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级硕士王晨雅学术日志

刘海明

0512-0518

这周确定了评论报纸的内容、版面等大方向。

听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论坛

《伦理学的当代建构》甘绍平

道德的发生，一是来自于人类天然的情感设定，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彼此关爱，二是来自于以对自己利益和他人利益为维护对象的理性建构。

伦理学在现时代的建构样态表现：一，任何道德体系都难以回避对先进道德观念的观照、接受和吸纳的过程。

二，恰恰是因为伦理学诸理论、流派处于一种相互吸纳和互相补充的交融进程，这就使得人们对伦理学的兴趣，不再是专注于对某一单独理论的研究与应用，而是将各种道德学说的有效的理念元素提取出来，共同组成一幅伦理学的理论框架背景。三，随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融合交汇，有可能出现一种融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为一体的全新观念系统。

刘海明

0519-0525

写媒介经营管理的实验设计、问卷题目。

校对报纸第二版

做新闻法规的小组pre。

《伦理学的当代建构》甘绍平

第一节 自由:人的精神性的第一种体现

自由，意味着当事人从自然因果链条的制约及外在环境束缚下的一种解放，意味着其能够基于自身的洞见，而非从属于他人的意志来行事。

人作为一种生物，拥有自我发展与自我配置的潜能。尼采则称人为未确定的动物。这就意味着，人可以期望成为不同于其现有状态的存在者，他们可以这样或那样期望，也可以不拥有某种期望。

人首先是自由的生物，但同时也是一种受理性引导的生物。

自由是人的精神性的第一层级的体现，而道德则是这种精神性的第二层级的体现。自由选择构成了道德行为的基础与前提。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强调伦理学与宇宙论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道德规范是从秩序完美的本体结构中推导出来的。中国儒家则把道德视为维系家族和睦与社会稳定的工具，人则被先定在一种严格的义务履行的体系之中而没有选择的余地。

自由的概念：最早：伊壁鸠鲁——确定：基督教教义，上帝给人自由——启蒙运动：道德是人的自由选择（康德：人的本质规定性在于自我决定的能力）

康德：人的自主性：自由与自主性就体现在人可以抗拒其欲望本能，摆脱自然的冲动与环境的制约，基于理性的理由以及自己的洞见和认知来行事；自由与自主性也体现在人可以自己为自己立法，这就包括相互赋予人权保障，相互确立彼此尊重的平等的人格地位以及把人作为目的而非仅仅是作为手段这样的道德约定。

自由主义坚持维护每个公民自主地规划其生活的权利。它要求国家必须尊重每位公民拥有自己对何为善好的、幸福的和成功的生活的理解，拥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与道德行为选择，除非当事人的行为选项伤害到了他人的权利与社会的利益。

不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谁都无权强迫他人依照自己的价值立场和道德观念来生活与行动。

第二节 道德:人的精神性的第二种体现

人的精神性赋予了人以一种能力，即通过自身的人性(hu-manitas)而将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这里所谓的人性就是指人类道德，指人懂得人际相处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是人出于自由而自行设定并自觉遵守的。

道德意味着人际间的相互顾及，​“或者正是在个体间视角转换的可能性中可以发现人之所以是人的核心”。

人类的道德观念，呈现出一种从直接性和差异性到抽象性和平等性的变化过程

儒家伦理学向人们提供了一种经验，即在道德上，直接性必然导致差异性。要寻求一种平等的理念和对所有的人都予以平等顾及的道德，就必须超越思维的直接性，达致思想的抽象性。

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通过对一种最高的价值理念一一至善的建构，为一种可以向所有的人通达的并为每个人所平等分享的普遍道德和普世伦理的提出奠立了基础。

抽象的上帝理念，造就了一种平等的观念和对所有的人都同等顾及、同等适用的平等道德，即普世伦理。

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开创的道德观念，不再是直接性、差等性的，而是抽象性、普遍性的，是平等待人的。

