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班，自由撰稿也难逃剥削

刘海明

自由撰稿人与剩余价值的剥削

妮可·S.科恩（Nicole Cohen）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传播、文化、信息和技术研究所的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媒体和文化产业、媒体工作和新闻业中的劳动力和组织。著有《作家权利：数字时代的自由新闻（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Journalism in a Digital Age）》。

01

自主性消弱：马克思的缺失

文化工作（cultural work）是指媒介、文化和传播的生产，它曾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盲点，但现在已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其开展研究。然而，马克思的思想却在这些研究中缺失了。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对19世纪工业生产的研究对于后福特时代的文化工作来说似乎已经过时。他在《资本论》中描述了当时工人在工厂劳动的情形：雇佣工人一无所有，只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这种最特殊的商品，被卷入“自由”的剥削关系，被雇主安排工作。在资本家的控制下，工人们每天长时间地辛苦劳动，却只能得到很少的工资。在挣得能够在生劳动力的工资之后，她就开始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说是资本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工人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她的具体工作被抽象为标准化商品生产的一部分。马克思描述的是被动的、异化的工人，他们与其他工人都可以任意交换，在生产过程中出卖自己的劳动。

当劳动离开实体的工厂，进入创意经济领域的工作室、办公室和或者家中的时候，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认为过时了。在许多研究中，文化工人被视为是独特的一类工人，文化工作也与其他类型的工作截然不同，不存在劳资对抗（labour-capital antagonisms）。还有更偏激的批评指出马克思的观点太简单（reductive），因为他没有关注工人的能动性或主体性，对马克思理论最广泛的批评是针对“异化”（alienation）概念”。比如，马克·班克斯（Mark Banks）就曾经对把文化工人视为“被异化劳动力”的观点提出批判，这种观点认为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主体性，受到来自‘上级’主管和所有者的压迫”。对文化工作的描述更多的是与异化截然相反：它是一种社会的、协同的工作，在劳动过程中给予工人相对自主性，激励他们表达自我，并为他们参与全部人类活动提供机会。文化工人对自己创造的产品有强烈的附属感，特别是当这些产品——比如小说或电影——带有他们名字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马克思认为工作是异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自愿，而是强迫的”，而文化工作是充满渴望并富有魅力的，这两种观点很难调和。

我在下文将详细地回顾这些批评理论家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产品的特性要求工人在劳动过程的创意阶段获得相对自主性，这能够让文化工人与其他类型的工人相比获得更长时间、更多自主性和资源，并减少被异化的感觉。虽然这种相对自主性是短暂的且协商的，但是这种安排引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工作应该被视为潜在的好工作，或者说文化工作即使在资本主义限制内也能够产生“‘激进的’自主批评”（“radical” autonomous critiques）。

然而，当代文化生产正在削弱这种相对自主性：文化工人的物质条件不断下降工作不确定性不断增长，具体表现在“间歇性就业和对未来的极度不确定性”，以及“缺乏财务及其他物质保障”。的确，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文化工作的核心特点。这个行业十分复杂，在充满不稳定性的同时，又能让工作者产生满足感；既有风险，也有收获，尽管多学科方法对于思考其复杂性很有必要，但是马克思对于工作内在逻辑的洞见，为我们理解塑造文化工作的结构力量提供了基础。

02

回归马克思：文化工作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对于研究工作和工人生活转型提供了富有意义的视角。我认为，对于导致文化工作日益不稳定的过程、实践和结构，动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能够做出解释，特别是剥削依然是推动文化产业转型的关键过程，也能够展现文化工人的相对自主性正在被削弱的方式。

我将以对自由作者的研究为例对此进行探讨。自由作者是加拿大传媒劳动力中不断壮大的一支队伍。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摆脱雇佣关系（或是被雇佣关系否定，这正日益成为一种标准）并不意味着能够脱离剥削或者劳资对抗。资本家以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创造剩余价值，而依靠自由劳动力的现代企业则通过其他方式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包括延长劳动时间和野蛮获取版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过程导向的和历史的，它关注工人的能动性，追求自主性，这都为研究文化工作的现状提供了洞见。有关文化工作的研究可以汲取唯物主义方法和把文化工作当作斗争场所的方法中的精髓，其中唯物主义方法把文化工作置于与资本主义的动态关系中考察。包括产业、国家、培训机构、学者和工人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媒体工作者必须接受并适应这个产业的各种不确定因素。马克思主义方法则打破了这种思维模式，解释了文化工作的本质，分析了其演变的过程。

文化工作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劳资关系的动态影响这一关系的张力与矛盾，对控制和剥削的斗争，以及权力与抵抗中的问题。这种方法来源于这样一种理解：实践与过程都处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中。在这一情境下，工人缺乏生产资料，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养家糊口，被卷入剥削剩余价值的自愿关系（consensual relationship）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还原论（reductive），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辩证的思想家，关注“过程、流动、变化和关系”，而不是分析结构与事物。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构成和维持并发展的过程，解释了“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同元素之间丰富的动态的关系”。他的概念抓住了推动变化和不稳定的动态关系和矛盾，而变化和不稳定性是资本积累的天生特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文化工作的分析同文化产业的历史发展进行对话。文化产业目前并没有完全形成，但却是文化如何生产和工作如何组织这两个问题长期争论的结果。文化工作具有变数多项目制和不稳定的特点，而历史的、过程导向的视角揭示出，随着资本主义动态变化而转型的传媒和文化产业，是如何产生上述这些理所当然的特点。最近，资本主义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由福特主义式的大规模生产向灵活积累的（flexible accumulation）方式转变，这种积累方式是围绕精细化生产、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撤销管制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而展开的。在这一背景下，文化产业发生重大变革，也影响了工人的经历。比如，人们都以为文化行业的工人具有“无边界”和“组合式的职业生涯”（portfolio careers），也就是说他们通常以项目的形式，同时为多个雇主工作。然而，这种组合的方式通常只是被描述为文化工人的内在特点之一，而不是他们应对工作不稳定的一种策略。后者明显无法吸引读者，但却是将工作安排同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动态联系在一起。在多数对文化工作的解释中资本主义在影响文化工作和权力关系中的作用都很模糊，而将文化工作直接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重新肯定了研究媒体、文化和传播的唯物主义方式。

