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您好”照片是如何被抓拍到的？人民日报又是如何编发的？

刘海明

今天（202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1984年国庆阅兵群众游行，“小平您好”的横幅，犹如流星，不经意间一闪即逝。但它的光芒，却留在人们心中，成为越来越清晰的时代标记。
“小平您好”的照片当年是如何被人民日报记者抓拍到的呢？人民日报又是如何编发的呢？整个过程，对记者是考验，对编辑同样是考验。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王东是人民日报社唯一的摄影记者。

当北京大学方队经过观礼台时，队伍中突然打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王东“咔嚓咔嚓”地拍了两张，这个横幅就没有了，学生收起来，跑过去了。

王东等人之前看过预演里是没有这个横幅的。相比游行中常规打出的几十米长的横幅，这个横幅太小了，展示的时间也非常短，以至于它几乎没有引起其他摄影记者的注意。

游行结束后，参与者有的担心被开除，有的跑出去躲了起来。但最终什么事也没发生。没有责备，也没有肯定；没有批评，也没有表扬，就这么过去了。

1984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在2版刊发了王东拍摄的《小平您好》这张照片。

当时在北京学习的四川日报总编辑许川，给王东打电话，向他祝贺，说他拍了一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这是第一个对这张照片的反响。其他一些同志也对王东说这张照片有意义。

《小平您好》这张照片在1985年荣获全国新闻摄影最佳奖、全国好新闻特等奖。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后，这张照片更成为多家媒体的历史事件素材。

关于这张照片，王东认为自己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在天安门前用125分之1秒的速度把这个场面给定格在了胶片上，然后把它给洗出来送到人民日报社夜班编辑那里，就完成了作为摄影记者的任务。事情就这么简单。这张照片能够面世，还得感谢人民日报编辑们的慧眼。

王东（1934年—2018年2月1日），1984年，他拍摄的《小平您好》照片轰动全国。

有人评价，“小平您好”这个场景的出现，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它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人满怀希望、乐观积极的一种普遍心态。

还有人说，“小平您好”，一句简单的问候，但充满真挚的感情，就像是对亲朋、对家人的问候，真实表达了人民群众内心深处对邓小平同志的由衷祝愿和朴素、深厚的爱戴之情；也最能表达对党中央的领导、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衷心拥护。

也有人认为，一声“小平”而不是主席，体现了领袖与群众的平等；一声“您好”而不是万岁，体现了群众对领袖的亲切而不是敬畏。

新华社摄影部在1984年国庆报道的总结中说：“这次报道中的重要失误，是漏拍了北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游行的场面。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这条横幅比起那些巨大的模型和彩车，的确是过于朴素了，然而它在国内外人们心目中的反响，却异常强烈。电视台的摄影师和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分别通过荧屏和照片突出地表现了这条横幅，新华社却发不出一张这样的画面。漏拍这个镜头，绝非一时疏忽，症结在于新闻敏感不强。”

新闻摄影是“失足恨”式的实践活动。当时，新华社记者杨绍明看到横幅后，想冲上去跟踪拍摄，却被现场执勤的战士拦住，争执之间，场面早消失了，对这件事，杨绍明至今还痛心疾首。

同时拍到《小平您好》照片的，还有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贺延光。当时年轻的贺延光根本没有资格拿到采访国庆盛典的证件，只因为要随团采访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团，他才有机会与外宾一同站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南侧的观礼台上。

年轻的贺延光无愧于摄影界的天才，他一眼看到这个横幅，心头不禁一热，来不及对焦（当时没有傻瓜相机），赶紧用双手将相机高高举过头顶，一口气冲着那个方向连拍了三张，可说是盲拍的。正是这一刻意的举动记录下了这一瞬间永恒的历史！

关于《小平您好》的照片在人民日报刊发的经过，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郑兴东主编《好新闻的后面——编辑耕耘录》一书中，收录了《素质与判断——曹焕荣谈编发照片〈小平您好〉的体会》。

曹焕荣曾任人民日报编辑、主编，总编室副主任，华东分社社长兼人民日报华东版总编辑，国内政治部主任，新闻协调部主任等职。

摘录《素质与判断》如下：

1984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数十万军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规模空前的阅兵和游行，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白天，我未能去广场采访，坐在办公室里收看电视。学生队伍通过广场时，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虽是一瞬间，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天晚上，我值夜班，担负编《人民日报》第二版的任务。一上班，编辑们就兴致勃勃地谈起白天的阅兵和游行，谈论的一个热点是“小平您好”的横幅。我由此想到了照片，说：“要是有张照片就好了。”