在一个现代的、世俗化的、陌生人的社会里，国家的法律规范越是严密，则社会的道德风尚便越为淳厚。故法制的健全与完善，意味着道德的稳固与持久。

道德本质上体现为不伤害他人、公正处事和必要时的驰援(仁爱)。

道德说到底是所有的人更好生存的手段与工具。从宽泛的意义上讲，道德与自利是一致的，道德的实现与动物自保的本性原则上并不冲突。

我们所能期待与建构的，是一种常人的道德，他适度、平和、不偏激、不过分、自由自主、守德守法，不伤害他人、公正处事、需要时能伸出援手，善于在利己与利他之间保持一种恰适的平衡，是主张权利与承担义务的统一体。

刘海明

0526-0601

媒介经营的小组作业

零零散散看了些论文

《Listen to her: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formation diffusion within the household》

when only the husband receives the information, it influences the wife’s beliefs; however, when only the wife receives th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affect the husband’s beliefs.

《焦虑、恐惧与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

焦虑与恐惧都是对于风险的应对机制, 而焦虑是一种更深层次、更为本质性的恐惧。与恐惧的情感“状态”属性相比, 焦虑更被认为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一种对于不确定的、不可预期的、不能控制的事物的心理应对。

与恐惧真实存在的、大众想象的、或被认为存在的风险不同, 焦虑的重心不在于风险, 在于“我”对于风险的无法控制, 在于“我”对于风险的 (无法) 预期和掌控。

焦虑, 从根本上说, 往往源于无法实现某种期待:自我的期待、别人的期待或社会的期待。

除了个体层面的恐惧, 很多时候的恐惧其实是被告知和因学习而来的。这种学习是在从小到大的日常生活中一直进行的。

因为有不确定, 所以恐惧, 恐惧的程度一旦威胁到自我的价值与安全, 则会引发焦虑。

无论是在个人层面上感知到的焦虑, 还是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焦虑, 都有着某种对于失序或不在其位/出位 (out of its place) 的强烈感知和反应。

我们常常提到的住房焦虑、教育焦虑, 也许恰恰是住房和教育承载着我们认为的非常核心和关键的内在价值体系, 以及相关路径的控制失败密切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的背景下, 获得所渴望之物的责任越来越集中在个体身上, 这种理性个体选择、以及个体对自我命运负责的倾向也可能引发更多的集体焦虑。

由于对于稳定和秩序的追求而加剧的不确定性, 应该活在当下还是防微杜渐的问题导向, 现代性对于理智及个人的追求, 甚至过度竞争缺乏保障的社会秩序, 都可以是大规模集体焦虑的底层原因。

从个体焦虑到社会焦虑、从社会焦虑到结构性焦虑, 这一进路可以指向更为隐秘的社会现实, 比如将内在的不安全感指向对外来人口的敌意

重要的是去面对日常生活中被感知、讨论和体验的恐惧和焦虑, 正如在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中, 需要着力强调日常生活的生成性, 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实践和经验 (lived experience) 中生成的存在感、身体感受及体验。

《My New Colleague, ChatGPT? How German Science Journalists Perceive and Us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该研究对 30 名德国科学记者进行了半结构化采访，探讨了他们在新闻选择、制作和分发中对 （gen） AI 的看法和使用。它发现，AI 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可以提高效率的同事，并且不允许 genAI 在没有人工监督的情况下运行。根据本研究中对德国记者的采访，（gen）AI 很可能不会加剧科学新闻的危机，甚至可能会改善工作条件。

刘海明

0602-0608

这周各科目结课，从周三到周五都有pre。本周修改小组作业、写新闻评论课和学术规范课的心得体会，将媒体道德原理的网课看完，做完了课后练习题和章末讨论。

组会：

《对大众传媒误读戈登威泽“内卷化”概念的澄清》

一、模式限制不同于“内卷式压抑”