马克思的观点在文化研究中常被忽略，因为他没有关注工人的主体性，而主体性又是文化工作的一个关键要素。文化工作“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传播意义，这也是一个关于认同和快乐”的行业。的确，主体性是所有工作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把工人的主体性融入生产当中。在思考资本包容工人抵抗的局限性，以及为什么文化工人选择以特别的方式集体组织起来、如何组织起来的时候，主体性的作用更加重要。然而，哈维指出，仅仅从工人的主观劳动经历很难理解当代文化工作。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类劳动的客观条件，或者说“工人被迫应对和防御抵抗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才是在每次转变时影响他们的表现力（manifest forces）”。

这个方法源于马克思，他指出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当然，如果仅仅从文化工人的数量增多、教育和培训项目扩展，以及工作竞争愈加激烈的角度来看，文化工作似乎可以给人们带来成就感，也会给人一种创作自主性的感觉，但是这类工作通常是很不稳定，工资很低甚至没有工资。要理解为什么人们以特定方式理解这类工作，我们需要扩展视野，从个人经历走出来，将文化工人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在同把他们的劳动力商品化的条件作斗争。马克思主义方法将工人作为参与生产动态过程的积极主体，他们向权力关系提出挑战，而不是简单“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

03

马克思视角：文化工人的被剥削

为了同更广泛的社会总体性（social totality）和资本主义劳动条件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把文化工人当作是完全独一无二的工种。比如，麦克·韦恩（Mike Wayne）将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对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工人之间的关系概念作出详细阐释。他认为，“创造性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更广泛社会条件是种集体关系（collective relationship），这种关系处于资本和“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在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人时，他借用了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对知识分子阶级性质的理论化——“他们这类人的主要活动是阐释和传播思想”。赖特认为，知识工人（intellectual workers）无法控制别人的劳动，也无法“真正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从经济层面看，这些工人处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从意识形态来看，他们处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文化工人也处于这种矛盾的位置，因为他们被整合进资本主义，拥有“文化特权、相对独立的工作场所和（通常情况下）薪酬水平”，因此与工人阶级有区别，但他们不是资本家：他们“作为劳动力的地位，不断强调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与低于他们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类似剥削并被无产阶级化”。我将证明，文化工人作为劳动力的状态正在以快速的步伐不断强化。

虽然工人之间有显著差异，但这些差异不是绝对的。相反，我们可以把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工人视为社会阶级和经济阶级中的不同部分，他们必须出售自己劳动力才能生存。而资本的目的，是要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建立等级结构。马克思强调，“资本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社会统一的劳动能力，其中的特定角色只是整体劳动的一个部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工作都是服从于更宽泛的剥削。对文化工作的这种认识，保留了劳动与资本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媒体形式、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变革。资本的“内在动力”是要以降低劳动成本来追逐剩余价值，这与工人追求有意义的工作、获得体面的工资以及维持自己生活的愿望是相冲突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没有将文化工作当作一种特殊的工种它拒绝将文化工人的行为视为是受他们的艺术气质、个性和无尽的创造欲”驱动，而是将这些行为同他们工作的政治经济背景相联系，比如市场经济、监管机构、国家政策和雇佣政策、行业组织工资、工会保护等，都影响着工人的行动和经验。要想充分认识文化工作，我们应该应把文化工作“恒久特点（enduring features）”如风险和不稳定性，与对构建这些动态政治经济背景的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这一分析的关键是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它是指一个群体（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被另一个群体（资本家）所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产生于对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压榨。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源于将一天中的工作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工人出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赚取自己的工资，在第二部分中，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家生产利润。正是这种对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剥削，推动资本积累，引起了阶级冲突。正如苏珊·希梅尔韦特（Susan Himmelwit）写道：“资本主义的生产史可以看作是一部斗争史，资本想要不断增加，工人阶级抵抗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剥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把对立与抗争联系在一起：那些剥削工人的人同时依靠工人实现剩余价值，这就为工人赋予了权力，是“内在的抵抗力”。剥削过程包含工人组织、抵抗和对自主工作的追求。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认为，资本总是要面对工人的抵抗，并做出应对，这就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过程，而是要对工人组织和斗争做出应对的动态和结构性（constitutive）过程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现的，“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育目崇拜（fetishism），它模糊了剥削中剩余价值的本质，这对于资本家和工人都一样”。文化工作中的劳资关系被掩盖的原因很多，包括在赋权风险情况下选择追求文化工作、企业越来越多地强调文化工作，以及基于个人关系的文化工作会掩盖经济关系。剥削关系如此模糊，以至于人们似乎常常认为文化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进而引发关于“爱的劳动（labor of love）”的表述，抢占了对权力关系的讨论。回归马克思可以揭示出弥漫在文化工作中对资本主义对立和社会关系的讨论。

来源：思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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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