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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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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级硕士张席睿学术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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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楼主| 发表于 2025-8-4 09:26:09 | 只看该作者
7.28 周一
今天阅读“孔子《论语》中的‘义’”部分,从文中对“义”的解析里,第一次清晰把握到它与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异同。孔子的“义”并非单纯的理性能力,而是君子特有的德性,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揭示的,它与目标的善性绑定,这和亚里士多德说的“实践智慧有关高尚目的”高度契合。“义”以“礼”的精神为内核,却又能灵活调整具体仪节,这种既扎根传统又不拘泥形式的特质,让我对儒家伦理的动态性有了新认识。
7.29 周二
阅读“《庄子》中的视角多元化”部分,庄子对儒墨之争的批判,揭示出视角固化的弊端,“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恰如新闻报道中对立阵营的偏执。文中“鲁侯养鸟”的寓言特别有启发:用人类标准对待异类只会导致伤害,这像极了媒体用单一框架解读复杂事件,比如将某类群体标签化。庄子强调“无立场的立场”,对新闻从业者而言,就是在报道中保持“去中心化”的自觉,既不依附甲方视角,也不被受众情绪裹挟,让多元声音自然呈现。
7.30 周三
今天读了“姚新中‘下学而上达’”部分。姚新中对儒家智慧进阶路径的梳理很有层次感。从“知人”(了解具体的人及其社会关系)到“知命”(把握人性与命运的关联),再到“知天”(领悟宇宙终极法则),打破了我对“智慧”的笼统认知。尤其“知人”不仅是事实判断,还包含价值维度,比如认识一个人的行为时,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应然;而“知命”并非宿命论,而是通过理解人性之善来把握道德必然性,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跃升逻辑,让儒家认识论的体系性更清晰了。
7.31 周四
今天读“佛教中观哲学的智慧观”部分,佛教对“符号执取”的批判,完全适用于新闻传播中的“标签化”现象。凡夫将“色相、假名”视为实有,正如媒体动辄用“富二代”“寒门学子”等标签简化个体,忽略了标签背后的复杂人性。文中提到小乘“离相”与大乘“平等”的区别很关键:小乘试图摆脱符号束缚,大乘则承认符号的“假名”性质,在相待关系中理解其意义。这提示新闻报道不应刻意回避标签,而要像大乘那样,在标签之外呈现更多细节,让受众看到“标签是空,人是实”。
8.1 周五
阅读“‘义’与‘知’的关系”部分,文中对比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对“知”的理解,让我收获颇丰。孔子的“知”兼具理论与实践维度,既包括对“礼”和“命”的认知(理论),也涉及“知人”的实践智慧;而亚里士多德明确区分“理论智慧”(关注不变事物)与“实践智慧”(关注人类事务)。更有趣的是孟子对“知”的发展——将其与“是非感”绑定,认为“知”是“知义”的前提,这与孔子相比,更强调认知对道德判断的直接作用。这些细微差异,让我对先秦儒家“知”的内涵有了更立体的把握。

8.2 周六
今天阅读“‘义’与‘礼’的关系”部分。孔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的主张,对新闻伦理很有启发。“礼”类似新闻行业的规范(如真实性原则),“义”则是在具体情境中运用规范的智慧。比如隐性采访,“礼”要求不欺骗,但“义”可能允许在揭露重大黑幕时使用适当手段。正如文中所说,“义”的目的是让“礼”更恰当,而非抛弃“礼”。这比机械遵守规范更灵活,也更符合新闻“追求公共利益”的本质,避免了“乡愿”式的伪道德。