（一）模式设计的初衷是成为典范

模式：使人愉悦、“诱人的”

（二）

原始社会分工：领导-创造-引领-模仿

（三）原始个体朦胧的文化活力

原始个体身上有活力

二、澄清

内卷化-退行论？

原文：虽然结构特征固定不变，但发展仍在继续（国内并无后半句）

黄宗智的理解是对的，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发展——内卷化增长的本质

新媒体（原始时代）

格尔茨的内卷：自我战胜的过程

四、内卷化是因循守旧的无意识状态

原始社会下内卷是无意识的因循守旧，不敢突破模式

原始个体：认识上的障碍遮蔽个体视线，意识不到内卷——模式低级，但自我认识不到

内卷化：社会环境＋个人的双重保守

无意识：斯宾诺莎最早提出；弗洛姆：社会无意识

个体的“过滤器”功能：个体将不利于自身的言论过滤

《论作为伦理责任主体的团体》甘绍平

标题少用冒号

摘要

关键词：4-6个，一般是5个

团体——平台、社交媒体、媒体 都是团体

看德国大学传媒学院、哲学学院的论文——搜名字、看简介、看题目

近五年的东西、找一个概念替换词

论文，看别人用什么词、引用文献——谁没见过，搜——用别人的东西分析自己的现象

“伦理困境”——错，人是积极、创造的。困境是负面的

刘海明

《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
前言
媒介技术让相隔千里的人“在一起”(being there)。这种“在一起”是通过中介化媒介感受到与对方的社交热度和亲密度(Short，Williams&Christie，1976)，通过传播媒介感知他人的存在，共同在场、分配注意力，实现信息理解、情感理解，情感上相互依赖(Harms&Biocca，2004)。
时间的不同形态构造着我们的生活（亚当，2009）。社交媒体的不同平台及应用重组了当代人的时间排序方式，时间重塑人以及生命的意义。
短视频：自我对话——这其实是一种反连接的逻辑，从形式上看是无限连接，内在的却是自我无限重复，可以称之为“萎缩的连接”。
社交媒体是一种新的人际协作方式(Shirky，2010)，用户主动参与(Ksiazek，Peer&Lessard，2016)，人际及群际文化元素的扩散会改变个人的文化认知，推动群体成员共享现实的形成（张楠和彭泗清，2015）。
媒介技术连接并生产现实阶层、象征性地位的认同，成为“工具性的幻想”。