10月2日凌晨一点多，编完国庆活动的几篇特写和通讯，我与国内政治部的徐如俊（当晚的编辑是各部抽的）去一楼摄影组挑照片。为了有更大的挑选余地，除本报记者拍摄的一套、新华社播发的一套照片外，还向《解放军报》要了一套。所以，摄影组的桌子上摆满了片子。一版编辑先去，把他们要用的照片挑走了。按计划，四版是报道阅兵、游行的摄影专版，编辑们也已将看中的片子拿走。我们在几十幅照片中翻着，我一眼看到了《小平您好》。

这幅照片的画面，在电视的直播中闪现过。然而，它能否见报，尤其是登在《人民日报》上？我的脑子转开了。
回到二楼办公室，我把预选的六幅照片交给当晚负责二版的编委保育钧（后来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2016年病逝），并向他推荐发《小平您好》那幅。他看到这幅照片，连连说：“不错！好！好！”马上把它从六幅中拿了出来。可不多会儿，他又挑出另外一幅，画面是欢乐的学生举着“祖国万岁”“我有一颗中国心”等标语。

这种思考，在当时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知道国庆游行的预演中并没有这个场面。对于大学生自发打出“小平您好”横幅这一激动人心的举动，事先谁也未料到。《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有关游行的文字报道，均未提到这个细节。我们不知主管部门的意见，不知这些学生的任何背景情况，甚至不知这幅照片的作者，因为记者还未来得及写照片说明。

保育钧对我说：“你去问问，是谁拍的。”我一打听，才知道是本报记者王东所摄。了解到这一点，反而使我们多了一层考虑：新华社和解放军报为什么没有同一场面的照片？是他们的记者没有抓拍到，还是有而不发？
手里拿着两幅照片，保育钧陷入沉思。他说：“能不能和游行指挥部联系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说时间太晚了，找不到人了。

时间一分一分地消逝。在正常情况下，《人民日报》的截稿时间是零点，可这时已两点多了，必须当机立断。保育钧说：“这个场面很亲切，表达了年轻一代对小平同志的由衷敬意，我看能发。”在场的编辑都同意。徐如俊说：“这是一张难得的照片。”“好，就是它了!”保育钧一发话，我和小徐赶紧设计版面，为照片留出三栏的位置。鉴于记者是透过薄雾、逆光拍摄的，这幅照片的画面偏灰，制版效果可能不太理想，我跑到照相制版车间与工人师傅商量，请他们制版时处理得亮一些。师傅们满口答应。在这以后的审样过程中，各环节一路畅通。

就这样，《小平您好》作为独家的新闻照片刊登在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3日，《人民日报》又用文字作了连续报道。这天，我问节后刚上班的王东，“游行时广场有那么多摄影记者，这一场面怎么就你拍到了呢？”他说：“游行时，我的位置在金水桥头。‘小平您好’的横幅是突然亮出来的，我见后，立刻按下快门。它从出现到消失，时间很短，我只拍了两张，横幅就不见了。能够抓拍到的人恐怕不多。”

据后来了解，当时仅两三位记者抓拍到了这个镜头，而王东这幅的画面和效果是最好的。国内外二十多家新闻单位纷纷前来索要，北京大学的学生给记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要照片留作纪念。

通过《小平您好》的整个编发过程，可以看出政策水平和分析能力对于一个夜班编辑来说，该是多么重要。戏剧界有句行话说得好：台上几分钟，台下几年功。一个夜班编辑能否在较短时间里对一篇稿子、一幅照片做出恰当、准确的判断和处理，同样与其功底的深浅有关。

编辑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具备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要有民主意识，讲究职业道德。工作中如果失当，势必挫伤记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编辑要按编辑方针和版面要求处理稿件，对整个版面履行一定的职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明确，编辑处理的是以别人名义发表的作品，这就同时要求他对记者负责。

凡好的编辑都能尊重记者的劳动，尊重原作。临动手前，先细细体察记者的思路如何，用意何在，作品蕴含着哪些“匠心”，出新之处又在哪里。在此基础上编改，才称得上严肃认真。

《小平您好》的照片见报后，从编辑角度看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没有积极地向一版推荐，在篇幅的处理上还没有突破常规，用了三栏，要是用到四栏以上，效果会更好些。

来源：传媒茶话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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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思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