8.3 周日
读“《庄子》中的‘大知’与‘小知’”部分,庄子区分“大知”与“小知”的标准很深刻:不在于知识多少,而在于是否意识到自身局限。“小知”如斑鸠与大鹏,都困在自己的视角里;“大知”则能超越视角,理解每种认知的边界。这对新闻评论尤其重要,现在很多评论像“井蛙语海”,用局部经验否定全局,或用单一逻辑评判复杂事件。真正的“大知”式评论,应该像庄子说的“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既呈现各方道理,也指出每种道理的适用范围,让受众自己判断。
22#
 楼主| 发表于 2025-8-11 16:59:47 | 只看该作者
8.4 周一
今日阅读章节阳明良知说辩难”中良知与知识的区分部分。阳明提出良知是天赋道德知识,如见父知孝,而非道德知识(如名物度数)需后天习得,且需以良知为指引。这让我想到新闻传播中“技术伦理”问题算法推荐(非道德知识)再精准,若偏离“以人为本”的良知,便可能加剧信息茧房。正如阳明所言“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传播技术的进步,始终需要伦理作为锚点,避免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
8.5 周二
今日读章节阳明良知说辩难”中致良知需体认的内容。阳明认为致良知不是理智思辨,而要诉诸内心体认,如“自得”。联想到新闻采访记者获取信息(知识)时,若仅靠话术技巧,难触事件本质;唯有设身处地体会采访对象处境(体认),才能捕捉到文字外的情感重量。就像报道弱势群体,数据是“枝叶”,对其困境的真切感知(良知发动)才是“根”,这与阳明“先有根而后有枝叶”的比喻不谋而合。
8.6 周三
今日阅读章节阳明良知说辩难”中庸圣之别的论述。阳明认为常人与圣人皆有良知,差异在于是否被“客气”(外气)遮蔽。他借程颐“真元之气”与“外气”的区分,提出恶可能源于外部环境侵扰,而非人性本恶。这种对“气”的双重理解很精妙既承认人先天同质的善性(主气),又不回避后天环境的影响(客气),让“致良知”既有内省要求,也暗含对外部环境的警惕,比单纯“性善论”更具现实解释力。
8.7 周四
今日读章节湿婆哲学里的不二论”中方法与智慧的张力部分。阿毗那婆笈多认为真正的智慧无法靠固定方法达成,这像极了传播中的“理论与实践”健康传播若迷信“说服模型”(方法),忽视受众文化语境,效果会大打折扣;而灵活应变(无法),反而可能突破传播壁垒。这类似阳明“遇变而通”的思想,提醒我们传播没有万能公式,对具体情境的敏感把握,比死守理论更重要。
8.8 周五
今日阅读章节“‘智慧即愚拙’:保罗悖论的比较”中保罗对世俗智慧的批判。保罗认为世人追捧的“高言大智”可能遮蔽真理,这让我反思新闻中的“权威叙事”某些专家解读看似逻辑缜密,却脱离普通人体验。比如民生报道,堆砌数据(世俗智慧)不如一句“我懂你的难”(看似愚拙的共情)有传播力。保罗强调“十字架的愚拙”胜过人的智慧,恰如传播的力量,常藏在对“精英视角”的消解里。
8.9 周六
今日读章节湿婆哲学里的不二论”与程颢思想的对比。阿毗那婆笈多的不二论强调“意识与世界不二”,侧重存在论;程颢则主张“以情顺万物而无情”,将伦理融入宇宙一体观。前者以“意识”为根本,后者以“仁”为核心。这种差异展现出同样追求“一体”,中国哲学重人际伦理联结,印度哲学重存在本质思辨,两种路径虽不同,却都指向对“割裂”的超越,拓宽了对“智慧”的理解。
8.10 周日
今日读章节阳明良知说辩难”中良知无前后,只知见在的几的部分。阳明认为道德判断应立足当下情境,这让我想到新闻的“时效性与伦理”平衡。突发事件中,记者既要快速发稿(把握“见在的几“),又需避免信息不全导致误判(良知约束)。就像灾难报道,抢时效是“枝叶”,不消费苦难、尊重受害者是“根”。阳明的智慧在于不空谈永恒道德,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守住当下的道德直觉,这正是新闻人需修炼的“临场感”。

23#
 楼主| 发表于 6 天前 | 只看该作者
9.1 周一