第1章　连接文化中的工程社会性
本书使用的术语“社交性工程”(the engineering of sociality)是指试图影响或指导用户行为的社交媒体平台。
连接媒体的生态系统不仅仅是单个微系统的总和，更是一个动态的基础设施，它可以塑造文化并被整个文化塑造。
社交媒体大致被定义为“一系列建立在Web2.0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网络应用，它允许用户生成内容(UGC)的创造和交换”(Kaplan&Haenlein，2010：60)，它形成了人们组织生活的新的在线层。
媒体历来与使用它们的公众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文字经济协同进化。
以前随意表达的话语现在被释放到公共领域，在那里它们可以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社交媒体平台毫无疑问地改变了私人交流和公共交流的性质。
一个公司在渗透社交活动方面取得成功的顶点，是使一个品牌名变成动词。网络世界中这种现象的最早例子是“谷歌搜索”演变成为在线搜索的代名词。
对各种类型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严格的划分是不可能的，但是确定它们的目标是理解平台如何构建社交性和创造性的不同利基市场(nichemarket)的关键，或者说是商业或娱乐的关键。
对于许多早期使用者来说，相信Web 2.0是一个公共和合作的空间，激发了他们创建平台的努力，而这种早期理想主义精神的回响至今未绝。
为了能够识别人们想要什么和喜欢什么，Facebook和其他平台通过将人、事物以及想法之间的关系编码成算法来跟踪人们的欲望。因此，“社交”的含义似乎既包含（人际）联系，又包含（自动）联系。【主动联系和被动联系，公司淡化后者】
与媒体相关的“社交”一词意味着这些平台以用户为中心，它们促进了社区活动，就像“参与性”一词强调人类合作一样。实际上，社交媒体可以被视为人际网络的在线强化版，人际网络则把联系作为一种社交价值。
连通性经常被作为产生连接的借口——即使现在生成数据早已不是在线社交的副产品，反而是其主要目的。
内容用户被认为是“共同开发”创意产品并因此丰富了社区的“合作者”。
连通性是一种可量化的价值，也被称为受欢迎原则：你拥有和建立的联系越多，你就会变得越有价值，因为更多的人认为你很受欢迎，因此想与你建立联系。
某一想法或事物讨人喜欢不是一个人有意识地将这种喜欢归因于它所具有的美德，而是一种算法计算的结果，它是在点击“赞”(like)按钮的瞬间产生的。然而，这些按钮并不涉及质量评估，在线量化不加区别地积累了欢呼和掌声，暗示的则是贬低和反对。
对点赞按钮的选择暴露了一种意识形态偏好：它有利于即时、直觉、感性、积极的评价。
所谓的“社交”实际上是由计算输出形成的人类输入的结果，反之亦然。
使社交性更具技术性的目标同样也支持使在线社交可兜售的意识形态。
对于社交网络呈现透明世界的叙事来说，隐含的假设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用户在分享个人数据时提供了他们的真实身份，那么平台本身也将具有开放和共享的道德规范。
除了生成内容之外，对等生产还会产生一种用户无意中提供的有价值的副产品：行为和分析数据。在连通性的幌子下产生了一种宝贵的资源：连接。即使术语“连接性”一词起源于技术，指的是计算机的传输，但在社交媒体的背景下，它很快且越发具有用户积累社会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的内涵。
社交媒体服务既可以增强权力，也可以令人不安地剥削他人；用户正是通过商业平台来享用社交的，这些平台也利用在线社交活动获取金钱收益。
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提出的那样，规范构成了基础法律法规的社会和文化黏合剂。在一个社会中，规范比法律和秩序更有影响力。
当代的权力行使方法“不靠权利而靠技术，不靠法律而靠规范化，不靠惩罚而靠控制”
通过各种级别的调整（包括技术特征和使用条款）实现的规范化是可察觉的，但更主要是通过用户习惯的逐渐改变和接受程度的不断变化而潜移默化地发生的。
一旦新技术及其使用被看作“自然化”的存在，人们就很难从基本原则质疑其存在的理由。
文化的过程是由强大的机构行动者的利己行为、 个人和社区的日常实践，以及理解和描述其自身复杂历史所在的世界的方式塑造的。这种文化概念的核心缺乏固定性，但并不会削弱其解释力；相反，它是文化力量的起源(Cohen，2012：17)。

