,有必要这么做吗?”
2019年读者来信:“那只鸡穿的不是背带裤(你们提了两次),是皮短裤( lederhosen)。”
正是“皮短裤”这种细节,让核查员夜不能寐——除非你在巴伐利亚长大,否则怎么会注意到这种错误?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花这么多资源去查这种细节,值得吗?苏珊·崔告诉我:“说到底,谁在乎呢?这真的重要吗?我觉得可以很肯定地说‘不重要’。但尤其是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灾难性时代’——太多人自以为知道‘自己其实不知道,甚至根本算不上“知识”的事’。面对‘世界惊人的复杂性’,人们正在失去‘谦逊’,这简直像一场流行病。而核查的深层价值,恰恰在于‘确认“了解事实”有多难’。”
核查部门往往会被贴上一个形容词——尤其是在出了错误之后:“备受推崇的”(vaunted)。比如有读者来信说:“看到《纽约客》备受推崇的事实核查员,竟漏掉了扎克·赫尔方对‘tip’(小费)一词词源的错误解读,我很失望。”自从核查部门成立以来,“vaunted”就一直和它绑定,几乎没有其他机构会被这样形容。这个词是对“万事通们”的一种“认可”,但写信的人常会加个讽刺性修饰词,比如“曾经备受推崇的”“所谓备受推崇的”“极度备受推崇的”——其实没必要,因为“vaunted”源自拉丁语“vanitas”,本意是“空虚”“虚无”,本身就带有贬义。而那些“万事通们”,只会偷偷窃笑。
另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威廉·肖恩要是泉下有知,肯定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从“事实”角度看,这句话“无法核查”;但其中暗含的“杂志在肖恩任内达到‘真相巅峰’”的观点,根本“难以置信”。肖恩是个完美主义者,但如果要在“文笔”和“准确性”之间选,他未必总选后者。作家本·亚戈达翻出了杜鲁门·卡波特《冷血》的核查底稿,发现有一段“描写了一个人独处时的行为,而这个人随后就被谋杀了”,肖恩在旁边批注:“怎么知道的?”亚戈达解释:“其实根本没办法确认,但这段内容还是保留了下来。”
与此同时,人们对蒂娜·布朗任《纽约客》主编期间的评价则完全相反:有些批评者说,是她“败坏了杂志风气,让标准下滑”。但事实上,布朗任内“塑造了现代核查部门”。那段时间,杂志突然开始“发表时效性强、涉及争议话题的稿件”——为了法律安全,也必须把事实搞对(米莱的母亲或许只会大喊大叫,但迈克·奥维茨可能会起诉)。是彼得·坎比和布朗的副手帕姆·麦卡锡,最终要求“作者提交采访笔记、公开信源”。肖恩时代的作者们不得不适应这种变化:珍妮特·马尔科姆刚打完“因‘拼接不同采访的引语’被起诉”的官司,又在“戴维·萨莱人物特写”中用了同样的手法,麦卡锡坚持让她修改。麦卡锡告诉我:“她觉得‘这在现实中无关紧要,而且对读者来说更简洁、更悦耳’,这话没错。但我的想法是,‘这种“模糊界限”的事,根本没法界定’。”
“印象”很难改变,或许是因为“印象本身难以核查”。但核查员们渐渐学会了识别“归类错误”——比如一个常见的误区:“人们总觉得‘过去的好时光’更美好”,总有人会“气得在墓里打滚”。肖恩当主编时,也会收到读者来信,说“罗斯时代更好”;而罗斯时代没有“过去”可对比,却还是会收到投诉。1945年,一位同行给罗斯写信:“我要轻轻吐槽一下你和你那‘备受推崇的编辑核查部门’——不过我承认,这个部门确实相当出色、相当细致。有篇文章提到‘lunar moth’(月形天蚕蛾),显然作者想说的是常见的‘Luna moth’(月神天蚕蛾)。”罗斯问帕卡德“怎么会出这种错”,结果发现:核查员其实“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蛾类专家打了电话”——只是听错了(不管怎样,核查工作总免不了“阴差阳错”)。罗斯很沮丧,回信说:“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制度”总会“崩溃”,而关键在于“相信下一次不会”。♦

本文发表于2025年9月1日/8日《纽约客》杂志合刊印刷版,标题为Vaunted。作者:扎克·赫尔芬德 (Zach Helfand)是《纽约客》的一名特约撰稿人。


来源:邸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bAjKVOFFjdIwyT8oiJOkw
编辑:马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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