今日阅读“《易经》的类比思维与文化传播”部分。司马富提到《易经》以类比为解释学核心,如狐突借《蛊》卦“上艮下巽”的卦象预言战事,将自然符号与人事关联。这让我想到新闻传播中的“符号化叙事”:记者报道时,实则是将复杂事件转化为受众可理解的符号体系,比如用“灯塔”比喻精神引领,用“纽带”形容合作关系。但类比若脱离语境易产生误解,就像《易经》卦象需结合具体情境解读,新闻符号也需锚定事实本质,否则会让受众陷入符号迷思,这恰是《易经》给传播者的警示——符号是桥梁,而非真相本身。
9.2 周二
今日读“道德主体与世界的整体性:理学对‘俗学’的批判”中格物致知的流俗化内容。金英敏指出,明代“俗学”将格物等同于记诵词章,割裂了“自我内在之理”与“世界外在之理”,导致知识碎片化。这与当下传播中的“信息碎片化”困境高度契合:很多受众满足于碎片化信息的堆砌(如刷短视频、读摘要),却忽视信息间的逻辑关联与自我认知的整合。就像理学批判“博学而无统”,传播中若只追求信息数量,不构建认知框架,最终只会陷入“知而不识”的困境。朱熹强调“格物需豁然贯通”,提醒我们传播不仅要传递信息,更要帮受众建立知识与自我的联结。
9.3 周三
今日阅读“多闻无功论:《楞严经》中佛教的知与学”部分。《楞严经》以阿难虽“多闻”却难抵色诱的故事,批判“知而不行”的虚妄,佛陀用“如人说食,终不能饱”比喻仅存知识而不实践的弊端。这让我刷新了对“学习”的认知:真正的知识不是记忆条文,而是转化为实践能力。文中还提到“顿悟与渐修”的平衡,即先明悟真理本质,再通过持戒、禅定逐步清除习气,这种“先立其大,再修其细”的思路,对理解任何学习过程都有启发——既要有顶层认知,也要有落地的行动。
9.4 周四
今日读“认识自我与认识‘他者’:〈易经〉认识和探索的价值”部分。司马富提到《易经》从中国传至日韩、欧美,影响荣格心理学、建筑设计等领域,却因文化差异产生多元解读。这让我想到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比如《易经》“风水”概念传入西方,部分人仅将其视为玄学,忽视其背后的环境哲学;又如中国影视剧海外传播,若不调整文化符号(如将“孝道”转化为“家庭责任”),易让海外受众困惑。《易经》的传播史证明,跨文化传播需找到“共通意义空间”,既保留文化内核,又用他者可理解的方式表达,才能减少折扣,实现有效对话。
9.5 周五
今日阅读“《论语好学’之探》”中好学与爱智的差异内容。方岚生指出,孔子“好学”重研习传统与实践,苏格拉底“爱智”重个人反思与批判,前者强调“学他人之所行”,后者侧重“问自我之所是”。这对应传播中的两种路径:一种是“传承式传播”(如传统文化科普),需忠实于传统语境;一种是“批判性传播”(如深度调查报道),需突破固有框架。但两者并非对立,就像孔子也强调“学而不思则罔”,传播中既要有对传统的尊重(如准确解读文化符号),也要有独立思考(如揭露传统中的糟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传而通”而非“传而滞”。
9.6 周六
今日读“自我与世界的统一性”部分的论述。理学认为”理一分殊”,宇宙万物统一于“理”,自我并非孤立个体,而是与世界共生的道德主体,如罗钦顺批判“俗学”将理视为外在,导致“内外终成两片”。这让我理解了理学的深层追求:道德修养不是闭门自省,而是在认识世界中完善自我,在完善自我中影响世界。文中还提到王阳明“格竹失败”的故事,说明脱离自我的格物毫无意义,这与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一致——自我与世界本为一体,认识自我即是认识世界,反之亦然。
9.7 周日
今日回顾“多闻无功论:《楞严经》中佛教的知与学”部分。《楞严经》强调,除顿悟真理外,需借楞严咒、禅定等“渐修”手段清除习气,防止“以迷为解”。这让我想到传播中的“效果强化”策略:比如公益宣传,仅靠一句“倡导环保”的口号(顿悟式呼吁)难以见效,需搭配具体行动指引(如“垃圾分类教程”)、重复传播(如社区海报、短视频定投),才能让受众将认知转化为习惯。就像《楞严经》主张“理则顿悟,事非顿除”,传播效果的达成也需“认知+行动”双轨并行,既让受众明白“为何做”,也让他们知道“如何做”,才能避免宣传沦为空洞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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