第2章　拆散平台，重组社交
技术如硬件、软件和设计的发展，与不断变化的用户体验和内容的重新定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一个微系统最终对更大的连接媒体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竞争平台适应了内容制作和发行的创新，其新的商业模式反过来影响除音乐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出版、电视和新闻。微系统和生态系统的“互塑”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社会技术层面提供了卓越的见解，但它将其行动者的范围限制为技术和用户，从而忽视了内容和组织结构。就政治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关注的是所有者和用户之间的社会经济权力斗争，但技术和内容很可能会逃过他们的视线。此外，这两种方法都低估了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重要性，而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则构成了在这一领域争夺主导地位的支柱。
这让我回到本书的重点：在勃兴的连接文化的背景下理解社交媒体平台和社交的协同演变。
平台”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平台是计算和架构，但也可以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理解为政治舞台或表现行为的基础设施。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看来，平台是转义者而不是中介者：它不仅仅促进，同时也塑造了社会行为的表现。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使隐藏的软件可见，并展示其如何日益量化和衡量我们的社会和日常生活
区分出五个有助于解析技术维度的重要概念：（元）数据、算法、协议、界面和系统默认值。这些术语具有共同含义，它们都从技术领域延伸到了社会和文化领域。
编码技术的基本资源是数据和元数据。数据可以是适用于计算机的任何类型的信息，例如文本、图像、声音和数字。数据也可以是个人资料，例如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邮政编码，通常由用户遵循网站的注册和输入协议提供。元数据包含用于描述、解释和定位信息资源的结构化信息，或者使其更容易检索、使用或管理。
自动或嵌入式元数据仍然是消费者与平台所有者之间针对权利的法律斗争的根源。如果Twitter上传的内容包含自动地理标记和时间戳，那么该网站是否被允许使用它们来追索用户的行踪，例如通过提供信息来协助执法部门？以及用户对分析其要求用户公开的数据这一行为有什么看法呢？这只是平台如何利用（元）数据对社交进行编码同时谋取利益的部分例子。
除了算法之外，平台的编码架构还使用了协议。协议是对数字消息格式的正式描述，补充了用于在计算系统内部或其之间规范这些消息的规则。
界面通常是系统默认的，是自动分配给软件应用程序以某种方式引导用户行为的设置。默认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也是意识形态上的操纵；如果更改默认需要花费精力，那么用户更有可能遵循网站的决策架构。
媒介理论家戴维·比尔(David Beer)把创造日常生活的强大的、隐晦的、只有部分可见的信息设备称为“技术无意识”。
与平台的编码策略类似，用户自主性是一个经过协商但陷入困境的概念，用户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控制自己行为的权力是关键所在。
内隐性参与是通过上一节中描述的编码机制在工程师设计中实现的。外显性使用是指实际用户如何与社交媒体互动，而术语“外显性用户”可以以多种不同方式体现。首先，它是人口统计学或统计概念。其次，外显性用户还是实验对象。最后，将外显性用户形象作为民族志研究对象，可以就地观察和分析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也可能会针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习惯或实际用途对其进行访谈。
用户将用户生成内容和社交网站作为表达并向他人展示自我的手段；平台通过连接用户和他们的好友，控制他们的自我展示或社区关系，从而赋予个人权力。出于同样的原因，平台的架构趋向于控制用户的自主性：大多数平台所有者在了解用户的“真实”身份、偏好和行为数据方面有着既得利益。
用户和所有者的共同目标是通过复杂的生态系统来共享“优质内容”，但他们的利益也有分歧。首先，在用户喜欢多种形式和格式的情况下，平台更倾向于内容的标准化和统一发布。某种程度的标准化对于促进连通性（帮助人们找到内容）很重要，也有助于增强连接：如果输入是统一的，算法就会更好地工作。
对于许多平台所有者而言，内容只是数据的另一种表述；他们感兴趣的是通过其拥有的渠道流动的、可被视为聚合计算资源的数据流量。
技术、用户自主性和内容是平台为创建网络社交结构而编织在一起的三种“纤维”。
许多社交媒体平台的所有权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从非营利的、集体所有的、以用户为中心的组织转变为以企业所有者为中心的营利性企业。
庞大的、活跃的和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主力用户基数通常是平台最宝贵的资产。社交媒体公司的价值通常被表达为每个客户的价值，往往具有投机性，并且总是不稳定的。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或服务条款是用户每次登录平台时所需履行的合同关系，附加了强制性的约束和义务。然而，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和服务条款并不是法律。它们构成了一个灰色地带，利益相关方参与（重新）制定隐私、财产和行为的规范。
正如经济学家克莱蒙斯(Clemons，2009)所指出的那样，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是用户信任与所有者变现意图之间微妙的协调行为所塑造的。用户如果认为他们被操纵或被利用，就会退出网站，导致平台失去其最重要的资产。
寻求“有影响力的人”（即拥有庞大的粉丝量和“好友”网络的人）在线推广产品现在是一种常见的营销策略。随着推广方法的日新月异，广告文化正逐渐转变为一种推荐文化。
不应将货币化策略视为静态的“剥削”模式，而应将其视为塑造社交和创意过程中的动态中介。
2.5
在连接媒体生态系统中竞争与合作是两种可能产生矛盾的决定性力量。竞争与合作不仅限于公司或管理层面，在技术和用户层面上也相互作用。
连接媒体的生态系统不仅仅是单个微系统的总和，更是一个动态的基础设施概念，它可以塑造文化，也会被总体上的文化塑造。

第3章　Facebook和“分享”的必然性
在连接媒体的语境下，分享是一个含糊的术语：它涉及用户之间分发个人信息，也意味着将个人信息传播给第三方。脸书的分享思想几乎为其他平台和整个生态系统设定了标准。
分享的社会意义往往是与“隐私”这个法律术语背道而驰的，马克·扎克伯格提及，“隐私”是“不断变化的标准”。与扎克伯格的说法相反，本书作者认为，分享，而不是隐私的标准，才是不断变化的。
脸书的“分享”堪称为其他平台和整个生态系统设定了标准。由于其在社交网站领域的领先地位，脸书平台的实践大大影响了强化隐私保护和数据控制等拥有法律价值的社会和文化规范。
在分享的意义被广泛接受和“合法化”之前，该平台如何促进了分享概念的规范化？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分享”的两种含义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编码机制。第一种编码类型涉及连通性，引导用户有针对性地设计页面来与其他用户共享信息。第二种编码类型涉及连接性，因为它们旨在与第三方共享用户数据，例如“信标”(Beacon)（现已停用）、“开放图谱”(Open Graph)和“点赞”(Like)按钮。
平台所有者在用户方面完全公开地拥有既得利益；他们对用户的了解越多，可以与第三方分享的信息就越多。他们将数据聚合并处理成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策略，从而通过数据创造价值。
在推广第一类机制的同时，脸书致力于将用户注意力从第二类机制上转移走：用户对于他们个人信息的走向知道得越多，他们就越倾向于提出反对意见。
开发人员创建了数百万个将脸书连接到其他服务和平台活动的应用程序，“连通性”和“共享”的语境意义从社交网站内的交互转移到与外界的所有虚拟生活的交互。
备受争议的点赞按钮背后的原则是要连接人、事和想法，这个功能可以让用户表达他们对特定想法或项目的赞同并分享出去。点赞功能无处不在，个人数据被转换为公共连接，脸书也不再被视为此功能的独家所有者。与信标功能不同，点赞按钮的大量使用已经将“第三方的个人数据共享”转变为在线世界中公认的做法。因此，点赞按钮集中体现了对社会规范的深刻改变。
在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连通基础之下，是以所有者为中心的连接逻辑：脸书的界面突出了用户连接的需求，但部分隐藏了网站与其他人共享用户数据的机制。
用户
用户从中获得的主要好处首先是获得并保持连接，其次是维持高质量的连接。
社交网站（尤其是Facebook）为个人用户提供了一个舞台，它制作一个自我形象，并将这个形象推广到亲密的圈子之外。人气和暴露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反映了如上所述的“分享”的双重含义。
友谊不仅是自发的，基于人的（内部）行为的结果，而且是被“你可能认识的人”按钮和“朋友的朋友”算法所程序化社交关系的结果。
内容与文化规范
Facebook正逐渐把以用户为中心的连通性转变为以所有者为中心的连通性，将内容的组织从数据库结构转变为叙事结构。随着时间轴的引入，Facebook深入人们的生活，其叙事原则模仿人们习惯的讲故事惯例，从而将用户更紧密地绑定到连接的结构上。
缓解压力：一方面，它为用户提供了重新组织其内容并决定是否隐藏信息的机会；另一方面，它为广告商和第三方提供了更多可统一访问的用户数据。
3.3
在企业层面，“共享”已被赋予了无缝连接这一附加内涵，并需同时在两个层面上奏效：第一，为用户从Facebook移动到其他平台提供方便，要实现一键转移；第二，通过Facebook连接第三方应用程序，并向各方提供所有数据来实现共同利益。
扎克伯格认为，让一切都变得社交化是一种企业意识形态，这种观念会越来越多地为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和第三方应用所接受。应用程序可以起到连接器的作用，和用户一起提高整体数据流量，所有公司都可以从扩展连接产生的“巨大价值”中受益。
设计了五种不同的服务条款级别：Facebook的原则、权利和责任声明、隐私政策、数据使用政策和平台策略。
该声明完全根据用户的需求而不是公司的利益来阐述其服务，明确提到“不断发展的社会规范”是一种约束力，是Facebook之外的一股力量，但实际上，Facebook的原则才是指导这些规范的主要依据。
在Facebook前两条原则中，“共享”的双重含义被突出，其标题为“共享和连接的自由”和“信息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除了连接之外，在线社交网络还产生两项潜在的经济价值：注意力和受欢迎度。在“注意力经济”中，注意力意味着吸引眼球或（无意识）曝光，这种价值是包括横幅、弹出窗口和网站上的付费广告空间在内的互联网广告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知名度对于那些想要提高公众声誉的人来说非常重要，而确定知名度又与想要寻找有影响力的人或识别流行趋势的公司相关。
注意力、受欢迎程度和连接性的价值逐渐谨慎地混合在一起，构成了Facebook商业模式的基础。
平台成为一个封闭的会员联盟，其用户的数据代表了公司可以购买的有价值的营销和广告利基(Turow，2006)。
3.4
Facebook的分享模式已经变得普遍化，因为它的分享按钮被有效地输出到其他平台上，这是由无障碍分享策略推动的。
也许比Facebook输出按钮和共享原则更重要的是，该平台能够接纳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
共享”的含义由用户间的信息交换，巧妙地为一种意义所取代，使得与地球上任何人共享个人数据成为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建立尽可能大的联系网络”的“交友”概念——由知名度影响的社会荣誉感一直在稳步上升。“点赞”对具有高度情感价值的流行观念或事物的推动，是以牺牲在线宇宙中没有按钮的理性判断为代价的。“困难但重要”不是社交媒体网站提出的判断，分享、成为好友和点赞是强大的意识形态概念，其影响力超越Facebook本身，从而影响社会的结构。
对于共享普遍定义起关键作用的反应来自个人、法律机构以及市场。首先，用户的强烈抵制往往出乎意料。
马克·扎克伯格表示其他平台可以以Facebook为核心构建自身，并把该平台定义为“一种可以体验任何在线社交的平台结构”，该公司的信条是使世界连接得更紧更透明，从而塑造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在线社交的规则由Facebook定义，在线社交的世界就由Facebook驱动。【逻辑闭环且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其实质上售卖了一种意识形态。】

第4章　Twitter：“关注”和“动态”的悖论
尽管Twitter的形象在网上作为网络交往的“市政厅”，仅仅是个人声音和集体意见的放大器，但这个平台已经越来越成为传播思想和操纵意见的有力工具。
该系统是为了管理流量而设计的，并且被那些想要影响流量的超级连接用户操控。
社会建构主义者会认为平台的发展是一个“诠释弹性”的过程：技术仍然不断丰富，有时又相互矛盾，而在这种诠释达到稳定之前大家都在下注。
本章从存在性、战略性和生态性三个方面探讨了平台成为中立性设施的愿望是否有实现的可能。
存在性
Twitter被设计成了一种可以构建应用程序的多用途工具。
Twitter在技术设计上倾向于全面地综合应用其基本构成元素。为了与尽可能多的社交网络产生关联，Twitter不断完善它微博客功能的硬件与软件，使其符合其他平台的标准。
这个平台坚定地宣扬以用户为中心，这一理念在“关注”的概念上得到了体现：用户可以订阅其他人的推文，前者会被称为后者的“粉丝”。早期的“关注”意味着参与实时的公共对话，查看和回复你感兴趣的用户的评论。
推动Twitter被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微型话语规则的流行
Twitter还推出了“推文推荐”和“热门推荐”功能，可集中展示热门话题或者赞助商的推广推文。显然，这些新功能促进了平台之间的无缝共享，并且拓展了Twitter的商业潜力
Twitter页面的大幅度修改提高了跨平台交互和无缝共享的潜力，反映了Twitter将其独特的微型话语规则编织进社交结构的尝试：标签、“RT”和用“@”来回复成为每个人线上活动的核心。
用户和政府把Twitter作为连接个人和用户社区的工具——一个授权公民发表意见抒发情绪的平台，有助于公众对话，并通过支持某些群体或观点来获得关注。
如果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考察Twitter与其用户之间的相互塑造，我们就很难摆脱这个模糊命题：在声称公正地促进所有人发声的同时，他们还构建了一个等级结构。我将聚集于两个具体用途来说明这个悖论：一是作为（社区或政治）组织的工具，另一个则是作为自我推销的平台。
尽管Twitter被人看作网络交往的“市政厅”，是个人声音和集体意见的放大器，但其实已经越来越成为传播思想和操纵意见的有力工具。
由少数可熟练控制大量粉丝的“超级关联者”所统治的公共对话领域。
用户希望拥有大量的粉丝不仅仅是因为虚荣心或自尊，实际上是可通过受欢迎的程度获利，其本质是向出价最高的买家出售影响力。
关注”的意思最初是为了互动和交流的目的而与某人连接。渐渐地，这个术语也意味着跟踪某人并“买进”他的想法。
一些早期的批评者认为推文是些高谈阔论、不经思考的话语，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一种自由流动的、连绵不绝的公众言论。
一方面，实时的推文流常常被塑造为（全球）观念流或无中介公共聊天的共鸣空间的概念。另一方面，推文随机流动的概念与Twitter将之构建为可利用资源的努力是矛盾的。并非每一条推文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算法对传播强度的推动超过了质量，导致信息在短时间内可能变成趋势并大量传播。因此，热门话题可能指的是“表面内容”流，但也可能是信息传递的信号，旨在推动信息的病毒式传播，扩散到其他社交平台和主流媒体。
战略性
许多报纸都以Twitter当日最受欢迎的推文为基础发布“热门话题”，并利用Twitter的潜力挖掘近期接近沸点的话题，以预测和创造新闻。
Twitter依靠的策略是先建立用户受众群体，然后再寻找收入来源。
研究人员测试了Twitter作为突发事件（如事故或地震）“社交传感器”的有效性，结论是通过跟踪Twitter上的标签趋势(Sakaki，Okazaki&Matsuo，2010)，几乎可以立即测量传播效果。此外，学者们还测量了Twitter作为“情绪分析”和“意见挖掘”工具的潜力(Diakopoulos&Shamma，2010；Pak&Paroubek，2010)，并借助“实时分析”来衡量公众情绪(Bollen，Mao&Pepe，2010)。
生态性
Twitter在竞争中最强大的资本是能够生产大量的在线“实时”流量，并可以即时跟踪信息流。
除了在网络消费市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Twitter的趋势挖掘和意见挖掘也被用于政治运动及民间基层事业等非市场目的。
Twitter作为一种即时传播社会事业信息的工具，同时也是草根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利用消费者权利意识组织抵制活动的有力武器。
大多数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的目标是在线上和线下媒体上疯狂散播，以便积累大量的关注。
在连接文化的跌宕起伏中，Twitter的命运取决于其与其他微系统的互联互通性，也取决于其所有者如何利用推文的抱负和用户持续发推的动机之间的平衡。